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是中国叙事文学长足发展的时代，长篇的流畅的白话叙事作品，也空前繁盛。因此，考察虐食不应限于写实性笔记载录，也要注意带有文学夸饰渲染的叙述。
首先，明清相关文本几乎不约而同地关注描述虐食制作的过程。王同轨《耳谈类增》就曾转述，人们带有倾向性地描绘有人吃小蟹与鹅掌残忍的传闻：“万历初，滁阳琅琊寺僧月溪者，好于涧中捞小蟹，蒸令汁出而食之，岁以为常。后病剧，微见小蟹潮涌满身，手拂之去，而涌益急，竟死。滁客谈。座上宥长倩，又谓金陵贵珰茄公食料，日以鹅十只置烧炕上，任其跳跃，即时掌肿肥大，乃截掌入馔，馀悉投弃。炮烙之刑，亦何其惨！尝在北都见百十乞儿，**叫雪，极可哀悯。人为皆其中暴殄所轮转，其或然。”[1]这是把虐食动物的暴行同转世报应叙述结合，用以表达对于残忍烹调的愤慨。
清初李渔《闲情偶寄·饮馔部》针对烹制鹅掌过程中，对于鹅所遭受的折磨，也表示强烈不满：
有告予“食鹅之法”者，曰：“昔有一人，善制鹅掌。每豢肥鹅将杀，先熬沸油一盂，投以鹅足，鹅痛欲绝，则纵之池中，任其跳跃。已而复禽复纵，炮瀹如初。若是者数四，则其为掌也，丰美甘甜，厚可径寸，是食中异品也。”
予曰：“惨哉斯言！予不愿听之矣。物不幸而为人所畜，食人之食，死人之事。偿之以死亦足矣，奈何未死之先，又加若是之惨刑乎？二掌虽美，入口即消，其受痛楚之时，则有百倍于此者。以生物多时之痛楚，易我片刻之甘甜，忍人不为，况稍具婆心者乎？地狱之设，正为此人，其死后炮烙之刑，必有过于此者。”
这类叙述之多，可以看作是一种带有不自觉的“反虐食”的生态言说，富有同情心的载录者，也曾予以果报无爽的写实性言说，与后果的推测组合，从而虚实相生，借以表达强烈的谴责：“至于宰杀牲畜，多以惨酷取味。鹅、鸭之属皆以铁笼罩之，炙之以火，饮以椒浆，毛尽脱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驴、羊之类皆活割取其肉，有肉尽而未死者。冤楚之状，令人不忍见闻。夫以供至尊犹之可也，而巨珰富戚转相效尤，血海肉林恬不为意，不知此辈何福消受？死后当即堕畜生道中，受此业报耳。”[2]基于佛教六道轮回观念，表现出对动物深沉的同情心。
可见文言笔记乃至小说野史，对此类记叙向来就不甘示弱。鲁迅先生早就提醒过，在《华盖集·忽然想到》（四）指出：“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因此，如同虐食这类看似生活细节的东西，琐屑零散，在野史笔记之中倒真的能够发现不少。
其次，相关文本的叙述，往往带有双重结构，就是在描述残忍虐食之后，再描述当事人遭遇不测，而这时的惨状，竟然与此同当初折磨动物的手法、场面非常类似，呈现两相映照的效果：
杭城富翁某，性嗜鳖，其烹治之法，纳鳖于瓮，泥封其口，旁凿一孔，四围以炭火炙之，鳖热极思饮，头出孔中，饮以醯酝椒蒜等味，俟其熟，出而啖之，味极腴美，所杀鳖以千计。一夕，比邻不戒于火，延烧其室，翁在睡梦中惊觉，寝门已火，无可逃避，穴壁探头出视，墙外皆水柜，极力挤排，终不得出。乃饮水满腹，呼号焦灼而毙。其死法与鳖无异，人咸谓“食鳖之报”云。[3]
显然，这里借助于一个“多冤”积聚为“一报”的报应的叙述模式，表达了叙述者民俗心理的谴责和愤慨之情。但这不是对于一般的食鳖者的谴责，而是对于食鳖成性、非要用这一极其残忍的烹调方式来食鳖的谴责和愤慨。这富翁某在故事叙述中的死法，贯彻了一种古远的“同态复仇”的意蕴。
当然，也有的虐食者并未遭遇同态报应，但却得到了转世为动物的可怕命运，当事人被描写成对于动物犯下了一系列暴行：
相传明朝某王子，出侧室，性残忍。居恒无所事事，雅与阉奴媚子，纵肆**暴。媵侍小有过，辄烧铁褫衣烙之，或将未烬烟灰置其掌中，灰烬皮焦而后已；不容转侧，苟不隐忍，则非刑复更矣。猫犬稍不惬意，猫则缚四足于四犬，鞭之四走，以分其体；犬则用四驴或四马，盖仿古车裂刑也。尝设巨镬于殿中，沸油满之，捕燕雀蝙蝠生煎之，俾焦黑，蘸椒盐以佐酒，逐一下箸，数十枚不厌也。未袭封，病痨瘵而死。死已二年矣，其府中长史某，忽一夜梦见之：被发**，颜色悲惨。惊询所自，王子泣诉曰：“予生时不仁至极，死后备尝地狱之苦，今阴谴已定，当托生为驴，公明日可至某大街某坊某市前，系有牝白草驴一头，瘦而秃尾者，即予之生母也；驴腹中怀驹，即予也。公幸念夙昔，赎我母子归，不致毙命屠刀，则恩同再造矣。”言讫，悲声悔切。长史惊而寤，阴异之，叹息不能复寐，反侧达旦。[4]
上述对于残害动物的虐食者获得报应，遭遇“同态复仇”式惩罚的思想表达，还见于更具有儆世意义的描述，即盛行该类虐食之风的某些地区，竟然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集体屠杀，其死法也极类似于当初被虐杀的动物情状，吴趼人的《玉臂金莲》描写：
明季，湖广汉阳诸府，奢靡成风，宴客必以鹅掌为胾，非此则不敬，且不足以示豪奢也。其炙法，庖人煅地极红，驱鹅履其上，须臾掌肿，厚逾倍，复饮鹅以醯酱，乃断其足以进，目为上品。未几，张献忠陷襄阳，捉男子断其手，女子断其足，分积如阜，号积手处曰“玉臂峰”，积足处曰“金莲峰”，人以为食鹅掌之报也。后人为之咏曰：
楚人鹅掌宴嘉宾，惨报须臾便及身。
玉臂金莲两峰峙，只今说着尚惊人。
这是佛教传入中土以来典型的“现世报”思路，对于特定时代、地区的人为浩劫，进行一种普遍的“伦理归因”，从而把虐食者行为、某一地区虐食的风气，伦理化道德化判定，显示了载录者对于动物的不幸的深切同情。
乾隆嘉庆年间，钱泳（1759—1844）《履园丛话》也对残忍地对待家畜家禽，表示强烈不满，用早已有之的佛教“业报”思想来解释肇事者所应付出的代价，从中透露出施加者得到受害一方“同态复仇”的潜在意指：
有某公，平生好食鹅掌。以鹅置铁楞上，其下漫火烤炙，鹅跳号不已，遂以酱油旨酒饮之，少焉鹅毙，仅存皮骨，掌大如扇，味美无伦。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贼匪夏包子起兵谋反，以铁楞炙死，惨酷异常。
山西省城外有晋祠，地方人烟辐辏，商贾云集。其地有酒馆，所烹驴肉最香美，远近闻名，来饮者日以千计，群呼曰“鲈香馆”，盖借“鲈”为“驴”也。其法以草驴一头，养得极肥，先醉以酒，满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钉四桩，将足捆住，而以木一根横于背，系其头尾，使不得动。初以百滚汤沃其身，将毛刮尽，再以快刀零割。要食前后腿、或肚当、或背脊、或头尾肉，各随客便。当客下箸时，其驴尚未死绝也。此馆相沿已十馀年。至乾隆辛丑（1781年）岁，长白巴公延三为山西方伯，闻其事，遂命地方官查拿。始知业是者十馀人，送按司治其狱，引谋财害命例，将为首者论斩，其余俱边远充军，勒石永禁。张味石大令为余言。[5]
可见，有的地方官也看不下去，将此类事情的当事人处以严刑，而且过后他们不断地转相谈论传播，但并不是从根本观念上解决问题。张祖翼（坐观老人）还在形象的场面描述之后，毫不掩饰自己对以残杀、残忍烹调以招徕顾客极度地愤慨：
同治初，山东有餐馆售生炒驴肉，味极鲜美。其法钉四木桩于地，以驴四足缚于桩，不宰杀也。座上有传呼者，或臀或肩，沃以沸汤，生割一块，熟而荐之。方下箸时，驴犹哀鸣也。馆名“十里香”，极言其香可闻十里也。时长赓为山东按察使，恶其残忍，执肆主而杀之，遂绝。又有清江浦寡妇某者，富而不仁，嗜食驴阳。其法使牡与牝交，约于酣畅时，以快刀断其茎，从牝驴阴中抽出，烹而食之。岁死驴无数，云其味之嫩美，甲于百物。吴清惠公时为清河县令，亦执而置诸法焉。噫，异哉！食品之佳者甚多，何必肆其残忍之举，而供一己之口腹，宜乎其不容于世也。[6]
对此，《清稗类钞》的异文又说明，惩治虐食者的地方官员，曾经得到载录者的赞赏认同：“道光时，清江浦某巨室有寡妇，食性甚奇，嗜驴阳。其法，其牡与牝交，俟其酣畅，使人亟以利刃断其茎，即自牝阴中抽出，烹而食之，谓其味嫩美无比。吴清惠公蓉时为清河县令，执而诛之。”[7]传闻被复制，并且加进了相应的性别歧视，也是复制者传播者本身一种文化心理和特定情绪的表现。
[1] 王同轨：《耳谈类增》卷五十，第43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2]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六《物部三》，第223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 陆长春：《香饮楼宾谈》卷二，《笔记小说大观》第十八册，第393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影印）。
[4] 和邦额：《夜谭随录》卷十《某王子》，第314—315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5] 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七《报应·残忍》，第4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6] 梁溪坐观老人（张祖翼）：《清代野记》卷中《残忍之果报》，第10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7] 徐珂：《清稗类钞》第七册《异禀类》，第34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