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注意“物性相克”，在日常人与其他动物的饮食中，也免不了要出现严重的问题：“猿食猪肉，疾患风瘫。乌镇王雨舟官广西时，得一猿归，后食肉得此疾死，为文葬之。初取时亦甚难，四山树木皆伐去方获。”[1]特定的生态主体，往往有自身的难于避免的弱点。
物有相克，在神魔小说中的“斗法”叙事中，经常出现。一部《西游记》的续书颇与原书的孙悟空二郎神等斗法相媲美：
行者周围一看，又不知打从那一面镜中跳出，恐怕延搁工夫，误了师父，转身便要下楼。寻了半日，再不见个楼梯，心中焦躁，推开两扇玻璃窗。玻璃窗外都是绝妙朱红冰纹阑干，幸得纹儿做得阔大，行者把头一缩，趱将出去。谁知命蹇时乖，阑干也会缚人，明明是个冰纹阑干，忽然变作几百条红线，把行者团团绕住，半些儿也动不得。行者慌了，变作一颗蛛子，红线便是蛛网；行者滚不出时，又登时变作一把青锋剑，红线便是剑匣。行者无奈，只得叫声：“师父，你在哪里？怎知你徒弟遭这等苦楚？”说罢，泪如泉涌。[2]
甚至，就连狮子这样的猛兽，也被一再强调有其天敌，这就是著名的“犼”这样的小兽。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七《獭祭寄》引《竹窗小品》称：“畜二小兽，名曰犼，形类兔，两耳尖长。狮作威时，即牵犼视之，狮畏服不敢动。盖犼作溺着其体，肉即腐烂。犼又畏雄鸿，鸿引吭高鸣，犼即畏服。又如象见狮子，则奔，见鼠畏。飞虫之畏蜘蛛，蜘蛛之畏蜂，物各有所制，有所畏。”一连串各有所畏的例证，在于说明，“物有所制”乃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规则。
对此，清初长篇小说中罕有人注意到的一番议论，体现出了一种“生态总体观”。似乎在这一林林总总各种生态主体并存共生的世界里，就需要一种“相生相克”的规则，以“物有所制”来维系生态平衡，达到一种正常的又极其必要的生态秩序：
天地间的恶物，若没有制伏他的东西，这恶兽逼人，岂还成个世界？猛恶莫如虎豹，谁知天生一种“六驳”出来。那六驳生的不大，相亦不凶，偏是那虎豹正在那里剪尾作威，一听见了他的声音，唬得俯伏在地，垂头闭眼，抿耳攒蹄，直待那六驳劈开胸脯，取出心肝嚼吃。那龙蛇蛟蜃只略略翻一翻身，那几千百顷的高岸，登时成了江湖，几千百万人家，葬于鱼鳖。他只见了寸把长的蜈蚣，就如那蛐蟮见了鸡群的一样。那赖象就如山大的一般凶物，撞着不可意的人，把鼻子伸将开来一卷，往上一丢，跌成肉酱；偏是那小小的老鼠，惯会制他，从他那鼻孔中走到他脑袋里面，叨吃他的脑髓。于是凡见了地上有个小小窟窿，把那蹄来踏住了窟窿，动也不敢一动。蝎子是至毒的东西，那蝎虎在他身边周围走过一圈，那蝎子走到圈边，即忙退缩回去，登时就枯干得成了空壳。坚硬如铁的磁石，被那米星大的金刚钻，钻得飕飕的风响。天下那不怕天不怕地的汉子，朝廷的法度丢在脑门后边，父母的深恩撇在九霄云外，那公论清议只当耳边之风，雷电鬼神等于弁髦之弃；惟独一个二不棱登的妇人制伏得你狗鬼听提，先意承志，百顺百从。待要指出几个证来，挂一漏万，说不尽这许多，且只说一两个大来历的。……[3]
规律体现在往往就是以小制大“一物降一物”，这套路是全方位的，简直就是无往而不在，而且渗透力极强。长篇小说《镜花缘》写玉女儿嘱咐破那“才贝阵”之人，要事前食核桃或荸荠十数枚，用以避铜毒，原因是：“凡小儿误吞铜器，即多吃核桃，其铜即化为水。如无核桃，或荸荠也可。将军如不信，即取铜钱同核桃或荸荠慢慢嚼之，其钱立即粉碎。”[4]民间的偏方，也多取物性相克的信奉。
清代小说《绣云阁》则写蜈蚣能克毒蟒：“鸡心山前，有一蜈蚣成道，无事游玩，遥见西北角上一缕黑气，或升或降，或斜或倚，未审何妖在此斗法。因将风车一展，于云脚下用目偷觇，乃三蟒与虎蕉、蕉鬼相斗也。蜈蚣……不慌不忙，转过东南隅，口吐毒烟，截住三蟒去路。三蟒闻烟畏甚，飞身欲逃。白蟒稍迟，已被蜈蚣铁杵击毙。”[5]直到民国郭则沄《洞灵续志》卷三，仍在诉说着蜈蚣斗蛇的救主报恩佳话：
豢犬马者恒得其报，乃毒虫亦然。曹杜庵言：囊有甲乙二人，兄弟也，幼时捕得两蜈蚣，分置竹筒中豢之。阅十馀年，长尺许，倍爱惜，所至必携以行。会二人同举乡荐，计偕北上。一日，至宿站，旅店皆满，惟一室尚虚。主人云：“中有怪，扄毕久矣。必欲居者，请勿睡，坐以待旦可尔。”二人乃命酒对酌，视室中净无纤尘，不类久荒废者，心窃疑之。饮至夜分，忽闻梁间淅淅有声，仰视见一巨蛇蜿蜒下，身粗如巨杯，目睒睒动。二人战怖无策，云必死矣，然蜈蚣豢之十馀年，须纵之去。遂取竹筒去其塞，蜈蚣自筒出，直扑蛇顶，蛇即坠，绕室掀腾，二人亦昏厥。天晓主人来，救之苏，见蛇蟠地，长将丈许，蜈蚣力尽，与俱毙。因谓二人曰：“两公福星，为我除此巨患。”坚留二日款之。……[6]
以人的伦理推因看，被豢养十多年，这两只蜈蚣终于在野店废宅这危险的旅途情境中，得到了报答主人的机会，脱颖而出显露出自己令人惊叹的特长，这一在昆虫报恩叙事，乃是基于“物必有制”、蜈蚣制蛇的信奉。但实际上，多半由于蜈蚣作为蟒蛇的天敌，凡是狭路相逢，必定要拼个你死我活。于是，蜈蚣斗蛇，也是一种蜈蚣主动向猎物发起进攻的自然生态现象。
作为古代医学经验的总结，此与“物有所制”原则分不开，与中医学的“相生相克”原理有关。甚至某一病症，必有可以对症之药，为病魔所畏惧，有时甚至直观化、形象化地体现出来，而且极为富有传播的能量，如著名的“人面疮”的故事：
许卑山人言，江左数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疮，如人面，亦无他苦。商人戏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觉膊内肉涨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则一臂痹焉。有善医者，教其历试诸药，金石草木悉与之。至贝母，其疮乃聚眉闭口。商人喜曰：“此药必治也。”因以小苇筒毁其口灌之，数日成痂，遂愈。[7]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一还在复述上面的故事之后，感慨系之：“此与蓝之治应声虫相类，然《本草》于贝母但言其治烦热，邪气、疝症、喉痹，安五脏，利骨髓而已，不言其有杀虫之功也，岂人面疮亦邪热所结耶？……”体中虫竟能听得懂药名，区别不同药名，其思路与应声虫以声音扰人和暴露禁忌类似，这是一个以表情暴露自身寄生虫弱点的故事。宝物都有克星或欠缺的观念，当来自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思想，这也是中医思维的深层根源。
上面的是形于可见状貌者，也有的诉诸可闻听的事情，又如著名的“应声虫”故事，其中的人腹之中的这顽皮的应声虫，也畏惧自己的克星，这当然是人们在象征世界中的文学化想象。《隋唐嘉话》卷中较早记录了所谓应声虫及其疗治此病的传闻：
有患应声病者，问医家苏澄，云：“自古无此方，今吾所撰《本草》，网罗天下药物，亦谓尽矣。试将读之，应有所觉。”其人每发一声，腹中辄应。唯至一药，再三无声；过至他药，复应如初。澄因为处方，以此药为主，其病自除。[8]
这一“火力侦察”式的敲山震虎法，真的试探出了病虫所畏惧之物，可这应声虫仿佛听得懂克制自己的药名，岂非古人“物有所制”信奉的童话式推演？故事异文在唐初张鷟《朝野佥载》卷一中亦有：“洛州有士人患应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愈。一云问医苏澄云。”医者姓名则为张文仲，故事异文的出现，说明当时颇为流传，广为人知。而具体说来，令应声虫闻风丧胆的这味特效药就是其克星雷丸。
南宋吴曾也转录：“陈正敏《遁斋闲览》载：杨勔中年得异疾，每发言应答，腹中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寖大。有道士见而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遇虫不应者，当取服之。’勔如言，读至‘雷丸’，虫忽无声。乃顿饵数粒，遂愈。正敏其后至长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环而观者甚众。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谢曰：‘某贫，无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惟借此耳。’以上皆陈所记。予读唐张鷟《朝野佥载》云：‘洛州有士人患应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张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止。’乃知古有是事。”[9]
按，故事的明代异文还见于冯梦龙搜集、转述的《文昌杂录》：“刘伯时尝见淮西士人杨勔，自言中年得异疾，每发言应答，腹中辄有虫声效之。数年间，其声浸大。有道士见而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过，虫所不应者，当取服之。’勔如言，读至雷丸，虫忽无声。乃顿饵数粒，遂愈。始未以为信，其后至长汀，遇一丐者，亦是疾，而观者甚众。因教之使服雷丸，丐折谢曰：‘某贫无他技，所求衣食于人者，惟借此耳。’”其下冯梦龙评曰：“应声虫，本病也。而丐者以为衣食之资，死而不悔，又安知世间功名富贵，达人不以为应声虫乎？噫！衣食误人，肯服雷丸者鲜矣。”[10]虽说是疗治良方，但遇到了以腹中应声虫表演为生计的乞丐，还偏偏就是要当心，不能服用此药，否则一旦病愈这人就失去了生活资本。
南宋洪迈《夷坚志》采集的传闻，则是如此奇病，遇到了一个具有生态经验的博物者解决了：“永州通判厅军员毛景，得奇疾，每语，喉中辄有物作声相应。有道人教令学诵《本草》药名，至‘蓝’而默然。遂取蓝，捩汁饮之。少顷，呕出肉块，长二寸馀，人形悉具。……予记前书载应声虫因服雷丸而止，与此相类。”[11]还说有人亲眼见到了此病的痊愈过程。
谢肇淛《五杂俎》卷五则把“闻声”之后“不应”与“闭口瞑目”的两个故事并叙，注意到其共同性就是畏惧克星：“有患应声虫者，人教以读《本草》，至雷丸独不应，遂以主方投之，立差。又有生面疮者，诸药饲之俱下咽，至贝母则闭口瞑目，乃捩（扭转）而灌之，遂结痂云。”
明人姚福《青溪暇笔》则称：“成化壬辰（1472年）三月，鹰扬卫巡捕官捉一僧人，领一男子，可十七八，腹中能语。人问之，腹中应答，可怪。及观医书治奇疾方：有人腹中有物作声，随人言语，谓之‘应声虫’，当服雷丸自愈。则知乃疾也，非怪也。”[12]
这种“物有所制”的经验泛化，与“接触巫术”的原始思维联系，就出现了古代中医药常用的那些偏方。如《东坡志林》卷三《记与欧公语》转述的欧阳文忠公尝言：
有患疾者，医问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取多年柁牙，为柁工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苻神之流，饮之而愈。今《本草》注，《别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节，及故竹扇为末，服之。”文忠（欧阳修）因言：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予因谓公：“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食比干之馂馀，可以已佞；舐樊哙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公遂大笑。元祐三年（1088年）八月十七日，舟行入颍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见文忠公于此；偶记一时谈笑之语，聊复识之。
古代中医药剂中，有些中草药的药性彼此相克，需要人为地防止混用，明清人们也时常注意这类经验的记录：
医书所载食忌，有无药可解者，录以示戒。痧症腹痛误服生姜汤，疔疮误服火麻花，骨蒸似怯症误服生地黄，有筋胀（即乌痧胀）。误认为阴症投药，渴极思水误饮花瓶内水，驴肉荆芥同食，茅檐水滴肉上食之，食三足鳖，肴馔过荆林食之，老鸡食百足虫有毒误食之，蛇虺涎毒暗入饮馔食之。[13]
有的民事案件，人命关天，就是因误食了经常吃毒虫的“老鸡”（毒素累积体内），原本好心改善生活却让亲人遭遇不测。
不过，在现代科技发明的诸如杀虫剂一类东西，“物性相克”这样的相生相克生态规则，则未必就能起效用了，现代科技的产品，有些是几乎无法找到相克之物的，久而久之，进入到生态循环系统中，食物链顶端的人类最终也会成为受害者，这也是《寂静的春天》的作者雷切尔·卡森在美国民众中博得广泛好感、家喻户晓的原因之一。据称一幅漫画是两个英国绅士指着一条狗的尸体，套用卡森的观点说：“杰克给麦田喷了农药，麦子做成了麦芽，老鼠吃了麦芽，猫吃了老鼠，这条狗咬了猫。”另一幅画的是一只孤零零的螳螂，正在双手合十祈祷：“上帝保佑妈妈……保佑爸爸……保佑雷切尔·卡森吧！”[14]因此，从人类自身做起，珍爱每一种现存的生物物种，保护动植物应有的栖息地和食物链，也是促动人们关注自己科技发展的制造物派生物，维持并优化生态环境的具体步骤。
可见，生物之间“物性相克”的原则，体现出中国古人认识、阐释生态世界的一种惯常性、经验式的思维路径，也是其提高把握生态规律能力的时常鞭策自己、他人的告诫，在期盼更多了解外界事物，不断地经验式地重温、补充这方面的知识库。
[1]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二《猿忌食肉》，第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董说：《西游补》第十回《万镜台行者重归，葛藟宫悟空自救》，第4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 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六十二回《狄希陈诳语辱身，张茂实信嘲殴妇》，第802—803页，济南，齐鲁书社，1984。
[4] 李汝珍：《镜花缘》第九十九回《迷本性将军游幻境，发慈心仙子下凡尘》，第678—67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 魏文忠：《绣云阁》第五十一回《诛白蟒群妖助战，游南岳独自归乡》，第374—375页，沈阳，辽沈书社，1992。
[6] 郭则沄：《洞灵小志·续志·补志》，第222—22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7] 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五，第147—1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异文又见《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引述。
[8] 《隋唐嘉话·朝野佥载》，第28—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9]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沿袭》，第228—22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0] 冯梦龙：《古今谭概》卷三十四《妖异部·应声虫》，第72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11] 洪迈：《夷坚志》甲志卷十五，第1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 王文濡编：《说库》上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影印）。
[13] 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二《食忌》，第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 See the illustrations in Paul Brooks’The House of Life：，Rachel Carson at Work，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2.转引自王诺：《生态与心态——当代欧美文学研究》，第3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