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原先并没有预先立储这一说，连康熙本人也是在顺治临终前指定的，如今，面对诸子围绕储位相争的纷乱局面，康熙发生剧烈动摇，顺治等祖辈临终立储的做法又重新在他心中占据上风。1708年11月12日，他对诸皇子、大臣宣布：“今立皇太子之事，朕心已有成算，但不告知诸大臣，亦不让你们众人知，到朕告知时，你们只需遵朕旨执行就好。”
在公开自己新的建储想法时，康熙没有忘记继续清算带头结党和争储者：“八阿哥胤禩向来奸诈，你们如果由于八阿哥系朕之子的缘故，就对他徇情出脱，以致把旁人推出来顶罪，朕决不允许！”
胤禩落马，相面人张明德案乃主要诱因，康熙回京后一直在派人对张案进行侦查。该案于第二天审结，康熙亲自主审，在将胤禩、胤禟、胤与张明德的口供进行互相对照后，确认胤禩曾找张明德为其相面，张明德亦夸他有“非常之福”。
康熙问胤禩为什么要相面，胤禩奏称：“我因不曾有子，所以相面。”想到胤禩可能真的是因为无子相面，才惹出后面的许多是非，康熙恼怒不已，说都是岳乐从小娇生惯养，使得胤禩之妻郭络罗氏养成“恶行”，又指责胤禩过于惧内，“素受制于其妻……任其嫉妒行恶，是以胤禩迄今未生子”。
树欲静而风不止
审讯结果中另外一个对胤禩不利的地方，是张明德曾对胤禩说：“皇太子行事凶恶已极，我有好汉，可谋行刺。”而胤禩不但未向康熙奏报，还将这些话转告了胤禟、胤。康熙对此紧盯不放：“胤禩知而不奏，为臣子者可以这样吗？”他命令胤禟、胤也必须老实交代当时的经过情形。
胤禟、胤供称，他们听胤禩转述张明德的话后，便立即对胤禩说：“此事关系重大，你是什么人，这种事也敢到处乱说，你难道有疯病吗？你这样是万万不行的。”随后两人就将胤禩给轰出了府。
胤禟、胤与胤禩同为一体，又奉胤禩为核心，即便他们因觉得张明德的计划过于冒险而表示不同意，也不至于如此对待胤禩，但胤禩却从旁予以了证实。可以想象得到，在胤禩被拘禁前，八爷党高层一定预备了多条应急方案，其中一条就是如果实在保不住胤，便竭力避免把胤禟、胤牵扯进来，他们事先也有针对性地进行过串供。
尽管康熙明知胤禟、胤与胤禩的真实关系，但两人的供述仍让他松了口气，他决定宽宥胤禟、胤，只以“闻张明德如许妄言，竟不奏闻”为由，对胤禩进行处置，将其革去贝勒爵位，降为闲散宗室。
张案审讯官员将该案主犯张明德定为斩立决，康熙改为凌迟处死，又要求牵涉此案的人员全部到行刑现场观看，意在震慑众人。与此同时，他却又亲书谕旨给诸皇子和大臣，语气形同告饶：“今朕年已老，愈加畏惧……得终天年，于愿足矣。”
隔一天后，当康熙再次向皇子们发表讲话时，终于直接道出了他心中的“畏惧”：“众阿哥，你们都必须清楚，朕是你们的君父，朕如何降旨，你们就如何遵行，这才是做臣子的正理。如果你们记不住这一点，那么将来朕躬考终（即去世），你们必定会将朕扔在乾清宫内，然后再为争夺皇位而束甲相争。”
康熙从来以硬汉形象示人，无论三藩之乱还是三征噶尔丹，都没让他皱过眉头，但发生在宫廷内部的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没多久，就已经让他有了力不从心之感——过去与他厮杀的是外姓敌人，输了可以再来，赢一场则意味着离胜利的终点更近一步，但如今向他冲来或倒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个皇子，与彼作战，无论输赢都仿佛在一点点地吞噬他自己的血肉，而胜利也逐渐变得遥不可及。
素来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康熙越惧战，硝烟反而越无消散之迹象。1708年11月26日，康熙从三皇子胤祉口中意外得知，他的牧马场有一个蒙古马夫，还是个喇嘛，名叫巴汉格隆，此人自幼学医并懂得巫蛊之术。据胤祉说，皇长子胤禔曾把巴汉格隆和另外两名喇嘛召去，用于镇魇废太子胤礽。
康熙拍案而起，立即下令锁拿胤禔的护卫啬楞、雅突，并派人对胤禔镇魇一事进行审查，审查结果表明胤祉所奏属实。28日，办案人员进入胤禔府搜查，在中庭园内的共十处地点，掘出了喇嘛所用的大量镇魇物。接着，胤禔在看守胤礽期间迫害其从人的罪行也被牵出：胤礽所属的所有匠人被胤禔尽行收去，又加以苦刑，匠人们忍受不了，有的逃亡，有的被逼上吊自杀。
镇魇案以及张明德案，两案一前一后，揭示出了许多足以令康熙心惊肉跳的内幕。他这才知道，原来皇子们为争储早已形成各个敌对派别，他们相互之间也都准备了暗杀和反暗杀计划。胤禔对此最为热衷，除随从外，他专门招募了一批职业暗杀高手，可以随时用于暗杀敌对派，他自己为防刺客，晚上都紧锁房门，还让护卫用木板将其卧室的窗子全都堵住。可以想见，胤禔当初没有立即接受张明德的刺杀建议，不是对之不感兴趣，而是他本身就有这方面的计划及其资源。
明珠派瓦解后，胤禔自成一党，不仅获得了朝中一些大臣、侍卫、太监的支持，而且八旗军中也有佐领和官兵效忠于他，按照康熙的了解，是全国“各处俱有”他的人。胤禔党不仅仅与胤礽及其他反对派作对，也严重威胁着皇权——在胤禔的唆使下，一直都有三四名太监或一两名侍卫，在偷偷地监视康熙，甚至还有一种说法，在胤礽被拘禁后，胤禔曾擅自将天津镇的部队调至古北口外，其意莫测。
康熙自与鳌拜集团角斗起，便对监视他本人以及朝中兵权分外敏感，胤禔所为正好触及了这一敏感点，他对此心有余悸，想到若未加提防，胤禔会不会趁自己出京之际，假冒孝惠太后的旨意或自己的密旨发动政变，“肆行杀人，猖狂妄动”？同时他也庆幸及早看穿了胤禔的真面目，使其上位的阴谋未能得逞：“胤禔秉性急躁、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
对于应如何处理胤禔，胤禔的母亲惠妃奏称儿子不孝，请予正法，康熙嘴里喊打喊杀，但毕竟是亲生儿子，哪里下得去手，他下令暂时将胤禔严格看管，略有举动，即行奏闻，稍后又宣布革其王爵，终身幽禁，所属包衣佐领一律收回，另赐别人。
对症下药
康熙原先就怀疑废太子胤礽为鬼魅所附身，镇魇案如其所愿地坐实了这一猜测。胤礽的侍从人员向他奏报，镇魇物被搜出的当天，胤礽突作疯癫状，样子十分可怕，几乎要自杀。众人拼命将他按住，片刻后他才清醒过来，清醒后，他自己也极为懵懂，问周围的人：“我刚刚究竟做了什么？”
胤礽的举动很可以被解释成有意为之，因为胤禔被查后，废太子及其侍从人员与外界的信息已经没有太多障碍，一旦知道胤禔曾经镇魇自己，胤礽最好的自保之法，无疑就是继续强化其被害者的角色。果然，康熙闻讯甚为动容，他说他读过一些关于巫术的书，总以为这些东西不可全信，但经历此事，才知道巫术确实可以影响人的神志，也才明白胤礽从前所为恶行均系被“魇魅”的结果。
自胤礽被废以来，康熙终日心情低落，在认为胤礽受胤禔所害，“蒙冤”致疯后，更是万分后悔，以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日日不能释然于怀”，且“无日不流涕”。1708年11月30日，他去南苑行围，与以往胤礽及诸皇子随行，队伍热闹融洽的情景相比，此行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康熙倍感伤心，不久就病倒了，回宫后，他马上召见胤禩、胤礽，并分别与之进行了简短谈话。
胤禩系因嫌疑结党争储而被拘押，此次受到召见，说明由于胤禔被定为谋害胤礽的首恶和主谋，康熙已决定对他以及其他皇子宽大为怀。当然，康熙最想见的还是胤礽，由于想念对方，他连续两次召见胤礽，过后自称每见一次，“胸中疏快一次”。
处于这种情境之下，胤礽迅速捕捉到了皇父所需以及自己该如何应对，他除了把他的诸多错误归结成“为鬼魅所凭蔽”外，又顺着康熙的意思，把索额图父子拖过来顶罪，说那时的悖乱行事，都是索额图父子背着他所为。他还向康熙发誓，从此以后将“不违皇父之令，不报旧仇，尽去奢侈、虐众等种种坏毛病，改恶从善”。康熙听了大为高兴，对胤礽说“自此以后，不复再提往事”，过去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我们谁也不要再提了。
假如往事真的可以成为云烟散去无踪，皇子之中康熙最爱的无疑还是胤礽，他的建储思想也因此再一次发生转变，即由临终立储又回到了复立胤礽为太子。12月14日，他发表讲话，将他和胤礽见面谈话的部分内容，也即胤礽受胤禔“魇魅”、索额图父子所害，以及胤礽的承诺予以对外公开。
大臣中不乏聪明人，马上听出康熙是在为复立胤礽制造舆论。次日，左副御史劳之辨即上疏请“早正东宫”，复立胤礽为太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康熙接疏后却斥责劳之辨“行事甚为奸诡”，下令革职，交刑部打四十大板后逐回原籍。
劳之辨旧属“太子党”，过去一贯支持胤礽，这是包括康熙在内的很多人都知道的。胤礽既为康熙亲手所废，出于维护自己面子和权威，以及防止朝中结党之风再起的需要，他在重立太子的问题上更愿意摆出一副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劳之辨操之过急的做法，反弄得康熙有些尴尬，所以才不得不给劳之辨以颜色。
康熙行军打仗，一向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不屯积足够的军需，绝不随意出击。他的这一军事风格，也被延伸到对政事的处理和权术运用上，他在与臣下的交谈中，一面继续流露出欲复立胤礽之意，一面却又欲盖弥彰地警示群臣，说他虽然多次提及有关胤礽的往事，但这不代表他已完全宽宥胤礽。因为在他看来，胤礽的神志是否真正清醒还是一件悬而未决的事，“其语仍略带疯狂”，总之一句话，“其附废皇太子之人，不必喜；其不附废皇太子之人，亦不必忧”。
过了几天，估摸着满朝文武已对自己的意图了然于心，康熙开始主动进行试探。法国传教士殷宏绪在一封信中写道，“皇帝（康熙）多次询问帝国显要，既然太子的无辜已经众所周知，难道他无权令其自由吗？多数显要漠然答道，皇帝是主子，有权决定做使他高兴的事”。
据分析，殷宏绪这里所说的“帝国显要”，应该是指国舅佟国维等皇亲国戚，特别是佟国维，他不仅是康熙的舅舅，而且还是康熙的岳父（孝懿仁皇后、悫惠皇贵妃均为佟国维的女儿）。或许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也可以说是“诱使”下，康熙破天荒地决定搞一次大民主，让朝臣推荐太子。
在确定满臣肯定会按自己心愿行事的前提下，康熙想到还得给汉臣们打个预防针。他把大学士李光地找来，询问对胤礽的病，“如何医治，方可痊好”，实际是要启发李光地：胤礽的病既由废太子引起，对症下药的唯一办法自然只有复立。
李光地立刻揣摩出了他的意思，便没再套用“养心莫过于寡欲”之类的话，而是答道：“徐徐调治，天下之福。”君臣彼此心领神会，由此达成了默契。
落空
1708年12月20日，康熙召满汉文武大臣齐集畅春园，开门见山地提出重新立嗣：“朕躬近来虽照常安适，但渐觉虚弱，人生难料，托付无人。”他命自己的女婿、科尔沁亲王班第进行主持，组织大臣们对新太子人选进行讨论，并且指示说，皇长子胤禔行为恶劣，虐戾不堪，不在考虑范围之内，“除他之外，你们看朕的哪位皇子合适，朕一定听从你们的建议”。
康熙说的当然不是真心话，只是为了显示自己不偏不倚而已。他一心想的都是复立胤礽，考虑到胤禩在被拘押前曾是储位的最有力争夺者，加之又与胤礽同蒙召见，他还怕群臣产生错觉，把胤禩给推荐上来，为此又特地叮嘱，要求不能让与胤禩较为接近的满洲大学士马齐参与讨论。
做过这样自以为周密的安排后，康熙满以为已稳操胜券，但他没有想到，之后事态的发展却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想。
当天，在班第的主持下，满汉文武大臣分班列坐，一开始，多数大臣都露出为难的表情，说：“此事关系甚大，非人臣所能言，我等如何可以推举？”这时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散佚大臣鄂伦岱、侍郎揆叙、户部尚书王鸿绪等人经过讨议，发表意见：“刚刚我们大家都当着皇上的面接了谕旨，皇上要求务必举出新太子人选，我们可不能轻慢了圣旨！”
发表意见者都是大有来头和背景之人，阿灵阿是前辅政大臣遏必隆之子，鄂伦岱是佟国纲之子，揆叙是明珠之子，王鸿绪是康熙的亲信，前面三个可以代表满臣和满洲王公，后面一个也足以令其他汉臣服气。四人主张推举胤禩，经他们提议，群臣很快便就此达成共识，众人将“八阿哥”三个字书于纸上，交内侍梁九功、李玉转奏康熙。
康熙所预设的两条线至此双双落空，即满臣中没有人推举胤礽，而汉臣中李光地也未吭声。李光地自有苦衷，他虽然猜透了皇帝的心思，但他是个超党派者，无论“太子党”还是八爷党都不喜欢他，为少惹是非，在那次康熙找他谈话后，他没有和任何人提起复立太子的事，如今又见诸大臣都一致推举胤禩，他也不好表示反对，只能终席保持沉默。
当看到内侍送来的纸条时，康熙顿时大吃一惊，不由又悔又恼。无奈之下，他只得以胤禩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刚刚犯下罪行以及母亲出身低贱等为由，对胤禩加以否决，传谕令大臣们重新进行酝酿。
见皇帝出尔反尔，诸臣面面相觑，都不敢再议了，尽管康熙让梁九功、李玉再次传旨“尔等不必疑惧”，依然没人站出来推举胤礽复立。
梁、李两位内侍在寝宫与会议厅之间来回地跑来跑去，弄得康熙自己都觉得狼狈不堪，只好临时想办法，提出可以安排大臣们直接和自己见面，并让每个人在纸条上写下自己心仪的人选，再把纸条交给他看。与此同时，他又传谕李光地，半责怪半提醒地说：“上次召你入内，你曾有陈奏，怎么今天一句话都不讲？”
直到传谕李光地，诸臣才恍然大悟，但到了这个地步，康熙已经感觉很丢脸了，加上时已黄昏，亦不可能再一一召见群臣，他只得令诸臣退下，明天拂晓再议。
这个晚上对康熙君臣来说都注定是个不眠之夜。康熙只需静下心来一想就会明白，所谓让每个大臣写纸条也并不牢靠，谁能保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会在纸上写“八阿哥”呢？到时他固然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假称众人推举的都是胤礽，但那样的话，他还是那个张口闭口“仁义礼智信”的贤明君主吗？
既然已经打脸那就索性打到底吧，次日，康熙再不提民主推举，直接就表达了要复立胤礽的意思，而其依据居然是他的那些梦境：孝庄和赫舍里氏因胤礽“蒙冤”而入其梦中，且二人显然都不同意他废黜太子。
康熙也知道群臣有想法，因此说：“朕并不急于立胤礽为皇太子，但希望你们大臣能理解朕。”鉴于有人担心自己没有提名胤礽，或与胤礽有隙，废太子复立后会不会受到报复，他又再次保证胤礽即便复位也不会进行报复，“朕可以力保之也”。
仅隔一天，康熙把胤礽、诸皇子及诸王大臣都召集到一起，除继续为胤礽澄清“冤枉”外，又当众将胤礽予以释放，并让胤礽当众表态。到了这个时候，胤礽哪还会不乖觉，他不但承认从前所做的事都是自己不对，以及保证绝不会向任何人进行报复，还主动撇清自己绝无复立之念：“你们大家如果还希望我继续做皇太子，那是断断不可以的。”
康熙颇为满意，在讲话结束时对诸王大臣说：“今日朕终于解开了心结，料想从明天起，朕的身体就要痊愈了。”
杀鸡儆猴
康熙自幼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饮食有节，亦不贪恋女色，平时很少生病，就在废黜太子的当年，他开始出现阵发性眩晕，至南苑行围时发病，此后病情拖了很长时间，据精通药理的西方传教士罗德先诊治，确认是心悸症。
康熙自己也知道，他生病是因废黜太子而起，“朕深怀愧愤，日渐郁结，以致心神耗损，形容憔悴”。释放胤礽让他放下了一件心事，虽然不能像对大臣们所说的那样，第二天身体就好，但肯定有助于恢复健康，加上罗德先的辅助治疗，到次年春天，康熙终于痊愈。
在去冬的“民主推举”失败后，靠着硬生生地拨转车头，康熙为复立胤礽放出了空气，与此同时，为了平衡其他年长或被认为有能力的皇子的心理，使他们在胤礽复立后能够自觉自愿地予以辅佐，康熙又特地逐一予以夸赞，尤其对于仍在拘禁中的胤禩，还通过引用诸臣奏称以及裕亲王福全的临终遗言，对其为人重新予以了肯定。
可是康熙内心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一场看上去必胜的战役为什么最后会几乎失去控制？他怀疑背后一定存在猫腻，一俟病情好转，便决定进行追查。
1708年3月2日，康熙突然召集满汉文武大臣，查问去冬是何人倡言要保举胤禩为太子。经过一整天的排查，结果发现阿灵阿等人虽在会议厅首先联名保举胤禩，但首倡者并非他们，而是满洲大学士马齐、国舅兼岳父佟国维。
按照康熙的要求，马齐没有获准参加讨论，然而据大学士张玉书揭发说，当天诸臣群集，他问马齐会推举谁，马齐回答：“大家都准备推举胤禩。”让马齐出来对质，马齐很生气地驳斥了张玉书的说法，他说他那天的确切回答应是：“这事还未决定，我听说众人中有准备推举胤禩的。”
康熙认定，马齐和张玉书的问答尽管存在出入，不过马齐暗中喻众，互相传递消息的事实也已被证实。他指责马齐：“你们谋立胤禩，难道不是想结恩于胤禩，以便日后可以恣肆专行吗？”马齐被康熙的话给激怒了，当庭顶撞康熙，之后便愤然拂袖而去。
康熙自然不能就这样放过马齐，他命和硕康亲王椿泰继续对马齐及其同党循踪追查，由此牵连出了马齐的三弟马武、四弟李荣保以及户部尚书王鸿绪、礼部尚书李振裕等人。后者被认为追随马齐，拥戴胤禩，其中王鸿绪先在苏州调查案中，向康熙密奏过许多关于废太子胤礽的劣行，后又伙同阿灵阿等人“与诸大臣暗通消息”，策划推举胤禩为太子。
马齐在现有满汉大臣中资历最深，“举朝大臣，未有及者”，其满洲大学士的地位也高于所有同僚，有一次甚至当着康熙的面，斥骂颇受康熙信任的汉臣张鹏翮为“杀材”，而康熙也莫之奈何，他和他的追随者实际代表了八爷党在大学士和内阁中的势力。康熙抓住机会对马齐一派予以重击：马齐被革除一切职务，交胤禩府严行拘禁，这一惩办措施对胤禩和其家人无疑也是一种严重警告，因为胤禩本人也正身陷囹圄；马武、李荣保被一并送交宗人府监禁；王鸿绪、李振裕以“声名俱劣”而被罢官。
康熙早知马齐的政治倾向，对其言行倒也不觉得奇怪，最令他感到失望的还是所谓的“帝国显要”，也就是以佟国维为首的一群皇亲国戚，他们表面说紧跟皇帝意志，背地里却跟马齐派一样，为推举胤禩推波助澜。
经调查，诸臣讨论推选新太子前，佟国维曾一再向大学士们说明：“众意欲立胤禩为储。”他还暗示，原先皇帝也倾向于立胤禩为太子，而他已敦请皇帝“履行原定主意”。康熙对此大为恼火，当众怒斥佟国维“肆出大言”，佟国维身为康熙的舅舅兼岳丈，感觉面子上下不来，遂以请求康熙处死自己为辞，跟康熙顶起牛来。
康熙素来重视亲戚关系，别说处死佟国维，就算给予普通处罚也怕被外界议论，因此只好一边不了了之，一边把老爷子的当庭抗辩算成年老糊涂的一种，甚至对佟国维说：“你现在这样不明事理，是不是也被镇魇啦？”
佟家成员在朝中势力雄厚，除佟国维外，他的儿子隆科多、侄子鄂伦岱、孙子顺安颜均担任要职。在太子未被废黜前，为了牵制“太子党”，康熙曾有意对他们进行提拔和倚重，佟派原本支持的也是皇长子胤禔，属胤禔党，只是在胤禔被囚彻底失去争储的资格后，他们才转而支持胤禩，成了八爷党。康熙斥责他们说：“鄂伦岱、隆科多、顺安颜与大阿哥彼此交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你们如今又想立八阿哥为皇太子，欲置朕躬及诸阿哥于何地？”
顺安颜是额附，也就是康熙的女婿，康熙下令革去其额附身份，交与其祖父佟国维监管，用以杀鸡儆猴，作为对佟家的惩罚和警告。
悲喜剧
康熙对朝臣们开火，有很大一部分动因是为了给太子复立扫清道路，另一方面，他又竭力缓和与皇子们的关系，连胤禩也被恢复了多罗贝勒的头衔，尽管在此期间，胤禩依旧是个缧绁之人，大部分时间都被拘禁在京城的一幢房子里。
1709年2月，康熙外出巡游，废太子胤礽等皇子随行，胤禩和同样遭到冷落嫌弃的十三皇子胤祥也均随驾侍行。在此过程中，天降大雪，“透地四五寸不等，于田禾大有裨益”，康熙认为是个好兆头，复立太子的时机已到，遂加紧为之筹备。
4月18日，胤礽终于被复立为皇太子，康熙遣官告祭天地、宗庙、社稷，祭文中有说“臣诸子中，胤礽居贵”之言，并说相信胤礽今后一定能够敬慎修身，循规蹈矩，胜任皇太子这一角色。次日，在大学士温达、李光地的主持下，胤礽接过册宝，得以正式复位。
除了被认为彻底不可救药的胤禔，康熙力图使自己相信，太子胤礽以及其他皇子的本质都是好的，也能够和谐相处，他们之间出现的事端，全都是希图从中谋利的朝臣们所制造出来的，换句话说，“外来匪类”乃是所有事端的根源。基于促进太子与诸皇子以及诸子之间团结的目的，他在胤礽正式复位的当天，第二次对成年皇子予以了加封。
相比于首次加封，这次加封的范围更广，给予的爵位更高：三皇子胤祉原为郡王（后获罪降为贝勒），四皇子胤禛、五皇子胤祺原为贝勒，此次全部被晋为亲王；原为贝勒的七皇子胤祐被封为郡王（六皇子胤祚早夭）；九皇子胤禟、十皇子胤?，十二皇子胤祹、十四皇子胤上次在年龄上尚未达到册封条件，此次分别得到册封，其中胤?被封为郡王，余下三人均被封为贝子（八皇子胤禩已被复封为贝勒，十一皇子胤禌早夭，只有十三皇子胤祥未能得封）。
“人们显得兴高采烈，欢快的气氛随处可见”，法国传教士殷宏绪对此印象深刻，他还注意到，京城的戏班子新编演了一部戏，取材于中国古时某一朝代，讲的也是皇子被复立为太子，普天同庆的事，该戏被推上舞台后深受官民欢迎，长演不衰。
按照西方对悲喜剧的分类法，京城新戏应属于喜剧，作为这一喜剧的总导演，康熙大有将喜庆氛围长久延续下去之势。太子复立后，他宣布将全国各省钱粮分三年轮免一周，并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也就是丁银税额从此固定，不再对新生人丁征收钱粮。
然而，从太子复位的那一天起，悲剧的种子就已在宫廷内生根发芽。因“保举胤禩案”被罢官的王鸿绪回家后，仍不改其爱四处打探消息的兴趣习惯，每月都派家人进京“探听宫禁之声”，他时常得到的密信是：“东宫目下虽然复立，圣心犹在未定。”
王鸿绪探听到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康熙第二次分封诸子，实指望促进他们与太子的关系，谁知效果适得其反，随着诸子势力加强，他们与太子对峙之势较早先更加明显。太子本人虽在废黜中得到了教训，但他的毛病也没有全部改掉，日常的饮食、服饰、陈设等物仍然超过康熙，就这样还不满足，看到兄弟们可以在宫外任意享受安逸，而自己的行动却受到皇父严格限制，他对此很是不满。
太子宣泄不满情绪的方式，是不断向周围人找碴儿，他的侍卫受尽其虐待，即便酷暑天气，也不得不流汗执役，有的大臣仅仅因为不肯附从他，他就向康熙告状，要求予以处罚或罢免。康熙和太子被废前一样，基本采取隐忍迁就甚至纵容姑息的态度，凡“（太子）所奏欲责之人，朕无不责；欲处之人，朕无不处；欲逐之人，朕无不逐；惟所奏欲杀之人，朕不曾诛”。内阁学士蔡昇元被以“轻浮无实”罢官，后来康熙亲口承认，其实原因只是太子不喜欢他。
康熙父子之间，如果说其他矛盾尚可调和，唯有一样是没办法解决的，那就是继承问题。“高宗模式”既已被康熙放弃，他就只能无限期地留坐于宝座之上，直至自然死亡，而太子在复位的当年就已经三十五岁，看到皇父虽老但身体依旧康健，他根本就不知道哪一天自己能够坐上那个位置，以至于牢骚满腹：“自古至今，有过立太子四十年而不使其继位的事吗？”
太子越是迫不及待要继位，康熙越不可能让他得逞，双方的关系重新趋于紧张。太子复立后，一部分把赌注投在他身上的官员迅速向其聚拢，形成了以步军统领托和齐为首的“新太子党”。剩下的大臣则被弄得无所适从，不知道究竟该站队哪一方才能保住富贵和身家性命。康熙曾派大臣、侍卫等在太子门前蹲守，然而他们根本不敢向康熙报告实情，“俱似无目者然”，人明明站在那里，却都好像没长眼睛一样。
忍无可忍
康熙对太子忍无可忍，是在接到一份重要奏章之后。这份奏章系由安亲王冯尔浑的弟弟景熙所写，其中对托和齐结党会饮，策划“保奏”太子的事进行了揭发。
按照康熙的理解，所谓“保奏”太子，其实就是强迫他让位给太子，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而结党会饮又无疑与惑众谋反同义。参与结党会饮的其他人且不说，仅托和齐一人，就掌握着京城卫戍大权，其直接统辖下的八旗兵有两万多人，绿营兵四千多人，如果要发动政变，是完全具备条件的。
1711年11月29日，康熙以托和齐有病为由，率先解除其步军统领一职，之后将这一职务移交给隆科多，后者已洗清八爷党嫌疑且取得了康熙的信任。
托和齐被解职七天后，康熙在畅春园召见满汉文武大臣，直截了当地申斥诸王大臣中“有为皇太子而援结朋党者”，并怒不可遏地说：“诸大臣都是朕擢用之人，受皇恩五十年。你们这些依附于皇太子的人，究竟想干什么？”经逐个审问，他当场下令将太子党的几个首要分子，包括刑部满尚书齐世武、兵部满尚书耿鄂、镶白旗汉军都统鄂缮等人予以锁拿。
康熙下决心对“太子党”施以重拳，在将托和齐也解职拘禁于宗人府后，他又赋予所有朝臣以上密折之权。此前只有各省督抚大员才有这一权力，其矛头显然直指“太子党”及太子本人，康熙在谕旨中也说，朝廷虽设有言官，但大多犹豫缄默，所以才使得托和齐等人“常昂然张胆，拘集党羽”。
经过半年时间的审讯调查，证实托和齐等人还犯有恃权不法，贪赃受贿的罪行，康熙接受以大学士为首的九卿所奏，判托和齐、齐世武、耿鄂秋后处决，其余涉案人员一律革退。
康熙将结党会饮案定性为一场尚未公然发难即被消弭的政变，对该案的处理自始至终都牵涉到太子。康熙在看过宗人府等衙门的审讯口供后，自太子复立起第一次斥责他“不仁不孝”，并且说结党会饮案就是因太子胤礽而起，“胤礽行事，天下之人，无分贵贱，莫不尽知”，意指托和齐等太子的心腹党羽正是受太子指使，才阴谋用“保奏”的办法发动政变。
一发而不可收的皇储之战，终于把康熙逼到了悬崖边上，毫不犹豫地格杀对方成了他能够使用的最后手段。1712年10月29日，康熙巡视塞外回京，当随行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等人走进畅春园时，他们惊恐地发现，有八到十个官员和两个太监被摘帽反绑，正跪在正大光明殿前的花园里。在离此不远的地方，皇子们站成一排，也是被摘了帽，光着头，双手则被缚在胸前。
虽然诸皇子均被绑罚站，但实际只有太子才是要被处罚的对象，其他人都不过是陪绑。不久，康熙坐着敞篷轿从居室中出来，一来到诸皇子受罚的地方，便对太子进行了责骂，马国贤形容为“暴怒如老虎般发作”。
当天，太子及部分家人、宫人（即被摘帽反绑的官员和太监）被拘禁于自己的宫中。次日，康熙以朱笔写谕旨，以太子胤礽狂疾未除，大失人心，宣布再次予以废黜。
几年前第一次废黜太子时，康熙曾当众痛哭流涕，这次总体则表现出一种可怕的冷静，康熙自己形容为“毫不介意，谈笑处之”。你可以说康熙的心态好了，但也可以说他变了。在太子问题爆发前，康熙称得上是一个深具悲悯情怀和自省意识的君父，无论对皇子还是对大臣，都有着足够的温情，之后他突然发现，皇子大臣们回报他的却并非同样的情感，即便在他被父子反目、朝中党争和君臣博弈折磨到日渐消瘦的时候，周围这些人也没有一个真正关心他的健康和感受，“众皆缄默，无一人劝解”。
康熙选择不再把这种情感当一回事。他对诸王大臣说，我既然已经下定了废黜太子的决心，那么你们这次也就不要再多说什么了，而且就算是安慰我也没什么用。他还警告说，此后若有奏请释放胤礽者，“朕即诛之”。
没人知道康熙在说这些话时的真实想法，更没人知道，在那里面又浸透着多少难以对人言说的绝望和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