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虽肇端于1915年9月《青年》杂志的创刊，但它真正得以发舒，并进而掀起洪波巨澜，却是始于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将陈独秀诸人及《新青年》引进学校。“五四”前的蔡元培，没有直接介入新旧派的论战，甚至也没有发表过直接表态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但他却顶住了旧势力攻击所谓“覆孔孟、铲伦常”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勇敢地保护了陈独秀诸人。人所周知的蔡元培著名的分别致《公言报》和林琴南的公开信，以及他为保护陈独秀不惜拍案而起，反映了这一点。陈独秀说：“蔡先生自任校务以来，竭力扩充，而各方面之阻力亦日大，如安福俱乐部当权时，即无日不思与北大反对，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于对付反对者三分之二；用之于整理校务者，仅三分之一耳。”[1]胡适也说，自己在北大得到了蔡校长的大力支持：“他是一伟大的领袖，对文学革命发生兴趣，并以他本人的声望来加以维护”，[2]同样反映了这一点。也惟其如此，梁漱溟以下的论断便自有其合理性：“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毕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3]足见，“五四”前的蔡元培，其主要的贡献之一，便在于充当了新文化运动的庇护人。
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初蔡元培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的短文《洪水与猛兽》。他将新思潮即新文化运动形象地比作洪水，将军阀比作猛兽，以为中国现状可算是洪水与猛兽斗，“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胡适在发表是文的“附记”中强调，这是“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要说而不能说的意思”。[4]罗家伦则称之为“光芒万丈的短文”。[5]笔者以为，是文公开号召支持新思潮以反对军阀，固属难能可贵；但它以洪水比喻新思潮的“洪水”论，同样值得重视。在蔡元培看来，新思潮似滔滔洪水，来势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同时，犹如水源太旺了，泛滥岸上，难免冲毁了田庐。对付洪水，禹用导法，使归江河，结果不但无害，且得灌溉之利。对于新思潮，也不能湮，只能导，令其自由发展，自然有益而无害。蔡元培的“洪水”论，耐人寻味：既将新思潮比作洪水，他实际上便是预设了它难免有自己误区的前提；强调“来帮同疏导洪水”，很显然，他也不单是强调支持新思潮的自由发展，而是同时强调了积极引导的必要性。要言之，强调对新思潮即新文化运动要加以积极正面的引导，这是蔡元培“洪水”论的根本取向；从整体上看，它是“五四”后蔡元培推进新文化运动发展策略转变的重要思想表征。
“五四”后的蔡元培接连发表了诸如《新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何谓文化》、《东西文化结合》等一系列的文章与演讲，就新文化运动如何进一步健康发展，直抒胸臆。这表明，蔡元培的角色正悄然发生了变化，即由庇护人进而转变为积极和正面引导新文化运动的“疏导洪水”者了。“五四”后，蔡元培对“洪水”即新文化运动的“疏导”，主要表现有三：
其一，尖锐批评新文化运动的流弊。蔡元培对新文化运动有崇高的评价，以至于将之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例如，他在旧金山中国国民党招待会上演讲，说：欧洲文艺复兴始于但丁的文学，“今中国之新文化运动，亦先从文学革命入手。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诸氏所提倡之白话文学，已震动一时。吾敢断言为中国文艺中兴之起点”。[6]至于他亲自为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作序，予以高度评价，大力推荐，如何有力地提升了作者的声望，更是人所尽知。但是，这一切并不影响他尖锐批评新文化运动存在的流弊。1919年12月蔡元培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指出：文化运动已成时髦，“解放呵！创造呵！新思潮呵！新生活呵！在各种周报上，已经数见不鲜了”。但是，人们若不能超越利害，保持平和的心态，单凭个性的冲动，环境的刺激，而投身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必然会出现三种流弊：一是言行不一。看得明白，责备别人也很周密，但是，“到了自己实行的机会，给小小的利害绊住，不能不牺牲主义”；二是假公济私。“借了很好的主义作护身符，放纵卑劣的欲望”；三是偏激与急功近利。“想用简单的方法，短少的时间，达到他的极端的主义”。他强调，上述三种流弊，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这三种流弊，不是渐渐发见了么？一般自号觉醒的人，还能不注意么？”为此，蔡元培呼吁“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以便“引起活泼高尚的感情”，[7]使文化运动得以健康发展。
其二，不赞成简单否定旧文化，主张对复杂的文化问题，应持分析的态度。陈独秀诸人不乏批判旧文化的勇猛气概，但他们强调新旧不两立，主张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全盘否定传统，不免失之简单化。蔡元培对此不以为然，主张对复杂的文化问题，应持分析的态度，反对绝对化。他指出：“我们既然认旧的亦是文明，要在它里面寻出与现代科学精神不相冲突的，非不可能。”例如，孔子强调因材施教，“可见他的教育，是重在发展个性”；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就是经验与思想并重的意义”；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这就是试验的意义”。[8]蔡元培主张白话文，他曾指示北大平民学校中学班，“国文全练习白话文”。[9]但是，他并不认为一定要绝对排斥文言文。他在女高师讲演说：“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10]他在另一处又说：“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11]同样，蔡元培全力支持新文学，但相信旧文学也有自己不容否定的价值：“旧文学，注重于音调之配置，字句之排比，则如音乐，如舞蹈，如图案，如中国之绘画，亦不得谓之非美术也。”[12]他既热心地为沈尹默的新体诗集作序，同时也不赞成“青年抱了新体诗的迷信，把古诗一笔抹杀”，[13]故同样乐于为浦瑞堂的《白话唐人七绝百首》作序。蔡元培主张对新旧文化问题持更加冷静、平和与客观的分析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其三，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主张东西文化结合。陈独秀等人认中西文化乃新旧关系，水火不相容，故多反对中西文化调和。陈独秀说，“但或是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这个国是，不可不首先决定。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14]他们实际是主张“西化”，而全盘否定了固有文化。蔡元培不赞成陈独秀等人的上述观点，他虽然肯定“我国现正在输入欧化时代”，[15]但又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固然需要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归根结底，却必须“以固有之文化为基础”；所以，民族虚无主义不足取。他说：“鄙人对于中国之将来，全抱乐观。”假以时日，“中国文化，必可以与欧洲文化齐等，同样的有贡献于世界”。[16]其时，欧战进一步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弱点，梁启超等因之强调当重新审视东西文化，实现东西文化融合；但却遭到了胡适诸人的指斥，以为是欧战重新唤起了东方人的傲慢心。蔡元培对此也不以为然，却乐于引梁启超为同调。他说，战后的欧洲思想界反省自身文化的弱点，许多学者转而向东方文化寻求帮助，是客观的事实。“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已经到了。我们只要大家肯尽力就好”。[17]他要求北大国学研究所：“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们固有文明输出”，对此必须“格外留心”。[18]其时胡适虽热衷于国故整理，但他强调整理的目的乃在于发现“国渣”，而非发现“国粹”。可是，蔡元培却不这样看，相反，他高度评价整理国故，强调胡适诸人的工作本身，恰已成为了实现东西文化结合的典范。他说：东西文化结合“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它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意识。如墨子的名学，不是曾经研究西洋名学的胡适君，不能看得十分透彻，就是证据”。[19]蔡元培对陈、胡诸人的观点不认同，是善意的，本身即蕴涵着积极的引导，是显而易见的。
蔡元培为人谦和，却不失原则。陈独秀说：“一般的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点。”[20]他于陈、胡诸人知之深，爱之切，故不妨碍批评。其上述“疏导”，高屋建瓴，对新文化运动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不妨以个性极强的陈独秀为例。蔡元培曾批评陈独秀简单否定宗教有失偏颇；陈初不以为然，但最后还是诚恳地承认了自己不对（下文将谈到）。此外，原本简单否定旧文化的陈独秀，后来也还是接受了上述蔡元培的观点：借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旧学说，可以发现新的价值。陈独秀说：“经、史、子、集和科学都是一种教材，我们若是用研究科学底方法研究经、史、子、集，我们便不能说经、史、子、集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我们若是用科学究读经、史、子、集底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底公式和一些动、植、矿物底名称，我们不知道这种教材底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21]
“五四”后蔡元培转向正面积极“疏导”新文化运动，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疏导洪水”，势有必然。经五四运动的洗礼，后期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已成燎原之势，势既不可当，庇护也不再需要；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它很快趋向与社会改造的实际运动相结合，先前存在的过于激烈、片面性和情绪化的倾向，就不免愈显突出和不合时宜。如何引导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健康发展，自然成了新的课题。这就是蔡元培何以要反复提醒人们：“文化不是简单的，是复杂的；运动不是空谈，是要实行的”[22]原因了。其二，则是下文将谈到的，蔡元培同样受到欧战后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影响，他主张积极吸纳其合理的内核，以谋对新文化运动补偏救弊。所以，“五四”后蔡元培“洪水”论的提出和他转向正面积极引导新文化运动，既是其时各种思潮融汇的产物，同时也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深化。
[1]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354页。
[2]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62页。
[3]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6卷，348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4] 蔡元培：《洪水与猛兽》，载《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04。
[5] 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6]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62页。
[7]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361页。
[8]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350页。
[9]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473页。
[10]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358页。
[11]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见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233页。
[12]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333页。
[13] 同上书，400页。
[14] 陈独秀：《独秀文存》，152页。
[15]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261页。
[16]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484、62、343页。
[17]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411页。
[18]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94～95页。
[19]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350～351页。
[20] 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下），640页。
[21] 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74页。
[22]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