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卑不亢是一种境界

宋代大文豪苏轼在评价西汉名相张良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里，不仅生动地描述了不同人物的不同处世方式，而且使人能够从中悟出为人处世的不同境界。

境界是一种风格、一种情操、一种态度。境界，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会凭空产生，它是人们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加强修养的结果，高尚的境界来自不懈的追求和精心的培育。每位领导者的所作所为自然体现着自身境界的高低。有的人容易表现出高傲的情绪，有的人容易表现出卑怜落魄的姿态。这两种处世态度，一者为亢，一者为卑，都不利于领导工作的展开，都有碍于心灵的沟通和情感的融洽。可以说，这两种态度是为人处世的大敌，不仅造成彼此的心理障碍、精神障碍，而且也给交际气氛笼罩了一片乌云，使彼此相处不愉快，不和谐，不融洽。一般而言，人们大多喜欢彼此平等的正常交往状态下交往。由“卑”或“亢”所产生的距离和人际交往的鸿沟，使彼此无法构建互信的桥梁。

现实生活中，要做到不卑不亢并不容易。有的人见了不如自己的人昂首挺胸，胡吹乱侃，或是挺身说教，或是板脸训人。然而一旦遇到胜过自己的人，特别是头戴大乌纱的人，便会摇身一变：头昂不起来了，因为脖子失去了支撑脑袋的力度；胸挺不起来了，因为软骨病的痼疾突然复发；说教的嘴，吐出满口谀辞；训人的脸，笑成一朵鲜花。申居郧《西岩赘语》中有言：“骄谄，是一个遇胜我者则谄，遇不如我者则骄。”此语便是这类两面人的写照。

不卑，可以不惹人怜；不亢，可以不招人妒。以此种态度待人处世，既可保持自己的尊严，也不伤害于人。不卑不亢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境界，一种做人、做官的高境界。但真要进入这样的一种境界并不容易。自卑者，一般是自轻自贱的人。或是气质上的自卑，或是认识上的自卑，或是挫折性自卑。有了这些心理，常常会使人际交往和办事质量大打折扣。所以，要克服自卑，首先应分析产生自卑感的原因，然后有意识地用自己的优势弥补不足；其次应具有一定的社交活动技能和社交常识，在平时注重自我完善。所谓“亢”者，即自高自大也。这种人处处自以为是，牛气十足，总觉得自己永远比别人强，比人高明，特别是在某些或某一事上取得成功和获得胜利之后，就更忘乎所以、目中无人了。“骄兵必败”的格言尽人皆知。自以为是、自满自大，其带来消极后果，轻则阻碍进步，影响人际关系的正常交往，重则导致失败垮台。“胜易骄，骄必败”，这是万古常新的道理。

不过，世间确有一些人能够在待人处事上当得起不卑不亢的赞誉。事实证明，一个人能否做到待人处事不卑不亢，大约与其志向、见识以及有无独立的人格有关。志向高远、见识广博，并且有独立人格者，大多不会在待人时以官职大小、钱财多少或学问高低论尊卑；他们既不至于在遇到胜于自己的人时露畏怯、示卑容；也不至于在遇到不如自己的人时摆架子、显傲态。苏轼曾说他：“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玉皇大帝之位虽尊，但在苏翁眼里并不为尊；卑田院乞儿身份虽微，但在苏轼眼里并不为微，故不论是陪玉皇大帝，还是陪卑田院乞儿时，苏轼的言行、态度，恐怕都可以当得起不卑不亢之誉。

总之，“卑”者易招人烦，“亢”者易惹人厌，而只有不卑不亢才是为人处世、为官从政的常态。也就是说，不卑不亢是一种宜人宜己的性格，也是一种立足社会、做好领导工作的处世分寸。领导干部要做到不卑不亢，首先要明白，工作有层级、人格皆平等，无私才无畏、为公是根本。因此，在待人处世和各种社会交往中，无论是面对上级还是下属或普通群众，既要热情礼貌，有理有节，又不畏惧自卑、低三下四，不自大狂傲、放肆嚣张，而是堂堂正正、坦诚乐观、豁达开朗、从容不迫、落落大方、一视同仁，不拿原则做交易，经得起金钱美色的**，不干有损国格人格的事。要树立公仆意识，对群众要平等相处，尊重群众，既不低人一等，也不盛气凌人，更不能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而是要不卑不亢，政策讲透，情况分析透，老百姓的事，按照老百姓的意愿，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

胜人者力，自胜者强。只有不为私欲遮望眼，才能正确认识自己，摆正自己的位置，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