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变，时代在变，我们不能不变；知变应变，与时俱进，应当成为我们一贯的追求。江泽民同志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现代领导者要想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里获得成功，就必须练就一种非凡的应变能力。
在我国最早的典籍《周易》中就有“与时偕行”的提法，强调“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要求人们“终时乾乾，与时偕行”，“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做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我国古人观察宇宙的运动变化而得出的结论。这一思想，在古代儒家、道家、法家和兵家等各家各派的许多著作中时有出现。如韩非子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进化发展的过程，“事异则备变”。管子也主张，“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类似的表述还有“与世推移”、“与时推移”、“与时俱化”、“因时制宜”、“因时变法”、“时移事迁”、“审时度势”、“应时而变”等等。
可见，知变是人应有的理性，是领导者成功立业的基本功。所谓知变，就是熟知问题、弊端、困难、灾难、危机之所存在、之所缘由、之所趋向，这是领导的艺术，是理性思维与感性直觉的结合，德、才、学、识融合的体现。要掌握知变、察变的武器，就是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思维方式、科学的察变能力。即：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质变是从量变开始，通过量变完成，但也要注意量变的时候就包含着质变；“变法”与“常法”是辩证统一的，是相生相克的，如奇正相生，“常法”是指一般、普遍、共性，“变法”是指个别、特殊、个性，不能认为一切变动是好方法，有些常用的方法往往是最管用的方法；穷则变，不穷也要变，失败了要变，成功了也要变；变要顺规律而动，顺历史潮流而动。
所以说，应变能力，是一种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主客观条件，随时调整领导行为的难能可贵的能力，是复杂的现代领导活动对一个人的素质提出的起码要求，也是确保领导活动获得圆满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具有应变能力的领导人才，不是完全靠惯性和规则行事，不会因循守旧，不会墨守成规，而往往能够从表面“平静”中及时发现暗流的涌动，发现新情况、新问题，从中探索新路子、总结新经验。
毋庸讳言，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就不是很善于“知变”。有的人思想不解放，不思变革，对新思想、新观点、新事物谈虎色变，避之犹恐不及；有的瞻前顾后，谨小慎微，杞人忧天，怕担风险；更有甚者，对新思想、新观点、新事物不但不欢迎，甚至还进行压制、阻碍乃至扼杀。
要在工作中做到以变制胜，就应当在思想方法上变僵化为开放，就应当在精神上变懒惰为勤奋。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会亡党亡国。”一个领导者只有自觉地摈弃僵化的思维方式，真正做到与时俱进，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列宁指出：“竞争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培植进取心、毅力和大胆开创精神。”谁敢于竞争、善于竞争，谁就不会被市场经济所淘汰；谁就能提高自己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
要善于知变，敢于求变，就要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不谋求个人私利。一个不准备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人，当然不会为“新”字而承担政治风险；一个时刻把个人得失放在首位的人，当然一切以稳妥为第一要义。因此，领导干部求新思变，需要有一股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需要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动力。而所有的变，都是为了事业的发展，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为了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
党员干部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倶进，倡导知变、应变、顺变，反对过分求稳、过分求全、过分唯上；坚决反对思想保守、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要自觉克服“等、靠、要”的惰性。要大胆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机制，善于调动一切力量，整合一切资源，挖掘一切潜力，最充分地调动积极因素，保持蓬勃朝气、浩然正气和昂扬锐气，敢闯敢干，在创新中开拓前进。
应变能力是可以通过实践来逐步培养和提高的。现代领导者首先应当高度重视自身应变能力的提高，有意识地多参加一些富有挑战性的活动，努力去解决问题和克服困难的过程，就是增强自身应变能力的过程。
其次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在工作中遇事需要沉着冷静，而不是盲目和莽撞从事，学会自我检査、自我监督、自我鼓励，这样有助于培养良好的应变能力；要学会总结提炼，在实践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将工作成果上升为工作经验，进而全面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再次要注意改掉不良的习惯和惰性，主动锻炼自己的决断能力，用积极的心态，改变遇事迟疑不决、优柔寡断、因循守旧的坏习惯，养成雷厉风行的好作风。
当然，强调审时度势、以变应变，并不是要去猎奇、故弄玄虚，而是要始终适应形势的变化不断提高自己的应变能力。
在“变”的过程中，做到万变不离其“宗”：忠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到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唯有如此，才能成为人民群众欢迎的合格的现代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