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谁，倘若要把握好人生的航船，就必须学会做人。而在我们民族的道德传统中，有不少值得提倡、继承的精神。孟子说，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谦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就是“仁义礼智”四种基本道德的萌芽。荀子说，“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有“义”；有了义，人才能按一定秩序组成社会，才“最为天下贵”。看得出，儒家强调人之所以为人是在于有人伦、有道德。从此出发，便提出了“做人”的问题。老年人教育子女，都把“学会做人”放在首要地位，而对恶人恶事的谴责，常斥之为“兽行”、“衣冠禽兽”，或直言“不是人”。可见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真正学会做一个人是何等的重要。
在对待物质生活与道德精神、个人私利和社会公利上，中国传统的精神是以义为上。见利思义，不取不义之财，见义勇为，舍生取义，已经成为各阶层人们都奉行的道德准则。学者为己，强调的并不是为一己谋私利，而是指为完善自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完成、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而不是做给别人看，求得他人的赞誉，沽名钓誉。这是为学、修身的根本态度，体现着自觉的道德精神。而处理人我关系的基本准则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类似种种，都已在漫长的历史中渗入我国文化各个方面，积淀为我们的民族心理，影响着人们一言一行和整个社会风气。我们应当自觉地批判继承这些精神。
在今天，做人同样要有健康的人情味，要有高尚的人格，要公道正派，言而有信，经得起金钱和权力的考验。毛泽东同志在人们心目中久盛不衰的崇高威望，除了来自于他的智慧、功绩之外，他的人格的感召力、征服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人贵有自知之明”；“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从这些简短的话语中，我们不难领悟到，他是十分讲究“做人”的。可以肯定地说，培养高尚的情操是学会做人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人，都是阶级的人。因而都应懂法守法，身体力行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优化道德意识和行为，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强烈的民族情感，自尊、自重、自警、自励，学会控制自我，超越自我，升华自己，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
好人未必都能够做官，但做官一定要是好人。要做“官”，首先要学会做好“人”。只有做好了“人”，即有一个好的人格品行修养，做官才有坚实的基础，才能服人，才能影响人，才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去建功立业。在我们的队伍中，有的同志一旦走上了领导岗位，便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且不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没有做到；就连“不取不义之财”，“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贫贱之交不能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这些古往今来人们都注重、都遵循的道德准则也丢在脑后。对这种人，即使他有职有权，群众也未必看得起。古人说，国之兴，长于政；政之兴，在得人。任何时代，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需要有一大批杰出的人才。人才选得好，用得好，民族就兴旺，国家就富强，事业就发展，社会就进步，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当“官”作为一种特殊职业，除了要具有一般人最起码的情操觉悟之外，还应当有更高的精神境界，还应能比一般人作出更多的奉献乃至付出更大的牺牲。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应当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一定要“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一定要胸怀正义、无私无畏，才足以任事，行足以镇邪，努力做到为官一任，兴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建一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