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三回写白猿善变，化作美女，获取男子元阳，还戏弄张真人，显示巫胜于道。《初刻拍案惊奇》则是以弘佛反道为主题的，其中因兴妖作怪被杀的猿精由一个怪老道变化而来。
明天启年间清隐道士（沈会极）编次《皇明通俗演义七曜平妖全传》第六十六回也写，正德年间有个白猿精得道，在济宁鲁桥一个庙中替人断吉凶，非常灵验，甚至能助人考中进士。只是因托人向张天师要玉印，被天师杀害。因而转世托生为沈晦，“一团郁气未消，故此下界为殃滕县”，成为徐鸿儒的军师。作品引诗曰：“沈晦为妖原有由，当年却是白猿妖。生前已犯刀针杀，此世分尸胜割头。”
此前瞿佑（1347—1433）《剪灯新话》卷三《申阳洞记》写李德逢在元文宗天历年间流落桂州，射猎时遇猴妖，射中其魁首，追踪至申阳洞，毒杀群妖救三个女子。乔光辉教授注意到，《申阳洞记》作为明代作品的志怪叙事，“又融入了时代的特点”，申阳洞中的猿猴不是对唐代《补江总白猿传》的单纯模仿，而充满着浓厚的世俗生活气息，比起唐代将军欧阳纥带领壮士三十人行动，这里的李生乃是普通市民，依靠一己之力战胜猴妖。小说歌颂了一个“流浪汉”、普通市民的智勇：“一个有着许多缺点的年轻人，在申阳洞中能施展自己的智慧，冒充采药的医生，诈称有仙丹可以度世，使得群妖争先食用，最终战胜了猴妖。……”[1]的确如此。可以补充的，这一叙事的前提，无疑是站在“人与兽”、“人与精怪”之别的逻辑前提和文本积累基础上的。实际上，猴妖（猿精）与人纠葛的故事，毕竟还是在一个生物主体（人）对于另一生物主体（猴、猿）进行整肃、镇压的叙事框架中展开，这是一个主流与边缘、强势对弱势的带有剿灭征服性质、并打着解救被掳少女行使正义旗号的行动。善骑射弓马的李生，正是在解救少女、镇压猴妖的行动中成长。瞿佑将“逐兔见宝”“动物求医”母题等组织到一处，李生在射猎活动中深入涧谷，归途迷路，古庙中遇一些猿类动物，发箭中其“正中坐者”又追逐到申阳洞中，他的身份变成了前来采药的医者（即被称之为“神医”），借着为老猕猴（中箭者）疗伤，谎称拥有“仙药”。实际上，打猎运用淬毒的镞矢，是严重违反生态伦理的；而谎称治病的“仙药”实用“其药盖毒之尤者”的毒药，将大小猴妖三十六头皆斩戮[2]，也颇显“胜之不武”，戾气太重，带有扩大化复仇的倾向。
固然，李生所看到的“侍侧者三，皆绝色也”的美人，是包括钱翁家刚被掳的少女在内的民间良家女子，但李生最终在送归后欣然自得地同意被钱翁“纳为婿”（并兼娶二女），则有违侠行正义之事后“不受恩报”的原则。李生“一娶三女，富贵赫然”，建立在屠杀猴妖胜利的基础上，体现出世俗社会对幸福生活的企羡，也难脱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的意味，因为曾被猴妖占有的在室女，很难再出嫁给如意郎君了，获救女性客观上成为一种“社会酬赏”的资源。这样，李生就实现了一个社会“人”的生物性的欲望满足。而事实上也是人类群体多种世俗人物角色的愿望，即不愿作为一种生态资源的人类女性被不合理地占有。
冯梦龙《情史》卷二十一“情妖类”等也收罗了一些猴精惑女传闻。其中“猿精”收唐代二则，“猴精”收宋代一则，后者实出自南宋洪迈《夷坚志补》卷二二《侯将军》。作为猴妖惑女，道士除妖故事，猴妖得到了受害女性的亡嫂充当“同案犯”来引领介绍，而猴妖及其十余辈“衣巾各殊，或被戎服，或绛绡而冠，或赭黄而帽，大抵皆美丈夫也”，显示了对于人类生活的追慕模仿。一年后吴叟一家“不胜其扰”，祈求道士禳除，得到了吴家“伏壮仆，持梃候门”的配合，终于将猴妖（巨猴）擒扑击毙，还捕获其妖党“狐狸、蛇虺、木石、鸟兽之属”杵碎，焚猴尸扬灰，体现除恶务尽的彻底性。该篇结尾称：“赤城赵彦成亲见其事，作《飞猴传》记之。”说明还有相关现实传闻和其他文本互证。李剑国先生《〈夷坚志〉引用宋人小说考》指出：“天台吴医女为猴妖将军所惑，请得宁先生伏除飞猴。情节比较简单平直，但描写较见功力。吴女苏醒后对父母说：‘向者明知为妖类，方肆虐时，正欲上诉于天，亦不可得。盖其徒千百成群，往来太空间，纵有章奏，必为所邀夺，虽城隍之神，尚不能制，况于人乎！’显然意有影射。考绍兴二十一年（1151）秦桧在相位，至二十五年（1155）年方病终，传中作为妖党之首的飞猴，极可能是暗影秦桧……”[3]然而故事流传到了明代，人们却只是从猴妖惑女角度解读了。对于唐宋等旧有故事的复述、重编与话本小说的敷衍改写，可见明代小说之于猴妖惑女母题的偏爱，而综观多种文本，其中瞿佑的改编重构，人文气息当是最为浓郁的。当然，这也与《剪灯新话》总体上的题材主题追求有关。而冯梦龙《情史》卷二十一“情妖类”等也收罗了猴精惑女传闻。
多情猿精，并非只是负面形象，也有伦理化、情商过人的侠义之辈。猿声哀鸣的古远情绪记忆，也使其介入到凄楚哀婉的悼亡叙事中。王猷定（1598—1662）《汤琵琶传》写汤应曾，善弹琵琶，人呼为“汤琵琶”。事母甚孝的他，后娶邻居孀妇侍奉老母，而到楚地谋生三年：
偶泛洞庭，风涛大作，舟人惶扰失措。应曾匡坐弹《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见一老猿，须眉甚古，自丛箐中跳入蓬窗，哀号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跃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辄惆怅不复弹。已，归省母，母尚健，而妇已亡，惟居旁抔土在焉。母告以妇亡之夕，有猿啼户外，启户不见。妇谓我曰：“吾待郎不至，闻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闻郎琵琶声，倘归，为我一奏石楠之下。”应曾闻母言，掩抑哀痛不自胜。夕，陈酒浆，弹琵琶于其墓而祭之。[4]
哀啼的老猿，成为悼亡主体连结悼亡对象的使者，具有超越空间的冥感的神秘性，烘衬出思妇的深情凄婉。
海圃主人《续红楼梦》第三十五回《西岳进香收虎怪，南郊直夜至猿精》，写京畿一带有个白虹怪物摄人财物，掳掠美女，贾茂以雪藕宝剑杀之，原来是个白猿精。这里“物老成精”信奉，多发性地出现在猴精、猿精的描绘上。
将猿猴类动物妖魔化、精怪化，同其他那些动物精怪故事大同小异，折射出并迎合了人们内心普遍性的恐惧与优越感，试图不择手段地超越某些自卑的努力。由于诸如山野生存能力、飞攀跳跃能力等，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总是比一些动物要差，特别是人们往往从邻近自身形体神态的猿猴类动物身上，看出人类自我某些能力的欠缺；而同时又每每去宣扬猿猴类的不如人之处以寻求内心平衡。于是这类故事往往依托或带有将人类之外的其他生态主体、包括猿猴“妖魔化”的总体倾向。而猿猴精怪形象，则似乎总少不了好色、向人类求医等特点。于是，这类“人本主义”故事形态多元而复杂，就蕴含着较丰富的人伦情怀以及对诸动物家族不平等、不公正的反生态和谐意识。
[1] 乔光辉：《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第244-24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 乔光辉：《瞿佑全集校注》下册，第749-754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3] 南开大学中文系《南开文学研究》编委会编：《南开文学研究（1988年）》，第184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又参见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第276-277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
[4] 张潮辑：《虞初新志》卷一，第16-17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