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巧合，1904年3月《东方杂志》创刊之时，正赶上了日俄战争。当年它刊载的相关文章包括战事报道，多达95篇；创刊号开宗明义之第一篇文章，即是由“本社撰稿”的“社说”：《论中日分合之关系》。足见《东方杂志》开张伊始，便与日本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
日俄战争，是两大列强为争夺满洲，在中国领土上爆发的一场**裸的帝国主义战争。它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故于双方并无是非正邪可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战争一开始，《东方杂志》的舆论便全然站在了日本一边。例如，其《日俄交涉决绝始末》一文这样写道：“维持韩国自主独立，暨疆域地土之完全无缺，藉以保护日本帝国在韩国所享莫大之利益，于日本国泰民安，实为紧切，亦属不得不然之举。是以凡有令韩国沦于阽危之一切举动，日本帝国政府实不能漠然观望之。”俄不仅违约占据满洲，且危及韩国安危。“日本帝国政府为保维东亚永远和局起见，深愿将日俄两国在满洲及韩享利益与俄国和衷相商，妥为调和。”[1]但是，俄拒绝协商，终酿成了两国战事。这里显然偏袒日本，将之说成了是正义的一方。不仅如此，它还借英报的舆论，颂扬日本国民“莫不视其力之所及”，慷慨解囊，全力支持这场战争；日本军人更是英勇善战，“视死如归”，“其心有所信仰，故精神奋励，常欲建立功名，以尽其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之天职”。[2]这自然进一步“提升”了日本的“形象”。
时距中日甲午战争不过9年，《东方杂志》所以不记“前嫌”而站到日本一边，端在于存在强烈的心理预期：日俄战争实为黄种与白种之战，立宪与专制之战；中日同为黄种，却有立宪专制之别，故若日胜专制之俄，则逻辑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黄劣白优之说固破，而立宪优于专制之理自明。这对于久受西方压迫和正在吁请立宪的国人来说，自然是乐观其成的绝好兆头。本刊中的许多文章都在强调，日俄战争关乎中国乃至世界的命运：“案此战于世界最大之关系有二：一则黄种将与白种并存于世。黄白优劣天定之说，无人能再信之。二则专制政体为亡国辱种之毒药，其例确立，如水火金刃之无可疑，必无人再敢尝试。此二者改，则世界之面目全换矣。”“若中国则黄种专制国也。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之可以兴，数十年已死之心，庶几复活。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3]中国前途从此有可望之机，岂非其明？因此，不难理解，人们相信，若有望俄胜日败者，其心定然不可问；也不难理解，战争结局果然是日胜俄败，《东方杂志》上立刻响起了一片黄种之中国将兴的欢呼声：“伟矣哉！铁血主义之能左右世界也。今者日胜俄败，战局将终，向时黄白优劣之说，不足复信，太平洋日本海之间，骤辟一新天地也。戢列强膺瞵鹗视之态，纾华族豆剖瓜分之祸。当此之时，正我中国四万万人投袂奋起，力图自强之日也。”[4]
应当说，上述人们的心理预期不乏自己的合理性：黄白本无优劣之分，日胜俄败确实有助于进一步打破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此种谬说；而俄败也无疑是进一步暴露了这个专制帝国的衰微，它反映了国人反抗西方压迫愤怒情绪的宣泄。事实上，这也是其时亚洲各被压迫民族共同的心态。[5]因之，日俄战争对中国政局及其思潮的影响，不容轻忽。但是，也应当看到，日俄战争正是日本走上帝国主义不归路的重要节点，此种心理预期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误导：麻痹和淡化了人们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应有的警觉。这表现有二：其一，误判事实，将日本的对俄战争视作仗义之举，进而一厢情愿，倡言中日携手双赢的虚幻愿景。《东方杂志》上有不少文章，将日俄战争视为日本代中国而战的“仗义”之举，称之为“良友”“善邦”、“友邦”，感激不尽。例如，有文说，“日本受此一番亏捐，厥根源，实由中国衰弱之所致”。[6]另有文也说，我既无力收回东三省，日本“友邦仗义出而为争”，却复称中立，“不能出一兵一矢之助”，[7]不免大失脸面。更有甚者，指责清政府不忘甲午旧仇、亲俄拒日之非：“甲午之日本，于我诚为仇敌，然既已媾和之后，日本上下议论，皆欲缔好于我，动我以同种同文之感情。”然而，政府应对失策，“以丧师失地之故，衔恨日本”，[8]促成三国干辽，终亲俄拒日，使东三省局势为之一变。所以，在《东方杂志》看来，由此引出的教训，便是中日两国唇齿相依，当捐弃前嫌，走“与日共兴”、黄种共赢之路。上述创刊号首文《论中日分合之关系》写道：“天下有自然之势非人力所可逃，往往经数千百年之后，神光离合，起伏万端，而其归于天然之局。此所以哀叹于天定之不可逃也。”中日相知甚古，其间虽不无冲突，无伤大局。甲午之役虽属例外，但实因韩而起，双方未必成见在先。“我国不能知是役牵动之巨，想日本亦未必能测其终”。今当亚欧荣落，黄白兴亡之际，中国欲不自处于奴隶与牛马的境地，唯有走与日并兴这一历史必由之路，“则必与我之同利害者相共而后可以集事也，明矣。此所谓天定而不可逃者欤”？要看到，中国分而日本孤，固不如中国强而与日本并立为得计。所以，即便没有日俄之战，中日并立同样“有可决之于天理人情之际者矣。若是者，宗旨既明，而后政策自此始”。[9]不难看出，《东方杂志》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自然是以相信日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为前提的，为此甚至不惜罔顾事实，重新解释历史。故本刊以下的论调十分流行：“日本既成东方强国，则本其种种之感情，必有一日扶植中国，而攘斥欧美。”[10]“中国虽不振，要亦黄人之余裔，……经此番刺激，急起而直追，与日本相为后先，全力而扼东方之霸权，则天下事亦可量也。于乎，存亡之机，在于今日。”[11]从一般意义上讲，中日同文同种，应携手双赢，自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人们于日本的侵略正步步进逼，视而不见，却一厢情愿地侈谈并立与双赢，实无异与虎谋皮，自蹈险境。其二，轻率断言日本对东三省不抱野心。与上相应，《东方杂志》轻率断言日本对东三省不抱野心。例如，有文说：人有疑日本在韩独霸，今百战之后，于东三省也必然要独占，其实不然。日本人口不过五千万，得韩已足，不可能贪得无厌。“故其所以争者若是其烈，然固非有殖民之见存。得之虽难，而其所以视东三省之初意，固与其视韩国迥殊。必谓欲以如此辽阔之幅员，据为私有，屏他人于门外，坐令地有遗利，是断非日本之用心矣”。[12]另文也说：日虽胜俄，但不会独占东三省，因为“日本果欲全占满洲之利益，则将以何词以解仗义兴师之举乎”？“故吾料日本将来之对于满洲，仍当持美国所首倡之开放主义以处置之，而己亦与利益均沾之列”。[13]此后残酷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是多么天真幼稚的想法。
《东方杂志》的对日评论，除了“本社撰稿”的社说之外，常转录诸如《时报》《中外日报》、《大公报》、《南方报》、《天津日日新闻》等全国各地重要报刊的文章。故其上述“心醉日本”的心理及舆论倾向，在全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文说：“谛视吾国今日社会之现象，朝野上下，殆可谓具同一心醉日本之倾向者矣。”[14]此种“心醉日本”固然包含着羡慕日本这位“新进少年”，[15]学习西方有成、足资楷模的积极成分，但是，相信日本是包括中国在内亚洲黄种的代言人，甚至是解放者的盲目倾向，显然存在。虚幻的东西终究不能长久，人们很快便失望了。美国学者安德鲁·戈登指出：日俄战争后，亚洲各国多视日本为自己反对殖民统治的代言人，“然而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强权政治考虑下，各种解放亚洲的梦想很快便烟消云散，更不用说寻求日本人的协助”。“在其后的日子里，日本先并吞韩国，又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在亚洲人眼中，日本的扩张政策并非代表亚洲解放力量，而是压迫的象征”。[16]这是合乎实际的。
但是，就《东方杂志》而言，其由“醉心日本”转变到警惕并进而自觉地批判日本的侵华野心，毕竟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迄1915年前，其“醉心日本”的倾向虽在日渐淡化，也有个别文章对日本的野心曾表示了某种担忧；但从总体上看，毕竟对日本的侵略野心缺乏应有的警觉，甚至没有发表过一篇由国人撰写的正面揭露和批判日本侵华野心的文章，更多的文章包括译文在内，是在“客观”地介绍日本在满蒙地区及韩国的所谓“调查”、“开发”，甚至不乏称颂之词。[17]1907年发表的梁启超《中日改约问题与最惠国条款》一文，还在强调日本对华友好，不存“歧视”，相信日本能带头推动列强取消对华最惠国条款。[18]1911年虽译载俄刊文章《日本之帝国主义》，但译者却在“按语”中强调说：“其说之当否，姑置不辨。”[19]刊物立场之游移暧昧，足见一斑。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图穷匕首现，舆论哗然，激起了全国抗议的浪潮。《东方杂志》“醉心日本”之梦，才随之真正幻灭。1915年4月主编杜亚泉（高劳）发表《日本要求事件》长文，明确指出：日本的国策就是“执行扩张主义，以准备战争”。他说，甲午之役，日本割占台湾，因三国干辽，未得展其夙愿，但要求福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终通过日俄战争占有了东北权益。此次它提出“二十一条”，就是想利用欧战乘机控制中国：“此次欧战发生，日本既加入协约国方面，以兵力攻取青岛。其政府官僚，乃以此为解放对华问题之适当时机，要求条件，遂乘时提出矣。”[20]前后相较，其持论差若天渊。
至此，《东方杂志》早期缘日俄战争浸成的所谓中日并兴共赢的心理期待，既烟消云散；其后，尤其经五四运动之后，随着中日关系发展到新阶段，它便得以进而形成自己清醒理智的日本观。
[1] 《日俄交涉决绝始末》，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1号，1904-03-11。
[2] 《日本致胜之由》，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5号，1904-07-08。
[3] 《论中国前途有可望之机》，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3号，1904-05-10。
[4] 翰富：《论日胜俄后列强于亚东之现象》，载《东方杂志》，第2卷第9号，1905-10-23。
[5] 美国学者安德鲁·戈登在所著《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一书中说：“日本在1905年战胜俄国，其结果是中国、越南以至菲律宾、缅甸、印度等地，卷起一股反殖民浪潮，亚洲各地人民均视日本为反殖力量，认为日俄战争是近代首露曙光，显示黄种人可能战胜白种人。”（李朝津译，218～21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 《中国衰弱非日本之福说》，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10号，1904-12-01。本文为转录八月初二日大公报之文。
[7] 闲闲生：《论中国责任之重》，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1号，1904-03-11。
[8] 华生：《论国家倚赖第三国之无益》，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8号，1904-10-04。
[9] 别士：《论中日分合之关系》，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1号，1904-03-11。
[10] 《论各国保全中国之不可恃》，载《东方杂志》，第2卷第3号，1905-04-29。
[11] 孤行：《论中国必不能破坏中立》，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2号，1904-04-10。
[12] 《论东三省终宜开放》，载《东方杂志》，第2卷第8号，1905-09-23。
[13] 依可：《东三省权宜策》，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9号，1904-11-02。
[14] 《论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是》，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7号，1904-09-04。
[15] 孤行：《论中国必不能破坏中立》，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2期，1904-04-10。
[16] ［美］安德鲁·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219页。
[17] 例如，第9卷第3号译载美国《评论之评论》杂志上的文章《论日本之治高丽》，说：高丽归入日本，后者也确实负起了责任。“盖高丽之人，素以故见自封，而日本人则在以西洋文明输入之。其坚轫不挠，通筹全局，常注意于国家之福利，而不图个人之利益，皆足以显其行政之能力也”。（1912-09-01）
[18] 梁启超：《中日改约问题与最惠国条款》，载《东方杂志》，第4卷第2号，1907-04-07。
[19] 佩玉译：《日本之帝国主义》，载《东方杂志》，第8卷第4号，1911-06-21。
[20] 高劳：《日本要求事件》，载《东方杂志》，第12卷第4号，1915-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