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至汉代，宫廷民间，植柳已蔚为风气，较多用于固堤、纳凉和筑路，改善生存环境。而《史记》称“封吕平为扶柳侯”，“周亚夫军细柳”，皆以柳命之地名。战国后期至汉武帝时水利事业的发展，使傍河固堤的柳愈益广布神州大地。《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传》载其所作《广成颂》有所谓：“纯以金堤，树以蒲柳，被以绿莎。……”既是生活事实也是一大美景，经济利益与审美享受融为一体。此后曹丕曾深情地观亲手植下的柳而作赋，引得多人也作同名赋踵随。如应旸曰：“植纤柳以承凉”；王粲曰：“植佳木于落庭”，等等。《晋中兴书》载陶侃于“武昌道上通种杨柳”；晋代成公绥《柳赋》也讲：“树双柳于道隅，弥年载而成阴。”房玄龄等《晋书·苻坚纪》也载其政绩卓著：“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柳树物态文化广泛地进入人们现实生活中。
随着经济发展与南北交流增多，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商业城市的繁荣，柳愈益与人的生活休戚相关。盛弘之《荆州记》言：“缘城堤边，悉植细柳，绿条散风，清阴交陌。”徐珂《清稗类钞·植物类》指出：“杨为落叶乔木，与柳相类。惟柳枝下垂，杨枝上挺，以此相别。叶狭长……但古人二字多通用，如‘垂柳’亦曰‘垂杨’。凡诗词中所云‘杨柳’，多包括各种言之，故通俗皆讹称为一物也。”
植柳，不只是为美化环境，亦有经济效用。旧题晚唐韩偓所作的小说《开河记》记载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时，“时恐盛暑，翰林学士虞世基献计，请用垂柳栽于汴渠两堤上。一则树根四散，鞠护河堤；二乃牵船之人，护其阴凉；三则牵舟之羊食其叶。上大喜，诏民间有柳一株，赏一株，百姓竞献之。又令亲种，帝自种一株，群臣次第种，方及百姓。……帝御笔写赐垂杨柳姓杨，曰杨柳也。”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交通，方便经济贸易。但同时又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导致环境恶化。在运河沿岸栽种柳树能够在短时间内，弥补生态人为失衡状态。这也是隋炀帝君臣趋善避恶、协调自然与人关系的聪明之处，对后世影响很大。如白居易《隋堤柳》诗云：“西自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可见那些小说中语非无根之谈。韦庄《秦妇吟》有“修寨筑尽御沟柳”。而直至宋元人还讲这样的经验：
存旧堤以捍风浪，栽柳十余万株，数年后堤岸亦牢，其木亦可备修补之用。[2]
南陂民父祖，常濒御河种柳，输课于官，名曰“柳课”。[3]
又孙高亮《于少保萃忠全传》第十传写于谦巡视黄河所经的河南一带，考察到种树的必要性：“堤傍种树，以固根基。每五里立一铺，专人看守。少有坍损，即时修补，至今保全水患之功甚大。公每见河南、山西大路遥远，当暑热炎天之时，商贾往来，又无遮阴（荫）少息之处，多有喘渴中暑而死者。”为固堤和商贾这双重利益：“乃使人夹道两傍，排种柳树极多，不三五年间，柳树渐长成阴（荫）。公又于大路中筑高埠数十处，傍边多开壕堑，亦种柳树万株。……至今柳树合围成阴，行人得水以舒渴。古迹犹存，实万代之绩也！”[4]
清代名将左宗棠远征西域的“西部开发”，亦广植柳，以期从根本上扩大植被以改善生态环境，一定程度上也是将中原植物载植的物质文明及生态观念播散边疆。如清人杨昌濬《恭颂左公西行甘棠》一诗记曰：“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儒林外史》第四十回写萧云仙为官西蜀，亦身体力行带领百姓四处植柳，“共栽了几万棵柳树。众百姓感激萧云仙的恩德，在城门外共同起盖了一所先农祠。中间供着先农神位，旁边供了萧云仙的长生禄位牌。又寻一个会画的，在墙上画了一个马，画萧云仙纱帽补服，骑在马上，前面画木耐的像，手里拿着一枝红旗，引着马，做劝农的光景。”[5]这一描述也透露出柳树的栽植，同农业、农民生存状态的密切关系。
光绪地方志还载录县令丁锡奎亲作《劝民种树俚语》，表达了有些地方官试图发动民众，改变自然生态环境的远见卓识：
靖边人，听我说，莫招贼，莫赌博。少犯法，按本业，多养牲，勤耕作。把庄前庄后山涧沟坡，多栽些杨柳杏各样树料。这栽树，有秘诀，入土八九分，土外留少些，头年根插深，次年容易活，牛羊不能害，儿童不能折。立罚章，严禁约，年年多种，年年多活。将来绿成林，遍山阿（河），能吸云雨，能补地缺。能培风水，能兴村落。又况那柴儿杠儿，柱儿棅儿，板儿，子子孙孙利益多。你看那肥美地土，发旺时节，万树荫浓，处处界一片绿云世界，行人荫息，白鸟鸣和，山光掩映，日影婆娑，真可爱，真可乐。[6]
不仅自身率先种植柳树为主的树木，还用一定的栽种常识，可以预期的美好前景劝导民众，多栽树和保护树木，可以子孙辈辈受益。
由上面可见，植柳，往往是历代为官治绩的重要部分，何以如此？至少，柳这一树种生长较快，易成荫，改善生态环境效果显著，也构成了官员急于显示治绩的一个动因。而柳文化的物质层面又是与其精神观念层面紧相联系的。但同时，我们还应当关注到，这有可能与生态体系越来越恶化有某些内在联系。正如哈里斯谈到牛在印度神圣化的过程所说的：“出于一系列相似的生态耗竭过程，如森林毁坏、土壤冲蚀和沙漠化，牛也成为不好吃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尤其是牵引力和产奶的特征，使牛成为最有用的动物。看牛或触摸牛即可获得赐福，牛成为动物神。”[7]柳树在神州大地特别是北方、西北被广泛栽种，得到民俗信仰的特别关爱、重视，是否也是生存环境恶化的结果？至少，寄托了人们希望生存的自然环境优化的美好期盼，于是柳，也就成为传统叙事中一个植物神的代表。
[1] 闻一多：《〈诗〉〈葛生〉〈采薇〉新义》，《文史》第十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脱脱等：《宋史》卷九十七《河渠七》，第23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3] 宋濂等：《元史》卷一百八十三《王思诚传》，第42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4] 孙高亮：《于少保萃忠全传》第十传《于院示捐资劝谕，众民诵赈济歌谣》，第4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5]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四十回《萧云仙广武山赏雪，沈琼枝利涉桥卖文》，第462—46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6] 光绪《靖边县志稿》卷四《艺文志》，光绪二十五年铅印本。
[7] ［美］马文·哈里斯：《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叶舒宪、户晓辉译，第78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