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要乘坐北京到青海的特快列车直达西宁。自己计划到西宁以后，要为了明年一家出版社关于青海三江源的写作任务，先花一个星期工夫到果洛州玛多县去探探路，因为那里距离黄河源头不远了。从玛多返回西宁后，再乘火车到格尔木。在格尔木休整两天，乘长途客运汽车走青藏公路穿过藏北，翻越唐古拉山经那曲到拉萨。
这一路，自己心里明白，其实没有什么工作好做，等于游山玩水。单单一条青藏线自己已经上下走过两次了，不会有多少新鲜感。之所以这么走陆路而不从天上飞进去，一是为了在进入西部阿里地区前的热身，二是为了多跑些地方。当然在我的工作正式开展以前，经历这番折腾真是自找苦吃。但我的中间站大本营是拉萨，那里有自己许多朋友，另外还要到妈妈“出家”的村庄上住住，所有这些想必能使自己的精力得到恢复和补充。
我叫了辆出租车往西客站去。天气还没有进入七月，就已经热成这个样子，清晨的风从车窗灌进来也是热的，而我行囊里全是冬装，那种遥远的感觉在我还没有离开北京的时候便已经强迫着让自己感受到了。这时我脑子里什么也没有，只在瞬间想到了爸爸对我的进藏考察看得平平淡淡，又想到已经四年没见到阿妈了，这回见到，她是什么样子，她会怎样看我？
列车驶离站台。我从车窗看出去，远处高高耸立的中央电视台发射塔，好像漂浮在水面上的一个航标，缓缓往后移动。这个城市，有什么让自己留恋的吗？我想不出。每一次出发的时刻，自己都会习惯地将种种希望寄托在路上。甚至，昨天女友还问过我，你在路上会不会有艳遇？我的回答是：那可说不定。因为对我来讲，生活的流动永远高于静止和凝固，自己一旦安静下来，那种莫名的恐慌就会像巨蟒一样将我死死缠住。
妈妈退休以后，她在拉萨的家就没有了。
退休前，妈妈是群众艺术馆的一名职工。我爸调京，原本妈妈是可以一同来的，可她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到北京生活，觉得内地生活有着非常大的压力，于是便一个人留在拉萨。阿妈的“出家”其实也不是去当尼姑，而是变卖了拉萨的房产，在拉萨市东面林周县乡下一座小尼姑庵的山下为自己盖了房子，一个人住在那里过起了读经的生活。
尼姑庵里的领经师是我阿妈的童年好友。四年前我去西藏看阿妈，陪同她到那座尼姑庵去过一次。我想恐怕就是那次她们的会面，决定了阿妈退休以后的生活。从阿妈寄来的照片上看到，她把头发剪得短短的，身上的藏装也变成了一身棕色。人们都习惯叫那些晚年离家信佛、脱离尘世生活的人为“根却”，阿妈说自己就是“根却”。但我清楚她还不是纯粹传统意义上的“根却”。她住到寺院边上，虽然有信仰的因素，另外也是图个清静，图个乡野气息。
阿妈从小就在一户贵族的庄园里做仆人，直到一九五九年西藏民主改革，主人外逃去了印度，阿妈的人生这才得到转变。因为她是孤儿，又不会种地，便被动员参加到解放军的文工团当舞蹈演员。那时她年纪还不满十三岁，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充满好奇。我见过她当年一张标准像照片，大大的棉军帽下压着两条细长的辫子，面孔美得让人惊叹。这哪里是我们想象中那个时代的西藏人？分明是上海的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弃家出走参加了解放军的样子。照片上我妈妈虽然年纪不到十三岁，可看着却有十七八岁的成熟。
在部队文工团干了近十年，妈妈复员到地区文工团继续跳舞，直到随我爸调到拉萨。妈妈的文化水平很低，藏文可以简单地阅读，但几乎不会书写，汉文的阅读和书写要强于藏文，那是在部队里学习的。所以转业到群艺馆也就是晃晃悠悠地做些杂事，说不上她的本职究竟是干什么的。
我妈在地区文工团的时候，爸爸因“文革”的冲击下放到她那里，他们便结识了。在此之前的一九六○年，我爸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响应国家号召，主动报名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就去了西藏。
爸爸在西藏的最初几年，就已跑遍了许多地方，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藏语，搜集、编写了大量藏族歌曲和音乐，并且创作出一部歌剧。那些年，他声名鹊起，不仅在西藏，就是在全国，也有着相当的名气。
六十年代末，我爸下放到地区文工团，虽然给他的“罪名”是艺术先行，他却凭着与藏族人的感情，凭着他的以诚待人、开朗性格，在基层也没有受到任何歧视，反而得到了周围同事，尤其是藏族同事的爱护。
我爸在西藏多年一直单身，他在一次高烧重病中，我妈关心他照顾他，他们就结合了。我妈当时已经二十三岁，年纪也算不小了。我爸爸比她要大八岁。他们的结合在当地一时传为佳话美谈。
结婚一年多以后，妈妈生我之前肺部感染，被紧急送到拉萨治疗，所以我便落生到了西藏的首府。我一出生，便由父母带回北京。我爸照顾了我三个月，我妈带着我小半年，他们先后回到了西藏。接下来，我同爷爷和奶奶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起。后来，我曾两次到西藏看望父母，他们也三番五次地来京探亲，然后我长大成人。
大学毕业后，自己又两次到西藏去看阿妈，眼下这回是我的第五次进藏了。
我从青藏公路进入拉萨。
在进藏以前的路途中，我先到青海黄河源头玛多县转了十多天，这也是为明年的采访写作活动探路。我没有想到所见的草原沙化得那么严重，人畜严重缺水，流动的沙带将牧民的房屋都掩埋了，夏天的牧场泛动着严酷冬季样的冷风，天地一派昏黄。
自己原先计划在青海顶多一个星期时间，结果实际情况使得自己多待了将近一个星期。每个白天都忙于找人采访，就环境的、地理的、气候的、历史的、艺术的、农牧的、水利的，等等，进行了初步的搜集。每个晚上，我睡眠不过五小时，阅读文字材料，整理笔记。平均每天往北京的网站发回两千字的行走笔记。网友们在当天或第二天就对我的行走笔记给予反馈。虽然在路上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走着，但网友们在我文章链接下的“帖子”给了我温暖和充实。我没有时间和条件在网上同他们聊天，知道他们每时每刻关注着自己就行了。
说到在西部偏远地区用E-mail往北京发稿，也并非一件方便的事情。拨号上网在西部省城刚刚兴起，至于基层的州县城镇大多还在终端设备的测试当中，除电信系统内部的专门人员清楚，其他人多数没听说过什么“上网”和“网吧”。在北京非常简单的拨号上网，到了西部的基层州县就失灵了，根本没用。万般无奈中，我来到一个州的电信局，好不容易才联系到他们办公室里唯一的一台能够上网的电脑，然后向帮助我的工作人员展示出自己小巧玲珑的笔记本。他们对我的小电脑好奇极了，纷纷凑上来询问。我请他们试试身手，可以在我的电脑上敲打敲打，他们却谁也不敢碰一下，生怕动坏了我的东西。这个时候，我提出要用自己的电脑接通他们的电话线拨号登录上网，他们高兴地同意了。于是，趁大家不备或者还不大懂，我便保存并盗用了他们电信局的拨号密码。
这以后，我在青海不论走到什么地方，只要是有一根电话线，我的上网便毫无问题。否则，自己如何能发得出那么多行走笔记？所以，照自己这般行走写作的人在外面是多么不容易，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例证。自己的脑子和行动都要训练得特别灵敏，否则干不成任何事还不说，有些时候恐怕还要面对天灾人祸，搞不灵，那就连小命儿都保不住了。
如此将一双“黑手”伸向帮助自己的人，我心里是很不忍的。私自这么想，实在是对不起大家了，我也是千里迢迢来为贵省贵州贵县作宣传，为“西部大开发”鼓与呼。如果我早半年来，你们恐怕连个电脑也没见过。晚半年再来，兴许就不用我出此下策了，那个时候恐怕“网吧”已经遍布大街小巷。原谅我吧，让我们一同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么一想，自己内心释然了，我的犯罪感也就变成了荣誉感。我工作得更卖力了，居然买了一大包西药，跑到黄河源头地区扎陵湖和鄂陵湖之间的措哇尕什则多卡寺住了一宿。那边的牧民刚刚开始收获羊毛，我就把带来的药品一户一户地送给他们。
此行我也了解到，黄河源头地区这两年的气候有所好转，几场雨水过后，草原渐渐绿了，沙化问题在气候作用和人工的保护下得到一定的缓解。前两年黄河源头断流，现在蜿蜒平坦的河**细流不断，在阳光下缓缓闪动，仿佛小提琴在E弦上奏出的细腻音乐。
从青海玛多县返回西宁，辗转经格尔木到拉萨。这一趟的工作尚未开始，自己的体力已经有所消耗，感到了疲劳，便打算在拉萨停留两天，然后去看望阿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