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神受到伤害，反映了生产力发展、土地开发进程中人与自然——植物生态之间的严重矛盾冲突。伤树致使其血出，又与久远的血崇拜的结合，带有对生命被摧折的控诉，说明植物——树木受伤出血，往往是将树木比作动物，连带着预示着人类社会其他灾祸的出现，隐约意识到人与树木的某种共通的利害关系。树木出血，是以其超植物性超自然性的生命化人格化为前提的。人类学家指出：“这种超自然的生命已不再是树神，而成了森林之神。一旦树神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每株具体的树木，于是，按照人类早期思想给一切抽象材料都披上具体人形的总倾向，他就立即改变了形态而披上了人形。于是古典艺术中，神树总是按人的形态来描绘的。它们的森林特征则以树枝或同等明显的标志来表明。”[1]
汉末刘劭《风俗通义·怪神篇》载桂阳太守张叔高，遣客伐田中大树，有赤汁六七斗出，客惊怖归告，叔高怒曰：“树老赤汁，有何等血？”因自行斫之，血大流洒。叔高使先斫其枝，有一空处，见白头公大约身高四五尺，突然出来抗击叔高，叔高乃迎头回击。此故事在干宝《搜神记》的叙述中较为详细：
桂阳太守江夏张辽，字叔高，居鄢陵。田中有大树，十馀围，盖六亩，枝叶扶疏，蟠地不生谷草。遣客斫之，斧数下，树大血出。客惊怖，归白叔高。叔高怒曰：“树老汁赤，此何得怪！”因自斫之，血大流出。叔高更斫枝，有一空处，见白头老公长四五尺，突出趁叔高，叔高以刀逆斫，杀之，四五老公并死。左右皆惊怖伏地，叔高神虑恬然如旧。诸人徐视，似人非人，似兽非兽。此所谓木石之怪夔蝄蝄蜽者乎？其伐树年中，叔高作辟空侍御史、兖州刺史。[2]
树大有灵，基于汉魏六朝普遍盛行的“物老成精”观念。这里的砍伐大树，可能与其占地过大，导致周围“不生谷草”有关，故事中的叔高杀死树精后，不仅精神矍铄依旧，还升官发达，“伐树年中，叔高作辟空侍御史、兖州刺史”。还有的伐树出事的起因，则是因为大树自身符合建筑材料要求被砍伐。《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二十五年武帝崩，裴注引《世语》：“太祖自汉中至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祠而树血出。”下引《曹瞒传》异文：“王使工苏越徙美梨，掘之，根伤尽出血。越白状，王躬自视而恶之，以为不祥。还遂寝疾。”此又见范晔《后汉书·五行志》注引《魏志》等。《搜神记》还收载其他树神传说多则，其中树神为人头狗身怪的故事非常生动，其道行有限，基本上属于被迫害的弱者：
吴先祖时，陆敬叔为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樟树，下数斧，忽有血出，至树断，有一物人头狗身，从树穴中出走。敬叔曰：“此名彭侯。”烹而食之，其味如狗。《白泽图》曰：“木之精名彭侯，状如黑狗，无尾，可烹食之。”[3]
刘敬叔《异苑》的类似记载则有了更深刻寓意，其卷八称晋义熙中，永嘉松阳赵翼与大儿鲜共伐山桃树，有血流，惊而止。后来家中失子，举家叩头赔罪才得归。《搜神记》还载录，吴聂友夜射中一白鹿，天明见箭著于树枝，伐树有血，截为板后还能预见吉凶。说明神奇大树拥有神奇的力量。
植物受伤出血为神的传说集中于树木，象征性地说明了植物屡屡大规模遭受伤害的现实，引发时人对植物生命被摧折的忧虑和感伤。树木于人何害，竟然每遭浩劫？不就是人对于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造成的吗？自然神对人神权威挑战，不仅构成了树木的悲剧，这类带有深广民俗意蕴的叙述，更生动地显示了民俗心理对人们目光短浅、喜怒无常者滥伤无辜的严厉控诉。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一载，北魏也有无端伐树的暴行，当一棵“神桑”被众人围观时，惹恼了皇帝，即命人伐杀之，“其日云雾晦冥，下斧之处，血流至地，见者莫不悲泣”。
早期的人类学著作就已经揭示，在西方文化中，树木往往被认为是精灵的住所和体现：“欧洲的许多地方的民间故事仍然讲述着这样的柳树，当砍伐它们的时候，它们就流血，并且哭泣和说话；讲述着一个美丽的姑娘，她住在松树的树干里；讲述着鲁家阿尔德森林中的一株老树，它不能砍伐，因为它里面住着自然精灵；讲述着在策勒附近海因岑贝格的一棵老树，当樵夫砍伐它的时候，就从它那里听到哀求的声音。……幽静的树阴或密林常常是宗教崇拜的地方，这些地方被自然本身所分割开来。对于某些部落来说，它们是唯一的庙宇，对于许多部落来说，它们是第一个神圣的处所。最后，树木可能仅仅是神圣的对象，是被崇拜的某种神，或与它相关，或是它的象征形象。”[4]这一敬畏树木的传统在古希腊神话中就已经存在，如汉密尔顿《神话学》中著名的生态传说：
这一天，得律俄珀怀抱幼子，与妹妹伊俄勒一起在小河边散步。为逗乐她的宝贝，她随手摘下一株忘忧树上盛开的几朵花。她万万没有想到，忘忧树枝的创伤处竟然血流如注，鲜血顺着树干滴落。这情景让得律俄珀大惊失色。她扭身想逃走，却无论怎样也迈不开步。低头一看，原来她的双脚已经生根，再也无法挪动。树皮包住了她的腿，并且还在迅速地向上延伸。她连忙把孩子交给妹妹。伊俄勒接过孩子，却无法阻止姐姐化成一棵树，只能一手搂住那尚带体温的树干大哭。在树皮即将覆盖头部之际，得律俄珀留下了最后几句话：“将来告诉我儿子，妈妈就在这棵树里。永远不要折枝摘花。每一丛灌木都可能是神灵的化身。”[5]
这一传说的深刻生态内涵，给神话的生态价值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西方研究者指出在神话里，一切存在都被当成是有生命的：“或者说那里不存在我们所说的东西，只存在着参与同一生命潮流的那些有灵气的存在物——人类、动物、植物或石头。……正是通过这种关系，通过与树的共存，通过作为人的生命意象的甘薯，一句话，通过生动形象的神话，人才懂得自己的存在，并认识了自己。”[6]
俄罗斯学者维谢洛夫斯基也考察过“人——树木——植物”的迷信传说，一些早期氏族认为自己祖先是树木，有的传说是人变成植物，而维吉尔《埃涅阿斯记》描写人们从波吕多洛斯的墓上折断灌木时，从树枝上流下了鲜血：“沿着这些同一的途径，就可能出现某一树木、植物同人的生命休戚相关的观念。”他引用了欧洲许多人化为植物的民间传说，有许多与古代中国魏晋以降的连理树故事，非常类似。他是把人们的敬神心理同生命崇拜连带一起讨论的：
形象性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其他途径上实现的。个性的分离，对于它的精神本性的意识（与祖先崇拜相联系）应当导致自然界的生命力在想象中分化为某种个别的，类似有生命的，个体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水中，林间，天空气象中活动，表示意愿，发挥影响；于是每一棵树上都出现了各自的树精，他的生命同树联系在一起，他感到疼痛，当树被砍伐时，他便同它一起死去。在希腊人那里如此；在印度，越南，也有同样的观念。[7]
何以在两晋南北朝之际，中原也骤然涌现了那么多的树神遭害故事？而且异文多样，传播如此广泛？其原因当是多方面的。
首先，秦汉时期，中原人们已初步认识到树木之于生活的重要，这是危机初露端倪的敏感。像《史记·货殖列传》揭示出：“（邹鲁）无林泽之饶”；《盐铁论·通有》称：“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汉书·朱买臣传》写他“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因此，不少人已经注意营造柴林和炭薪林来稳定经济。桑林和许多果树的种植也得到了重视。以至《礼记·月令》规定：“孟春之月……禁止伐木”；“孟夏之月……毋伐大树”；“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之月……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
汉末直到两晋战乱灾荒频仍，而林木种植业生产周期一般较长，年命有限的人们哪能等及？因此论者正确指出，汉末战乱带来的危害十分巨大，“引发林木种植业的萧条与崩溃”[8]。于是伐木毁林的严重问题，也被文学母题敏感关注到了。华夏古人以对待树态度为代表的生态观念，具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因此，上述文学现象不仅仅是志怪小说繁荣随之而来的一个主题，除了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反思，它还有着佛教敬树和戒杀思想的濡染。外域树木崇拜触媒和佛经母题传播，也是不可低估的因素。
从自然界生态环境的保护上看，通常认为，水旱灾荒与林木垦殖有着密切关系，这不能不影响到普遍性的民俗心理。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第三章，将“林垦政策”作为历代积极救荒政策的第二项，第一款即造林：“我国政府对于林政甚少注意，故从来林业皆极衰败。《周礼·大司徒》有山虞林衡，乃管理林政之官。……”先秦时代，主要是规定按季节伐木，不伐幼木，提倡住宅之边必须有树，承继《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礼记·月令》还有孟春、孟夏禁伐的富有生态旨趣的相关规定，给树木以周期性休养生息的机会。
但时至魏晋时期，频发的灾害将上述节制伐木的传统打破了。据统计：“总计二百年中，遇灾凡三百零四次。其频度之密，远逾前代”，其中旱灾“凡六十次，以言水灾，亦达五十六次。至于风灾，共达外五十四次，次为地震，计五十三次，频度亦密；再次为雨雹之灾，计亦三十五次。此外疫灾十七次；蝗灾十四次；歉饥十三次。”按，不仅仅是现实中自然灾害频仍，也是人们对于灾害的感受更加深刻，记载得也随之更加详密[9]。按，先秦两汉也不是无灾，只是相对较少。天灾人祸，灾荒中人们生存遇到危机，无暇顾及林木种植保护。因为林木种植业生产周期较长，乱世中人哪能等及？不得已地进行大规模掠夺性林木开采，不可避免。于是，伐木毁林问题被文学母题敏感地关注。偏偏这三国两晋动乱时代前前后后，南亚次大陆的树神崇拜传入流播，与中土生态困境所引发意识形态的理性思考汇合，构成了中土民俗心态的一次震**，这不能不在介乎民俗传说和文学之间的树神母题中，凄楚而顽强地表现出来。
当然也有外来文化的刺激，下面将要谈到。
[1] ［英］弗雷泽：《金枝》，徐育新译，第178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该书论古代植物之神的动物形象，如俄罗斯树精是半人半山羊，有些地方“马代表树和谷精的增值精灵”。参见该书第672—692页。这与本文列举的树神能化作白鹿、黑狗、公牛、牸（雌）牛等动物的思路，可谓相当一致。
[2] 李剑国：《新辑搜神记·新辑搜神后记》，第27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3] 李剑国：《新辑搜神记·新辑搜神后记》，第2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4] ［英］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第57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 Edith Hamilton：Mythology，The New American Library，1953，p.292. 转引自王诺《欧美生态文学》（修订版），第13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 ［美］邓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论文选》，朝戈金等译，第31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7] ［俄罗斯］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刘宁译，第156—16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8] 张弘：《试论秦汉时期的林木种植与社会经济》，《济南大学学报》，1999（3）。此间频繁灾荒的统计，详见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影印）。
[9]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第9—13页，上海，上海书店，1984（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