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社会伦理精神，包括诸如政治伦理、经济伦理、道德伦理等等，往往同一些被赋予生态伦理情怀的动植物意象，产生富有意味的纠葛。而大雁这种南北奔波跨地域生活繁衍的“宾鸿”，还以其具有体现“族群伦理”的条件，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青睐。鸿雁传书，即承载了胡汉、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交往过程的佳话，人们多理解为东汉班固《汉书·苏武传》肇始，这实属一个“伪典”：
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过。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
有人教汉朝使者诈说汉天子在上林苑射雁得到书信，说苏武在某泽（北海，今贝加尔湖）中，大雁传书在苏武回归中原事件中只是一个借口，并非事实，可见出雁传书的普遍信奉与顽强民俗记忆。匈奴对野生动物如大雁更具亲和感，在此胡汉民族双方共同认可雁的生物属性（候鸟、南雁北飞）的前提下，真实的大前提，使小前提的真实与否受到忽略，从而推导出了不被认为虚假的结论。班固同时又作《白虎通义》，该书盛赞了婚姻仪式中大雁的民俗功能，所以雁传书之事的文学叙述也显示了他对大雁的偏爱，大雁跨越时空信使的角色，实为“他者”（匈奴）确认的。
中古汉译佛经故事，则传达出印度民俗之中对于雁这种野生飞禽的深厚感情，给予古代中原人文中的大雁形象意蕴，带来了外来印度与西域文化的影响因子。早在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开篇，蚁垤仙人就曾借助麻鹬被无端伤害，唱出了自然美被横遭破坏的愤怒：
你永远不会，尼沙陀！
享盛名获得善果，
一双麻鹬耽乐**，
你竟然杀死其中的一个！
这个名叫尼沙陀的凶狠猎人射杀了公麻鹬，母麻鹬看到配偶被害，伤心地在地上来回翻滚，悲鸣声凄惨动人。何以会产生那么悲痛的感情？石海军先生指出，印度人历来主张不杀生，杀死麻鹬本身即罪过，而杀死正在**的麻鹬更使蚁垤仙人不能容忍，因古印度人看来**是最神圣之事，**中的麻鹬不仅代表欢乐，而且是神圣，尼沙陀是将仙人心目中的欢乐和神圣一起杀死了。同时尼沙陀将人类屠杀弱者的残忍性展露无遗，正如17世纪哲学家洛克认为“折磨并粗暴地对待那些落入他们手中的小鸟、蝴蝶或其他这类可怜的动物”，导致的行为者自身也发生了可怕的改变：“将逐渐地使他们的心甚至在对人时也变得狠起来。”因而：
那些在低等动物的痛苦和毁灭中寻求乐趣的人……将会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缺乏怜悯心和仁爱心。[1]
这样的警惕残忍性、攻击性本能的发作，另一表现形式，就是珍爱野生禽鸟的可贵思想。在中古汉译佛经中，则更多地体现为对待小动物的悯惜、同情和救助的生态伦理。如解救受伤雁、义雁救雁王、雁传递消息昭明真相等母题叙事，为中土传统雁文化及其生态理想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借鉴补充。佛教伦理中有“六道轮回”，虽有时为人，有时为恶鬼，动物，并非平等，但却是世俗人类中心伦理的一个矫枉过正。雁、雁王、往往正是善良人往世的化身，佛经叙事者是坚定地站在具有诸多美德的雁一边。相比蚁垤仙人对麻鹬的情感，不仅同情悯惜，更有敬佩和赞许。
雁守信的责任心与其的侠义利他精神紧密相联。早自西晋时代法炬共法立译《法句譬喻经》卷三《忿怒品第二十五》，就已明确描述了义雁冒死搭救雁王的故事。说有个国王平时喜食雁肉，常遣猎师捕雁，每天都要送一雁供王食，一天雁王堕网，余雁惊飞，这时只有一雁没有惊逃，而是不避弓矢联翩追随，“悲鸣吐血，昼夜不息，猎师见之，感怜其义”，就放了雁王，国王得到报告，也为其雁的义气所感，下令从此再不捕雁[2]。雁的“义烈”行为使其伦理价值进入到了人类的情感生活中，而较为弱小、无助的雁，可以说比起其他动物就更易于唤起人们的同情悯惜。以此义雁救雁王，在众多的“禽兽义感”故事中，显得特别引人瞩目[3]。这是一个著名的大雁侠义故事，因其为常任侠先生选入《佛教文学故事选》而多为近世学者所引述[4]，而实际上，这不过是先在文本的一个异文，较早些，在东汉译经《大方便佛报恩经》卷四《恶友品第六》（失译人名）就有了：
……乃往过去不可计劫，有大国王喜食雁肉，使一猎师常网捕雁。时有五百群雁从北方来，飞空南过，中有雁王堕落网中。尔时猎师心大欢喜，即出草庵，欲取杀之。时有一雁，悲鸣吐血，徘徊不去。尔时猎师弯弓欲射，不避弓矢，目不暂舍，即鼓两翅，来投雁王。五百群雁，徘徊虚空，亦复不去。尔时猎师见此一雁，悲鸣吐血，顾恋如是。尔时猎师作是念言：“鸟兽尚能共相恋慕，不惜身命，其事如是。我今当以何心，而杀是雁王？”寻时开网，放使令去。尔时一雁悲鸣欢喜，鼓翅随逐，五百群雁，前后围绕，飞空而去。尔时猎师即白大王：“网得一雁王，应送王厨，供办饮食。而见一雁，悲鸣吐血，不避弓矢，徘徊不去。时念此雁，寻放雁王，五百随从，前后围绕，飞空而去。”尔时大王闻是语已，心意惨然，寻发慈心：“鸟兽共相爱念，护惜他命，其事如是。”尔时大王即断雁肉，誓不复捕。
有关侠义雁冒险救助雁王的故事，感人至深，不断出现的异文，就是人们乐于传播扩散的一个个有力的明证。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传译的《杂宝藏经·提婆达多放护财醉象欲害佛缘》，国王与大雁君臣的对话，更为繁复。而且，五百群雁在飞散之后也回来为雁王助威。国王的感动之中，大雁臣子之“忠”的成分增加了：
昔迦尸国有五百雁，共为群侣。尔时雁王名曰“赖吒”，雁王有臣名曰“素摩”。时此雁王，为猎者捕得。五百群雁皆弃飞去。惟有素摩随逐不舍。语猎师言：“请放我王。我于今日，以身代之。”猎师不听，遂以雁王献梵摩曜王。王问雁王：“为安隐不？”雁王答言：“蒙王大恩，得王清水，又得好草，以活性命，得常平安，在国土住。惟愿大王放一切雁，使无所畏。”五百群雁，在王殿上，空中作声。时王问言：“此是何雁？”雁王答言：“是我眷属。”王即施无畏，内外宣令：“不听杀雁。”雁王白王言：“今当以正法治国。世间无常，如四方山。譬如东方大山，上无边际，一时来至；南西北方，亦复如是，磨碎世间。一切众生及与人鬼，悉皆微灭，无可逃避，无可恃怙，不可救济。当于尔时，何所恃赖？惟念如是，宜应慈心，普育一切，修行正法，作诸功德。大王当知：一切富贵，皆为衰灭之所摧碎，四方而至，为归丧失；一切强壮，又有诸病从四方来，破灭强健；一切壮年，有病羸山、从四方来，破坏壮年；一切有命，有大死山，四方而来，坏灭生命。如是四山，一切共有，天龙人鬼，有生之类无得免者。以此义故，常修慈心，勤行正法。若能尔者，死时不悔；心不悔故，得生善处，必遇贤圣；得遇贤圣，得脱生死。”王问素摩：“何以默然？”素摩答言：“今雁王、人王，二王共语。若当参言，非是仪礼，便无上下恭恪之心。”王言：“实是希有！汝为雁身，能行如是忠臣之节，人所不及。能以身命，代于雁王；又复谦顺，不参言说。如汝雁王君臣之义，世所希有。”悉与金铔锻，约其头际；以好白绢，着雁王首。而发遣之言曰：“往时为我说善法，即便放去。”
据隋代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则称，佛陀前生与提婆达多结怨的一个由来，即为童子时的佛陀富有同情心，救助一只被其无故射伤的雁，而拒不交给提婆达多：
尔时太子……曾于一时在勤劬园遨游射戏，自馀五百诸释种童子亦各在其自己园内嬉戏。时有群雁行飞虚空，是时童子提婆达多弯弓而射，即著一雁。其雁被射，带箭遂堕悉达园中。时太子见彼雁带箭被伤堕地，见已，两手安徐捧取已，跏趺，安雁膝上。以妙滑左手擎持，右手拔箭，即以酥蜜封其疮。
是时提婆达多遣使来语太子言：“我射一雁，堕汝园中。宜速付来，不得留彼。”是时太子报使人言：“雁若命终，即当还汝；若不死者，终不可得。”时提婆达复更重遣使人语言：“若死若活，决须相还。我手于先善功射得，云何忽留？”太子报言：“我已于先摄受此雁。所以然者，自我发于菩提心来，我皆摄受一切众生，况复此雁而不属我！”以是因缘，即便相竞，聚集诸释宿老智人判决此事。是时有一净居诸天，变化作老宿长者，入释会所而作是言：“谁养育者，即是摄受。射著之者，即是放舍。”时彼诸释宿老诸人一时印可，高声唱云：“如是，如是！如仁者言。”此是提婆达多童子共于太子最初构结怨仇因缘。[5]
一个是射雁，一个是疗救伤雁；一个是坚持索求猎获物，一个是冒着结怨风险拒不交回无助的、受伤的小生灵，于是后者的慈悲心肠得到了众人的同情支持。
群雁为浩**佛法所感，闻后亦能得道。元魏时代沙门慧觉等所译《贤愚经》卷十三讲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波罗奈国。尔时世尊，于林泽中，为天人四辈之类演说妙法。时虚空中，有五百群雁，闻佛音声，深心爱乐，盘桓回翔，寻欲来下至世尊所。时有猎师，张施罗网。五百群雁，堕彼网中，为猎师所杀。生忉利天，父母膝上，忽然生长，如八岁儿，身体端严，颜貌无比，光相明净，喻若金山。便自念言：“我以何因，生此天中？”天人心聪神解，即识宿命，缘爱法声，果报生天，当报其恩。即共同时，持天花香，下阎浮提波罗奈国，至世尊所。天光明曜，犹宝树林，一时曲身，体世尊足，合掌白言：“我蒙世尊说法音声，生在妙处，愿重矜愍，开示道要。”尔时世尊，便为演说四谛妙法，天人开悟，得须陀洹果，即还天上，不堕三途，随缘七生，得尽诸漏。尔时阿难白世尊言：“昨夜有天光明照曜，礼敬世尊，不知其缘，愿见告示。”佛告阿难：“善思念之，当为汝说。世尊昨日在林泽中，为天世人四辈之众敷演妙法。有五百群雁，爱敬法声，心悦欣庆，即共飞来，欲至我所。堕猎师网中，于时猎师即取杀之。因此善心，生忉利天。自识宿命，故来报恩。”尔时阿难闻佛所说，欢喜踊跃，叹未曾有，而作是言：“如来出世，实为奇妙，陶演法雨，莫不蒙润。乃至禽鸟，犹闻法声，获福乃尔，岂况于人信心受持？计其果报，过踰于彼百千万倍，不可为比。”佛告阿难：“善哉善哉。如汝所说，如来出世，多所润益。普雨甘露，侵润群生。以是之故，当共一心信敬佛法。”尔时阿难及诸众会，闻佛所说，欢喜奉行。[6]
群雁能为佛法所感，心底爱好，体现了超凡禽鸟的通灵神通，而无端被猎师所捕杀，更突出了它们的善良无辜。不过因祸得福，由此又成为转生为人的一个契机。遭害又获救的叙事显示了佛教的伦理精神。佛法无边，在人在禽，得佛法真谛者即可如愿，佛法在稳定世界秩序上的意义重大。可以减少杀掠，减少强者的贪婪不止的欲望，以此使大千世界获得安宁。
释道世《法苑珠林·六度篇》引《五分律》的故事，则强调了龟不能忍住嗔怒、违反“慎不可语”禁忌的后果，作为龟之朋友的雁在这里显得善良、实在而又无奈：
佛告诸比丘：过去世时，阿练若池水边有二雁，与一龟共结亲友。后时池水涸竭，二雁作是议言：“今此池水涸竭，亲友必受大苦。”议已，语龟言：“此池水涸竭，汝无济理。可衔一木，我等各衔一头：将汝著大水处。衔木之时，慎不可语。”即便衔之。经过聚落，诸小儿见，皆言：“雁衔龟去，雁衔龟去。”龟即瞋言：“何预汝事！”即便失木，堕地而死。[7]
故事叙述中心当然在龟不能忍嗔及其后果的描述，所谓龟“不能谨口舌”的故事，而其中又蕴含着更为重要的生物生存法则：自然灾难面前，众生如能协同合作，必须谨遵共同的行为规范。而雁与龟对比正显示雁的聪明伶俐、通晓而认真遵守法则。然而，其中雁的辛劳救友于危难的意旨，却往往被忽视了。其实既然承诺了携带龟朋友空中飞行迁徙求生之所，二雁是有责任心的，还特意嘱咐龟一路上衔木不能张口讲话，遗憾的是龟并没有守约。故事在公元前二世纪的《五卷书》中即有，而后出现了不同时代译经中的异文，此前康僧会《旧杂譬喻经》卷下中，救鳖未成者是“鹄”；而此后唐初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二十八，则成了二鹅共持一鳖。而刘宋时《弥沙塞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二十五则称龟口衔一木，二雁各衔木之两头，带龟飞行，龟多言，堕地。故事在敦煌写卷中也有（伯2129），对于这个故事的主题学源流梳理，见于周一良先生发表在《现代佛学》第一卷第五期的《跋敦煌写本海中有神龟》一文[8]。
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母题索引》在借鉴“AT”分类法基础上，将其列入新构的“225A”型，台湾梁丽玲女士指出：“《雁衔龟》的故事题材，很可能早在公元三世纪之前，已被口头创造出来，且广泛流行于印度民间。”[9]而刘守华先生在台湾、宁夏、西藏等许多地方的民间故事中，搜寻到了更多的异文，如蒙古族，讲述的是大雁飞过草原时，蒙古包里的人们都不禁大声夸奖聪明的大雁会想办法，而爱显示自己的青蛙听到了则忍不住大喊是自己……于是内在的佛理被多方面地充分地世俗化了，被用来讽喻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不良习性[10]。
佛经中的大雁传书故事，很可能是传译过程中的“有意误读”。元魏沙门慧觉等所译佛经即写善事太子入海求宝，不提防竟被恶弟刺眼夺宝，船沉幸免，沦落到了当个守园人的境地。而当初太子在宫时怜爱一雁，人与雁之间有了特殊的感情，国王及夫人就告诉此雁前去探视：
太子在宫，常爱一雁。王告其雁：“太子养汝，今入大海，奄没不还。何不往看？”知其所在，因作书音。以系雁项，雁即高翔，广行求觅。游彼园上，识其歌声，即下视看，得见太子，鸣声悲喜，不能自胜。太子闻识，即解取书，眼无所见，不能看读。因求纸笔，作书与王，说波罗伽梨刺眼委曲，所更历处心酸诸事。系于雁项，雁便飞去。……尔时雁还，担书到国，大王见雁，披解看读，始得消息。知太子存在，具知其所更辛酸诸事。王及夫人，乍悲乍喜。宫合内外，靡不悲悼懊恼嗔愤。[11]
雁以“鸣叫”和传达书信，作为表达感情的特殊方式，更以远飞寻故的侠行义举，而解救了受难太子，那封受难太子“自述真相”的书信，非大雁不能传递。故事突出了大雁的“义”，传书之事，与空中搬运朋友到有水之处，都展现了大雁超越空间的飞翔能力，而有实力也要有侠义心。而实际上，此前《大方便佛报恩经》（失译人名在后汉录）卷四《恶友品第六》已将此故事纳入，传译出来，突出了“报恩雁”的感情，以及为这一家中出现巨大人伦悲剧变故的恩主，冒险飞空传递信件，真相得明，坏人受到了应得的惩治：
尔时善友太子未入大海在宫殿时，养一白雁，衣被饮食，行住坐卧，而常共俱。尔时夫人往到其所，报其雁言：“太子在时，常共汝俱。今入大海未还，生死未分，而我不能得知定实。汝今云何不感念太子？”雁闻是语，悲鸣宛转，啼泪满目，报言：“大王夫人！欲使求觅太子者，不敢违命。”尔时夫人手自作书，系其雁颈。其雁音响问太子大海所在，身升虚空，飞翔宛转而去。夫人见已，心生恃赖：“今者此雁，其必定得我子死活定实消息。”飞至大海，经过周遍，求觅不见。次第往到利师跋国，遥见善友太子在宫殿前。其雁敛身，拥翅往趣，到已，悲鸣欢喜。太子即取母书，头顶礼敬，发封披读，即知父母昼夜悲哭，追念太子，两目失明。尔时太子即作手书，具以上事，向父母说。复以书系其雁颈，其雁欢喜，还波罗奈。父母得太子书，欢喜踊跃，称善无量，具知太子为弟恶友之所危害，夺取宝珠，苦恼无量。父母寻时杻械恶友手脚，枷锁颈项，闭着牢狱。……
雁在东汉译经这里，已充分地拟人化、善恶道德化了。《汉书》（亦称《前汉书》）的作者东汉班固（32—92）子袭父业，在其父班彪所采轶事遗闻基础上成书的，华夏之邦有了鸿雁传书说法，后来的译经者难免不受这带有传奇性故事的影响。
[1] ［美］罗德里克·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杨通进译，第19页，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2] ［日］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四，596a—b，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影印）。
[3] 王立等：《禽兽义感母题的跨文化溯源——佛教文献中野生动物故事的教谕意义》，《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4（2）。
[4] 常任侠选注：《佛教文学故事选》，第16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新2版）。
[5] 周叔迦、苏晋仁：《法苑珠林校注》卷九，第335—33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
[6] 温泽远等注译：《贤愚经》卷十三《五百雁闻佛法生天品第五十三》，元魏沙门慧觉等译，第599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
[7] 周叔迦、苏晋仁：《法苑珠林校注》卷八十二，第239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
[8] 周一良：《唐代密宗》，钱文忠译，第253—259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9] 梁丽玲：《佛经〈雁衔龟〉故事的传播与影响》，国际佛教学大学院、京都大学：《佛教文献与文学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6月。
[10] 刘守华：《佛经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流变》，第181—18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1] 温泽远等注译：《贤愚经》卷九《善事太子入海品第三十七》，元魏沙门慧觉等译，第424—42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