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在上古《诗经·小雅·鸿雁》中，就是身命不保的流民的象征：“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从此，这一“哀鸿遍野”的流民图，便成为中国文学表现乱世人生的一个缩影。
曹丕《燕歌行》已有“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的思妇心曲。较早的以雁自况表达思乡情怀的当为刘宋时期沈约（441—513）《咏湖中雁》：
白水满春塘，旅雁每回翔。唼流牵弱藻，敛翮带馀霜。群浮动轻浪，单泛逐孤光。悬飞竟不下，乱起未成行。刷羽同摇漾，一举还故乡。
描写了雁在野旷无人生态环境下的情态，如此还忘不了乡情。故乡作为雁这种候鸟的永恒的吸引力的所在，其于离乡之人亦何尝不是如此！杜甫《归雁二首》也有：“万里衡阳雁，今年又北归。双双瞻客上，一一背人飞。云里相呼疾，沙边自宿稀。系书无浪语，愁寂故山薇。”
然而被迫离乡的流民则又与雁有所不同，杜甫《归雁》也有：“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肠断江城雁，高高向北飞。”千古之下，清代褚逢椿《鸿雁篇》，在许多咏叹流民之苦的诗篇中，很有特色，特色就在于运用了《诗经》以来鸿雁比流民之凄惶的古远原型：
哀鸿雁，飞连翩，十十五五大道边。敝车轧轧声相连。大儿啼饥奔向前，小儿尚抱怀中眠。老妇卧车上，垂白身拘挛。老翁向人道：灾旱逢今年。大麦不死数寸耳，甚者赤地皆荒田。市中二升粟，三百青铜钱。今日卖犊，明日卖屋，卖牛卖屋不得数日饱，不如他乡乐土乐。吁嗟乎！他乡虽云乐，道路死亡相继续。女作人婢男作奴，为婢为奴不得赎，鸿雁哀鸣何处宿！[1]
作为候鸟的雁，在古人看来似乎总是在漂泊流动之中，居无定所，仿佛乱世或灾荒年代的流民。
作为别离相思主题情感表达的核心意象之一，雁意象，所含有的内在情韵也非常饱满，如果说，那遍野的“哀鸿”为现实中乱离生灵的比况；“孤雁”则为相思情种们心灵上的“流民”象征。在元曲中，孤雁之咏，可谓达到了情感最为激越的审美聚散功能。蒲察善长［双调］《新水令》咏叹：
［七弟兄］雁儿，你却是怎生。暂停。听我诉离情。一封书与你牢拴定。快疾忙飞过蓼花汀。那人家寝睡长门静。
［梅花酒］雁儿呀呀的叫几声。惊起那人听。说着咱名姓。他自有人相迎。从别后不见影。闪得人亡了魂灵。罗帷中愁怎禁。则为他挂心情。朝忘餐汨如倾。曲慵喝酒慵斟。
［收江南］雁儿。可怜见今宵独自个冷清清。你与我疾回疾转莫留停。山遥水远煞劳神。雁儿，天道儿未明。且休要等闲寻伴宿沙汀。
［尾］你是必休倦云淡风力紧。我这里想谁医治相思病。传示我可意情人。休辜负海誓山盟。唱道性命也似看承。心脾般钦敬。唯办你鹏程。我这里独守银釭慢慢的等。[2]
詹时雨［南吕］《一只花·丽情》也婉而多致：“雁儿你写西风曲似苍颉字，对南浦愁如宋玉词。恰春归，早秋至，多寒温，少传示。恼人肠，聒人耳，碎人心，堕人志。雁儿则被你撺掇出无限相思，偏怎生不寄俺有情分故人书半纸。”[3]具有回味深长，一唱三叹之势，岂须赘言。
可见雁话语的持久民俗信奉，具有多重人任指向，此俗蕴含着令人珍重的**婚姻专一意旨。而中国古人那里，也不难发现咏此民俗韵味的。如西晋傅玄《艳歌行有女篇》“媒氏陈束帛，羔雁鸣堂前”，即是写订婚之礼的场面。雁，作为两性之间稳定婚姻关系吉祥如意的象征，是其相思情爱内蕴不断活跃于相关文学主题的深层动力源。
雁忆故主，较早见于宋代笔记《倦游录》中的感人传闻：
进士刘稹未第，居德州孔子庙中。尝市一雁，翅虽折而尚生，不忍烹。闻自然铜治折伤，乃市数两，焚而淬之末以饲焉。至春晚，遂飞去。是年秋深，忽有群雁集稹所居之后圃，家僮执梃往击，诸雁悉惊飞，一雁不去，因棰杀之，燖剥毳羽，见翅骨肉坏，剖之，中皆若银丝，乃向所养者，稹咨嗟累日。[4]
传闻结局是有些黯淡的，但却带给人无尽的反思深省。而清代中原诗人也每多托雁感喟，写流民无家可归奔赴辽东荒僻之地：“春燕衔泥来，秋雁衔芦去。燕来雁去何所之，家山雨深无屋住。小儿提壶完田租，大儿脱袴偿官税。何如振翼辽海东，辽东老鹤惊飞鸿。饥鹰霜爪攫雀丛，翡翠凋零金弹空。近闻路滑行不得，夜来子归恼塞翁。”[5]春燕秋雁，在这里应为互文足义，而重点当仍在雁。
《**丛书》收有燕山孙诗樵《馀墨偶谈节录》，其中“雁字长短句”条，抒写了北方一位年轻女性借“鸿雁传书”的美丽故事，吐露对远方丈夫深切的忧郁之思：“方玉坤女史，顺天人，聪慧工诗，长字丁筱舸部郎，丁南旋，久无耗。女士有若兰之戚，偶赋《雁字长短句》见意。馀于所亲处读焉，其辞曰：‘丁宁嘱付南飞雁，到衡阳与侬代笔。行些方便，不倩你报平安。不倩你诉饥寒，寥寥数笔莫辞难。只写个一人两字碧云端。高叫客心酸，高叫客心酸，万一阿郎出见，要齐齐整整仔细让他看。’游戏为之，初无深意。后闻女史录辞寄丁，丁即日北上，此与竹影词人，同一用意。”雁所寓含的形象意蕴，似小实大，言约意丰。
清代北方满族的说唱文学子弟书，其中有《出塞》三回，也以浓郁的抒情性，状写了身处异域的中原女性王昭君在异域的思乡怀土情思，也是把大雁与抒情主体进行自我对象化的比照：
皇娘看罢多伤感，回头忽见一宾鸿。
只见他孤身无伴声惨切，斜行双翅向南腾。
皇娘点手呼鸿雁，礼义的灵禽你是听。
我本是大汉的皇妃遭此难，要与我主寄个信音。
一是老天不负痴心女，二则合该鸿雁要表名。
自古道雁能通人性，他抿翅收翅坠落尘。
皇娘一见心欢悦，手揽宾鸿叫爱卿。
我爱你行动排行有次序，我爱你能通人性忒聪明。
我爱你春来秋去不失信，我爱你能知礼义晓人伦。
我爱你寻食不落枯焦地，我爱你黄湛湛的金睛认的好人。
可怜你整日高飞直到晚，可怜你常常只身南北腾。
可怜你单飞单落失偶配，可怜你来往奔波不得入群。
可怜你夫妻二雁不得见面，可怜你两下里牵连都不宁。
你身好比奴身苦，我昭君恰好似失了群的宾鸿——竟是一样同！[6]
一连串的感情激越的排比，将作者、演唱者心目中那思乡怀土的王昭君形象，定格在观雁生情，状写得情态逼真，而又成为现实中类似诸多身份角色的个体情怀的真实写照。
乐钧《耳食录》卷八《章琢古妻》，转述了作者友人朱青谷讲述的传闻，非常具有感同身受的“动物伦理”意义。说是林甲，平素有“心疾”，直接表现是心之所向，魂辄随之，于是他有一次竟然情不自禁地幻化为大雁：
一日，仰视飞雁，见其翱翔自得，心羡之。入室而病，忽觉魂游舍外，旋有一人导之去。见一王，长颈鸟喙，旁立者皆肖其形。王谓甲曰：“闻有冲天之志，凌云之想，宁欲羽化乎？”因命一人持羽衣衣之。甲方逊让，自视其身，则已雁矣。遂与群雁俱翔，海碧天青，唯其所向，写彭蠡之烟沙，宿潇湘之芦苇。忽有持弓挟弹、追而弋之者，群雁皆善避，唯甲不习，遂中左翅，嗷然而坠。昏痛之际，倏已魂返，呻吟床褥，跃然而起。问诸家人，言：“已死半日，唯气尚未绝耳。”犹记弋者为族子某，急使人告其故，则主人之雁，已为其不鸣而烹之矣。[7]
这真是一个生态主体之间“互化”的文学尝试，化雁同游。人们欣羡凌空翱翔自得的大雁，似乎人只有化身为野外大雁，才会真正领受：看似自由悠闲的飞禽，在看似平和静谧的生态环境里，实在也有着自己作为自然界弱者的难言的苦楚与生存危机。在人类中心主义支配的这个地球村里，一般的“人”，所谓“万物的灵长”的人，又哪能深切体会到雁所处的危机四伏世界的苦况？而雁所面临的凶险的生态环境，不也正是现实社会中的弱者生存状态的一个真实写照吗？
偏偏上述故事，还没有停留在主人公化雁之后的苦恼感受上，还写他因此成了一个“习惯性”的身化异类病症，从而进一步感受到，除了人类自身，所有的动物，竟然都有被人类施加杀身之祸的可能：“甲因自思，一心之动，便已易形，致受弓刀汤火之苦，以后遇物，绝不敢生歆羡想。然而化龟、化鹤、化牛、化犬，仍不一而止，盖用心既滑，略动则应之，不必羡也。而所化无不被祸者，被祸乃得返。唯无知之物，虽羡之亦不能化。家人知其如此，每见其淹淹欲绝，亦殊不经意。因是或数日，或数月，似死非死，而卒亦不死。”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因为这里的动物们如同现实中一样，实际上都无一例外地处在华夏文化圈的“食物链”中，而在食物链最高层次上的人，则是无所不吃的，而且还要吃得尽量精致。似乎，只有身患此类“心疾”奇症的极特殊个案中人，才会体会到动物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危机与痛苦。于是，近乎超现实的叙事，实际上表述出了一种难得的期求“众生平等”的生态美学意趣，虽然苦涩，却迹近真实。
雁文化藏蕴的传统文人情怀与个体生命意识，具有跨文化、超民族的能量，清代饱受《红楼梦》滋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1837－1892），也写了几位年轻的女性，将自己的身世命运与远方飞来的鸿雁联系在一起，感物伤情，因目睹鸿雁而触动了女性内心的深衷隐曲：
瑞虹端着一托盘两杯茶来，灵玉、黛眉两个各接一杯，放在琴自歇、璞玉二人前。琴自歇正不知说甚么，忽见空中一排雁阵斜飞长鸣而过。遂想起了那日的断头话，问璞玉道：“你那日说‘鸿雁来……’的故事，没等说完，有了别的缘故耽误了，‘鸿雁来’与‘鸿雁来宾’真个为何写的，有这个分别？”璞玉道：“姐姐不问，我倒忘了。司田人说郑康成的《礼记解》上说，三秋‘鸿雁来宾’，宾者客也，客来未归，故称‘来宾’。《淮南子》上云：‘先来者为主，后来者为宾。’然在《吕氏春秋解》上，写成了‘鸿雁来’一句，却无‘宾’字。总之，仲秋来的是父母，因其幼雏，翅羽软弱，不能飞，所以九月才来。满洲时宪书上，不分仲秋季秋，都写为‘鸿雁来’。据此看来，可知其前月来者为老雁，后月来者为雏雁了。”琴自歇点头称“是”，以手支颊长叹，道：“老雁、新雁都来了，我明儿就回去了。”璞玉不觉伤起心来道：“这又是怎么说起？如何来了一个，又必去一个，令人苦恼。”说着滴下泪来。琴自歇也泪水满目，望着一旁，低语道：“不回去又如何！必使人生‘既生瑜，何生亮’之恨才好？”璞玉腹中虽有千言万语，却说不出一句话来。[8]
自然生态下的雁，属于随着物候变化南来北往的候鸟，而作家受到中原汉文化熏染，这里也流露出“喜聚不喜散”的伤感和生命悲剧意识。
在古代中原水草丰茂的自然生态环境下，雁文化的物态形式以其野生候鸟的空间流动性，实在是随处可见、太广博深厚了，但由此雁来自于人捕杀的生存危机也更多地为文人所感受。文学叙事中的生态民俗，未必确凿地具有承袭关系，对此，钱钟书先生也曾以雁意象蕴含的生存状态危机作喻：
温庭筠《更漏子》第一首：“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谓雁飞乌噪，骚离不安，而画屏上之鹧鸪宁静悠闲，萧然事外。元好问《惠崇芦雁》第三首：“江湖牢落太愁人，同是天涯万里身；不似画屏金孔雀，离离花影淡生春”；则以同在画而不在同画中之雁与孔雀境地相形。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说温词云：“此言苦者自苦、乐者自乐”，中肯破的，窃欲以李元二诗参印之。笼中剪翮，百鸟翔空，沙侧沉舟，千帆过尽；苦乐相形而愈见不齐，古来同叹，元诗虽酷似温词，未必从而胎蜕。……[9]
这说明，雁的生存命运给予不同时代、不同人文环境中的个体，可能有着更多的同感、联想与共鸣。而这种历史性难以消除的生态主体间性，正是生活越来越精致、越来越远离大自然的现代都市人们所需要的。
雁意象的象征内蕴中，作为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弱者身分，使其起到了超越文人雅士自身悲惨命运对象物的限制的作用，从而在更为广阔的文化时空中展现出更丰富的意义。
[1] 张应昌：《清诗铎》卷十七，第5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2] 隋树森编：《全元散曲》，第11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
[3] 隋树森编：《全元散曲》，第16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
[4]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九，第91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 蔡础：《春燕秋雁吟》，《黄岩集》卷二十七。张玉兴：《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第345页，沈阳，辽沈书社，1986。
[6] 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辑校：《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第1590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
[7] 《耳食录·耳邮》，第105—106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
[8] 尹湛纳希：《一层楼》第二十八回《试巧韵赛咏**诗，感寂寞燕哭竹枝头》，第246—247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9] 钱钟书：《管锥编》，第14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