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猎犬
1713年4月11日，为康熙的六十寿辰，宫中称为六旬万寿。康熙离开畅春园回京，以往这个时候，其所过之处，都要进行清道，沿途所有门户均会被勒令关上，每个巷口除禁止通行外，还要用厚布遮上，以免泄露皇帝的行踪。这一天则破了例，不但房屋和商铺可以敞开，巷口可以通行，而且允许百姓围观，于是大街小巷内立刻挤满了人，谁都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机会一睹皇帝的圣容。
为了庆祝自己的大寿，康熙下恩诏，向全国七十以上至百岁的老人赏赐布绢、银两和粮米等物，惠及老民老妇一百多万人。最轰动的还是组织千叟团，第一支千叟团由各省在京的六十五岁以上汉族官民组成，共四千多人，他们举着代表各自省籍的横幅，对称地分列于道路两侧，以等待皇帝的接见。康熙到场后对此情景感到非常高兴，他和蔼可亲地向很多老人询问了年龄，接着便邀请全体老人参加他在御前举行的宴会。宴席间，他命皇子皇孙给老人们斟酒，并下令赏赐每人十二两银子以及一件用御用黄色制成的丝绸长袍，千叟团中年龄最大者，据说已有一百多岁，康熙特赐他一整套官服，外加拐杖、砚台以及其他一些礼品。
过了三天，由两千多八旗官民组成的第二支千叟团得到赐宴，康熙传谕：“这次朕派皇子皇孙代表朕给大家斟酒和分发食品，你们这些老人在入宴时不用起立，以示朕优待老人的一片诚意。”之后，康熙意犹未尽，也为了让孝惠太后高兴，又在畅春园孝惠太后的宫门前举行宴会，专门对八旗年老妇人赐宴。
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和千叟团的老人一样，康熙也老了，如同莎士比亚在喜剧《皆大欢喜》中所言，他步入了人生的第六阶段：“精瘦的趿着拖鞋的龙钟老叟……他那朗朗的男子口音又变成孩子似的尖叫，像是吹着风笛和哨子。”
康熙说他少年时听老者说过一句话，“人至高年，则不能耐暑”，他当时还不能理解，结果过了五十岁后，天气稍微炎热一些，就感觉心情烦闷，不能忍受，也因此他到了晚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京外的畅春园内，为的就是乘凉躲避酷暑。除了怕热，其他方面也处处验证着“年岁不饶人”的老话，比如他的牙齿已不断脱落，看到心仪的食物，无法大嚼，只能让人烹烂或捣成酱，以利下饭。
康熙壮年时，不但体魄强健，而且拥有超强的记忆力。在法国传教士白晋的印象里，这位中国皇帝对于他见过一面的人的名字，似乎永远都不会忘记，凡是由其亲自处理过的事务，哪怕数量再多，内容再细，时间再长，一旦需要，都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另一位传教士南怀仁有一次陪康熙巡游，康熙看到一只鸟，问南怀仁用他们国家的话，这种鸟该叫什么名字，南怀仁就跟他讲了一下。好几年后，康熙又与他说起这种鸟，当时南怀仁随着居华日久，本国语言已经忘掉好多，加上此鸟名字颇为奇特，所以他已经完全想不起鸟的名字了，但是康熙却脱口而出，这令南怀仁惊讶不已。
康熙曾对大学士马齐说：“朕一生所赖，唯在记性。”可是随着年岁日增，他的记忆力也在急剧衰退，凡事易忘，从前看过的书很多都不记得了，即便是随手看过的书，隔了几天，也仅记得一些片段内容，而不能如年轻时那样几乎过目不忘。
表面上康熙并不讳言老。他在五十七岁的时候，开始有了些许白胡子，有人进贡了一种可以染黑胡子的药水，被他笑着拒绝了，他说：“古来白须皇帝能有几个呢？朕若须鬓皓然，岂不也是件可传诸万世的美谈？”
在睿智明君这一人设的背后，康熙对于年老以及随之而来的死亡，其实同样怀有畏惧心理，对别人的看法也非常在意。清代笔记中记载，康熙经常率嫔妃钓鱼取乐，有一次他偶然钓到一只甲鱼，但这只甲鱼又马上脱钩逃走了。北京话将逃走叫作“挠”，有个嫔妃喊：“亡八挠了！”皇后在旁边说：“（甲鱼）大概是没有门牙了，所以衔不住钩子。”那个嫔妃一听此话，便斜视着康熙笑个不停。康熙大怒，但他不怪皇后，认为皇后只是言者无意，但嫔妃却是笑者有心，因此终身不再宠幸该嫔妃。
如何抗衡肉体之躯的渐渐衰竭和灭亡？康熙从不相信什么丹药、辟谷、纳气、按摩、推拿之术，甚至连人参等补药都拒绝服用，真正对其精神起到支撑作用的，是他现有的政治地位以及生前身后名。如果说办千叟团和千叟宴属于后者，前者就是在其生前紧抓权柄不放，他在初步尝试“高宗模式”失败后便再未对此涉足，既有废太子胤礽屡教不改，让他失望透顶的原因，也与年龄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他并不十分看重皇权，甚至想通过“高宗模式”退位时，尚年富力强，等到年纪越大，他对皇权谁属便表现得愈加敏感和在意，直至后来老态龙钟亦容不得别人稍有染指。
“旧日讲筵剩几人，徒伤老朽并君臣”，就这样，康熙一边感伤着自己连老臣都不如，老臣们尚能以年老糊涂为由推诿职责，而自己则不能因此卸下重担，一边却像一条老猎犬一样，一刻不停地瞪视着周围任何可能侵入其领地的入侵者。
难道他不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吗
胤礽二次被废后，“太子党”残余力量及支持者仍锲而不舍，希望通过敦请康熙建储，让胤礽东山再起，他们被称为复辟派。1713年初，汉左都御史赵申乔首先奏请册立皇太子，虽然康熙也可以在胤礽之外再选其他皇子，但他认为此事不可为，发还了赵申乔的奏折。就其顾虑，应该是担心众皇子年龄大了，且已经分封，如果再设立皇太子，其地位、待遇必然高于诸王，近于皇帝，到时就会像之前，一来容易使诸子结党，二来储权也必然侵犯皇权，导致无法控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使立之，能保将来无事乎？”
事实上，康熙不但不想再预立皇储，而且还意欲削减诸子权势，以防他们对自己的皇权产生威胁，而偏偏诸子及希图攀龙附凤者面对空缺的储位又心痒难耐，仍然如同飞蛾扑火一般的争着往上涌。
在这些皇子之中，康熙最为忌惮的莫过于八皇子胤禩。通过“保举胤禩案”，八爷党展现出了超越包括“太子党”在内的所有诸子朋党的惊人力量，其成员除马齐、佟家两派外，重臣还有不少，如六名领侍卫大臣里面，就有包括阿灵阿、鄂伦岱在内的四人是胤禩的支持者，仅两人与李光地一样，在皇储问题上持明显的中立态度。另外，与阿灵阿等人共同提名胤禩的侍郎揆叙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人物，他在翰林院任掌院学士达十四年之久，当时的汉族学子大多需要通过翰林院才能获得显职，他因此在汉官中人脉甚广。
八爷党声势浩大，即便康熙本人亦不能不惧。他自认在复立太子的问题上棋错一着，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甚至推托说就是因为诸臣串联保举胤禩的呼声太大，他没有办法，才用嫡长子一途予以抵制，“诸大臣保举八阿哥，朕甚无奈，将不可册立之胤礽放出”。
如果康熙要对所有胤禩的支持者逐一处罚或免职，朝中局势必然要发生动**，康熙到了晚年，求稳之心甚于发展之意，他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因此只能重新对朝臣进行争取和分化，而这又几乎等同于在和儿子争抢政治资源，其内心之郁闷和愤慨可想而知。胤禩只被恢复贝勒爵位，没有能够按其资历和声望晋升为郡王乃至亲王，同时又没有被彻底解除拘禁，实际就代表了康熙对他的看法：“唯八阿哥乃获大罪身撄缧绁之人，留其贝勒足矣。”
随着对“保举胤禩案”的处理，八爷党中的一部分人包括隆科多在内，都已远离朋党，但阿灵阿、鄂伦岱等人依旧留于八爷党内，阿灵阿甚至曾因胤礽被复立为太子，“有不愿存活之意，叹息不已”。胤礽再度被废后，八爷党人表现活跃，此前胤禩的嫡福晋郭络罗氏迫于时势，已允许丈夫纳了两个婢女作为小妾，胤禩也因此终于有了一儿一女。这些都可能影响到胤禩，使他以为新皇储人选非己莫属，一时难以自持，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也因此令康熙对他很是不满。
胤禩为人固然聪明，然而心思远不够细腻缜密，他对自己的真实处境以及皇父的心理都体察不够，在他的所有言行和心理活动都难逃康熙掌握的情况下，他既不懂得康熙对他的争储欲望有多么厌恶和痛恨，也不知道该如何收敛锋芒、韬光养晦。有一天他不知道搭错了哪根筋，居然跑去对康熙说：“我今如何行走，情愿卧病不起。”——我现在该怎么做事，要不要装病卧床，以免大家不好对待我？
康熙一听话头不对，马上斥责道：“你不过是一个贝勒而已，怎么敢用这种超出本分的话来试探朕？”自此他对胤禩的印象更差了，他后来对大臣们说：“胤禩不过贝勒身份，却心存如此超出本分之想，欲试探朕躬，妄行陈奏，难道他不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吗？”
胤禩及其朋党经常做这样一些自以为耍了小聪明，其实耽误大计的事。康熙去热河巡游，会带胤禩同去，这对胤禩而言，本来是一个接近皇父，增进彼此感情的良机，但八爷党内部却认为会妨碍胤禩的自由行动，竭力避免随驾，有一次胤禩还为此装病，惹得康熙十分生气。1714年底，康熙再次巡幸热河，计划带上胤禩，胤禩又没去，当然这次恰逢其母去世两周年，他称自己要去祭奠，理由本身无可指摘。问题是事毕后他就应该即赴热河，可他未经请旨，便擅自决定不去，于是康熙很自然地便认为是胤禩藐视他，故意找机会要远离自己。
这些都还不算是最糟的。1714年12月29日，前往热河途中的康熙一行驻跸于京城北面的遥亭，胤禩遣太监、随从各一员向康熙请安，以便转告康熙，说他将在汤泉等候皇父一同回京，此二人还受命带了两只鹰作为礼物进呈康熙，结果康熙不看鹰便罢，一看气得差点心脏病发作死过去，因为他看出那是两只将死之鹰！
雷声大雨点小
康熙出巡必定要狩猎，狩猎就要带上鹰犬，作为皇子和臣下，也经常会购买和**鹰犬进呈。当然舍得买何等规格的鹰犬，以及愿意把**到什么程度的鹰犬进呈康熙，全看个人意愿，能够几乎把康熙给气坏，应该是这两只鹰确实很差劲，不然众目睽睽之下，他绝不会睁着眼睛说瞎话，自己打自己嘴巴。
胤禩虽然不是皇子中最有钱的，但买几只上等鹰犬总还开销得起，何况八爷党中大的活动经费也从来不需他破费，九皇子胤禟自会承担。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他试探康熙却遭其斥责，心情不快所导致的意气用事，也有人猜测他是被其他皇子及朋党陷害，甚至有可能是康熙借此机会做文章，以期对他进行整肃。总之，当时当地的康熙对此事愤怒不已，认为胤禩之所以要进呈两只奄奄待毙的鹰，是在暗喻他已经老朽不堪。
在痛斥胤禩“不孝不义”后，康熙下令将胤禩所遣太监和随从押至御幄前逐一审讯，并令随行大臣和诸皇子环视。正是通过这次审讯，康熙了解到阿灵阿、鄂伦岱等人仍是八爷党的主要成员，而且还在为胤禩积极奔走，这令他更加怒不可遏。
1715年1月1日，康熙在汤泉召见随驾皇子，对胤禩进行数落，由于气愤至极，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堂堂大国之君，出语竟如同骂街的泼妇：“胤禩系辛者库贱妇所生，自幼心高阴险！”
按照康熙的论断，胤禩在太子第一次废立前，曾听信相面人张明德之言，欲找人谋杀太子，此后依旧“与乱臣贼子等结成党羽，密行险奸”。他分析，胤禩敢于这么做，乃至用将死之鹰来诅咒和侮辱他，就是料定他这个皇父“年已老迈，岁月无多”，而朝中又拥有众多支持者，因而才有恃无恐。
“胤禩因不得立为皇太子，恨朕切骨，他的党羽亦皆如此。”康熙把胤禩和废太子胤礽做对比，说就连这个让他伤透心的废太子都比胤禩好上百倍不止，因为废太子起码没有胤禩这么阴险狡诈，“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胤禩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也”。
你无情就休怪我无义，康熙最后宣布断绝和胤禩的父子关系：“自此朕与胤禩之恩绝矣！”他还假设了一种情景：“朕恐怕日后必有行同猪狗的阿哥，受了胤禩的恩惠，会兴兵作难，逼朕逊位而立胤禩。”到那时候该怎么办呢？康熙倒似乎挺想得开：“若果如此，朕唯有含笑而殁！”话一出口，任谁都听出了其中的讥讽之意。
第二天，惊慌失措的胤禩即上奏喊冤。康熙不屑一顾，他特地提到，先前胤禩受其乳母丈夫雅齐布的挑唆，擅自斥责御史雍泰，于是他决定将祸首雅齐布发配边疆，但雅齐布却违旨潜回京城，结果被予以正法。事后胤禩竟上奏为雅齐布喊冤，如今他又为自己喊冤，康熙认为两人根本无冤可申，他冷冷地说：“试问胤禩所谓的冤枉究竟冤枉在哪里？”又下结论：“此人党羽甚恶，阴险已极，即朕亦畏之，将来必为雅齐布报仇也。”
经过这样一番劈头盖脸，不留任何情面的整肃，胤禩大受打击，自此到处潜行，不愿见人，直至次年病倒。实际上，相对于以前的处置，此次康熙对胤禩和八爷党人所做出的处罚尚属于雷声大雨点小，只是停发了胤禩作为贝勒及属官的俸银俸米，外出随驾也暂时停止。除此之外，他并没有革除胤禩的爵位，就连最让他感到愤懑的八爷党重要成员阿灵阿、鄂伦岱，也没有得到严厉惩治，这说明康熙虽有借题发挥，对胤禩和八党爷进行抑制，以维护自身皇权的考虑，但显然并不愿意在父子关系上真正赶尽杀绝以及影响自身政权的稳定。
1716年10月25日，康熙通过三皇子胤祉所上奏折得知，胤禩于月初染患伤寒，且病势日益加重，但他仅在奏折上批了“勉力医治”四字。后御医奏报胤禩病情，他在相应奏折上朱批道：“本人有生以来好信医巫，被无赖小人哄骗，吃药太多，积毒太甚，这次一并发作。若幸得痊愈，那是有造化，倘若在毒气没有清除干净的情况下又用补剂，便似乎难以调治了。”众所周知，康熙从来不信医巫，也不吃补药，他这么说无疑就是用话讥刺胤禩。
胤禩生病时仍处于拘禁之中，其被拘禁处位于畅春园路旁的自家别墅内，恰好是康熙回銮时的必经之途。康熙觉得胤禩的病会妨碍到自己，便授意诸皇子将胤禩由别墅移至城内家中，九皇子胤禟对这种不近人情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说：“八阿哥现在的病情如此沉重，若移往家，万一不测，谁承担责任？”康熙闻讯后却让人传话：“八阿哥病重，不省人事，如果你们要将他移回家中，绝不能推诿说是朕令其回家的！”
打雷听声，听话听音，见康熙已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众人只得将胤禩移回城内。所幸一个月后，胤禩终于得以痊愈，自此起，他开始学得知情识趣，至少在康熙的视线范围内，不敢再有任何非分言行，并通过一位资深太监魏珠在康熙面前为他说好话。
虽然康熙严禁太监干政，但作为皇帝身边的人，只要善于抓住机会，其实同样能起到一定的影响和作用。魏珠老练机敏，在康熙幼时便侍奉于其左右，康熙登基后又是他长期负责康熙与外界的联系，正是他使康熙对胤禩的看法有所改观，加上康熙几次刁难胤禩，胸中一口恶气也已出了大半，遂决定正式解除对胤禩的拘禁，同时恢复停发的俸米俸银，外出巡幸时也允许胤禩一起随驾侍行。胤禩闻讯如释重负，特地向魏珠行跪拜礼以示感谢。
追忆似水年华
这边胤禩总算死了心，那边胤礽和复辟派却还在希图东山再起，当然即便康熙不出手干预，那些与之有竞争关系的皇子及其朋党也不会让他们这么轻易得逞。在八爷党成员苏努的竭力劝说下，他的侄子、辅国公阿布兰向康熙检举了一条线索，即被拘禁于家中的胤礽以给福晋看病为名，买通医生贺孟，通过贺孟向正红旗都统普奇传递密信。
经查，胤礽写密信给普奇，是想要普奇保举他为大将军，再循此途径慢慢夺回失去的储位。这种密信系用不显痕迹的矾水写成，故此案被称为“矾书案”，案发后，康熙对胤礽本人未加以太多责难，但对其他涉案人员予以了严处，普奇、贺孟均被判秋后处斩。
1717年底，孝惠章皇太后因病去世，康熙在皇室中的最后一个长辈也离他而去，这令他悲不自胜，哀叹从此“止有孝敬朕之人，并无爱恤朕之人”，在康熙亲自为孝惠太后致祭时，还未开始读祭文，他就已痛哭失声，读完后仍抽泣不止。
康熙在首废太子时得病，其后虽然病愈，但已元气大伤，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变得羸瘦多病，而且经常神情恍惚。太后病重期间，他又患上了足疾，脚背浮肿，周身沉重，想活动时，若无人搀扶，都难以走动，在实在无法支持的情况下，被迫卧床休养近两个月之久。
得知皇帝生病卧床，诸王大臣群集请安，但他们往往都只说些不着边际的空话，或连用称颂套语，康熙深感“于朕躬并不裨益”，因此“恶之殊切，厌于听闻”。可是若大臣们要跟他说些实际的，他又不高兴。年初，大学士王掞曾密奏敦促册立太子，被康熙指责举措失当，其奏折也被搁置于宫中，到康熙病重时，陈嘉猷等八位御史联合条奏，恳请建储“以分圣忧”，康熙仍然置之不理：“天下之事，岂可分理乎？”
不久，和硕桓亲王、五皇子胤祺又奏请“一应事务，臣可代理”， 胤祺素以善良淳厚著称，但他的一片好意和孝心也遭遇了冷屁股，康熙毫不客气地给他吃了一闷棍：“我在，你怎么可以代理呢？”
当然，康熙也知道这些皇子大臣奏请立储分理，未必一定就是怀有异心，主要还是怕他因病突然驾崩并导致一系列后果，他觉得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那就是提前写遗诏！
康熙曾查阅过前朝皇帝所留下的遗诏，发现都有一个特点，即用的都不是皇帝本人的口气，也根本不是他们实际想说的话。由此可知这些皇帝生前多忌讳谈论死亡，直到油尽灯枯的最后一刻，才会找一些文臣来匆匆忙忙地写下遗诏，甚至于有很多压根儿就是在皇帝死后由人所代写。由于临时找来的执笔者不知皇帝本人真实想法，或不敢秉笔直书以及维护国家形象等原因，所谓遗诏完全成了可有可无的官样文章。
康熙和他们都不一样，只要朝中大权和天下仍旧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就不怕死，也不忌讳任何关于死亡的话题，“死生常理，朕所不讳”，太后的病故更让他触景生情，体会到了自然规律之严酷和不可抗拒——“人之有生必有死”，所有生于这个世界的人最终都是要死的。
想到自己的生命力正在一天天耗去，精力也在不断衰竭，康熙就有了他有朝一日突然病倒不起，以致一句话都不能说的担心，到那时，他会不会像那些前代皇帝一样，纵有万千衷肠也倾吐不出呢？早在十年前，康熙就决定趁神志清醒的时候自己作个交代，以免留下遗憾，如今也正好针对群臣们的疑惑，给出一个明确答复。
1717年12月23日，康熙亲自草拟并发布了一篇长篇谕旨。在谕旨中，他首先用“追忆似水年华”式的方式，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回顾，他很诚恳地说道，他出生时其实并无任何祥瑞出现，及其长大，也没有任何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在位二十年时，他没想到还能再延续至三十年，三十年时又没想到能延续至四十年，如此一年一年下来，竟已在位五十七年了。
对于这五十七年的治国政绩，康熙自己是满意的，“天下粗安，四海承平”，除了归功于天地祖宗的默佑外，他也坦陈自己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殚精竭虑，从不敢有丝毫懈怠松弛，“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概括耶！”
由国事讲到家事，康熙当年六十四岁，“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个岁数在古代已经算是高寿了，康熙相信，如果他能有时间颐养身体，恢复健康，说不定还能像宋高宗赵构那样长寿（赵构活到了八十岁）。与此同时，他的皇子、皇孙、皇曾孙加起来达一百五十余人，可谓子孙满堂，人丁兴旺。
儒家经典《尚书》中论述人生有五种幸福的境界，谓之五福，即“寿、富、康宁、好德、考终命（善终）”。康熙希望自己五福齐全，但能否“考终命”已经对他形成了严峻考验。“遗诏”的汉文内容多达三千字，是康熙时期最长的谕旨，这其中相当大的篇幅都是康熙在阐述为君之难，也就是他对此所产生的隐忧、痛苦和思考。
头一回见
康熙可以从前朝皇帝中找出很多“考终命”不果的例子。梁武帝萧衍是一个，他开创了梁朝基业，晚年却为大臣侯景所逼，被囚死于台城。隋文帝杨坚是另一个，同为开国皇帝，但他因看不穿其子杨广的丑恶为人，最后也未得善终。其他还有很多，有服毒自杀的，有被毒杀的，更有类似宋太祖赵匡胤烛光斧影之类，永远都查不清的千古疑案。
按照康熙的看法，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事件，主要源于皇帝本身不能分辨好坏以及大权旁落之故。他以此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自两废太子后，一直不同意马上立储和让人分理政务：立储乃国家大事，“天下神器至重”，一旦选错人，各种事情都会滑向邪路，自己前五十七年的辛劳将尽付东流；皇帝既举大纲也要兼细务，若有一事处理不当，就将招致天下大祸，而一念不慎，亦可能殃及后代子孙。
依据历史经验，康熙也反对外戚和大臣继续跟立储一事有所牵连。他说汉高祖刘邦死时让吕后辅佐儿子登基，结果大权落到了吕后手中，唐太宗李世民听信大臣长孙无忌的话，立软弱无主见的李治为太子，导致武则天专权。“朕每览此，深以为耻”，这意味着他决不会重蹈刘邦、李世民的覆辙，他警示诸王大臣，立谁为储，取自皇帝一个人的专断，任何人不得干预和推荐，如果有谁想利用他生病之机，“拥戴一人以期后福”，则他决不会放过这些人，“朕一息尚存，岂肯容此辈乎？”
莎士比亚在剧作中将人生分成七个阶段，他说最后一个阶段是一个人“孩提时代的再现，全然的遗忘，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没有口味，没有一切”。这是一种哲学化的描述，大致相当于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康熙在写长篇谕旨时无论年龄还是思想境界，都与此相接近。他对自己的这篇谕旨也非常珍视，告诉群臣，他在写谕旨时“披肝露胆，罄尽五内”，完全展示了他真实的内心世界，其间没有故意隐瞒任何东西，自此也再没有任何多余的话需要补充了，他还嘱咐说，以后如果真的需要发布遗诏，就用这个内容，无须任何增删。
康熙无疑将谕旨作为了他的内心独白和政治交代，他希望人们能够充分理解和尊重他的想法，可是朝中因争储而重新燃起的战火却并未能够因此平息。1718年2月19日，翰林院检讨朱天保不顾谕旨中所发出的明确警示，奏请复立胤礽为太子，他在奏折中说胤礽“仁孝，圣而益圣，贤而益贤”，并指责康熙，认为他拒绝与胤礽见面，堪与汉武帝逼太子刘据自杀相提并论。
刘据系汉武帝皇后卫子夫之子，很早就被汉武帝立为储君。奸臣江充与刘据结仇，怕刘据将来继位后会诛杀他，便制造“巫蛊之乱”陷害太子。汉武帝不明真相，派兵围捕刘据，刘据及其母卫子夫均被逼自杀，史称“巫蛊之祸”。事后汉武帝才察觉到刘据系为奸人所害，为此后悔莫及，乃建“思子宫”，以志歉疚和思念。
康熙废黜胤礽与汉武帝逼刘据自杀当然不是一码事，但朱天保就硬把二者给联系上了：胤礽就是那个可怜而无辜的刘据；康熙是昏头昏脑的汉武帝；将军费扬古被朱天保认为是“当代的奸臣江充”，他说费扬古有故意陷害胤礽的意图。
要求复立胤礽的奏折不是没有，然而敢如此胆大妄为，竟将康熙“比附于胤礽之乖戾”的奏折，还是头一回见，康熙对此事极为重视，他不顾自己仍在病中，亲自在汤泉行宫对朱天保进行了讯问。朱天保交代是其父、原兵部侍郎朱都纳与女婿戴保商议，让他上奏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复立太子而得到“富贵”。康熙命锁拿朱都纳、戴保，将二人连同朱天保一齐交与诸皇子、大臣严审，于是又有副都统常赍、原任内阁学士金宝等人被卷入此案。
康熙认为朱氏父子罪无可赦，起初他打算以毒攻毒，做得狠一些，让朱都纳亲眼看着朱天保被处斩后，再将朱都纳本人凌迟处死。后来他心又软了，转判朱天保“不忠不孝”，立予正法，朱都纳及其他一些人“从宽免死”，交与步军统领“永远枷示”。
就在康熙审讯朱天保的第二天，大学士会同九卿等以“皇太子系天下根本”为由，就立储一事具奏。大臣们很聪明，不但觑准“法不责众”这一空隙，来了个集体上奏，而且还把康熙在“遗诏”中的“建储大事，朕岂忘之”一句摘出来，表示众人的请求完全是为了替病中的皇帝分忧：“可命皇太子在皇上左右，秉承皇上指示赞襄办理，俟圣躬大安，再亲机务。”另外，他们没有具体说立哪位皇子为储，自然也不在“遗诏”所警示的范围之内，更不能说是在搞朋党。
康熙不但不能发怒，还得召见和安抚诸臣，以示自己身体已康复，让诸臣不必多虑：“朕自幼颇能耐病，是以起居照常，仍办理机务。今至汤泉，颜色稍复，精神亦增，特谕尔等知之。”他也同意为立皇太子做准备，只是鉴于原来的太子礼仪由索额图所定，“服用仪仗等物，逾越礼制，竟与朕所用相等”，要求重新制定新的礼仪。2月28日，大学士、九卿等在遵旨查核汉、唐、宋直至明代的典礼后，报上新的礼仪方案，康熙认为“所议甚善”。
实际上，康熙所谓的准备立储只是虚晃一枪，应付舆论而已。他固然一直在暗中酝酿皇位继承人，但却早已通过“遗诏”表明，生前绝不会再预立皇储以分皇权，甚至在他召见诸臣时也重申了不预立太子的意向：“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名不正则言不顺。”
打哑谜
重制太子礼仪，让志在夺储的皇子都激动起来，尤其三皇子胤祉更是现出按捺不住之状，据说他在那段时间内“居然以储君自命”，而在大学士、九卿等参考前朝规矩，对原有太子仪仗、冠服以及应行礼仪予以裁减时，胤祉就好像是裁减了他的东西，还忍不住咒骂了这些大臣。
胤祉的心情并不难理解。若比年纪和地位，随着胤禔、胤礽先后被淘汰，剩下的皇子之中，他是当仁不让的老大，若是比才华和能力，虽然综合起来不及也已被淘汰的胤禩，但他的文化修养较高，善于领导汉人学者，尤其是南方文人学士创办文化事业，这可是康熙一向看重的地方。
不过胤祉的自我期许看起来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在两废胤礽后，康熙已不可能完全按照嫡长子的方式挑选继承人，创办文化事业固然让康熙高兴，但它本身只是成为储君的一种参考因素，而且还不是关键因素。按照康熙对胤禔、胤礽、胤禩的处理以及他讲话中所透露出的信息，其继承人首先要有孝行。胤祉在康熙病重时，和胤礽一起为之窃喜，敏妃去世，服丧未满百日便剃头，在康熙看来，哪有一点孝的气味？胤祉也因此曾被由郡王降为贝勒，直到后来才被晋升为亲王，仅此一点，便可知胤祉实在与储君无缘。
在当时朝臣的心目中，最有希望夺储的已不是胤祉，而是十四皇子胤。噶尔丹败亡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代之而起，开始吞并周围各部并染指西藏，自此与中央政府处于交战状态。1718年底，清军出兵西藏，“驱准保藏”，结果被打得大败，几乎全军覆灭。康熙闻讯又急又气，他本拟像三征噶尔丹那样亲自挂帅出征，但时年已经六十五岁的老皇帝早已不复当年之勇，虽然已经病愈，但大腿和膝盖时常会感到疼痛，稍受风寒，即不停咳嗽，乃至咳到声音嘶哑，他自己也叹息：“如当朕少壮之时，早已成功矣。”
就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决定任命年富力强且深具武略的胤为抚远大将军，派他率部西征。在胤离京时，康熙向其亲授大将军敕印，又命诸皇子和满朝文武大臣相送，胤也由此被猜测为皇储的热门人选。
胤系八爷党骨干成员，胤禩此时仍为八爷党领袖，在被抛出局后便退居幕后指挥胤参与竞争，而胤禟则充当了胤禩在京城的主要联络人并公开帮助他争储。
八爷党对胤出线的信心很足，胤禟对其心腹、葡萄牙籍传教士穆景远说：“十四爷现令出兵，皇上看得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太监魏珠因在胤禩得到康熙宽大处理的过程中显示出了作用，让诸皇子对他都不敢有所忽视，明里暗里地纷纷对他进行拉拢，胤禟因有财力基础更是当仁不让，为了能够与魏珠拉近关系，他甚至让自己的儿子认魏珠为“伯叔”也就是干爸爸。除此以外，他还厚结太监陈福、李坤，让二人随时伺察康熙的喜怒动静，所有这些都为了让胤能够得以尽快上位。
胤自己也在为早日得到储位奔忙，“保举胤禩案”后，康熙对满洲王公大臣的信任度骤降，身为汉臣的大学士李光地却越来越受到宠幸，经常被康熙单独召见讨论问题。胤邀请李光地的弟子程万策当他的文学幕宾，还尊称程万策为“先生”，其意图显然是想以程为媒介，与李光地建立交情。
胤出师告捷，西藏战役大获全胜，但就在八爷党弹冠相庆，认为皇储之位已非胤莫属的时候，康熙却突然把胤召回京城“磋商军机”，而且这一“磋商”就“磋商”了六个月。八爷党对此大感不妙，因为如果真的需要磋商紧急军务，一般来说，绝不可能拖六个月之久。
六个月后，康熙又把胤重新派回前线，从始至终都未提及立胤为太子的事。这使得八爷党更加不安，胤禟抱怨说：“皇父明是不要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之后，难于安顿。”
有人猜测胤虽有战功，但他先前和胤禟一起为胤禩争储，康熙对此是清楚的，他曾经斥责说凡支持胤禩的皇子“行同猪狗”，并担心这些皇子可能兴兵作难，逼他逊位于胤禩，因而他绝无可能册立胤为太子。
又一个本以为确凿无疑的答案暂时被排除了。大家就像打哑谜一样在进行竞猜，可是不管怎么猜来猜去，始终都猜不透老皇帝究竟会立谁为太子。一时间谣言纷飞，各种各样的名单和说法都相继出笼，其中最离谱的一种是这样：康熙既不欲册立一位皇子，也不想选择一位汉裔，他认为这两类人性格都偏软弱，没有能力治理帝国，因此倾向于从千名元代皇室后裔中挑选一位作为太子。
这种传言的荒诞不经之处自然不言而喻，连一名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在听到后也表示怀疑：“汉人喜欢这样的选择吗？诸皇子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与生俱来的继承权吗？”
随着时光的飞速流逝，正确的答案很快就将揭晓，它虽然不如选蒙古人后裔为太子那样有爆炸效应，却也足以令几乎所有入局者和观察者目瞪口呆。
怎么可能
只要健康稍一恢复，康熙就会利用余暇出京狩猎，这是彰显其个人生命力以及满人尚武传统的一种特有方式。1722年11月29日，康熙前往南苑行围，由于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早在多年前就已不能骑马，只能盘膝坐在一顶四人抬的敞篷轿上，不过他照样还是一个技术精湛、弹无虚发的老猎手——他的面前总是摆着一支火绳枪、一张阔边弓和一束利箭，其中弓箭用来射杀野兔、野鹿，唯有遇到野猪、老虎一类最危险的猛兽时，他才会选择使用火绳枪。
转眼两周时间过去了，12月14日，康熙突感身体不适，急忙让随从将他送回畅春园，当天即卧床不起。皇宫档案中没有记载康熙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懂得医术的传教士也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康熙是因“寒战”而病倒，病因系血液凝结，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则说康熙的病状是“发高烧”，他结合当时北京“天气在逐渐变冷”的情况，判断康熙的病由天气突变而引发，可能是重感冒及其并发症。
随着病情的恶化，康熙已经连着卧床七天，由于他之前也有过卧床近两个月，随后又康复的经历，所以很少有人能想到那其实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七天。12月20日，康熙的病情忽然急剧恶化，大约在凌晨四时，他将等候在寝宫外的胤祉、胤祐、胤禩、胤禟、胤?、胤祹、胤祥等七位在京的年长皇子以及步军统领隆科多召至御榻前，下达简要谕旨：“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此即史学家所称的“末命”。相信在场的多数皇子都会深感震惊和失落，因为这不是他们有所预料或期待已久的答案，皇位继承人居然是四皇子胤禛，怎么可能？
但事实就是事实，康熙选中的正是胤禛。胤禛的优势在于他有很强的自控能力，康熙曾评价胤禛“幼年时，微觉喜怒不定”，胤禛记在心里，不断加以改正，使得此后十余年康熙再未提及此事，反观康熙要胤禩练书法，胤禩却连一天都不能坚持。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胤禛更有心计。他的生母德妃年轻时深受康熙宠爱，子凭母贵，在大部分皇子都被令人视养的情况下，只有胤禛和废太子胤礽一样，小时候是由康熙亲自抚育长大的。相较于其他皇子，从小在康熙身边长大的胤禛显然更知道皇父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同时他又不像胤礽，后者很早就被封为太子，以至于什么东西都觉得能够轻而易举得到，自然也想不到要刻意迎合皇父，胤禛没有嫡长子的优势，他明白自己要想获得更好的境遇，唯一的办法就是讨皇父欢心。
胤禛的三个哥哥，无论胤禔、胤礽还是胤祉，都有惹恼康熙之处，唯有胤禛与康熙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裂痕。康熙对此非常满意，称赞胤禛：“至其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诸皇子之中，也只有胤禛得到过康熙这种“能体朕意”的赞语。康熙在处理索额图案之前，为了在诸皇子中给太子胤礽树立一个好的榜样，特命胤禛筹备孝惠太后六十大寿的庆祝活动。这是康熙一向最为重视的尽孝活动，他选胤禛而不是他的三个哥哥作为筹备人，已足见胤禛在其心目中的地位。
此后胤禛仍然时时处处把对皇父尽孝放在第一位。康熙得病时，诸子多不靠前，是胤禛流着眼泪提议选医调药治疗，并和胤祉等人一道日夜加以照料，让康熙深为感动。到了康熙晚年，还是胤禛首先在热河行宫恭请康熙到他的圆明园进宴，后来胤祉等其他皇子看到了，才亦步亦趋地加以效仿，竞相恭请康熙到自己园中进宴。
可以说，在康熙两废太子后，胤禛与康熙的父子关系是最好最稳定的，与此同时，他还是宗室中的一个团结因素，起码在表面上，他与包括废太子在内的所有兄弟都能做到和睦相处，其他皇子也经常受其邀请到圆明园聚会。
在康熙第二次分封诸子时，胤禛就已被封为亲王，父子和兄弟关系又处理得这么好，为何在人们猜测的皇储候选人名单中，从无其身影，他也不在公开的立储话题中被提及呢？
康熙说过：“前拘禁胤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唯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这是指太子胤礽首次被废后，康熙派胤禛协助看守胤礽，先前曾受胤礽慢待的胤禛，对胤礽既往不咎、宽宏大量，不仅积极替他传话还为其争取应有待遇。
然而胤禛也恰恰因此吃了苦头，康熙刚刚表扬完，随即却又怀疑胤禛为胤礽陈奏，可能属于“太子党”，遂一度下令将他和胤礽等其他兄弟一道锁拿，直到嫌疑解除才予以释放。胤禛对此记忆深刻，自此以后，便谨奉皇父旨意，“弟兄之内，亦并无私相往来之处”，他邀请兄弟聚会全都是放在明面上，置于康熙看得见而且感到满意之处，以此迎合康熙既要皇子们顾念骨肉之情，但又不希望他们走得太近甚而结党的想法。
胤禛不仅私下里较少与兄弟们来往，也从不公开交结大臣。要知道，胤祉被认为难以成为储君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在皇子中基本属于“单枪匹马派”，在朝中又没有什么权力基础。其实胤禛亦如是——众兄弟虽然都尊重胤禛，但仅仅就是把他当成如五皇子胤祺那样，一个老实憨厚、毫无野心的大哥而已，而因官员中追随胤禛的人寥寥无几（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自然也没有人在立储时主动为他提名。
问题在于，让谁当太子，不是由朝官和皇子们共同推荐决定的，他们忽视的人，反而可能是最为康熙所器重的人，这样一想，胤禛能够出线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倒计时
康熙以守成而兼开创，励精图治、局度宏远，是清代长治久安局面的主要缔造者。西方观察家认为，正是在康熙的统治下，中国比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更快地摆脱了17世纪蔓延于全球的经济危机，在中国历史上，它被称为“康乾盛世”的起点。
这是康熙自己也深以为傲的一面，但他的另一面则是过于好名，受“仁政”光环的束缚太多。以整饬吏治而论，康熙虽然也很注意，但在多数情况下都仅以表彰清官，也就是提倡廉吏政治为主，对证据确凿的贪官及其贪纵行为往往下不了狠手，甚至网开一面，加以庇护。别的不说，就说“苏州案”，那个康熙因追踪废太子胤礽而让人秘密调查的案件，所有参与非法买卖人口的贪官污吏事实俱在，可是均未受到处理，康熙仅仅下达了一个今后再敢拐卖人口者将严惩不贷的公文，就算是结案了。
至康熙晚年，受两废太子和诸子夺储的困扰，加上身体日渐虚弱，康熙无法集中精力于政务，致使政务废弛和吏治败坏的现象更加严重，也由此造成了各省钱粮普遍亏空，国库极为空虚的问题。康熙对此是清楚的，临终前一个月，他做了两次重要讲话，一次是满朝文武欲为他筹备七十大寿庆典，康熙说我看过你们群臣的奏章，上面对我的颂扬都太言过其实，我个人修养不够，治国也就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再者，如今西北边疆正在用兵，物价飞涨，所以庆典无须再议，不准行。
在另一次讲话中，康熙谈为政用人之难，直接举各省钱粮皆有亏空，陕西尤甚为例。他分析说，之所以造成亏空，一是官员们不认真负责，挪用国库银两后当年不能清，甚至几十年都不能清；二是地方上的州县官往往借端开销，从中贪污受贿。
可见康熙完全知道问题所在，但他已无精力也无时间进行整治，只能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后者不一定需要再像他这样追求做一个“宽仁皇帝”，但却必须具有解决难题的足够胆魄和能力。1722年11月，康熙认为通仓、京仓在仓米发放的过程中弊病严重，命胤禛主持勘查，胤禛等人经过盘查，建议严格仓粮存储出纳、仓上监督人员奖惩等制度。事后来看，康熙既是让胤禛协助处理棘手政务，同时也是在对他进行考察和培养。
仅仅一个月后，康熙即病重不治，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他生病卧床的那七天也就成了最为关键的七天。在此期间，一度被外界认为是储臣最热门人选的十四皇子胤尚在西北前线，五皇子胤祺一个月前被派往孝陵祭奠孝惠章皇后，二人均未被康熙召回。
12月16日，即康熙卧床两天后，他命胤禛前往南郊代他祭天。由祭天也可以看出胤禛在康熙心目中的地位：一年一度的冬至祭天，向为康熙所重视，过去除偶尔由废太子胤礽代行外，一般都是他亲力亲为，后来因为老病虚弱，无法再行三跪九叩大礼，才转由领侍卫大臣马尔赛代行，不过自1721年起，这一神圣使命便移交到了胤禛手中。
按照祭天程度，正式祭天前，必须做一周的斋戒和祷告。次日，抵达南郊斋所的胤禛三次派遣护卫、太监等至畅春园恭请圣安，康熙让他们带话给胤禛：“朕体稍愈”。以后两天，胤禛一再请安，得到的都是同样答复。
12月20日，康熙在病情急剧恶化，自知已难以转圜的情况下，谕令胤禛速至畅春园。大约上午八点，胤禛赶回畅春园，十点左右进入寝宫，康熙此时尚神志清醒，还能说话，他向胤禛陈述了自己的病情，“告以病势日臻之故”，但没有向胤禛传达刚刚宣布不久的“末命”，也未让儿子知道他已是储君。
经过简短谈话，胤禛先退至寝宫外恭候，而后又曾三次进入寝宫向康熙问安，然而其间康熙都没有一言提及“末命”。直至当天晚上八点左右，康熙驾崩，隆科多才当着诸皇子的面正式宣布“末命”，告诉胤禛，他已经成为大清帝国的新一任皇帝。
这一幕情景康熙已经再也看不到了，但却完全在他的预想之中。从幼时与疾病抗争，登基之初与权臣搏杀，到平定三藩之乱，亲征噶尔丹，这个人几乎战斗了一辈子，到临终前都未停止战斗。关于继承人的战斗，乃是他一生中发起的最后的战斗，亦可以说是他所经历的最艰难战斗之一，其胜负的关键在于，他能否把储君的秘密守护到生命的终点，并且“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事实证明，他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