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鹏是26岁时和春梅谈恋爱的，每次大鹏到她家去，很少看到她父亲，偶尔碰见，他那棱角分明的长方脸，微微翘起的下巴，那么和善，只是笑笑打个招呼，记不得有多少和他聊天的事。有时见他中午回来，喝上一两白酒，又去对面汽车零件厂上班。据说，他特别爱喝酒，几乎每顿饭前总要来一下，那还是“**”中养成的习惯。那是因为他在抗日战争时，为生计—吃饭，参加了个不知什么名称的抗日队伍，当然不是共产党的队伍。“**”中他被批斗，有历史问题，并不管他原是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回家后他很沮丧，但大鹏丈母娘知道他是个老实人，知道他的历史，不但不说啥，还鼓励他喝酒。“不要睬他们，喜欢喝酒就喝点。”他也没其他爱好，就这样，他养成了每顿要喝点酒的习惯。当时家里经济条件差，酒都是一角钱一两的白酒，有时没下酒菜，桌上有什么菜就夹点，和着酒喝下去，上班去了。他就是这么爱喝酒，不知道和当时心情不好、解压有没有关系。前几个星期，听说他很懊恼，就是喝了太多酒，把胃喝坏了。那是后话。
老先生对女儿春梅是宝贝的，不知是否因为几个子女中春梅长得最像母亲。那时春梅在纺织厂上三班制，四六翻班要晚上一点钟上班，他怕女儿路上不安全，会用自行车送她去厂。那时家在石桥，路上毕竟要半个多小时，深更半夜睡不好，但不送不放心。家里唯一的牛奶，要留给春梅，一直到出嫁；知道春梅喜欢吃肉包子，早上会去买好等她起床后给她吃。
尽管这样，但在他们成家前，她的父母亲都明确，家里仅有的一间房要留给哥哥的。这是中国人的习惯，“男的叫娶进来，女的叫嫁出去”，无可非议，天经地义，尤其在住房紧张的年代。虽然她哥哥没有女朋友，不知什么时候成家。大鹏他们就面临无法登记申请住房的尴尬状。大鹏家虽也无房成家，但也无意在女方家成婚。大鹏他们拼命给春梅的哥哥介绍女朋友，希望他们能早点结婚，或登记结婚，他们才可以去申请婚房。谈何容易？又不是王老虎抢亲。不是女方嫌她哥，就是她哥看不上女方，恋爱上永远会有高不成低不就的。大鹏和春梅成家只好在工作单位旁租房住了。后来天助大鹏，经过不几年，解决了住房，不但好几次分到房子，自己还买了房子，生活得很好。那是后话。
老先生特别喜欢小儿子海江。那年社会上刮起“四号病”风，提前退休可以有一名子女顶替进厂工作。老先生毅然决然“病退”，提前退休。自己拿着招工录取单，从上海赶到海江工作的农场，把小儿子海江接回上海。在他抽屉里一直还保存着一张海江当了汽车零件厂团委书记，在厂公告栏里的照片。那时，儿子的出息是老先生津津乐道的话题。
老先生和大鹏接触多了，那是大鹏丈母娘逝世后的事。那时他觉得一个人住在浦东花园新村不习惯，雇了保姆也孤单。早些年，他就把石桥的两居室让给大儿子梅江了，搬到厂里新分的花园新村小两居室。现在他将这房的名分也给小儿子海江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又不愿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他开始尝试住到大儿子梅江家去。退休工资卡给他们了，住在阳台搭的房间里，毕竟他们家也有三人，仅小两室。起先他直讲“蛮好”，但过了些日子，他开始感到不习惯。他们都要上班去，烧饭、洗衣等日常事务，他还要自己做，不过他们的晚餐不用他“相帮”。他住在阳台上也不是个事，地方小暂不说，就是每天太阳第一个光顾，马路上嘈杂音也是很早就能听到了。他总是第一个起床，但又不便打开阳台门，怕太早惊动儿子一家的睡眠，只好坐在**，或站在窗口望下面，消磨早晨时光。夏天有暴雨，他要用抹布擦挤进窗户缝的雨水；冬天他对挤进窗缝的寒风就非常无奈，只好加被子，或穿绒线裤睡觉。老公房毕竟旧了，窗户上有些毛病正常。他也不知能和谁提这个问题，自己提出要来的，就是每晚能和儿子一家在一起，有点热闹、宽心。
有一天，老先生和儿女们讲，想回宁波老家去养老、送终，那里还有个大侄子。两个儿子都认为是开玩笑，不现实，没有理会。
他提了几次后，女婿大鹏觉得应陪他去宁波看看。那天老先生特别高兴，大鹏开车直奔宁波。先在市区看了他大侄子的房子，在四楼，没电梯。他侄子走得直喘气，家里放着氧气瓶，随时吸氧气用。以后又驱车到他们在宁波北伦港旁的私宅看了看。那是早几年花一两万元钱买的，环境倒好，有河，有树林，路倒是水泥路，房子也有好几间。他们建议，当晚就住在这里。没有空调、卫生间，那是不行的。晚餐前，大鹏将车子开回市区，在市中心的宁波海鲜饭店，请他们在宁波的亲戚开了一桌，点了宁波著名的黄泥螺、炝蟹、大黄鱼、大乌贼、海瓜子等，尽数上桌。吃得高高兴兴后，大鹏他们安排住了酒店。老先生觉得很有面子，兴致蛮高。回上海后，再也不提回宁波养老的事了，他知道已经没有退路。后几年得知，他大侄子因气喘不过来，先他走了。那是后事。
宁波回来后，春梅见家对面的街道敬老院有名额，就把老先生接过来住进了敬老院。这时开始，老先生过上稳定日子。老先生始终觉得男人（儿子）在外面闯**，照顾老人还是女儿靠得住。在他临终前说，在祥和路敬老院那段日子，他是最开心的。
敬老院是街道办的，街道和居委会还算重视。每逢重阳节或逢年过节，他们都会被通知，衣服穿得整洁些。街道领导总在居委干部的陪同下来看望他们，送点慰问品。虽然不值多少钱，但政府的关心确实是到位的，老人们很是欢喜—这么大年纪，政府还惦记着他们。敬老院也会在那天用餐时，加块大排骨或一个红烧蛋。
敬老院是座两层的民居房子，在居民区里，一个扶梯直通二楼，左右两边都住着人。老先生住在右面那套房里，右拐是个过道厅，用简易板拦一下。这里朝南，面对面放着两个床，他床在右边。左边的那床是个孤儿睡，但他很少来。据说居委会给这个孤儿介绍了工作，白天要上班，晚上他常到电子游戏房去玩，有时深更半夜才回来。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来了。厅的左边是个单间，可住一人，据说住进这单间是特殊照顾的人。他不知道是和上面关系好特别照顾的，还是身体有特殊毛病才住进去的，但这单间总换人。他无心去打听，他不可能住进单间。单间门上挂着台电视机。老先生掌握遥控器，没事就仰着头看电视。走过厅，里面是个大间，住着七八个人，有的整天躺着，睁着眼不动；有的还轻轻地呻吟。服务员虽然不多，但大多来自周边省市农村。
她们还算负责，对待老人的态度还算好。她们是通过街道或居委干部推荐和审核，才进来工作的，还算珍惜这工作。
老先生不用愁烧饭和洗衣服，每顿能吃到热饭菜，很是高兴。他身体还算好，没什么大毛病，能自己照顾自己，不用服务员多操心。女儿春梅三天两头会来看他，毕竟相隔不宽的祥和路。中午或傍晚时分，她会时不时将刚烧好的菜拿过来，给老父亲添个菜。他总咂巴着嘴，连称好吃。女儿春梅也有心，每年春节总给照顾父亲的服务员小王塞点钱。
小王总在春节探亲回来时，带点农村土特产送春梅，有一次还让他老婆结了条绒线裤送给老先生。
他生活有规律了，每天早饭吃好，喝了牛奶，就要走下来，在小区里逛逛，在那棵大树旁打一套太极拳。不管套路对不对，打得津津有味，煞是认真、得意。他常说，那是年轻时学的，现在派上用场了。天气好时，来了兴致，他会慢悠悠地沿着祥和路，穿过欧阳路从小路通到鲁迅公园边门进去溜溜，有时还将那套太极拳拿到鲁迅公园去打了。那时，他每顿要喝酒，夏天喝啤酒，冬天喝黄酒，后来又改喝红酒。老先生一讲，春梅就帮他把酒买来。这样持续了好些年。
大儿子梅江退休了，一年来看望老先生几次。小儿子海江被厂里派到大西北的分厂去当领导，一年回上海也不知有几天，很少来坐坐。
他们都很放心，有春梅安排，老父亲生活稳定，不用操心。倒是老先生常会唠叨，不知小儿子海江在西北生活习惯吗，冬天这么冷，海江吃得消；大儿子梅江退休在家里做啥，身体好；云云。有时他还会问到妻嫂—大舅妈好吗，毕竟她要比老先生大一岁。妻弟—小舅舅癌症开过刀，现在身体好吗？老先生开始关心起其他人的生活了。前几年，小儿子海江得到领导照顾，调回上海工作。海江调回上海后，来得勤了，有时也带点啤酒、红酒给老父亲，有时还给老父亲点零花钱。看看父亲生活还算稳定，他总讲：“春梅阿姐辛苦，阿爸我很放心。”
后来他去鲁迅公园少了，因为走得有点累，毕竟上了年龄。春梅就将儿子明明过去出外画画坐的小折椅给他拎着，走累了，在上街沿坐一会儿。在祥和路敬老院的生活，在他以后的日子里常常被提起。
敬老院改变经营方式，承包给私人了，街道专门安排了一幢四层楼的房子，在三达路，还有电梯。费用要涨了。春梅和其他一些家属到街道去谈判，希望敬老院少涨价、不涨价，他的退休工资经不起涨价，否则要子女分摊。终于街道领导同意，老人老政策，这事才平息下来。
老先生先是被分配在底楼那间朝南的房间，下面几间房间的老人仍都是小王负责照顾他们。没几周，敬老院院长看中他们房间做办公室，他被重新安排到二楼的房间。他的床位倒是靠窗，冬天有太阳，夏天亦凉快，但老先生不高兴的是，服务员不是原来的小王了。二楼这块由小卢负责。
有一天春梅去看父亲，发现他情绪不太好，硬要春梅和院长去讲，让他调到底层来。院长和他们解释，底楼已没有房间，二楼那床位很好的。老先生还要春梅和院长提出，他住在二楼，是否仍由小王来服务。
理由是这么多年，小王对他了解。这让院长为难了，现在敬老院是私人承包了，他们老人老办法，缴的费用又低，给服务员的费用当然少。他们服务人员的收入和服务老人是挂钩的，一个人负责几个房间，人多工作量大，收入高。院长当着春梅的面问，是否小卢服务不好，要换到下面来？老先生没响，他是不会轻易讲人坏话的。以后他解释，没有对他不好。院长和春梅商量，既然小卢对你父亲没什么不好，可能他对你父亲不太了解，现在没有小王熟悉，以后小卢也会熟悉的。而且跨楼反而难以服务，也不符合我们的管理要求。院长讲到这里，微笑着说：“你们不要小卢服务，给小卢知道了反而不好。”
春梅听了，应了一声：“这倒也是。”老先生毕竟要每天和小卢打交道的，他们只得从院长室退出来。老先生还是拖着春梅去底楼看，他记得底楼还有房间的，最好能住到底楼来。底楼确实还有空的地方，那是个厅，堆满了桌椅，没有窗户，不开灯的话墨墨黑，更没有单独的空调，还有一股潮气。老先生只得随春梅悻悻然回到二楼的房间。春梅搞不懂父亲为什么这么坚持要住下去，二楼这床位不是很好吗？靠窗，是这间房最好的位置了。她看着父亲坐在**忧郁的脸，只能多陪他一会儿。
忽然靠墙的张老伯，一个90多岁的老人从**翻到地上，“砰”，很响。其他人都回过头去看，连隔壁房间也有人过来看。有的人就叫“小卢哪去了，张老伯跌下床了”。
张老伯原来夫妻俩住一单间，老婆身体比他好，不像他起不了床，自己还常到外面走走。但有一天晚上，一个新来的服务员进他们房间偷东西，张老伯是没感觉的，但他老婆却没睡沉，懵懵懂懂，忽感到有人进他们房间偷东西，大惊，狂呼。后来，那个服务员虽然给开除了，但他老婆就此吓破了胆，每晚睡不好觉，不久心脏病发作先他走了，张老伯只好从单间搬到大间了。
过了好一会儿，小卢才从另间房里匆匆过来。那边一个老人在大便，要扶着，要抱到**。“又怎么了？”小卢嘴里说，一脸的难看，“刚刚把你料理定，怎么又滚到地上了？”小卢数落起来，“他家里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平时也不来关心他一下，连每月来付钱也不顺便上来看老爸，付了钱就走，还和我讲，等他走了再通知他们。”小卢连被子带人把张老伯扔回**，捡起掉在床下的馒头，掰一半塞进张老伯的嘴里。
张老伯露出痛苦的眼神。当小卢看到春梅正看着他时，连忙说：“粮食不能浪费啊，否则下午又要叫肚子饿了。”还朝着春梅笑着说，“大姐，对吗？”春梅不知回答他好，还是不回答好。她看到父亲双眼直盯着小卢，表情木然，以后就闭上了眼睛。春梅要离开敬老院时，父亲直和她说要多来看看他，菜带不带过来无所谓。
春梅在回家的路上一直想着父亲心绪。照理讲现在敬老院的条件要比原来的住地要好，无论是场地、光线还是床位，而且还有电梯。父亲感觉似乎比过去的差，就是服务员有点改变。据说父亲也去找过小王，希望他来管他。但小王也表示有难处，现在敬老院地方扩大，老人增多，但他们服务员没什么增加，他现在的工作量比原来要多三分之一，但收入没有增加。院里还在这基础上进行考核，如果走了一个老人，还要扣掉相应比例的工资，工作量减少了嘛，他们比过去忙多了。
要他再上二楼来管老先生，他也忙不过来，他拼命解释不是不肯来服务，再说院长也不会同意。看来要满足父亲要求，让小王来服务是不可能的。春梅觉得这也怨不得谁。过去街道（就是政府）办敬老院，比较看重社会影响，连敬老院的房子都是街道的。现在连房子也要收回，因要加强社区工作，居委会扩充，要做办公室了。提倡社会办敬老院，引进民营资产，虽然国家给优惠政策，但他们当然要考虑盈利的，经济效益，至少不亏本。看看那房租肯定是成本中不小的一块，还有服务员的工资开销等，父亲那些人，又都是老政策，收费比较低，服务员太忙，服务态度差，还是好理解。春梅原谅起小卢他们了。
春梅尽量抽时间多去看父亲，但毕竟三达路离家远了，步行要近半小时，没有直达车子，不比原来在家对面。过去一天去两次也无妨，现在只好两三天去一次了。但每次去，父亲总是很高兴。有时小卢有空也过来凑几句话，蛮是客气。春梅觉得父亲似乎有点适应新环境了。
忽然父亲压低声音和春梅说，是否每月能私下给小卢点钱。春梅先是一愣，父亲连忙解释，小卢对他比其他人好。春梅了解父亲，钱，他是从来不管的，都是春梅帮他管着的，现在这样提出，肯定有他的必要性。
她连忙点点头，下月开始。老先生还追了一句，以后每年给他加一点。
春梅也点点头，没有问父亲什么原因。以后春梅来看父亲时，总看到小卢主动来为父亲做事，不知是他们服务水平提高了，还是那额外增加的几百块钱的作用，只要父亲高兴就好。
春梅似乎可宽心点了，但老先生总觉得敬老院没祥和路时的敬老院好。虽然三楼有个花园平台，种了花草，可以打太极拳，晒太阳，但很难出门。沿街，时有汽车驶过，不太安全。他太极拳也打得少了。他过去坐累了，就可出门去走走，哪怕走不远，走走心情也比不走好，现在只能站在窗口看下面风景，路窄，能看到什么呢？他就看太阳射进来的光线，计算时间：“8点到这条线，9点到这条线……”虽然墙上挂着钟，但他看一眼太阳照射线，就知道时间了。但夏天太阳不照进他朝南的窗户，他就少了一个乐趣的事。他站在窗口向下望，主要是看看女儿春梅来了没有，尤其是他算算今天春梅应该来看他了，但不知道她会什么时候来，他就会在窗口站很长时间，直到脚酸、眼酸，坐回**，然后再来站，望着女儿日常走来的方向，他熟悉春梅走路的样子。有几次，他看到一个和春梅走路很像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走来，他很是高兴，但走到近处能看清人样时，他才辨出不是春梅，一股失望之情涌上心来，只能坐回**。但这毕竟还抱有希望，今天她会来，比那没人来看他的日子好得多。太寂寞，太空闲，人有种讲不出的难受。他太渴望热闹，太渴望说话，当然想和想说话的人说话。
这些日子，他很恐慌，你看，搬过去没几年，原来那些老人一个个先后走了，仅剩他和另一个98岁的老人了。不知是否应了“老人不能随便搬家”的验，他不知道。
老先生更注意胃的保养，吃到稍硬的菜肴，仅嚼嚼就吐掉了，米饭硬也不吃。春梅只好将儿子明明的小炖锅拿过去让他用。他将米饭和菜都放在炖锅里炖，炖烂了才吃。有次大鹏去看他，他特高兴，要大鹏转达谢谢给明明，给他炖锅。现在吃得多了，连大便都很好了。记得那年换身份证，他拿到新身份证有效期的年份正好是他100岁的年份，他呵呵笑着，直讲这个好，这个好。
四五年前，他差点走了。那天他难受，天又冷，深夜12点多，他打电话过来，要求春梅陪他去医院。他曾叫小卢陪他去医院就诊，敬老院的医务室都希望他们到医院去就诊，小卢说他忙不过来。春梅认为晚上没有好医生，希望父亲能否挺到第二天白天去看，老先生总是顺从的。春梅搁下电话，大鹏就觉得不妥，老先生自己提要求，肯定病情不轻。他们连忙赶到敬老院，把他送到第一医院急诊室，老先生呼吸气已很急，验血、CT……一圈检查下来，老先生已很难讲话了；待到输液时，又睡在走廊里，冷风习习，讲话更吃力了。他已将敬老院抽屉钥匙交春梅保管。好在第二天，碰到好医生，将药一换，他竟神奇般好多了，他第一件事就把敬老院的抽屉钥匙拿了回去。这事后，他托春梅来谢大鹏，及时送医院，救了他的命。
前年的那个冬天，他又生病了，血压180/110。从来没有那么高，敬老院医生量的血压。吃了降压药，老先生直喊头疼、头晕，饭吃不下，还说要去医院。白天看了回医生，晚上仍无效果，11点多，救护车将他送到第一医院分院，春梅腰椎开刀尚未康复，是大鹏和敬老院护工小卢跟的车，大鹏塞了200元给小卢。到医院后，救护车司机在家属签单时问大鹏，是老先生什么人？
“女婿。”大鹏答。
“他家里没人啊？”他竟然这样说。
大鹏不爽，老先生脸露尴尬。做CT、验血，等待报告，指标尚可。
等候就医时，老先生直呻吟头疼、头晕，移动床一推，他就叫头疼。轮到医生检查了，医生把他的头扳来扳去，一面扳，一面问，这里疼吗？那里疼吗？老先生竟都说不疼，任医生摆布。他吊针，吃了药，凌晨2点过了，小卢因要准备明天的敬老院工作，回去了。大鹏陪着吊针。第二天清晨6点，小儿子海江来接大鹏的班，直讲你辛苦了。自那以后，大鹏每次去看他，都鼓励他，身体各个指标蛮好的，不要忧虑太多，他都点点头，笑笑。
去年末天气转凉开始，老先生咳嗽增多，胃口下降。这年，大儿子梅江有了很大转变，年初每月来，年末时，几乎每周来看老先生，说要尽孝。不知是否春梅曾和嫂嫂宝莉讲起救护车司机讥讽大鹏的事情。这段时间老先生去医院，都有大儿子梅江和春梅陪着，省了大鹏很多身心。小儿子海江来看他还带来阿胶冲剂，但老先生很少吃。老先生知道海江已肝硬化，很为他操心，一次他和大鹏讲，你关系多，能否给海江找个好点的医生帮他看看，海江肝不好。
天刚冷，他就将那双新棉鞋穿上，这是春梅十年前买给他的，他不舍得穿，仅是过年时小辈来拜年时，他才穿一下，穿后还要拍拍灰把它放好。他开始不要春梅给他太多零钱。过去除了给护工每月近千块钱小费外，他总有机动的两三百块钱放在抽屉里，让护工去买点临时需要的东西，就再给他们点小费。现在他也不问春梅要了，还关照，抽屉里还有50块钱。他喜欢吃乳腐，春梅给他带了两瓶，他只收了一瓶。连带给他的卷筒纸，他也仅拿了一卷，剩余的一定要春梅带回去。他觉得讲话没力气，连痰也咳不出，大便也拉不出，十分痛苦。好在护工小卢帮他扣痰，帮他扣屎，使得稍有轻松。有几次，老父亲低声和春梅说：“以后你们万万不要住进敬老院啊。”问他为什么，他张了张口，又闭上嘴，欲说又止。春梅只知道同一房间里有些痴呆和动弹不了的老人，护工对他们总是不耐烦地吆五喝六，有时还要打头塌。老父亲脑子还算好，常要春梅给护工多加小费，护工对他还不错。春梅也知道，敬老院里有人走了，父亲心情总特别不好，有时会几顿吃不下饭。隔壁老谭走了，他儿子来看他，老先生脸无表情：“你爸先走，我很快也会跟他去的。”虽然受到家人斥责，触霉头话少说，但他眼睛直直，毫无表情。
老先生身体不适，大儿子梅江陪他去医院看病。抽血验血，胸透拍片，做CT，等报告，医生看报告脸部冷冷，没有表情，不说什么病。不是？血压120/80，比年轻人还好。“吊点盐水，加点头孢。”医生说。春梅和医生讲，他吃不进饭，盐水是否换葡萄糖。医生应允，随即甩出一句：“明天可以到地区里吊针和开类似的药。”
老先生和春梅说，隔壁李先生的儿子来看过他了，有机会谢谢他。
春梅知道老爸很希望有人来看他，尤其是小儿子海江。但海江怎么来？前两天刚查出肝硬化转肝癌了，在医院等肝移植的手术。两边的病情都瞒着呀，春梅没办法让弟弟海江来看老爸，春梅只能叫儿子明明来看外公。
那天，他们陪明明过去，老先生脸色好点了，也喝了几口营养汤，心情蛮好。
“医生检查下来，各个指标没太大问题，就是胃口不好，多吃点，能挺过冬天的。”明明和大鹏如是说。他只是微笑着点点头，不说话。
他们离开敬老院时都认为老先生能熬过春节。
这几天，老先生常发呆，不知是否盼着有更多亲人来看他，尤其是小儿子海江，不知他会有什么预感。他对儿女太了解了，他们会在什么时候来看他，但这次真不一样。白天敬老院里还热闹，但到了晚上，除了有人偶尔几声咳嗽，偶尔几声梦呓，剩下就是呼噜声了。
他翻了几个身，大概太累了。他迷迷糊糊好像走到一个地方，听到有人说，最近一段时间刚死的人都关在对面那幢楼里，阎王要过段时间才集中登记，甄别去阴间还是回阳间。每间房间都有一个小窗，可以认出他们。他就到对面的楼里，每间房间去查看，那窗怎么像牢房的窗一样小，他一定要去看，想找的那人，是不是已在这里了。他一间间仔细看，都是不认识的，但老谭他倒看到了，他还是那样躺着，只是睁着眼睛，没有声息，哪怕他和老谭打招呼，老谭也没有应他。
忽然躺在老谭旁的一个年轻汉子翻了个身，叫了起来：“我是冤啊，本来不该我来这里的，一个车祸把我送进来顶了那个老头。我要回去和他评理。我昨天还是好好的，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怎么办？”他连忙把那扇窗关上，心脏好像跳得很快。“我是顶了那个老头”的叫喊声还在耳朵边回响。年轻人顶了老人，老人能活多长？人家年轻人有妻子、孩子，那样需要他，应该老人顶了年轻人才好的。他心里很不平静。
大概走累了，他走不动了，但他确实没有找到他想找的人，这证明“他”
没有来。他开始高兴起来。但今天没来，不等于明天不来，如果来了，那就糟了……他忽然心跳得厉害。
“哐当”，他被不知谁将茶杯打翻在地的声音惊醒。啊，是场梦。
他手心有点汗，只好将脚伸出被窝。他再也睡不着了。
他不肯吊针了，大儿子梅江又提出要去医院再配点药。老先生不肯去，说是在敬老院舒服。老先生的饭也越吃越少，有时还不愿吃，说吃不下。春梅有一次还听到父亲自言自语地说：“我去找过了，他不在。”春梅很奇怪，他躺在**怎么出去找人？她问他去找过谁，老先生没予回答。
老先生曾和春梅说起，又要到春节了，又要准备压岁钱，否则这钱还可省下来了。春梅搞不懂，过去父亲给小辈的压岁钱不是很计较的，这次怎么了？她连忙安慰他，这钱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没问题的。
他没应。
这天，他忽然用很低的声音和女儿春梅说：“……我怎么这么难死……”听得春梅搞不懂，过去父亲求生的愿望也是很强的，那次在第一医院把他救回来，他是那样高兴。还有那次，他喊这里疼，那里疼，但医生帮他一检查，他就讲不疼。对医生的信任，把命完全寄托在医生身上。哪个人希望死？除非耐不住病痛的煎熬，父亲又没什么疼痛病。
春梅很是黯然，很是难解……
1月10日下午4点多，老先生不肯吊针，平静地睡去了，永远……春梅帮他擦掉眼角流下的泪，老先生很少流泪，哪怕是妻子走时。
还有没吊完的针，没吃完的药，再也不需要了。后来才知道，同一天下午两点半，小儿子海江做了肝脏移植手术，而且发现肺纤维恶化蛮严重，心脏也不太好。不知老先生是否先天有灵，将活的希望留给儿子。
春梅收拾父亲遗物，东西很少，在抽屉里竟然发现有一包照片，里面有明明小时候的一张照片，小儿子海江和女儿的合影以及海江当厂团委书记时的一张照片；在医保卡的皮套子里，单独放着春梅近十张小时候或年轻时的照片，过去135相机拍的照片。春梅真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收起的这些照片，毕竟搬了这么多次家，当然更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会看这些照片。
五年后的清明节，海江到父母坟上扫墓。他欣慰地告诉父母，他的身体很好。据说五年是肝脏移植的危险期，现在他度过了这危险期，身体也逐渐在康复中。墓碑上父母的照片永远是微笑着的。
写于2018年1月16日
改于2022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