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朵夫回到莫斯科后，第一件事就是到监狱医院，把枢密院决定维持法院原判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玛丝洛娃，并要她做好去西伯利亚的准备。
他对那份由律师起草、此刻带到牢里让玛丝洛娃签字呈交皇上的状子所抱的希望很小，但也奇怪，他现在倒不希望这事成功。他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到西伯利亚去，生活到流放犯和苦役犯当中去。
因此，要玛丝洛娃无罪释放，他起码很难想象将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玛丝洛娃的生活。他想起美国作家梭罗①的话，梭罗在美国还有奴隶制度的时候说过，在一个使得奴隶制度合法化并且维护奴隶制度的国家里，正直的公民的唯一适当的去处，就是监狱。聂赫留朵夫也有同样的想法，特别是在他到彼得堡去了一趟，在那儿访问了各种人，见到种种情况以后，这样的想法便更强烈了。
“不错，在现代俄国，一个正直的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他想。他坐车来到监狱，走进监狱的围墙时，这种感受愈加深切。
① 梭罗（1817—1862），美国作家，写过许多文章，支持废奴运动。1849年在《论公民的违抗》一文中写道：“在不公正地把人监禁起来的政府下，一个正直的人的真正出路就是监狱。”
医院看门人一认出聂赫留朵夫，立刻告诉他，玛丝洛娃已经不在他们这里了。
“她到哪里去了？”
“又回牢房了。”
“怎么又把她调回去了？”聂赫留朵夫问。
“她本来就是那种人，老爷，”看门人鄙夷不屑地笑着说，“她同医士勾勾搭搭，被主任医师打发走了。”
聂赫留朵夫万万没有想到玛丝洛娃和她的精神状态竟同他这么密切相关。他听到这个消息，仿佛突然知道大难将要临头，不由得愣住了，感到难受极了，第一感觉就是羞愧。他首先觉得自己很可笑，因为他竟曾扬扬得意地认为她的精神状态起了变化。现在他认为她拒绝接受他的牺牲，还有她的责备和眼泪，这一切都是一个堕落女人的诡计，想尽量从他身上多捞到点好处罢了。他此刻觉得，上次探监时从她身上看出的那种不可救药的品性，如今更显得一清二楚。当他随手戴上帽子走出医院时，头脑里掠过这样的想法。
“可是现在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我还要跟她拴在一起吗？现在她既然有了这种行为，我岂不是自由了吗？”
他一时想抛弃她不管了。不过，他刚刚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又转念一想，立刻明白了过来：他认为自己已经自由而抛弃她，那他所惩罚的并不是他想要惩罚的她，而是他自己。一想到这里，他就心惊胆战。是的，这样做绝对不可能伤害她分毫，她对他的努力帮助本来就看得很淡，他帮不帮她，她都无所谓，但这么一来，会使他自己在精神上受到更大的折磨。于是他决心继续坚持初衷不变。
“不！她那件事不能改变我的决心，只能使我的决心更坚定。她的精神状态促使她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要跟医士勾勾搭搭，就让她去勾勾搭搭吧，那是她的事……我要做的是良心要做我的事，”他自言自语，“良心要我牺牲自己的自由来赎罪。我要同她结婚，哪怕只是形式上的结婚。我要跟她走，不论被流放到哪里——我的决定绝不改变。”他固执地自言自语，走出医院，向监狱大门大踏步走去。
他来到监狱门口，要值班的看守通报典狱长，希望同玛丝洛娃见面。值班的看守认识聂赫留朵夫，像朋友那样告诉他一件监狱里的重要消息——原来的上尉免职了，由另外一个严厉的长官接替。
“现在办事严格多了，严格得要命，”那看守说，“他就在这里，我这就去通报。”
典狱长果然在监狱里，不多一会儿就出来同聂赫留朵夫见面，这位新典狱长是个瘦骨嶙峋的高个子，颧骨突出，脸色阴沉，动作很缓慢。
“只有在规定的日子才能同犯人在探监室里见面。”他眼睛都不看聂赫留朵夫。
“我要她在呈交皇上的状子上签个字。”
“可以交给我。”
“我要见一见这犯人，以前一向允许我探望的。”
“那是以前的事了。”典狱长瞟了聂赫留朵夫一眼，说。
“我有省长的许可证。”聂赫留朵夫坚持说，同时掏出了皮夹子。
“您让我看看。”典狱长说，仍旧没有看他的眼睛，伸出瘦长白净、食指上戴着金戒指的手，从聂赫留朵夫手里接过文件，慢吞吞地看了一遍。“您请到办公室来。”他说。
这次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典狱长坐到办公桌后面，翻阅着桌上的文件，显然想在他们会面时留在这里。聂赫留朵夫问他能不能同政治犯薇拉见面，典狱长干脆地回答说不行。
“政治犯不准探望。”他说着，又埋头看文件。
聂赫留朵夫口袋里藏着一封柯尔尼洛娃给薇拉的信，他觉得自己好像一个犯罪企图被揭穿了的人。
等玛丝洛娃走进办公室，典狱长并没有抬起头来。他既不看玛丝洛娃，也不看聂赫留朵夫，只是说：“你们可以谈了！”他说完继续埋头看文件。
玛丝洛娃又像从前那样穿着白上衣，围着白裙子，头上包了一块白头巾。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一看见他那冷若冰霜、极度气愤的脸色，顿时涨得满脸通红，一只手揉着上衣底边，垂着眼睛。
她的窘态使聂赫留朵夫相信医院看门人的话是真的。
聂赫留朵夫很想像上次那样对待她，但不能像上次那样同她握手，此刻他对她反感极了。
“我给您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声音呆板地说，眼睛不看她，也不向她伸出手去，“上诉被枢密院驳回了。”
“我早就料到了。”她音调古怪地说，仿佛在喘气。
要是从前，聂赫留朵夫准会问她怎么会料到的，但此刻他只是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
然而，这不仅仅不能感动他，使他心软下来，反而更加重了对她的反感。
这种场面，使得典狱长也无心看文件了，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尽管聂赫留朵夫此刻对玛丝洛娃十分反感，但还是觉得应该为这事向她表示遗憾，起码他自己也为这事努力不够。
“您不要灰心，”他说，“向皇上递的状子可能有结果，我希望……”
“我又不是在想这件事……”她用泪汪汪的眼睛凄苦地斜睨着他。
“那您在想什么？”
“那您到医院去过了，他们大概向您谈到过我了……”
“哦，那是您的事。”聂赫留朵夫皱紧眉头，冷冷地说。
他那自尊心受到触犯而产生的强烈反感原本已平息了下去，此刻她一提起医院，这种反感就变得更强烈了。“像他这样一个有财有势的人，上流社会随便哪个姑娘都会觉得嫁给他就是幸福，自己却情愿去做这样一个女人的丈夫，而她偏偏又迫不及待地去跟一个医生调情。”他恼火地瞧着她，心里想。
“喏，您就在这状子上签个字。”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大信封，把信封里的状子摆在桌上，她用头巾角擦去眼泪，在桌旁坐下来，问他写在哪里，写什么。
他指给她在哪儿写和写什么，她坐在桌子旁边，左手理理右手的袖子。他站在后面，默默地俯视着她那伏在桌上、不时因为忍住呜咽而颤动的弓起的脊背。在他的心里，恶与善，受屈辱的自尊心与对这个受苦女人的怜悯心，斗争得很激烈，结果后者占了上风。
他记不得首先产生的是哪一种心情：究竟是先从内心怜悯她呢，还是先想起了自己、他自己的罪恶、他自己的卑劣行径，而如今呢，她最多只是做了同样的卑劣事，而他竟过分责备她。总之，他忽然感到自己有罪，同时也就怜悯她了。
她签了字，把沾了墨水的手指在裙子上擦擦，然后站起来，对他瞧了一眼。
“不管结局如何，不管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的决定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聂赫留朵夫说。
他一想到他原谅了她，他对她的怜悯和柔情就越发强烈，他一心要安慰她。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不论他们把您发配到哪里，我一定跟您去。”
“这可用不着。”她慌忙地打断他的话，脸色顿时开朗起来。
“您想一想您在路上需要些什么东西吧。”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东西了。谢谢您。”
典狱长走到他们跟前，聂赫留朵夫不等他发话，就同玛丝洛娃告辞，走出了监狱。他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平静的心情，觉得一切人都很可爱。不论玛丝洛娃的行为怎样，他对她的爱都不会改变。这种思想使他高兴，精神上升华到空前的高度。让她去同医士调情吧，那是她的事，聂赫留朵夫爱她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为了上帝。
不过，聂赫留朵夫信以为真的玛丝洛娃同医士调情而被逐出医院，其实是这样的——玛丝洛娃有一次奉女医士派遣，到走廊尽头药房里去取润滑汤药①，在那里碰到那个满脸粉刺的高个子医士乌斯基诺夫。乌斯基诺夫一直跟她纠缠不休，她非常讨厌。这一次玛丝洛娃为了摆脱他，使劲推了一把。乌斯基诺夫撞在药架上，有两个药瓶从架上掉下来碎了。
这时候，主任医师正好从走廊上经过，听见瓶子碎的声音，看见玛丝洛娃脸红耳赤跑出来，就生气地对她嚷道：“喂，小娘儿们，你要是在这里跟人家胡搞，我就请你开路。这是怎么回事？”他转过身去，从眼镜架上严厉地瞧着医士。
医士赔着笑脸为自己辩白。主任医师没有听完他的话，抬起头来，透过眼镜对他瞧瞧，就到病房里去了。当天他就要典狱长另派一个稳重些的女助手来接替玛丝洛娃。所谓玛丝洛娃同医士调情，就是这么一回事。玛丝洛娃在同男人调情的罪名下被逐出医院，这使她感到特别难堪，因为她早就讨厌跟男人发生什么关系。自从她同聂赫留朵夫重逢以后，就更加憎恶这种事。所有的男人，包括那个满脸粉刺的医士在内，都根据她过去的身份和现在的处境，都认为有权侮辱她，这次竟然遭到她的拒绝，还不禁感到惊奇。这使她觉得极其委屈，不由得为自己的身世伤心落泪。刚才她从牢房里出来同聂赫留朵夫见面，猜想他一定已听到她的新罪名。本来要开口辩白，但觉得他不会相信，只会更加怀疑，于是便哽住喉咙，说不下去了。
① 一种治咳嗽气喘的草药。
玛丝洛娃仍然认为并竭力让自己相信，正像第二次见面时她对他说的那样，她没有原谅他，她恨他。其实她早已重新爱着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凡是要她做的，都不由自主地去做。她戒了烟酒，不再卖弄风情，还到医院里做杂务工。每次他提出要同她结婚，她总是断然拒绝，不肯接受这样的牺牲。这固然是由于她有一次高傲地对他说过这话，不愿再改口，但主要却是由于她知道，同她结婚，他就会遭到不幸。玛丝洛娃下定决心不接受他的牺牲，但一想到他瞧不起自己，认为自己还是原来那样的人，而没有看到她精神上的变化，便觉得十分委屈。他现在可能认为她在医院里做了什么丑事，这个念头比听到最后判决服苦役的消息还要使她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