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早期关于巨型蜘蛛的载录中，则充满了对于这种骇人听闻的动物的恐惧。据南朝刘宋时刘敬叔《异苑》卷八所载，这时的蜘蛛是六朝时代众多物怪之一：“陈郡殷家养子名琅，与一婢结好经年。婢死后犹来往不绝，心绪昏错，其母深察焉。后夕见一大蜘蛛形如斗样，缘床就琅，便宴尔怡悦，母取而杀之，琅性理遂复[1]。故事又为《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八引述，这是一个典型的母妖惑男人故事，似遥启元代文学化了的《红白蜘蛛》人妖恋叙事。《宝文堂书目》卷中《乐府》题作《红白蜘蛛记》，元代即有该故事，其现存有残页。明代杨暹也有《红白蜘蛛》杂剧一本[2]。冯梦龙改编作《醒世恒言》卷三十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其中的一个美女蜘蛛精名为“日霞仙子”，一个名“月华仙子”，二人在空中相斗争夫，日霞在郑信襄助下获胜，生下一男一女，临别时赠他神臂克敌弓[3]。
在唐人心目中，首先，蜘蛛是人类猎取的对象，因为蜘蛛也可作药用。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四写：“相传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丝如疋布，将及旻，旻引弓射杀之，大如车轮，因断其丝数尺收之。部下有金疮者，剪方寸贴之，血立止也。”[4]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蜘蛛这种药用功能是很吸引人的，也强化了其神秘性。但由于有些蜘蛛巨大，人们也常丧命其巨爪之下，成为其猎获物，又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四载：
元和中，苏湛游蓬鹊山，裹粮钻火，境无遗址。忽谓妻曰：“我行山中，睹倒崖有光如镜，必灵境也，明日将投之，今与卿诀。”妻子号泣，止之不得。
故事渲染了巨型蜘蛛的毒性、害人特征与恐怖，后世叙述多沿用此。如清代《仕隐斋随笔》说：“有友言：青溪县之瓦屋山，与峨眉齐名，顶建普贤殿，殿后舍身崖，不知高几千仞，俯首下窥，骇心晕目。男妇朝山，每年舍身者数人，跃而下，云雾拥之，崖底不见尸，皆谓仙去。县令某疑其事，带皂隶数人，登山验之。以长绳系篼，盛一人下，绳悬铃，铃响收绳，以觇其异。刚下绳十馀丈，铃忽响，急收之，人脑已伤。言有蜘蛛大如牛，结网崖腰，篼甫及网，便来啮人，幸收绳快，受伤浅，迟则死矣。县令乃屠一豕，刳其腹，实以毒药，盛之下，铃响收绳，豕失去。留人候之，未久，山雾一空，有臭气达崖上。缒人视之，蛛已毒死岩穴，腹烂虫出。是后无舍身者。”[5]一般来说，如上所述，对付巨蜘蛛的方法是以毒攻毒，最为容易奏效。
然而对于中害者的解救，也有饮用葡萄酒解毒的偏方，这当为来自西域的风物传闻。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四十三引刘郁《西使记》云：“赤木儿城有虫如蛛。毒中则烦渴，饮水立死，惟饮葡萄酒至醉，吐则解。”《西使记》为元宪宗九年常德奉命西觐波斯旭烈兀（Hulagu）大王，刘郁笔录其纪行见闻。中外交流史家曾引俄罗斯人徐楼《土耳其斯坦游记》的说法，说明这类毒虫的种类和危害：
奥李阿塔（Aulie ata，古之怛逻私城）附近产蜘蛛，土人称曰哈喇库尔忒（Karakurt），华言黑虫也。在诸虫中，实为最毒，咬人致死。吉利吉思人（Kirghizes）牲畜，每年死于蛛者，难以数计。又有黑虫，大如鸽卵，身有棕黑毛，土人称曰塔郎吐拉（tarantula）。沙土中又有虫，曰法郎枢（phalange）。行走时，大如二拳，身有黄红毛，甚长。”清七十一《西域闻见录》下三云：“八叉虫，新疆在在有之。形类土蜘蛛，色褐而圆，八爪，微短，紫口，口有四歧，啮铁有形，遍身黄绿，为章皮，里通明如茧蚕。生湿地沟渠，及人家多年土壁中。大者如鸡子，小者如胡桃。每大风则出穴，逐风而行，入人屋宇，行急如飞。怒，则八足耸立逐人。寻常于人身上往来，切不可动，听其自去，亦竟无恙，倘少动触之，辄噬人，最为毒恶，痛彻心髓，须臾不救，通身溃烂而死。如噬人轻，即取其虫碎之，尚无大害。若噬人时，吐白丝于疮口，或噬人后，走向水中呼吸，则人必死矣。或曰茜草捣汁服之，并敷疮口可愈。究之，中其毒，而能生者，百无一二。回子云，惟求阿浑（阿訇）诵经可活。然吾尝闻回子有被毒者，皆请阿浑诵经，乃经未终，而其人已终矣。”[6]
这一“急救措施”的传入中土，也说明被毒蜘蛛咬伤现象，所在不少。到了明代的中外交流叙述中，也能找到毒蜘蛛的记载。据《皇明世法录》卷八十一载，在撒马尔罕东北的赛兰（塞蓝）：“夏秋间，草生黑蜘蛛甚小，毒甚，啮人遍体作痛，号呼动地。土人诵咒禳解，以薄荷枝拂毒处，又以鲜羊肝遍擦，经一昼夜痛息，肤如蜕；牛马被伤辄死，行人宿，必近水避焉。”这一异域传闻进入到《明史·西域传》中，也说明了明代医学对于被这类毒虫咬伤情况的关注。
而中原的有些荒僻之地，大蜘蛛杀人的“连环作案”事件，也就不是不可能发生。五代时王仁裕《玉堂闲话》把这种事情发生地，提到海州北上不远的鲁南泰山一带：“泰岳之麓有岱岳观，楼殿咸古制，年代寝远。一夕大风，有声轰然，响震山谷。及旦视，及经楼之陊（破败）也。楼屋徘徊之中，杂骨盈车，有老蛛在焉。形如矮腹五升之茶鼎，展手足则周数尺之地矣。先是侧近寺观，或民家，亡失幼儿不计其数，盖悉罹其啗食也。多有网于其上，或遭其粘然羁绊，而不能自解而脱走，则必遭其害矣。于是观主命薪以焚之，臭闻十馀里。”[7]对于蜘蛛死后臭味散布范围之大的强调，旨在说明其毒性和危害之大，这是古人常用的有意夸张渲染的叙事方法。
蜘蛛往往有毒，的确不假。通常说来，我国毒性较强的蜘蛛有：产于广西、云南、海南等地的捕鸟蛛；分布于上海、南京、北京、东北等地的红螯蛛；分布于新疆、陕北、河北、长春等地的穴居狼蛛；常见于台湾中南山地的赫毛长尾蛛；福建的黑寡妇蛛等。
因此，早在唐代元稹《蜘蛛三首并序》即称中国大陆的西南巴地一带，蜘蛛既大且毒：“巴蜘蛛大而毒。其甚者，身边数寸，而踦长数倍其身。网罗竹柏尽死。中人，疮痏潗湿，且痛痒倍常。用雄黄苦酒涂所啮。仍用鼠妇虫食其丝尽，辄愈。疗不速，丝及心，而疗不及矣。”[8]该组诗其三咏叹毒蜘蛛令人不能防备，往往给人带来生命危险：“稚子怜圆网，佳人祝喜丝。那知缘暗隙，忽复啮柔肌。毒腠攻犹易，焚心疗恐迟。看看长妖绪，和扁欲涟洏。”
蜘蛛崇拜与佛教的联系，向来罕有为人注意者。唐代释道世编纂的佛教类书《法苑珠林》中，蜘蛛被认为是有剧毒的，此类论断凡两见：①“……又《涅槃经》：‘大乘为甘露，亦名为毒药。能消即为甘露，不消即成毒药。如人置毒乳中，则能杀人。’故《宝性论》偈云：‘无知无善识，恶友损正行。蜘蛛落乳中，是乳则为毒。’”②《佛性论》卷二《辨相分》第四《事能品》：“无知无善识，恶友损正行。蜘蛛落乳中，是乳转成毒。”[9]
在古代印度的耆那教故事中，蜘蛛精也是一个被打杀的妖精。传说有一个婆罗门在喜马拉雅山的森林里修道，寺庙附近石洞中住着一些紧那罗（半人半鸟的仙女），不远处也住着一只大蜘蛛，大如车轮，凶猛异常。蜘蛛在石洞门口结下丝网，每天早上捉食一个紧那罗，咬断脖子喝血。紧那罗无奈求助婆罗门代为除掉大蜘蛛，婆罗门却以苦行不杀生相拒，受害的紧那罗们就把未婚的小妹拉特沃蒂仔细打扮，让她主动请为妻室，修道人同意，于是埋伏洞口击毙蜘蛛[10]。
尽管现实中，也常常发生被毒蜘蛛咬伤的事情。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五载：“余家祖茔在钱塘西溪，尝有一田家，忽病癞，通身溃烂，号呼欲绝。西溪寺僧识之，曰：‘此天蛇毒耳，非癞也。’取木皮煮，饮一斗许，令其恣饮。初识疾减半，两三日顿愈。验其木，乃今之秦皮也。然不知天蛇何物。或云：‘草间黄花蜘蛛是也。人遭其螫，仍为露水所濡，乃成此疾。’露涉者亦当戒也。”可是，在佛教浸染到中土的漫长岁月中，就连蜘蛛这样中古时期被认为是有剧毒的动物，也被打造成为是受到我佛慈悲的吸引，来寺庙中与僧众一起听经说法，这明显地就属于对蜘蛛的宗教笼络：
京师城西慈慧寺，有蜘蛛塔。万历中，少詹南充黄公平倩（辉）书碑。平倩耽禅悦，与僧愚庵善，尝住此寺。一日方诵《金刚经》次，一蜘蛛缘案上，向佛而俯，驱之复来。黄曰：“尔以听经来耶？”为诵终卷，又为说《情想因缘》竟，蜘蛛立蜕化去。因以桑门法起塔，复书碑记其事云。[11]
应当说，像蜘蛛这样的“不好吃”的东西，在中国古人那里是不多的另类生态主体。而《池北偶谈》的这一载录，印证了宋代饱学之士的论断：
《佛经》云：“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庄子》云：“惟虫能虫，惟虫能天。”盖虽昆虫之微，天机所运，其善巧方便，有非人智虑技解所可及者。蚕之作茧，蜘蛛之结网，蜂之累房，燕之营巢，蚁之筑垤，螟蛉之祝子之类是已。虽然，亦各有幸不幸存乎其间。蛛之结网也，布丝引经，捷急上下，其始为甚难。至于纬而织之，转盼可就，疏密分寸，未尝不齐。门槛及花梢竹间，则不终日，必为人与风所败。唯闲屋垝垣，人迹罕至，乃可久久而享其安。故燕巢幕上，季子以为至危。李斯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仓中之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岂不信哉？[12]
到了唐代之后，伴随文化中心的变化，则蜘蛛的记载大多东移至海滨。说明大海景观神秘性的吸附作用，构成滨海地方风物传说的某种凝聚力和扩散力。古代昆虫巨大，在唐人这里还在不断地得到证实。钱希白《南部新书》戊集言之凿凿地记载：“天宝四年（745年），广州府因海潮飘一蜈蚣，陆死，割其一爪，则得肉一百二十斤。”按此推断，那么这蜘蛛起码要重逾千斤的。而其所来方位是看，也印证了海岛上盛产大蜘蛛的传闻。直到褚人获《坚觚八集》仍相信大蜘蛛在某些地区确实存在：
《酉阳杂俎》：蜘蛛大者如车轮。《双槐岁抄》：蓟州盘山有蜘蛛，与龙斗，为龙所毙。人献其皮如车轮，中有大珠，光彩夺目。《广莫野语》：海蜘蛛巨若车轮，虎豹麋鹿，间触其网，卒不可脱，伺毙乃食之。诸书所载，或未尽诬。[13]
蜘蛛体内藏宝珠。宋人《癸辛杂识》后，相关传闻开始随文化重心南移而偏移到东南沿海，还把巨型蜘蛛与宝珠的传说结合，这当是“意外得宝”与“胡人识宝”叙事模式的一个交叉凝聚之点：
蒙古歹之在福建省时，有村落小民家一妇人，以织麻为业，每夜沤麻于大水盎中。忽一日视之，盎中水涸矣，视之初无罅漏，凡数夕皆然。怪其异，至夜俟之。夜过半，果有一物来，径入盎中饮水，其身通明如月，光炤（照）满室。妇细视之，乃一白蜘蛛耳，其大如五斗栲栳。其妇遽以大鸡笼罩之，割其腹，内得一珠，如弹丸大，照明一室。是夕，地分军士皆见其家有火光烛天，疑为有火，翌日遂往扣其妇人，以为无有。军人之黠者以言诱之，终不能隐，遂出示之。其卒胁以威，以十五千得之。既而千户知其事，复杀卒以取之。转转数手，亦杀数人，最后归之蒙古。遂以所得福王玉枕并进之，送得江、浙省平章。闻内府一珠向以数千锭得之于海贾，方之此珠，不及其半，盖绝代之宝也。[14]
传闻发生的区域，开始转向了先前关注较少的滨海地区，而且“海贾”一语说明，这类事情被公认与南洋海上营销的商人有关，对外贸易的外在形式，暗示出深层的“胡人识宝”母题叙事内核。而这一母题中的“胡人”，恰恰主要指的是中亚——波斯的来华商人，即往来于西域广袤丝绸之路上的商胡。
[1] 刘敬叔：《异苑》卷八，第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
[2] 参见黄永年：《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1）。夏慧勤：《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浅探》，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3）。
[3] 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三十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第454—45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 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四，第1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5] 丁治棠：《仕隐斋随笔》卷六《蜘蛛异十则》，第139—14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6]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三，第1758—176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
[7]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九引《玉堂闲话》，第39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8] 元稹：《蜘蛛三首并序》。
[9] 周叔迦、苏晋仁：《法苑珠林校注》卷第二十三，第749页；卷第五十一，第152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
[10] 邓殿臣主编：《东方神话传说》（第五卷《佛教、耆那教与斯里兰卡、尼泊尔神话》），第113—11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1]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二《蜘蛛塔》，第5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 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八《蜘蛛结网》，第31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3] 禇人获：《坚觚八集》卷一《物异》，见《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五册，第249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影印）。
[14]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蜘蛛珠》，第192—1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