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杂志》追根溯源，十分清醒地将日本的对华侵略政策，最终归结于其国内军国主义的政治体制。这就为自己的日本观得以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保持高度的理性精神，在认识论上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耐人寻味的是，正是在日本田中内阁上台前后，《东方杂志》开始强调必须高度重视研究现代的日本政治。1927年4月本刊发表周鲠生的文章《现代日本的政治》，指出：近年来国人对于外国政治的研究表现出了不少的兴趣，但多集注于欧美，却忽略了近邻日本，以至于其关注程度甚至还不及戊戌维新时期。这从一方面看，固然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毕竟反映了我们已越过了“间接输入的时期”，可以径直研究西洋近代的政治思想与制度；但从另一方面看，却不免退步，“因为我们把一个实在和我国最有关系的近邻的政治事情，应当特别注意的，反而看过了”。文章特别强调，不能因为日本是“敌国”，便掉以轻心：“一个外国，不能因为她是我们的敌国，而可以不去研究她的事情。反之，研究这国的政治，便是了解她的国情和政策最重要的一步。我们感觉得日本侵略中国，压迫中国很久，我们是不是应当去考究日本这种侵略政策的原动力，探求她那主持这些政策的中心权力呢？有的人也许因为根本的轻视日本而不屑注意她的政治事情，那便是一种盲目的不管事主义了。”[1]此后，发表的相关文章明显增多。
可以说，所有这些文章的结论都是一致的：日本军国主义植根于日本的现代政治结构之中。它们都指出，“日本名为立宪，但去近世民主政治、国民政府的本义甚远”。就其帝国宪法而言，“这是德意志的帝王神权说与日本所谓万世一系的皇位观念的混合品；这是把近世立宪政治，树立在中世纪封建制度的遗迹上的”。因之，其政治体制体现了产业金融资本与封建势力的二元结合，国家真正的政治权力不在内阁，也不在天皇，而操纵在代表二者利益的包括藩阀与元老在内的军阀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军国主义取向。周鲠生说，在这种体制下，“当然维持一种专制的军国主义。对外发展，扩张军备，是为军人的利益，因为如此可以增加军人的势力及位置。于是藩阀政府根本是主张军国主义侵略政策的”。[2]黄季陆则指出，日本的政治权力既掌握在军阀手中，其内阁的更迭便只是走马灯般换人的把戏而已，“并不是表示日本国家政策的变更”，“于军阀的政策是无所动摇的”。明白这一点是重要的，不然，应对日本，视其内阁更迭为枢纽，“那便是太错误了”。“田中一个人算不得是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中心，打倒了他，而不能以一种力量来变更日本的政情，便是隔靴搔痒，搔不到痒处的”。[3]这些观点即便在当今看来，也无疑是正确的。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在所著《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一书中就曾指出，其时的日本政治体制是体现了“天皇制与资本家、地主阶级的同盟”。他说：“日本资本主义是在专制天皇制的培育下，同半封建式的寄生地主制相结合而成长起来的。因此，虽说资本主义已经确立，但资本家阶级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来取代天皇制而掌握国家政权。”尽管如此，它的势力毕竟发展起来了，“其结果，不只是资本家阶级依赖天皇制，而且天皇制也不得不依赖他们了”。[4]
但是，人们的观察并未止于此，而是进一步指出了日本现有的政治体制尚有更加可怖的一面，即它导引并强化了朝野上下崇拜军国主义与强权的非理性主义的严重倾向：其一，日本政党已异化为强权的附庸。“故今日在所谓封建势力与资产政党之间，表面上虽还是各个对立，实质上则已为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之环紧密地系在一起了”。它们同样“信奉国家主义，高唱军国主义”。[5]对于日本侵华政策，各政党的主张只有程度差异，“而不是根本的不同”。故有人强调说：“所谓联合日本在野各党打倒田中对华侵略政策的空想，简直是痴人说梦。”[6]政党成为强权的附庸，议会只是摆设，这里所谓日本政党政治的异化，美国学者安德鲁·戈登则称之为“帝国民主主义”：政党与权贵“交换经济利益，政治上则官官相护。在思想上，他们的意识形态基本上相同，亦即接受一定程度的民主参与，但前提必须是支持天皇制度及大日本帝国”。[7]其二，军国主义“绑架”了日本国民。有文章说，“日本的军阀是侵略主义的火车头，把大多数的车辆般的日本人民拖起往前跑”，无论今天的日本人民并无权力，即便将来有了足以左右政治的权力，“也恐怕在这样一种国家组织之下，也免不掉仍是要向中国进攻呵”！[8]这可以说是军国主义“绑架”了日本的国民；但这又非全然是被动的，因为恰是日本民族性上弱点的存在本身为此提供了可能性。人们指出，日人最大弱点是“彼族的侵略性”，从历史上看，即具有“夸大性等的遗传”。其古代神话中有“天孙降临”的敕言，就反映了“惟我独尊”与恃强凌弱、“残酷好杀”的根性。也惟其如此，“日本民族有好欺善邻的天性”。历史上丰臣秀吉先后侵犯朝鲜与中国，其《答朝鲜王书》“把他那种妄自尊大，骄傲无礼，野心勃勃的怪性，活映在纸上”。20世纪以来，西人也多批评日人“傲慢无礼而复仇念强”，“神秘而深藏”，“偏狭而善疑”，[9]足见并非偶然。日本民族性上的此种弱点与军国主义有相通之处，所以易于一拍即合，从而形成民族的疯狂。周鲠生因之写道：日本“国民方面因为历史的传习及事实的经验，渐养成一种崇拜官权，笃信军国主义的心理”。经中日、日俄战争的胜利，既增加了军人政府的威信，“于是一般人民也安于这种专制的政治，甚而因为崇拜军阀主权、崇拜强权、抱持狭隘的国家主义之故，愈益笃信强有力政府说，宁愿拥戴藩阀官僚政府，而不信议院政治、民主制度。这种国民心理，又实为日本民治进步之一个阻力”。“那种政治及于国民精神上之弊害殊大，有以减杀国民之自治能力，久之可以使国民在政治上堕落下去，则确是不可否认之事”。[10]上述人们对于日本民族弱点的批评是否准确，可不置论；但是，他们强调日本疯狂的军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民族性上弱点的存在，则不仅是平心之论，而且是十分深刻的。
《东方杂志》上述认识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事实上是将日本的军阀政府即统治阶级与广大的日本人民作了必要的切割（尽管也指出了日本民族性上存在的弱点）；缘是，其日本观逻辑的发展便是，不仅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视野也大为拓展了，即不仅仅局限于揭露与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同时还自觉地体察和关注中日两国人民间终究割不断的情谊的存在，及其共同的理想。
所以，《东方杂志》不赞成简单否定日本民族。它着力揭露了日本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也强调，“日本国民并不是一种堕落的民族，他们急公好义的精神不在任何他国民之下”。其政治的黑暗，“似乎不能全归咎于日本人道德之弱点，而只说是大半系政治制度的效果”。[11]“简单说完全是恶教育——军国主义教育的结果”。[12]不仅如此，人们强调日本民族能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定然有自己的优点。日俄战争后，本刊所以与国人一样“醉心日本”，重要一点，也是钦佩其勇于变革与创造的精神：“呜呼，吾党之钦羡无极于日本三十年之维新史者宜矣。”[13]所以有人比较中日的成败兴衰，将原因归结为五：“日本人爱国，而中国人不爱国”；“日本尚武，而中国不尚武”；“日本善变，而中国不善变”；“日本得人，而中国不得人”；“日本务远，而中国不务远”。[14]所言固未必精当，但其钦佩对方和勇于自省，却是显而易见的。1923年东京大地震，记者发回的报道，对于日本民族面对突发的大灾难，依然保持冷静、坚韧与井然有序，深表钦佩，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15]特别要提到的是，人们虽指出了日本民族的弱点，但并不相信它一成不变，故诚心诚意劝说日本民族需正视并努力改变自己的弱点。其诚恳的程度，实到了言之谆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地步：“日本人不是没有优点，如勤勉好美等等，都是很特出的。如果能把彼不好的部分，如传统的夸大傲慢和残忍好杀等——尤其是迷信神话一事——根本除去，尽量发挥天才，则定为世界上的上好民族。关于地小民众，那都不成问题，因为世界上，绝没有一个平和的民族，是为着粮食不足而灭亡的。”[16]
中国人的此种善意与厚道，在对待东京大地震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时中国政府与人民迅速为日本灾区发起了募捐，中华学艺社、中华教育团等民间团体还派出慰问团到日本调查灾情，时间长达一个多月。《东方杂志》为此配发了许多报道与评论，一方面对日本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强调这也是世界的不幸，对国人的募捐活动表示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本刊希望借助天灾中的人类之爱，以进一步唤醒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与理性精神，用心十分良苦。灾后一般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感情确实很好，“在日本人心里，初时都以为中国人排日到这么激烈，对于日灾一定要落井投石，没想到中国人不但不落井投石，还如此热心来救济他”。[17]所以许多报刊都纷纷报道此事，《朝日新闻》且刊长篇社论《感谢善邻之同情》。林骙在《日灾的观察》中说：“君子施恩不望报，中国人因为救济日灾，将来会收甚么结果，我很不愿意推测。我只说一句：中国人此次的行动，完全得当，因为救济恤邻，是人类爱的一种表现。人类能够进步完全是由于这种的美德。但在中国人能够发挥出来，由中国的民族进化上看去，的确是很好的一桩事来。虽使物质上不能够有十分的援助，只要精神上能够如是，已足把中华民族宽仁大量的特性表现无余了。”但是，就在此次地震中，日本青年自警团却趁机杀害了大批无辜的华人与韩人。所以，林骙接着评论说，“中日今后的关系能改善与否一层，我敢断言，其责任完全在于日本”。“日本人这种残忍心若是一天不改，日本将来不独不能成一等国，还要因此亡国呢！”[18]坚瓠的《日本地震杂感》一文，为本刊第20卷第15号的首篇文章，相当于社论。他在文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他认为，近代以来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以及造成了两国间的对立，无须讳言。对于中国人来说，应自处的是“第一须知国际间的不平等，只是兼弱攻昧的自然作用，决不能归怨于任何一国。第二，须知中日两国实有共处之必要，我们应该以患难之交，抵御方兴未艾的经济侵略。那些幸灾乐祸或得过且过的下劣心理，是我们所绝对不应有的”。他强调日本侵华是其“资本制度的自然结果”，不应归罪于日本民族；两国人民当以此次共同抗灾为契机，共同反对军国主义。同时，他复强调“资本制度之本身，未必能维持久长的生命”，日本社会近年来一直处于动**之中，维新的成果在地震中更几乎全被毁掉，日本人民在重建中当有所反省，“此种重建若有助于世界和平与中日友谊，对日本也是有利的”。[19]国人如此以德报怨，如此为两国和平大局而苦口婆心，这在国际关系中实不多见。
尽管其时日本“知识分子及民间的主流声音是拥护大日本帝国”，但是“当时确实有一股反对军方的气氛”，[20]一般民众中仍存反对军国主义的呼声。《东方杂志》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故能自觉去体察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善意，并及时积极地加以宣传。有文指出，必须注意“日本国民之对华态度，今非昔比”，受军国主义流毒深的人固然仍持旧的态度，但一般民众与舆论界对于中国强烈要求废除“二十一条”，颇表同情。对此，“吾人固不能一概指为别有作用而加以忽视也”。[21]这就是强调，军国主义虽笼罩日本，但不能将日本社会视为铁板一块，从而忽略了日本民众亲善的一面。正是依此思路，《东方杂志》重视报道日本民间的友好言行。1925年初本刊曾报道为支持青岛日纱厂工人罢工，日本劳动总同盟汇款五千元接济罢工工人。记者接着评论说，日本工人既然都伸出援手，日方老板所谓罢工系华人仇日心理所致，岂能成立？[22]它还刊登了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吉野造作致北京大学某教授表示支持五四青年运动的信，其中说：“侵略主义的日本，不独为贵国（指中国）青年所排斥，抑亦为吾侪所反对也。侵略的日本，行将瓦解，未来平和人道之日本，必可与贵国青年提携，此仆所确信不疑者也。”[23]如果说，这是日人直接表达了对中国的善意；那么，下面两位对军国主义的批判，则是反映了更加令人快慰的日本民众的深刻觉醒。池田一郎在《今日之满洲问题》文中说：“帝国主义者说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这是因为日本为着维持帝国主义的生存，半殖民的满洲是她一天都不能缺少的资料地的缘故。”“没有满洲的煤铁，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存在。在这种经济的重要性外，日本支配着满洲，可以完成一种防止革命势力从苏联侵入朝鲜的作用”。所以，日本政府所谓“满洲悬案”，指的就是“第一是满洲殖民地化的问题，第二是进攻苏联的问题”。[24]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早稻田大学教授大山郁夫的《就国法学上论太平洋会议》，对于日本军阀的批判，同样入木三分。他说：“日本军阀没有一个人不说美国抱如何侵略的野心，他们自己又何独不然。现在极东方面，中国仿佛是被征服者的宝库，日美各国都是垂涎万丈”。劳动者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对中俄的两次战争，都是盗用国家的名义发动的。现在民众开始觉悟了，原来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是我们劳动者呢，每天像机器般的清早到晚，已得的工资仍旧连仰事俯蓄都不够用。国家虽然富，也只限于资本阶级而已”。只有劳动阶级征服了征服者，即当权的统治者，民族间的冲突才能真正解决：“唯有劳动者的解决，方是真正的解决。”[25]不难看出，对日本民众上述言行的报道与宣传，不仅有助于国人更加冷静全面地看待日本民族，增进彼此的沟通与友谊，而且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也是一种有力的孤立与打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各地农民反抗运动与工人罢工不断发生。尤其受俄国革命的影响，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国民争取社会民主与进步的呼声日高。这形成了对日本军阀统治的有力挑战，故其针对国民反抗与进步人士的野蛮镇压，也愈加严厉。《东方杂志》对日本国内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感觉敏锐，都作了广泛的报道，以下的文章题目已足见其一斑：《日本劳动界之觉醒》、《日本农民运动的趋势》、《日本神户造船厂之罢工事件》、《震骇日本全国之长野县民大暴动》、《日本大兴党狱》、《日本空前大党狱》、《日本青年的社会运动》、《日本各大学的思想和人物》、《日本的无产政党树立运动》、《日本无产政党的再生及其将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广泛影响，本刊也给予了关注：“要之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实为最可触目的现象。在每家书铺子上陈列关于这类的书报，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有人说美国化的运动竞技与马克思主义平分了日本青年的天下，当也不是过言。”[26]但更值得重视的是，《东方杂志》明确指出，日本国内社会的变动关乎中国民族的独立运动，不容轻忽。1922年它有文评论日本农民运动的趋势，说：“自从农民运动勃发以来，他们（指军阀财阀——引者）就不能高枕无忧了”，因为过去农民青年常被骗去当兵，“为他们侵略土地，作封侯立铜像的工具”，“可是现在有点觉悟了，不但坐食的资本家军阀们要根本动摇，就是准备万世一系的一个帝王的古董，也有些靠不住了。这确是一件最值得注意的事情”。[27]1926年日本发生震动全国的长野县民大暴动，《东方杂志》也发表评论，指出：这是日本经济衰败引起各阶级民众生活困苦导致的结果。随着列强在中国市场争夺的进一步加剧，日本经济将更加恶化，“因此愈使其国内革命的形势迸发，或许在近几年内，逼至不得已时，日美要相见于太平洋——日本国内到处造此空气——我们想了，在这些将来必至的状况下，中国民族独立的机会，将要怎样顺利的来到呢？所以我们要注意日本——欧美各国也在内——国内的事件，尤其是要看破这次长野暴动是日本帝国主义身撄重症的表现”！[28]这显然是更为明确地将日本国内的变动与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联系了起来。人们尽可以批评作者不免过于乐观，但从其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与偷袭美国珍珠港等一系列事态的发展看，作者的目光显然又不无独到之处。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东方杂志》对于实现中国民族独立问题，除了促国人猛省，强调“必先息内争”之外，[29]一再发出以下两种呼声，就不仅合乎逻辑，而且不失先见之明了：其一，希望中日两国人民联手阻遏日本军国主义：“中日人民已经有了一致反对田中内阁出兵山东的形势，所差的只在未能切实联合作积极运动的一层上。”“中国人民已准备尽所有能力，应对今后的事变，希望日本人民也能够起来作积极表示，阻遏军阀的荒谬行为，防止两国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30]其二，希望与俄国携手打倒日帝国主义：“我敢郑重向世界疾呼，太平洋问题若无俄国的帮助，是不能解决的”。“为抵抗侵略起见，愿意代表中国青年向俄国青年致敬，希望可以携手去打倒东亚的侵略主义与和平之贼，更愿与俄国永久携手。俄国人民与政府注意！中国国民与政府注意！”[31]
20世纪最初30年，正是日本通过日俄战争最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并加紧推行侵华政策，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作最后准备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东方杂志》的日本观，走出了最早因日俄战争而“醉心”日本的误区，坚持全力揭露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不仅反映了国人的民族自觉和爱国情怀，而且在申明大义中复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它正确地将后者的侵华政策归结于日本现代的政治制度，而将日本民族与日本统治阶级相区别，深切体察并宣传日本人民的亲善与坚信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展现了高度自觉的理性精神。如果我们注意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变本加厉地发动了全面疯狂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计数的灾难，而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与人民却以德报怨，强调日本人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并主动放弃了战争赔款；那么便不难明白，其时《东方杂志》的日本观，就不仅是反映了国人的普遍观感，而且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至今一以贯之的可贵的理性与宽容。同时，与此期的民族危机日亟相应，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等一系列事变，社会长期动**，正酝酿着深刻的变革。《东方杂志》洞察日本的侵华野心并大声疾呼未雨绸缪，不可谓不力；但它于中国社会变革与前者间的内在联系的思考，却显得苍白：“我故曰：欲救外交之胜利，必先息内争，此实伤心之语。望国人勿视如秋风过耳，漠然无所动于衷也”；[32]“吾愿国人自图振作，速谋实力之培养，国防之充实，庶几乎一切困难问题，俱迎刃而解矣”。[33]这显然制约了其日本观的进一步深化。但这无需苛求，因为这既是《东方杂志》的局限，更可以看成其时孱弱的中国，为其带来的无奈。毫无疑义，无论得失，《东方杂志》的日本观，对于今天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都不失借鉴的意义。
[1] 周鲠生：《现代日本的政治》，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7号，1927-04-10。
[2] 同上。
[3] 黄季陆：《日本对华侵略的背景》，载《东方杂志》，第25卷第12号，1928-06-25。
[4] ［日］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宿久高等译，孙连壁校，1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 洪康：《现代日本政治之解剖》，载《东方杂志》，第25卷第3号，1928-02-10。
[6] 黄季陆：《日本对华侵略的背景》，载《东方杂志》，第25卷第12号，1928-06-25。
[7] ［美］安德鲁·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210页。
[8] 黄季陆：《日本对华侵略的背景》，载《东方杂志》，第25卷第12号，1928-06-25。
[9] 谢晋青：《日本民族性底研究》，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20号，1922-10-25。
[10] 周鲠生：《现代日本的政治》，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7号，1927-04-10。
[11] 周鲠生：《现代日本的政治》，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7号，1927-04-10。
[12] 林骙：《日灾的观察》，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21号，1923-11-10。
[13] 《读日本外交史之感慨》，载《东方杂志》，第3卷第1号，1906-02-18。
[14] 丁逢甲：《中日二国同在亚洲同为黄种又同时与欧美通商而强弱悬殊至此其故何欤？》，载《东方杂志》，第2卷第4号，1905-05-28。
[15] 参见当时记者幼雄发回的报道《日本大地震》，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6号，1923-08-25。
[16] 谢晋青：《日本民族性底研究》，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20号，1922-10-25。
[17] 林骙：《日灾的观察》，载《东方杂志》，第20卷21号，1923-11-10。
[18] 同上。
[19] 坚瓠：《日本地震杂感》，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5号，1923-08-10。
[20] ［美］安德鲁·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222页。
[21] 张梓生：《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解剖》，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1923-02-25。
[22] 颂皋：《中日两国之新交涉》，载《东方杂志》，第22卷第12号，1925-06-25。
[23] ［日］吉野造作：《日人吉野造作之中国最近风潮观》，载《东方杂志》，第16卷第7号，1919-07-15。
[24] ［日］池田一郎：《今日的满州问题》，载《东方杂志》，第29卷第2号，1932-01-16。
[25] ［日］大山郁夫：《就国法学上论太平洋会议》，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8～19号，1921-10-20。
[26] 陶文：《日本最近的出版界》，载《东方杂志》，第25卷第14号，1928-07-25。
[27] 吴觉农：《日本农民运动的趋势》，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16号，1922-08-25。
[28] 孟博：《震骇日本全国之长野县民大暴动》，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22号，1926-12-10。
[29] 朱经农：《废止1915年中日条约及其附属文件之研究》，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8～19号，1921-10-20。
[30] 张梓生：《日本出兵山东》，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12号，1927-06-25。
[31] 瞿世英：《太平洋问题与太平洋会议》，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8～19号，1921-10-20。
[32] 朱经农：《废止1915年中日条约及其附属文件之研究》，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8～19号，1921-10-20。
[33] 陈世鸿：《我国煤铁矿与日本国防及工业之关系》，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19号，1922-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