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东方杂志》直面日本，显露自己全新的应对态势，还要晚到1921年底到1922年初召开的太平洋会议之时。
这是美、英、日诸列强继巴黎和会之后，为进一步协凋彼此关系和安排战后的世界秩序，而举行的又一次分赃会议，并最终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国应邀出席了会议，但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会议虽规定日本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归还中国，但仍保留了许多特权。国人的希望再次落空，但其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却愈加增强。《东方杂志》对此次会议高度重视，出版了包括第18卷第18、19号在内的专号：《太平洋会议号》，旗帜鲜明地将自己对日的关注提高到了全新的境界：专号集中发表了《太平洋会议与中国》、《废除1915年中日条约及其附属文件之研究》等共14篇长篇专文。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此前对日评论以转录其他刊物文章为主的做法，这些文章全部由本刊撰述。此后，以本刊撰述为主成为了惯例。这说明它全力加强了对日评论的力量。此其一。不仅对于日本的侵略野心有了更加完整的认知，而且十分尖锐地将日本军国主义视为制造中国及远东危机的祸根。何海鸣指出：日本的侵略野心不仅限于中国，还想称霸太平洋。“日本侵略世界之阴谋，分南进北进二派。北进者在大陆，东三省首当其冲，蒙古与中国北部为其最后之目的，且或欲达到大隈侯身为中国总监之志愿”。南进志在南洋，包括太平洋夏威夷群岛、菲律宾、马来半岛、东印度、婆罗门洲各岛等。人所共知，日本早在明治之初即提出了对外扩张侵略的所谓“大陆政策”，并分五个步骤，试图有计划地实现其征服中国、朝鲜以至于亚洲与世界的狂妄野心。这里何海鸣的指陈显非泛论，它具体而准确，反映时人已十分确认日本的阴谋。所以，他断言：“世界不幸而有一日本，欲步普鲁士帝国之后尘。又不幸而有一疲弱之中国，以供日本侵略主义之试验品。于是世界多事，而外交坛坫上各呈其飞跃暗斗之状态矣。”[1]武育干也说：“数十年来，远东局势之不安，无一非日本军阀主义所造成之结果”；“酿成吾国今日之现象，质言之，殆均可谓日本军阀主义所造成者也”。[2]人们不仅视日本为中国与远东危机的祸根，而且将日本与中国间的侵略与反侵略斗争认作远东与世界政治格局中的核心主题之一，其认识显然大为深化了。此其二。人们注意到了太平洋会议并没有完全解决列强间的矛盾冲突，尤其看到了美日间的矛盾终究不可调和。尽管对于提出“门户开放”与“保全主义”的美国仍抱有幻想，但他们提出不妨将联美或联俄作为选项，重新思考应对日本侵略的战略，却不乏创意：“中立乎？联美乎？与劳农俄国合而维持远东之和平乎？凡此皆宜作深长思者。”[3]足见人们已完全超越了日俄战争期间曾一度突显的所谓欧亚黄白种之争的旧思维模式，而展现了欧战后全新的世界视野。此其三。
缘是之故，《东方杂志》对于太平洋会议后日本朝野大肆宣传“中日亲善”，扬言将改善对华政策，嗤之以鼻。早在1914年初，新任日本总理大臣大隈重信就发表《东方平和论》等文，大谈中日同文同种，“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帮助中国是日本的天职：“日本而灭中国，乃日本之大害。中国而仇视日本，亦中国之不利也。”“维护中国之安全，启发中国之文明，以为维持东洋平和之基本。此日本之天职，欲弃而不能弃，欲夺而不能夺者也。”[4]但话音刚落，次年他就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足见其虚伪之至。为了平息中国不断高涨的反日浪潮，同时也为了摆脱太平洋会议后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以便在“保全中国”的名义下与西方列强抗衡，保持自己在华的优势地位，寺内正毅以后的日本继续渲染“中日亲善”。但今非昔比，中国人已不愿上当了。张梓生在《日本改变对华态度的观察》一文中说：“向来日本方面所讲的中日亲善，我们早已闻命，现在没有重复讨论的价值了。”“‘大隈式’的亲善政策，政客们口是心非的亲善议论，我看了不但不能领受他们的善意，反觉得中日两国间的鸿沟，因此愈划愈深，中日亲善之道路，因此愈走愈远。”[5]因为，这无非是日本外交政治上宣传的一种需要罢了。溥贤的见解更加尖锐，他指出：“日本对华，始终以扰乱中国为唯一政策。中国‘乱’而后日本始有机可乘，始有辞可藉。中国愈乱，日本愈利。彼当局政客日言希望中国日臻治理，皆自欺欺人之辞耳。读者不见日本在华之行动乎？复辟党也、帝制党也、直派也、皖派也、安福部也、政学会也、张派也、北方政府也、南方政府也，有一不受日本直接的间接的教唆挑拨者乎？最近二十年来之政变，谓之日本在华之活动史，亦非过言。”“日本所设之陷井，中国人无一不蹈之，一蹈再蹈，而不知觉悟，亦可悲也。”[6]其言沉痛，良有已也。1929年日本外交界要人小村俊三郎在东京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散发所著文章《日支不侵犯条约缔结论》，鼓吹为缓和两国国民对立情绪，“约定日本不侵害中国独立主权，中国也不要妄用不法手段侵害日本之条约权”。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本身就是侵害后者主权的产物，既坚持“日本之条约权”，所谓“日本不侵害中国独立主权”又何从谈起！这显然是颠倒是非的强盗逻辑。《东方杂志》在转载此文时加的记者按，力斥其谬，可谓义正词严：要中国承认中日现行条约以保障日本的固有权利，“那岂非举国所不承认的二十一条以及数种不合法的铁路草约，也要加以承认吗？以这样重大的牺牲来换取空洞的日方尊重我国主权的虚名，恐怕国人虽愚，也绝对不能加以承认吧！”[7]
需要指出的是，在渲染“中日亲善”的同时，日本国内鼓吹“大亚细亚主义”或叫“亚细亚主义”的声浪，也甚嚣尘上。日本的所谓“亚细亚主义”，原为19世纪70年代末形成的民间思潮，它强调亚洲各国是命运共同体，应平等联合共同对抗西方的压迫，不无积极的意义。但是，“甲午战争是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质变’的开始”，它日益成为了为日本政府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服务的工具，蜕化成了“大亚细亚主义”，即“大日本主义”。[8]1924年10月，日本有影响的刊物《日本及日本人》杂志出版增刊《大亚细亚主义》，集中发表了共50篇文章，虽具体的观点各异，但其主要倾向就是鼓吹扩张主义。如蕨橿堂的文章题目就公然标明：《大亚细亚主义等于大日本主义》。[9]由于“大亚细亚主义”表面上主张亚洲各国共同反抗欧洲的帝国主义，故有一定的迷惑性。例如，中谷武世写道：“今日的中日相争——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家以今日这样的心意和态度对付日本，以煽扬中国人民对于日本的敌忾心为能事，这实在是给欧美帝国主义以可乘的绝好机会和便利。已渐渐退去的欧洲帝国主义将重新恢复它的势力，而策划在东方再建霸权罢。……（中国人）关于这种危险，非深深地加以考虑不可。”[10]正因为如此，李大钊曾多次著文指出，日本所谓的“大亚细亚主义”，无非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和“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11]《东方杂志》对此的批判，用力尤多。高元在《咄咄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指出：日本的德富苏峰与浮田和民诸人对于“亚细亚主义”的具体说法容有不同，但他们为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张目却是共同的。“我们知道亚细亚孟禄主义——新亚细亚主义，——是要把日本做个东亚的主人翁，别个国家都是它的奴隶。等到它摇身一变，它还要做个向外边抢的主义”。“所以新亚细亚主义，简直是‘日本人的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的种子。有发生大危险的可能性。老实说一句，新亚细亚主义就是‘大日本主义’的别名罢了”。[12]明燳更进了一步，他尖锐地指出：劳资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帝国主义与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对立，以及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对立，20世纪种种矛盾正集中于亚洲。日本“亚细亚主义”倡言“种族之联合与抗衡”，“可谓昧于世界潮流，思想陈腐”，无非“完全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来说话”。中国、朝鲜等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不通过武力反抗是不可能获得解放的。列强正集注于中亚角逐，太平洋问题有可能酿成二次世界大战。有识之士绝不能成为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的应声虫：“当此风雨狂暴的前夜，我们东方的被压迫的民族，应该联合起来，积极奋斗，将来方可在世界潮流的洪涛中救出自己而不至于沦丧。我们身为智识阶级的人，就使不负起唤醒正在沉梦中的被压迫民族及弱小民族的责任，也万没有反过来粉饰太平的道理。”[13]
20世纪初，列强对华侵略的手法多有改变，由**裸的武力征服变为以经济掠夺为主，借以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但是，感觉到的东西不一定能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容易感觉到它（毛泽东语）。如前所述，在未走出缘日俄战争产生的“醉心日本”的误区之前，《东方杂志》对日本在华的经济掠夺，多熟视无睹，故甚少有专文揭露者；1915年后既廓清了“中日亲善”、“大亚细亚主义”等等迷雾，其目光自然变得尖锐了起来。这表现有二：一是注意利用日本朝野自身狂妄的扩张言论，助益国人洞察其奸。例如，它曾译载日本《太阳杂志》文：《日人之开发中国富源论》，其中公然这样写道：“中国之富源，亦世界之富源也。”中国既无力开发，只能借助外人，中国官民若不明此理，“自闭其宝库，则各国为文明进步之故，当强制执行”。日本既缺乏煤铁等工业原料，粮食也不够，“中国乃其最大之供给地”，它向中国提出“特别之要求”，自是理有固然。[14]这种恬不知耻的强盗逻辑，当令国人惊心。二是通过具体事实揭露日本在华尤其是在东三省进行的大肆掠夺。1926年马寅初的《中日现行通商航海条约之研究》一文指出：现有在华日侨约25万多人，北部以南满为中心，侵入东蒙；南部以上海为中心，蔓延于长江一带。他们有往来居住通商工作之权，且享受最惠国待遇。以中国每年每人送金额约150元计，则我输入于日本，除入超一亿数千万元、借款利息一千五百万元、投资盈余一二亿元、留学生费三百万元之外，又须增加四千万元左右之送金额。换言之，我四万万人，每年每人对日本应负担一元左右之税金。“其数目之巨，真令人毛骨耸然，闻而却走”。反之，日本对我侨民却施以种种恶行，包括我小行商非随身带百元以上者不准上岸。故此不平等条约倘不改订，“将何以平吾民之愤耶”！[15]陈世鸿的长文《我国煤铁矿与日本国防及工业之关系》，对所有与日相关的中国煤铁矿，按地点、因缘性质、品质、产量四个方面，分别作了具体的考察与统计。他指出，日本每年由中国进口的煤，占其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而铁矿石“几全仰给于我国”。推原其故，端在价廉、运便、质优。但问题在于，日本正是利用这些煤铁原料加强它的国防工业，然后反过来，又藉此不断加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今日与敌以煤铁，又何异乎遗敌以坚甲利兵，而资寇粮也耶？甚矣！以我国之煤铁，制之成器，转而威胁我，侵略我，恃强要挟，无所不至，我非至愚，安忍袖手坐视，任人脔割乎？”[16]如果说，上述二人所论还仅是限于通商条约及煤铁单项的情状；那么，何维华因在东三省旅行有感，撰成的《日本南满铁道公司经营东省之现状》一文，通过对南满铁道公司的考察，则是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在整个东三省的野蛮掠夺。他说：日俄战争后成立的南满铁道公司利用欧战的有利机会并借助“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迅速扩张。从业人员多达近4万人，经营涉及铁道、港口、矿山、制铁业、电气煤气业以及地方事业六大项。其中的两大铁道及其支线形成了庞大的路网，经此东省富源不断外溢，而日货则日增。港口内分大连、营口、安东、上海等埠，以大连为中心。航线分大连——上海；大连——香港，前者为运送旅客百货之枢纽，后者则为运输抚顺煤炭专用。地方事业包括土地房屋、市街经营、教育、卫生设施、试验场及研究所五大方面。文章附有所营各业每年总收支及并年纯收入统计表。据作者统计，1907年纯利为200余万元，1926年则增至约350万元。作者进而写道：南满铁道公司名为公司，实则负有日本政府的使命，其目的“不仅为经济侵略，开发产业，构成他们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同时具有强占东省之野心，作他们人口问题之解决。年来移植，源源而来者，年必数万计。直等东省如朝鲜，而该国内满鲜并称，更无惮讳”。他最后强调说：“愿国人速起认清帝国主义者筑成要素之所在，去努力做打倒帝国主义——日本的工作。今草此篇，就是证实日本帝国主义筑成要素之所在，为在‘打倒帝国主义’声浪中一个参考。”[17]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日本发生金融危机，国内矛盾日益尖锐。与此同时，中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顺利北进，危及日本在山东尤其是满洲的利益。在此情况下，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于1927年4月20日组阁上台，并开始加快推进侵华政策，于是年6月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具体的侵略步骤。次年5、6月间，为阻止北伐军前进并为最终占领满洲做准备，先后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炸死张作霖，制造了皇姑屯事件，日本军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如箭之在弦，一触即发。与此相应，《东方杂志》对日本的观察也超越了前期对其侵略野心的“辨析”，而跃进到了对其直接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不断发出预警，并大声疾呼了。
1927年4月25日即田中内阁上台后仅五天，《东方杂志》就已开始提醒国人说：“日本新政府，却又处处不忘侵掠主义的旧梦，这于东亚时局的将来，关系要算很重大咧。”[18]7月7日“东方会议”刚结束，10日化鲁即在《日本的东方政策》中指出：自田中上台，“大家都知道日本政府的对华外交，要有一个急遽变化了，要倾向于顽强化了。果然，田中就职以后，就竭力想从对华政策中，一显身手，于是第一件事就是决定了出兵山东，第二件事是如今东方会议，以解决对华问题”。其对外发表的所谓八条纲领，无非包藏祸心，“我们应该格外的加以注目呢”！[19]武育干是常驻日本的记者，他及时和连续发回的一系列重要文章，最能代表杂志高度警惕的目光。他的《万目睽睽的日本对华新政策》，针对“东方会议”，就曾一针见血揭穿了日本的侵略阴谋：日本何以如此急切？原因有二：一是“临时的动机”，要赶在国民革命军到来前解决悬案，实现其占领满蒙的目的；二是“百年的大计”，就是它的“大陆政策”——占据富饶的满蒙为侵略基地。[20]迨济南惨案发生，武育干更是尖锐地预言，这是日本武力侵华的前奏。他在《日本对华急进与满蒙问题的归趋》一文中，对此有精辟的分析，入木三分：“济南惨案只是决要重燃的东亚一种重大问题的开始：这便是‘满蒙问题总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日本而言，便是直截了当要“并吞满蒙”。这种计划并不自今始，但它现在却硬要贯彻执行。“因为硬要贯彻这种计划的缘故，所以非借武力不可。这次出兵山东，强占济南青岛，便算它的武力政策的第一步已大功告成了。近来各方消息，随处都有可看出它正实施它的第二步第三步政策”。武育干进而指出了人们需要密切关注的事态发展的蛛丝马迹：其一，日本正向奉天集结军队，并以“维持治安，保护侨民”为借口，“掩饰它出兵东三省的阴谋”；其二，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同时正扶植废帝溥仪，将之由天津转移到大连，“以便推他作满洲的皇帝。名义上说是扶助满洲独立运动，实际上是假借这个虚君制度，以便夷‘满洲王国’为日本领土”。这无非是其吞并朝鲜的故技重演；其三，日本大造东三省独立的舆论，诸如“拥宣统复辟”、“请遗臣拟拥恭亲王为满蒙君王”，以及“满蒙非中国领土”说，等等，谣言四起。他强调，“蛛丝马迹，在在足与上说相印证”，“不能不疑于日本的阴谋鬼计，刻下正在分途进行咧”！现在日本人需要的只是一个借口，“扰乱倘一发生，它便有所借口来派兵‘维持治安’了”。果然，日本人正在奉天制造所谓“炸弹事件”、“日侨恐慌”等等的紧张空气，“日本人的阴谋已图穷而匕首现了”。武育干最后大声疾呼，日本方针已定，中国人民武装抗日已不可避免：“中国方面为图国民革命成功，为图国际地位之改善，也终非出于对日用武力不可。这只是迟早的问题，但我们要怎样的着手准备，以便倾全力以图‘满蒙问题的总解决’呀！”[21]不到三年，日本果然挑起了“九一八”事件，进而占领东三省，继而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由此不难看出，《东方杂志》的上述预警和呼吁未雨绸缪，表现了多么可贵的预见性和尖锐性。
1932年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遭日军炸毁，但《东方杂志》坚持出版。其第29卷4号发表主编胡愈之的文章《本刊的新生》，宣告本刊在战火中获得“新生”，将以“拿枪杆子的精神”拿笔杆子，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我们将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22]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明，经历了近30年的观察与思考，《东方杂志》不仅洞悉了日本的侵华野心，而且决心从此以全新的姿态，投入全民抗战的伟大洪流。不过，同样重要的是，《东方杂志》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恶痛绝，但这并不影响它在申明大义的同时，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日本民族始终持理性的态度。
[1] 何海鸣：《太平洋会议保侨案提出之旨趣与华侨之觉醒》，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8～19号，1921-10-20。
[2] 武堉干：《太平洋会议与中国》，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8～19号，1921-10-20。
[3] 武堉干：《太平洋会议与中国》，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8～19号，16页。
[4] 章锡琛译：《日本大隈伯爵之东方平和论》，载《东方杂志》，第10卷第12号，1914-06-01。
[5] 梓生：《日本改变对华态度的观察》，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6号，1922-03-25。
[6] 溥贤：《日英续盟与中国之命运》，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2号，1921-06-25。
[7] 《中日缔结不侵犯条约论·记者按》，载《东方杂志》，第26卷第21号，1929-11-10。
[8]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9] 同上书，27页。
[10] ［日］中谷武世：《亚细亚联合果不可能乎？》，载《东方杂志》，第28卷第15号，1931-08-10。
[11] 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见《李大钊文集》（上），609页。
[12] 高元：《咄咄亚细亚主义》，载《东方杂志》，第16卷第5号，1919-05-15。
[13] 明炤：《亚洲联邦问题》，载《东方杂志》，第28卷第15号，1931-08-10。
[14] 高劳译：《日人之开发中国富源论》，载《东方杂志》，第12卷第6号，1915-06-01。
[15] 马寅初：《中日现行通商航海条约之研究》，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23号，1926-12-10。
[16] 陈世鸿：《我国煤铁矿与日本国防及工业之关系》，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19号，1922-10-10。
[17] 何维华：《日本南满铁道公司经营东省之现状》，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20号，1927-10-25。
[18] 育干：《日本之内阁更迭》，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8号，1927-04-25。
[19] 化鲁：《日本的东方政策》，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13号，1927-07-10。
[20] 武堉干：《万目睽睽的日本对华新政策》，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17号，1927-09-10。
[21] 育干：《日本对华急进与满蒙问题的归趋》，载《东方杂志》，第25卷第11号，1928-06-10。
[22] 愈之：《本刊的新生》，载《东方杂志》，第29卷第4号，1932-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