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蔡元培与陈独秀珠联璧合，共同推进新文化运动之前，二人的思想进路，同中有异。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前者在新文化运动中个性独具的重要切入点。
1912年7月，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留学德国。在欧期间，他先后参与发起组织世界社、华法教育会等。包括稍后的留法俭学会在内，这些团体的目的都在于“相与致力于世界之文化”，“俾青年子女，得吸收新世界之文明，而进益于社会”。[1]蔡元培经历过戊戌政变，深感康、梁的失败，归根结底，端在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借少数人成事，故坚信致力于人才培养之教育，乃是救国之不二法门。[2]1916年9月，教育总长范源濂邀蔡元培归国出长北京大学，不少友人以为北大腐败，不足与为，力劝婉拒；但他深思之后，仍毅然应命。他在致友人信中说：“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3]足见其着眼点，仍在看重教育。历史证明，蔡元培是对的，他抓住了历史的机遇。
与此同时，陈独秀以自己独特的思考，同样也抓住了历史的机遇。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先亡命上海，次年应章士钊之邀，至日本助其编辑《甲寅》杂志。陈独秀一度思想消沉，但终在李大钊激励下，决心重新奋起。他对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4]第二年，他果然创办了《青年》杂志，开创了思想界的新纪元。有趣的是，蔡元培与陈独秀不约而同，都曾撰文反思“袁世凯现象”，以为它反映了国人集体无意识中的思想痼疾。但前者强调，“振而起之，其必由日新又新之思想，普及于人人，而非恃一手一足之烈”。[5]这自然舍教育莫由；后者则强调，“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新青年“勿苟安，勿随俗，其争以血刃铲除此方死未死余毒未尽之袁世凯一世，方生未死，逆焰方张之袁世凯二世，导吾可怜之同胞出黑暗而入光明！”[6]这自然是端在办杂志，以诉诸激烈的思想批判和舆论宣传。陈独秀所谓“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其命意也在于此。
由上可知，发展新思想新文化，是蔡元培与陈独秀的共同目标，差异只在策略与路径有别。然而，两人一经联手，差异恰成互补，浸成珠联璧合。蔡元培到京后，经汤尔和推荐，并在读过《青年》杂志后，决然聘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后者最初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劝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7]他才答应就任。前者的高明，于此可见一斑。《青年》杂志借北大的平台，从此愈益发舒，类多能言；但是，人们似乎又忽略了问题还有更为重要的另一面，即蔡、陈联手，依托北大，从此奠定了新文化运动发展全新的格局：蔡元培“主内”，将北大改造成了新文化运动强大的策源地；陈独秀“主外”，借《新青年》“横扫”旧思想旧文化，为北大及全国新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日益改善的外部环境。二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最终助益于推动“全国思想都全改观”宏大目标的实现。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此一格局的成立，还有赖于蔡元培的智慧：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和教员“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的法则，[8]为其提供了有力的学理依据。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便不难理解在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的独具个性，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集中精力将北京大学改造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示范区。
蔡元培既相信对于培养新人才和建设新文化而言，出长北大较之境外办学，将更切实可行，他自然集中精力改革北大。蔡元培赴任不到两周，就致函吴稚晖说：“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改良之计划，亦拟次第著手。”[9]这里，“改良之策”的核心精神，就是他所谓的留德多年，“考察颇详”的欧洲教育界“思想之自由，主义之正大”，亦即他所认同的《新青年》杂志宣传的主义：科学与民主。此核心精神在北大改革的展开过程中，其荦荦大者，表现如下：
其一，明确学校改革的新文化方向。蔡元培到校后，首先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这实际上是有力地宣示了学校改革的新文化方向。冯友兰说：“在蔡先生的领导下，北大的这种局面是有方向的，有主流的，那就是新文化运动”。“蔡先生到北大首先发表的是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明显地支持了这个方向，确定了这个主流。在这个布告一发表，学生们和社会上都明白了，有些话就不必说了，都不言而喻了”。[10]郑天挺也有同感，他说：“蔡先生一到北大，就请全国侧目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作文科学长（相等于文学院院长）；这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说新兴起，蔡先生就请中国第一个介绍相对论的夏元瑮作理科学长。这种安排，震撼了当时学术界和教育界，得到学生的欢呼拥护。”[11]随后，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陆续受聘到校，北大改革的新文化方向，自然愈显鲜明。蔡元培事后回忆说：“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12]其二，建立民主的学校管理体制。旧北大不脱京师大学堂的遗风，类衙门，一切校务由校长、学监主任等少数人专权，并学长也不得与闻。为打破专制的旧体制，蔡元培仿照欧洲大学，不仅恢复了学长的权限，而且设立评议会、各门教授会等分掌立法与事务，建立起了体现“教授治校”的现代学校民主管理体制。冯友兰说：新的体制调动教授们的积极性，“他们在大学中有当家做主人的主人翁之感”。[13]顾颉刚也说，蔡元培以身垂范，尊重民意，平等待人，给学校带来了民主新风：“一校之内，无论教职员、学生、仆役，都觉得很亲密，很平等的。”[14]其三，廓清混资格准备做官的陈腐思想，树立研究学问的新学风。蔡元培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5]为此，他不仅大力聘请名师，改革课程，提倡开阔视野，融合中西，而且注重通过营造良好的校风，陶冶学生的性情，培养完全的人格。蔡元培在一次开学典礼上说：“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所以，本校提倡体育会、音乐会、书画研究会等，来涵养心灵。大凡研究学理的结果，必要影响于人生。傥没有养成博爱人类的心情，服务社会的习惯，不但印证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结果也是虚无。所以，本校提倡消费公社、平民讲演、校役夜班与《新潮》杂志等，这些都是本校最注重的事项，望诸君特别注意。”[16]蔡元培所言，似未超出今天常说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范围；但实际上，他强调从事学术研究需要“涵养心灵”，“养成博爱人类的心情，服务社会的习惯”，此种见解之深沉博大，对于浸染过多功利色彩的当今中国大学而言，仍是一种重要的启迪。
蔡元培的改革卓有成效，北京大学面目一新，不仅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而且成为了新文化最重要的示范区，影响深远。顾颉刚说：“北大一天天地发皇，学生一天天的活泼，真可以说进步像飞一般快，一座旧衙门经蔡先生一手改造竟成为新文化的中心。”[17]冯友兰则将蔡元培领导下的新北大形象地比作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座灯塔”，以为她“使全国的人们看见了光明，认识了前途，看清了道路，获得了希望”。[18]他强调的显然是对全国的示范意义。这在梁漱溟，则叫开风气之先，他说：“五四”时期，“那新风气，就是喜欢谈思想，谈学术。报纸竞出副刊（如《学灯》之类），人们竞着结学社，出丛书，竞着办大学，请外国学者来中国讲学等等。始于文学、哲学，而归于社会问题、政治、经济。这种风气，怕无人能否认是自北大发动；而北大之所以如此，则民六以后蔡先生来主持的结果也”。[19]对于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历史地位，著名的五四运动史专家周策纵的见解，十分精辟，他说：“蔡元培在国立北京大学由1917年（蔡于1月4日就职）开始推动的各种改革，其在‘五四运动’发挥的重要性，不下于陈独秀之创办《新青年》。”[20]将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相提并论，既是肯定了前者的一大贡献，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指出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个性独具。
第二，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主张，为新文化运动指明了思想解放应有和更高的境界。
1918年11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最早提出了这一思想主张。他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的大学，无不学派林立，相反相成，如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之理想派与写实派，经济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等等，“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中国承千年学术专制传统，喜欢一道同风，故外界对北大兼开中西课程，大惊小怪，实属误解。月刊的发布当有助于校外读者，“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21]次年3月他在《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对自己的主张又作了进一步概括：“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22]由于这封著名的公开信影响巨大，蔡元培的这一思想主张，也不胫而走。很显然，在蔡元培看来，“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是一个体用统一的有机体。前者乃天赋之人权，人人得以捍卫之权利，为原则、前提，即为体。故他强调，“个人思想之自由，则是临之以君父，监之以帝天，囿之以各种社会之习惯，亦将无所畏葸而一切有以自申”；[23]后者乃就个人对他者而言，为应然的主义与价值取向，即为用。它表现为对他人“思想自由”权利的尊重和对其思想主张的宽容，因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蔡元培主张无原则的新旧调和，因为他说得明白：“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24]这即是说，包容的前提是在现代社会的层面上，仍不失其存在价值的思想与主张。“思想自由”并非鼓励谬种流传，所以他强调研究学问的“勇敢性质”，必须“由科学所养成”。[25]蔡元培对不听劝告，一味攻击辜鸿铭、刘师培的新潮派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固然说明了这一点；他请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同人帮助推荐法国专家来校讲学，“要求其资格第一条就是‘新党’，还有一条是‘热心教授中国人，而不与守旧派接近者”，[26]同样也说明了这一点。
北大改革的成功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分不开。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不仅兼容了像陈独秀、胡适与辜鸿铭、刘师培这样新旧派的人物，而且兼容了不同学派的杰出学者。郑天挺说：“过去中国学术上流派很多。经学有今古文学派的不同，蔡先生同时聘请了今文学派的崔适……，也聘请了古文学派的刘师培；在古文字训诂方面，既有章炳麟的弟子朱希祖、黄侃、马裕藻，还有其他学派的陈黼宸、陈汉章、马叙伦；在旧诗方面，同时有主唐诗的沈尹默，尚宋诗的黄节，还有宗汉魏的黄侃；在政法方面，同时有英美法系的王宠惠，也有大陆法系的张耀曾。其他学科，同样都是不同学派兼容并包。”[27]此外，在课程建设上，则是兼容了中西。1922年蔡元培曾指出，北大历史可分三期：开办至1912年为第一期，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校重旧学，西学“很有点看作装饰品的样子”；1912年至1917年为第二期，国体初更，百事务新，“大有完全弃旧之慨”学校重西学，虽然“也还是贩卖的状况”，中学却“退在装饰品的地位了”；1917年至今为第三期，学校不仅注重学术研究，“课程一方面，也是谋贯通中西”，即是真正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兼容并包。[28]
论者常谓，在当时陈腐的旧北大，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主张，明显是为陈独秀等新文化的力量张目。这自然是对的，但是，若仅仅停留于此，便未免低估了它的意义。尽管蔡元培反复强调这是大学的通例和自己办学的理念，但实际上，它的意义超出了校园的范围，强调的乃是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黄侃说：“余与孑民志不同，道不合，然蔡去，余亦决不愿留，因环顾中国，除蔡孑民外，变无能用余之人。”[29]其言耐人寻味。不仅如此，比较胡适与蔡元培对其时思想界分歧的不同态度，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
胡适明确反对蔡元培的思想主张，他致信陈独秀说：“蔡老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30]由此可知，他虽是自由主义者，对思想界的分歧，却缺乏包容的雅量，原来并不足奇。欧战前后，欧人反省社会文化危机，现代社会思潮因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其主要取向有二：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主张社会主义；二是反省现代性，即表现为以柏格森、倭铿的生命哲学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后者反映了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理性主义进一步衰微和西人对自身文化的深刻反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固不待言，后一思潮缘梁启超诸人的宣传，尤其是杜威、罗素、杜里舒诸人先后来华讲学，不仅也传到中国，且在“五四”前后形成了不小的热潮。[31]胡适既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对后者也深闭固拒。他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中，有意贬抑柏格森学说的价值。他说，柏格森的所谓“直觉”，无非源于经验，这是包括杜威在内许多学者多已言及的事，足见其学说近于“无的放矢”了。胡适刻意将柏格森为代表的“反理智主义”，列为“晚近”的“两个支流”之一。他说：“我也知道‘支流’两个字一定要引起许多人的不平。”[32]实际上，柏格森哲学在其时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罗素在他的名著《西方哲学史》中，对柏格森有很高的评价，称他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33]英国学者彼得·沃森则在其《20世纪思想史》中强调说：“柏格森很可能是20世纪头10年最被人们理解的思想家，1907年后，他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34]有趣的是，时胡适的老师杜威正在华讲学，专有一讲介绍当今世界三位重要的哲学家，其中一位便是柏格森。足见胡适的意见有失褊狭。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对陈独秀说：“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35]胡适对梁启超、梁漱溟在自己的著作中宣传欧洲思想界反省现代性的观点，也十分不满，前者明明在《欧游心影录》中声明“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36]他却将鼓吹“科学破产”的帽子强加在了后者的头上，强调梁启超无非谣言惑众。[37]梁启超请赵元任为罗素翻译，胡适私下却“警告”后者，“不要被该党利用提高其声望”。[38]对于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著名的世界文化“三种路向”说，胡适的批评也有欠厚道。[39]
蔡元培也是位自由主义者，但相较之下，却是另一种气象。他同样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却支持北大学生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甚至亲临成立大会致辞。他自1913年留学德国后，很快便注意到了欧洲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消长，尤其是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兴起（下文将具体谈到）。出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利用访欧机会，曾登门拜访了倭铿（本想同时拜访柏格森，未成）。他邀请柏格森与倭铿讲学虽未成，却促成了倭铿推荐自代的杜里舒来华讲学。对于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他完全取开放的态度，积极去迎受它。他不仅自己节译有柏格森的《玄学导言》，而且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长文中对柏格森哲学有相当篇幅的介绍，并极力推荐柏格森与倭铿共同的学生张君劢介绍他们的学说：“他要是介绍两氏的学说，必可以与众不同。”如前所述，[40]蔡元培对年轻胡适的提携，人所共知；与此同时，他对梁启超、梁漱溟同样坦诚相待。他与梁启超合作组织“讲学社”，专门负责聘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所请杜威、罗素、杜里舒三人，不仅彼此学说各异，蔡元培本人对此也不尽认同，但是，他都一视同仁，盛情接待。[41]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这篇长文中，蔡元培不仅对备受胡适等人责难的梁漱溟的观点作了具体的介绍，而且以这样的一段话，作为长文的结束语，尤具深意：“梁氏所提出的，确是现今哲学界最重大的问题；而且中国人是处在最适宜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地位……梁氏所下的几条结论，当然是他一个人一时的假定，引起我们大家研究的兴趣的。我所以介绍此书，就作为我这篇《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的末节。”[42]蔡元培未必赞成梁漱溟的观点，但重要在于，他肯定了作者所提出的问题本身，“确是现今哲学最重大的问题”，具有助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价值。梁漱溟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至今仍有重要的影响。足见当年蔡元培的远见与宽容，不仅支持了年轻的学者，而且助益了中国学术的发展。
说到底，蔡元培强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赞成或接受不同的观点，而是强调要尊重思想的多元化和坚持学术发展的多样性统一。因之，它不单是一种识见，同时也是一种胸怀。[43]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认为蔡元培在北大能做包容新旧派学者，实体现了最令人钦佩的品格：“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44]而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对胡适反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主张，则作了这样的评论：“胡先生由于牢固的科学观而示人以不广，他在中国新文化启蒙运动史中，就难免退处于蔡先生之下了。在‘兼容并包’的启蒙学风里，孑民先生是置身于‘兼容’之上的，而适之先生则局处于‘并包’之下了。”[45]所言甚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以为，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其意义超出北大，为新文化运动指明了思想解放应有和更高的境界。
第三，坚持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趋向在教育。
随着“新文化运动”一词在“五四”后出现，[46]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不仅更加波澜壮阔，且愈益越出思想文化的范围，而与社会改造的实际运动相结合。与此相应，关于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趋向问题的讨论，也成为了时人关注的焦点。从总体上看，主要意见有三：其一，强调普及，主张扩大新文化运动的范围。例如，苏甲荣说：“普及乃是现代唯一的精神。若是不要普及，那么，就没有文化运动的可言。”“我们认定文化运动是普及民众运动，不要当它是智识阶级里的交换智识。”[47]其二，强调提高，主张整理国故，提升学术。其代表人物是胡适。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即是16个字：“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48]依其说法，“再造文明”是目的，“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是手段，新思潮的趋势包括两个方面：研究社会人生问题与整理国故。由于在胡适眼里，谈政治虽然也是个选项，但为政治提供基础的文艺思想却是根本，所以，“整理国故”即倡导学术研究，实成了他所要指引的新思潮发展的真正方向。其三，强调超越新文化运动，主张转向社会革命。这当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主张以俄为师，转向社会革命。[49]
蔡元培的见解有不同，他坚持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趋向，当在教育。
早在留学期间，蔡元培就已认定教育是可大可久的救国事业，他所以决意归国出任北大校长，也在于此。但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在出掌北大之初，更将此一认识进一步提升到了经国大计的高度。他在爱国女校演讲说：民国既已成立，改革目的已达，如大病已愈，不再有死亡之忧了，现在讲爱国就不当提倡革命，而当提倡教育：“则欲副爱国之名称，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人格。”[50]他甚至建议国民党放弃“暴激行动”，转向注重“国民教育”，主张从大多数国民入手，以待时机，“可为吾国民党规臬”。[51]蔡元培实际上是将教育视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出路，他说：“今之策国是者，莫不重教育；策教育，莫不谋普及。夫教育曷贵乎普及，岂不曰教育普及，则社会国家一切至重要至困难问题，根本上皆得解决也。”[52]如前所述，“五四”后蔡元培愈益自觉地转向“疏导”新文化运动，倡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趋向当在教育，自然更成为了他的重要着力点。蔡元培指出，据自己观察，所谓五四运动唤醒国人，成效仅在一时，且“技止此矣，无可复加”。故欲国人“为永久的觉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53]这长效机制的建立，端在教育。此期，蔡元培不仅喜欢反复提醒人们，文化是要实践的，空谈无补；而且强调说：在诸多的文化实践中，唯有教育是基础，是根本。道理很简单，“要他实行，非有大多数人了解不可”。如何能做到这一点？“便是要从普及教育入手”。[54]所以，“从教育入手，去改造社会”，事半而功倍。归根结底，是人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只有新兴的一代能受到新型的教育，古老的文明才能获得新生”。[55]
蔡元培所以不赞成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趋向是社会革命，除了不相信马克思学说外，[56]还在于他认定政治不同于教育，无非是急功近利的无根之谈，不足以为国家社会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奠定基础。所以，他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写道：“政治问题，因缘复杂，今日见一问题，以为至重要矣，进而求之，犹有重要于此者。自甲而乙，又自乙而丙丁，以至癸子等等，互相关联。故政客生涯，死而后已。今诸君有见于甲乙之相联，以为毕甲不足，毕乙而后可，岂知乙以下之相联而起者，曾无已时。若与之上下驰逐，则夸父逐日，愚公移山，永无踌躇满志之一日，可以断言。此次世界大战，德法诸国，均有存亡关系，罄全国胜兵之人，为最后之奋斗，平日男子职业，大多数已由妇女补充，而自小学以至大学，维持如故。学生已及兵役年限者，间或提前数月毕业，而未闻全国学生，均告奋勇，舍其学业，而从事于军队，若职业之补充，岂彼等爱国心不及诸君耶？愿诸君思之。”
至于强调普及以扩大新文化运动的范围和胡适的主张“整理国故”，在蔡元培看来，二者无非都是教育发展中的应有之义，乃属于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所以，他说，“自大学之平民讲演，夜班教授，以至于小学之童子军，及其他学生界种种对于社会之服务，固常为一般国民之知识，若志趣，若品性，各有所尽力矣。苟能应机扩充，持久不怠，影响所及，未可限量”。[57]“整理国故”是重要的，蔡元培指示北大国学研究所“格外留心”，说明它毕竟是少数学者的责任，与全国性的教育事业相较，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
在教育问题上，蔡元培主张普及与提高并行不悖；但考虑到中国高等教育毕竟刚刚起步，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是国家急需的未来的栋梁，是“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之希望所在，故他更重视大学与大学生的作用。这也是“五四”后蔡元培苦口婆心劝导学生退出政治运动，以学业为重的原因所在。他在告全国学生书中说：“读诸君十日三电，均以‘力学报国’为言，勤勤恳恳，实获我心。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化前途百年大计。”[58]
时人关于新文化运动发展趋向的各种主张，说到底，只是两种：扩展和深化新文化运动与超越新文化运动而转向社会革命。诸家之言，不应等量齐观，但无疑都有自己的合理性。人们尽可以批评蔡元培轻忽政治，不免有失幼稚；但是，仅就发展新文化运动本身而言，他强调，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归根结底，有赖于新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却是不磨之论。
缘上可知，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示范区，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新文化运动指明了思想解放应有和更高的境界，终至坚持新文化运动的趋向在发展教育，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主张，一脉贯通，成一家之言。但我们还需指出：蔡元培将反省现代性的视角引入新文化运动，不仅愈显个性，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
[1]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400页；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16。
[2] 蔡元培在自传中说：“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身于教育云。”（《蔡元培全集》，第3卷，320页）
[3]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18页。
[4] 转引自唐宝林、林生茂：《陈独秀年谱（1879—1942）》，65页。
[5] 蔡元培：《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470页。1916年，蔡元培与陈独秀分别发表了《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袁世凯复活》（见氏著《独秀文存》），评论“袁世凯现象”。
[6] 陈独秀：《袁世凯复活》，见《独秀文存》，89～90页。
[7]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上），63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8]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271页。
[9] 同上书，10页。
[10] 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见《三松堂全集》，第14卷，217页。
[11] 郑天挺：《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见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191页。
[12]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264页。
[13]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见《三松堂全集》，第1卷，274页。
[14] 余毅：《悼蔡元培先生》，见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45页。
[15]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191页。
[16] 同上书，344页。
[17] 余毅：《悼蔡元培先生》，见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47页。
[18] 转引闵维方《以改革开放精神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载《中国教育报》，2008-10-24。
[19]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6卷，75页。
[20]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65页。
[21]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213～214页。
[22] 同上书，271页。
[23] 同上书，261页。
[24]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271页。
[25]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191页。
[26] 曾建：《蔡孑民先生的风骨》，见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增订本），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通讯·蔡孑民李石曾两先生报告书》，载《旅欧杂志》，第22期，1917-08-15。
[27] 郑天挺：《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见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191页。
[28]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295～296页。
[29]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208页。
[30] 转引自周天度：《蔡元培传》，103页。
[31] 参见拙文：《五四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载《历史研究》，2007（1）。
[32] 胡适：《胡适全集》，第2卷，384、381页。
[33]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346页。
[34] ［英］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72页。
[35]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262页。
[3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3），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37] 1923年胡适发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濑溟曾就胡适的批评，致函后者说：“尊文间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歇为如此？”（《梁漱溟全集》，第4卷，732页）
[38] 赵元任：《从家乡到美国——赵元任早年回忆》，15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39] 同上。
[40]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362页。
[41] 蔡元培1915年在《1900年以来教育之进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对杜威过分强调实用教育，就曾明确表示不以为然。
[42]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382页。
[43] 陈独秀虽同意“兼容并包”的思想原则，但在实际上，却未能做到，就说明了这一点。例如，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独秀文存》，133页）其反对旧思想的坚决态度，固属难能可贵；但衡以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便难免褊狭之讥了。
[44] 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见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下），640页。
[45] 唐德刚：《胡适杂忆》，54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
[46] 周策纵先生在其名著《五四运动史》中说：“‘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在1919年5月4日以后的半年内逐渐得以流行。”（［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280页）
[47] 苏甲荣：《今后的文化运动：教育扩张》，载《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1920-11。
[48]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全集》，第1卷，691页。
[49] 参阅拙文：《五四后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讨论》，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4）。
[50] 蔡元培：《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7～8页。
[51] 蔡元培：“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日记”，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6卷，38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52] 蔡元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12页。
[53] 蔡元培：《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313页。
[54]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15、12页。
[55]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395页；第4卷，474页。
[56] 蔡元培认为，中国从来不存在严重的阶级对立，故“决用不着马克思的阶级战争主义，决没有赤化的疑虑”。（蔡元培：《中国的文艺中兴》，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345页）
[57] 蔡元培：《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313页。
[58]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