米氏云山，钟声遥响，如出山中，回声**漾。
……西子迷蒙，湖上斜风细雨。
岸柳款摆如诉。
一只素手纤纤，款款摆动，从自己的腕上褪下一副翡翠玉镯，放在乌黑的酸枝红木梳妆台上。
又放下一副耳环；
一支玉簪，
一支金钗，
一串珠子。
一对宝石戒指，
一块翠玉雕刻的长命锁，
一个小金木鱼。
梳妆台上一只精致的首饰箱。旁边一堆五光十色的贵重饰物。
梳妆台旁，站着一个六岁的男孩和一个四岁的女孩，他们呆望着桌上的饰物，一双手入画，将翠玉长命锁套在男孩子的颈上，将小金木鱼戴在女孩子腕上。
两个孩子抬起头呆呆地望着画外，良久。
……
这是1982年9月的一天，在水乡绍兴，由谢晋执导的电影《秋瑾》，正在进行序幕的拍摄。
这是谢晋继《牧马人》之后紧接着跟上的又一部力作。这就是谢晋的工作节奏，他崇尚工作，崇尚快节奏，害怕没事干，害怕慢腾腾，电影界送给他的那个“工作狂”的雅号，不是没有道理的。
秋瑾是谢晋从小就崇拜的偶像，他之所以崇拜秋瑾，是受他祖父佐清公的影响。佐清公早年曾与秋瑾一起在绍兴大通学堂教过书，又与革命党人徐锡麟交往甚密，而秋瑾又是徐锡麟的同志和密友，平时书信之间，常有提及。徐锡麟有难之时，也曾来佐清公在谢塘的住处暂避。后来徐锡麟在安庆举事失败而牺牲，秋瑾面对前来围捕的清兵，进行了英勇战斗，最后因坐骑受伤，坠马被俘。在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清晨，于绍兴轩亭口英雄就义。这些悲壮的故事，谢晋从小就从祖父的口中多次听说，并深深地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
谢晋决定投拍《秋瑾》虽是在完成了《牧马人》之后，但产生拍摄《秋瑾》这部片子的念头，则要追溯到几十年前了。但那时候时机不成熟，没法拍，现在，在拍完了《牧马人》之后，那个一直盘踞在他心头的念头，再次浮现了出来，并且越来越强烈，他觉得，拍摄《秋瑾》的时机成熟了。
就在谢晋像以往每次拍片前一样，一头扎进资料堆里的时候，一个北京来的通知打乱了他的计划，半个月之后，他将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要去马尼拉参加第二届国际电影节。于是，他只好从堆积如山的案头中站起来，一切都是在仓促中进行的：仓促去北京处理完几桩事务，仓促到上影厂报到、汇报，仓促回家整理行李，仓促与妻子尤其与两个弱智儿子——阿三、阿四道别。
这时已是1983年的1月23日了，再过一些日子，春节就要来临了。原以为今年春节全家人可以团聚了，多么难得的团聚啊，徐大雯已在筹划这个春节一家人在一起的种种美好的设想和计划，幸福的红光不时泛现在她那过早苍老的脸庞上。而阿三阿四则在家中和邻居们匆匆采购年货的气氛中、尤其在家人掩饰不住地对节日将临的喜孜孜的企盼中，也感觉出，节日就要到了。而节日的到来，就意味着长年不在家的父亲快要回来了。他们又可听到父亲那浑厚的大嗓门的吆喝声和那略显沙哑的笑声了，而更令兄弟俩开心的是，每逢过年过节(那当然是以前的事了)，父亲总会给他们兄弟俩理一个发，虽然手艺不怎么样，比楼下弄堂口的理发师傅差远了，但这是父亲理的发，他这么忙，给他们兄弟俩理发，要浪费他多少时间啊！这还不算，父亲在节前还要带他们兄弟俩去澡堂洗一个澡，父亲叫他们给他搓背，父亲也给他们搓背。父亲的手真有劲啊，搓到痒处，他们都会禁不住地笑起来。
然而，今年的春节，父亲又不能在家里过了。兄弟俩一想到这里，心里便又觉得惆怅起来，虽然他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但谢晋是感觉得出来的。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他说过，他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也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他欠他们的太多、太多了。
怀着同样惆怅的心情，谢晋打理了一下简单的行装，北京已经很冷了，现在已是零下十度的季节。上海比北京好一些，而马尼拉则尚在夏天，因此，这次远行他既必须备足冬装，也必须备足夏装。徐大雯把一只装好了冬夏两季服装的旅行包递给他。接他的车已在楼下等他，他亲热地摸了摸阿三阿四的板刷头，这是他每次出门时与儿子们惯用的告别礼，好像摸了儿子的头，就会把儿子头上熟悉的味道一直留在手心里一样。阿三坐在凳子上不想起来，看得出他心里老大不高兴。阿四则到门口送父亲，脸上嘿嘿地笑着，算是祝父亲一路平安。谢晋也咧开嘴笑笑，但笑得很勉强，笑得心里很酸、很酸。
马尼拉方面对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接待是超规格的。在机场迎接的除了一般群众外，还有参谋长夫人、海军少将夫人等军界显要人物的夫人。从踏上菲律宾国土的第一天起，马尼拉方面又专门为团长石方禹配备了一位海军少尉，做他的专职保镖。
中国电影代表团这次带来的电影有十部，除了由吴贻弓导演的《城南旧事》作为在本届国际电影节上参赛外，还带了谢晋执导的《牧马人》及《归心似箭》、《孔雀公主》以及三部美术片《人参果》、《哪吒闹海》、《三个和尚》等。
谢晋是这次由八个人组成的中国电影代表团中唯一的一个电影节评委会委员，因此，可以说是最忙的。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带着他的助手兼翻译榕津同志观看有关国家送来的参赛片，然后开会评论影片以及只有评委们才有资格参加的各种赛事活动和社交活动。其余的代表团成员如中国影片输出输入公司副总经理胡健则忙着在其专门的房间里和世界各地的电影公司老板洽谈拷贝的买卖。而团长石方禹、导演吴贻弓、演员郑振瑶和一名翻译，则从早到晚忙着观看电影，最多一天要看四场电影。
1月30日晚上，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夫人在总统府宴请电影节评选委员会全体成员和主要参加国电影代表团团长，一共三十多人。石方禹和谢晋亦在其内。席间，谢晋把他在国内获得的金鸡奖小模型和周恩来总理题字的“闻鸡起舞”的条幅送给马科斯总统夫人，引起了马科斯总统夫人浓厚兴趣，她笑着对四座的宾客说：“瞧，我也成了金鸡奖的获得者了。”说着她便把谢晋带到一个会议室。马科斯总统正在召开一个会议，见夫人领着谢晋来见他，便中止了会议，并接受了谢晋赠送的礼品，深情地说：“周恩来总理是个伟大的人，是他和我共同签署了联合声明，我们两国才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
作为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公布本届电影节的评选结果，这是所有与会的各国电影代表团成员乃至菲律宾全体人民十分关心的大事。2月3日晚上，谢晋由于过度的兴奋而失眠了，因为再过二十几个小时，评选结果就要公布了，这次代表中国参评的片子虽不是他的作品，而是吴贻弓的《城南旧事》，但这是代表中国来的，只要中国的作品能获奖，不论是谁的作品，他都会一样的高兴，一样的激动。2月4日零点刚过，因兴奋而激动得同样在**辗转反侧的石方禹团长来到谢晋的房间，他的手里提着一瓶主人送的威士忌酒，他料定谢晋此刻也必定睡不着，开门之后，两人相视一笑，就来到酒店的餐厅对酌起来，不知不觉，直喝得酒瓶朝天。而窗外，美丽的马尼拉已是晨曦初绽了。
2月4日晚上九时半，中国参赛片《城南旧事》在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的评选中被评为本次电影中的最大奖“最佳故事片奖”。当评选结果一宣布，整个会场掌声雷动，身材瘦小的上影厂导演吴贻弓在千百双眼睛的注视下，款款走上领奖台。主席台上，一只金光闪闪的金鹰正等待着这个来自遥远中国的主人去接捧。谢晋也在这届电影节上被授予金鹰大奖的殊荣，主要是表彰他对亚洲和世界电影艺术作出的贡献。授奖时，谢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先导，在六名菲律宾陆军学院士官生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并登上主席台。这时军乐队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谢晋手捧金鹰，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庄严肃立。此时此刻，他的眼睛有点潮湿，在遥远的异国土地上，听到自己国家的国歌仿佛觉得特别的亲切，特别的富有感染力和神圣感。他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在他很小的时候，在中国的沦陷区、在租界、在香港，他听到过美国的、日本的、法国的、英国的等许多国家的国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是屈辱，永远的屈辱。而现在，在马尼拉，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上空，可以说到处都在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中国人站立起来了。
颁奖会一结束，谢晋就急着想回国了。马尼拉方面的挽留是恳切的，也是真诚的，但毕竟离家的时间太久了，整整十二天，旧历岁暮，新春将临，回去以后，他要做的事可以说堆积如山，但最令他怦然心动的是，春节一过，他的下一部作品《秋瑾》就要上马，剧本要请人改，外景要去看，演员要去选，等等等等。来的时候，他是兴致勃勃，巴不得一步跨到马尼拉，而闭幕式一结束，他又归心似箭，巴不得一步回到上海去，回到秋瑾的故乡去。因为，为了拍这部片子，他已在脑子中酝酿了几十年，整整几十年，现在时候到了，他能放弃吗？
《秋瑾》一片的编剧，谢晋拟邀黄宗江出任。黄宗江是温州人，也是个大文人。黄家出过许多有名的人，他的哥哥黄宗洛、妹妹黄宗英，都是观众们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大演员。黄宗江当年编剧的《农奴》等影片，至今还深深地记在观众的心坎里。但黄宗江一开始，并没有对谢晋叫他改编《秋瑾》而受宠若惊，反而表现得顾虑重重。因为这个本子是根据夏衍和柯灵合著的原作改编的，这两人是他和谢晋所十分敬重的老前辈，如果改不好，不好向老前辈交待。但谢晋很“固执”，非要他“出手”，黄宗江后来回忆说：“对改编《秋瑾》的剧本，我虽然于去年夏天在杭州写了《秋瑾》的京剧本，却不敢贸然应允，生怕自己功力不足，有损前辈原作。某夜，谢晋对我说：‘我想这样开头。钟声遥响，一只女人的手摘下一副耳环，一支玉簪，一支……’我听了大感兴趣，对他说：‘你抓到了影片的基调，我愿当你的助手。’”
这时，又传来了夏公和柯灵两位老前辈的口信，要黄宗江和谢晋完全放手地改，不要拘泥于他们的原著。这自然更使黄宗江增强了改好剧本的信心。许多文坛及影坛的友人，听说谢晋和黄宗江要拍《秋瑾》，也纷纷伸出了友情之手。浙江的沈祖安写了一部历史小说《秋瑾传》，稿子已在印刷厂，正待出版，他便把其中的一些重要篇章印出来，供谢晋、黄宗江参考。作家李准、白桦和梁信放下自己的写作，对黄宗江寄去的《秋瑾》剧本打印稿逐段批改。尤其是梁信，他不仅在剧本上批改，甚至还对一些章节作了大段的调整。令谢晋、黄宗江感动不已。
《秋瑾》一片如期在秋瑾的故乡——绍兴开机。饰演秋瑾的由已在电影界崭露头角的李秀明担纲。李秀明刚刚生下女儿，一接到谢晋邀她出演秋瑾一角的电报，就狠心地将女儿放在家里，马不停蹄一路奔来。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于是之饰绍兴知府福贵，这是一个反面角色，又是一个“官”，与他以前演的平民角色如《龙须沟》中的程疯子、《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茶馆》里的王掌柜等反差很大，但于是之与绍兴有缘，赵丹在世时两人就合计着要拍《鲁迅传》并且专程来过绍兴，因此，对于《秋瑾》一片中的角色，他把握得住。
但在拍摄当中，谢晋与黄宗江也是经常要发生争论的，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拍出一个活生生的秋瑾来。而这又是谈何容易的事，因为对于秋瑾这个人，史界和文艺界是早有定论的。去年又适逢秋瑾逝世七十五周年，写秋瑾的各类文章及作品可以说汗牛充栋。对这么一个形象已基本定型的女中豪杰，电影要拍出新意，要观众看了影片后，既认为这的确就是秋瑾，而又有别于其他的秋瑾。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好在这两个浙江同乡，性格差异很大，谢晋脾气躁些，说话又常带“火药味”，一般人几招下来，便难以招架。但黄宗江自有办法，他是个软性子，长得慈眉善眼，尤其是他这人极富幽默，平时三言两语，就能把人说得捧腹大笑，因此，即使谢晋脾气再躁，火气再旺，他也能将它化作一江春水，东流入海。
《秋瑾》在绍兴拍了一个多月，然后要移师日本，在日本的富士山下，去拍1904年秋瑾东渡日本，与徐锡麟、陈伯平等革命党人汇合，商讨光复会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的镜头。离开绍兴之前，上影厂的几位领导和作家梁信来绍兴找谢晋，商议讨论《火烧赤壁》一片的拍摄事宜。这部片子是谢晋的“兜”来之作，有一次他听到一则消息，说日本、香港等地的一些机构想购买中国的《三国演义》版权，日本连导演都找好了，叫高仓健主演。谢晋听后简直心急如焚，连忙写信给胡耀邦同志，大意是：中国因为穷，现在把一部分石油、煤矿资源卖给了外国人，这情有可愿。但把中国古典名著的版权卖给外国，这太有损中华民族的尊严。胡耀邦在一份内参上读到这封信的摘编，当即作了批示：说得对，这样的片子应由我们自己拍。但《火烧赤壁》在议论和筹备了三四年之后，最终并没有拍出来，主要是因为场面太大，财力不够。按谢晋估计，最少也得三千万左右，这个数字，在当时来说，已是个天文数字了。
送走了上影厂的领导和作家梁信，作家李准也来绍兴找谢晋，他们也有一个本子要谈，题目叫《高山下的花环》，是根据济南军区作家李存葆的获奖小说改编的。这就是谢晋的工作节奏，他在拍一部片子的时候，同时又会有几部片子在酝酿之中，这样，当在拍的片子完成之后，那酝酿中的某一部片子便可接着跟上。这就好比人吃糖，嘴里含一颗，手里抓一颗，袋里再放一颗。李准在绍兴期间，谢晋也邀请他到《秋瑾》的拍摄现场看看，提提意见。稍有空闲，便商议剧本改编方面的事，可谓一举两得。期间，谢晋也邀李准到鲁迅路的咸亨酒店小酌，还拉上于是之作陪。遗憾的是黄宗江不在，黄宗江嗜酒，几乎餐餐要喝，但酒量不大，却又对绍兴黄酒情有独钟，他要是在场，三巡一过，说起笑话来，那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了。但他说“剧本开拍，编剧就应靠边，以免干扰摄制组的‘三军统帅’——导演的决心”。原来，这个老头是在故意地回避谢晋呢。好在于是之、李准的酒量虽比不上谢晋，但也并不含糊，一斤下去，也不过上脸而已。有一次三人已喝了数斤下去，醉意初上，店家趁机取来纸笔，要三位大艺术家留下墨宝。李准也不推辞，趁着酒意，饱蘸墨汁，写下“小店名气大，老酒醉人多”的中堂.于是之不甘示弱，也写下一副对联”高朋满座，玉壶生春”。咸亨酒店，是鲁迅笔下多次提到的一处地方，当年孔乙己在这里的一段经历，更使它成为绍兴民俗风情的一个缩影，而名扬海内外。不过这个当年仅局限于市井布衣出入的地方，如今确是高朋满座了。各式人等，只要到绍兴，可以说都要到这里来坐一坐，抓一把茴香豆，撮几块豆腐干，沽一筒老酒，细嚼慢酌，其情其景，妙不可言。而这样的场所，对于艺术家们来说，更是一处绝妙之地，倒也不是说这里的吃食特别有滋味，价格特别的便宜，而是那种环境、那种氛围、那种空气中弥漫着的绍兴独特的由酒、泥土和水等各种气味混合成的空气，是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或许是由此而触动了艺术家们的艺术联想，那天，头上戴着乌毡帽嘴里吱吱地抿着老酒的谢晋对李准和于是之说：“绍兴真是一块奇特的地方，这里既出了祥林嫂，又出了个秋瑾，两个虽都是女的，可是性格差异竟是这么大。一个牺牲在残酷的封建礼教下，而一个却是反封建礼教的斗士，然而结局却是何其的相似，虽然死法不一，但死的内涵却是一致的，都是死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死在封建礼教和掌握着封建礼教的刽子手之中。”由此联想起自己正在拍摄的《秋瑾》，他说：“任何变革必须有政治作背景，在黑暗的政治背景下，秋瑾的革命变法，其结局必定是失败的。”
《秋瑾》摄制组在日本拍完了富士山下的若干镜头之后，第二次来绍兴补拍外景时，已是1982年的10月底了。深秋的绍兴，正是稻谷千重，果蔬飘香，又是一个丰收年景。拍完绍兴的外景，《秋瑾》一片基本上告一段落，对片子的质量，谢晋是很满意的，特别是他的老搭档葛炎，为了给片子配好曲，专门去绍兴文化馆查找当地流行的乐曲，竟意外地发现了一首大通学堂的校歌——《宝刀歌》。歌词是这样的：“我有宝刀真利市(锋利之意)，快活沙场死，短衣匹马都出门，喇叭铜鼓声，赴战场，临大地，战袍滴滴胡儿血。自问生平博得自己，头颅一掷轻。”谢晋一看歌词，如获至宝，马上将它插进剧本中，从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秋瑾》一片从剧本初定到摄制完成，大致用了一年的时间，如果不是因为去日本拍外景，时间可能还要短些。这么短的时间，拍一部彩色宽银幕故事片，这在谢晋追求精雕细琢的拍片生涯中是不多见的。这其中的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谢晋在自己的故乡拍戏，各方面比较配合、支持。又因为是拍秋瑾的传记，有关方面的干扰也少，再加上整部戏的场面相对比较集中等等，所有这些，也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秋瑾》的后期制作，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1984年年初，《秋瑾》在上海首映，后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向全国发行。一些媒体对《秋瑾》一片的追踪是及时的，不时有观众对《秋瑾》一片的反映在报纸、电视等媒体上得到了反馈，评论界也有人对《秋瑾》作了必要的关注，尽管这种关注有不少是应景式的，甚至是肤浅的，但毕竟他们已看过了《秋瑾》，并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然而，令谢晋和摄制组全体人员所不解的是，原本以为在看了《秋瑾》一片后会引起轰动的场面却迟迟没有出现，而且最终也没有出现，尤其是与他以前的几部影片如《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等相比，《秋瑾》一片的确有点被人冷落的感觉。尽管电影海报上对该片的诠释是极具鼓动性的：“激发爱国热情，普及历史知识”。这个内容的影片，在1983年前后的那种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下，是应该具有不错的卖点的。但《秋瑾》一片却有点反常，它从一开始放映到结束，好像始终处于一种不冷不热的状态。你说看的人没有，电影院里也有人在看，你说看的人很多，那也不符合事实。反映在某些影院的票房上，它基本上处于一种盈亏临界线状态。
对此现象出现的议论和评论是多种多样的，对这些议论和评论，有些谢晋是同意的，有些则是不能同意的，但不同意又能怎样呢，因为基本的事实是：《秋瑾》一片的卖座率的确并不高。撇开政治的因素不说，那时的艺术家们有几个在真正地研究电影市场呢，或者说，有几个是根据市场的需求在拍片呢？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日益成熟的电影观众，面对越来越挑剔的电影市场，《秋瑾》一片的票房结局，应该是必然的。试想，如果谢晋在今天拍摄《秋瑾》一片的话，那或许又会是另外一种风格了。这种风格，有人似乎已经为谢晋描绘出了一个轮廓，这个人是谢晋的老朋友，是谢晋的同路人、著名电影评论家罗艺军，他说：“《秋瑾》非谢晋的成功之作。秋瑾乃近代史上很有人格魅力的人物，影片之所以平庸，可能由于救亡的主题掩盖了个性解放的主题。当年的电影研究生余纪在他的硕士论文《新时期谢晋电影创作片论》中的一段评论很有启发性：‘秋瑾首先是一个个性解放的典型，她的历史首先是一段个性解放的历史，只是由于她将自己的解放与妇女的解放、民族的解放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才使其个性解放的色彩不如拜伦那么鲜明。’‘作为先驱，她是寂寞而孤独的，作为女人，她是痛苦而凄楚的，作为革命家，她是崇高而壮烈的，作为新时代的呼唤者，她是伟大而高尚的。’银幕上的秋瑾却缺少这种性格的丰富性和心灵的独特性。然而谢晋在全神贯注中国社会现实之际，忽然回眸近代史，恐怕另有深意存焉。一则秋瑾乃他故乡之女杰，又与家族先辈有过交往，再则在‘文革’中，秋瑾这样光芒四射的巾帼英雄在杭州西泠桥畔的坟墓，也毁于‘革命行动’之中。历史竟然被奸污得如此人妖颠倒，《秋瑾》是为了将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这是罗艺军先生的一家之言，谢晋是否会表示赞同，尚很难说。但他毕竟可以给人以启迪，从这一点上来说，谢晋是应该感谢这位老朋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