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拿巴很少亲自写字。都是他来口述，一个名叫梅纳瓦尔的二十岁年轻人记录的。但是重要计划和相关备忘录都是他本人完成。这张……特制的地图他亲手锁起来，而且一直把钥匙带在身边。如果他离开书房，梅纳瓦尔就必须把地图放进钉在门上的一个小橱里。当然，地图有可能被偷走，但立刻就会被发觉。嫌犯便是梅纳尔以及收拾收房的仆人……军事机密一定就在里面，偷走这张地图就会使他的一切都化为乌有。”上面这段话是谁写的?一个波旁间谍?或者是执政官的密友中的一个叛徒?
哪一个都不是。就是波拿巴口述，梅纳尔瓦记录的。遵照波拿巴的命令，司法部长正在派谴一名挑动事端的特工到慕尼黑，此人要在那里与波旁家的英国代理人接头。那封信就是全部计划的一部分。另外还分派了很多其他的任务。我们还听说了有关那个忠诚仆人的情况——如果这个打扫，生火的仆人促使政变成功，他将有怎样的好处，逃跑之后他会在哪里生活。
他不得不保持警惕。在这个令人心悸的冬天，他核对在伦敦、旺代和巴黎的一百名间谍送来的资料。“该下手了吗?”他的特工不停地问。“等一等。”他回答说，然后继续不动声色地搜罗情报。他终于弄齐了所有的证据。他的极右派和极左派的死敌——即保皇派和雅各宾派——已经达成联盟，准备消灭自己，波旁家的朋友皮舍格吕和共和派急先锋莫罗正戮力合作。两位将军都是他的死敌。该动手了。
这个阴谋传开之后，欧洲上下为之惶恐。正统的掌权者对拿破仑的敏锐感到警惕，但他们信赖他的敌人，这些人的数目肯定比《箴言报》愿意承认的要多。英国大使退却了!伟大的莫罗身陷囹圄!——波拿巴犹豫了很久才逮捕莫罗——这个他极尊重和分享荣誉的人。逮捕他的那天，执政官一再派人打探。不知他是否还记得，三年多以前，在塔列朗家的那天夜里，他自己也坐立不安，认为自己马上就要被捕!审讯的结果令人头痛不已，莫罗参与阴谋一事被确认。但拿破仑认为还是赦免这位霍恩林登的胜利者为好，但前提是他愿引退到美国。皮舍格吕被扼死在狱中，十三名阴谋分子被处决。一个卷入到阴谋之中的名叫凯勒尔的人透露说，波旁系的一个贵族秘密参与了这一阴谋。
执政官急切地听着。一个波旁贵族!塔列朗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长期以来，昂吉安公爵一直住在莱茵河边界附近——可能是为了用望远镜观察法兰西的情况。难道一个人如此死气沉沉地呆在巴登，只不过是为了向一个红衣主教的侄女示爱吗?孔代家族后裔昂吉安公爵是波旁家的人，受雇于英国人。他极有可能就是那个与这一事件有瓜葛的波旁贵族，至少他与遍布在德意志南部的特工有接触。一定要惩罚这个王室的叛徒，惩一儆百。这样就能制止被流放的波旁家族成员一再扰乱法兰西安宁!
拿破仑的两个知己告诉他。在昂吉安公爵的所有物品之中并未发现有危害的文件。但一直都为自己的未来盘算的塔列朗建议把他交给军事法庭接受最严厉的惩处，他知道这样引起的道义上的谴责必将给拿破仑带来灾难。哥哥约瑟夫对这个问题深感吃惊。他提醒拿破仑，他们在军校学习时都很敬重伟大的孔代，都背诵过讴歌这位十七世纪英雄的诗篇，难道要把这位著名人物活在世上的惟一后裔处死吗?
“我已经决定赦免他，”执政官回答说，“但这还不够。我足以说服他为我而战。”
约瑟夫回到家里，斯塔尔夫人和其他打探消息的人消除了疑虑。
公爵比拿破仑小两岁，要不是为拿破仑带来了名誉权力双赢的政治局面，他极有可能就会成名了。当天晚上，公爵受到军事法庭的讯问。他以大无畏的骑士风度面对法庭的十二名参谋。担任公诉人的一名国务委员会成员向他质问拿破仑敲定的问题。
然后就是死刑判决。第二天黎明，昂吉安公爵被枪决。这样处置昂吉安公爵显然不合法，因为法兰西人无权在他国领土上绑架他并把他处决。一旦到了法国，就有合法的理由把他视为（据他自己供认）想以武力推翻现政权的人并判处死刑。法兰西人突然闯入巴登当然是绝对不可容忍的，自除了这一点主要的异议之外，这一判决从严格的法律意义来说是公正的。
不过，正如塔列朗后来谈到这件事时所说的，它比罪过还要更甚——是大罪过。在革命时期，数百个比这名贵族还要清白的人被处决。虽然这名贵族可能对这一阴谋不明所以，但他会为刺杀那个篡位者而喝彩，只要时机成熟，他必将和人们一起挺进巴黎，向任何活着的弑君党人复仇。如果他不是波旁家族的成员，如果他不是那个忠于君主的象征（由于大革命，这一政体在法兰西结束了），人们将很少谈论对这位年轻军官的军事审判和枪决。枪决昂吉安公爵是对十几个君主的挑衅，是对数百万相信君权神授的欧洲人的挑衅。它发出了合力反对独裁者的信号。他在恐怖时代并没有施行暴政，在担任军事统帅和政治家的七年之中，他也从未有过任何暴行。
第二天，几个瞠目结舌、垂头丧气的客人和他坐在一起用餐。约瑟芬极力掩饰她的恐惧，拿破仑尽管思绪万千，但一直缄默无语。然后，他突然嚷起来：“他们至少会知道现在我们能做些什么。我希望从今以后他们不会再打搅我们。”饭后，他在屋里徘徊良久，向那几个默默无语的听众解释他的理由和他对整个事件的看法。他不停地踱步，然后慷慨激昂地高谈阔化，从天才到治国之道。尤其是谈论腓特烈大帝，他对此人极为崇敬：
“政治家就该造就感情吗？虽然他纵横捭阖，还不是孑然一身？策略是他的望远镜，无法改变事态的大小，但便于他在幕后安排……他经常要做与整体格格不入的事情！……要让自己冲破时代的局限，发挥自己的想像。你们就能明白，曾经的所谓不过是个政治家！他们最了解自己，最会控制情绪。”
这番话流露出他心灵最深处的一些秘密。他突然中断了这一宏篇大论，派人去拿与这一阴谋有关的文件，再给他读一遍。
“你们看，”他说，“我们有无可辩驳的铁证：阴谋分子想在法兰西制造混乱，想通过杀掉我来打击大革命!我的职责是捍卫大革命!公爵和别人同样是个阴谋分子，应该受到同样的对待……那些疯子想杀我，虽然这对他们没有好处——狂热的雅各宾人会取代我……这些波旁家族的人!如果他们再次掌权，我敢打赌，他们首先关心的是礼节。倘若他们打算身陷混乱血腥的战场!……但他们怎能指望凭一封由路易签名的信来夺回一个王国呢?这样的信依然会连累粗心大意的收信人……我流过血，这是必然的，也许将来我会流得更多。但我总是无动于衷、满不在乎，因为必须流血。我是个政治家：我就是法兰西大革命，我知道如何保卫它!”他突然把客人打发走了。
他的思想动机，观点感情便是如此，但他那著名的结论仍未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