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聂赫留朵夫逗留在彼得堡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解决教派信徒案。他准备通过军队旧同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把他们的状子呈交给皇上。他一早乘车来到鲍加狄廖夫家，碰到他还在吃早饭，但马上就要出门。鲍加狄廖夫是一个身量不高、筋肉壮实的男子，生来具备罕见的体力，能够把马蹄铁扭弯。可是他为人善良，诚实，直爽，甚至有自由主义思想。尽管他有这些品质，他却是一个同宫廷关系密切的人，热爱沙皇和皇族。他有一套惊人的处世绝招，使得他在这个最高的社会里生活的时候，只看到这个社会里的好的一面，而且他自己绝不参与任何坏事和不正派的活动。
他从来不指摘什么人，也不批评什么措施。他要么是一言不发，要么就勇敢地、大声地、用叫喊一样的声音说他所要说的话，有时还同样地纵声大笑。他这样大声说笑倒不是装腔作势，而是出于他的性格。
“啊，你来了，太好了。你不吃点早饭吗？要不你就坐下来。
这煎牛排可真妙极了。我吃饭素来是这样，开头和收尾都得吃点扎实的东西。哈，哈，哈！那么，你来喝点酒，”他指着一瓶红葡萄酒，大声说，“我一直在想你呢，你最好还是先到托波罗夫那儿去一下。”
他一提到托波罗夫，聂赫留朵夫就皱眉头。
“这件事全都由他做主，不管怎样总归要去问他。说不定他当场就会满足你的要求的。”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去一下。”
“那太好了。嗯，彼得堡给你的印象怎么样？”鲍加狄廖夫大声说，“你说说，好吗？”
“我觉得我仿佛中了催眠术。”聂赫留朵夫说。
“中了催眠术？”鲍加狄廖夫重复着他的话，哈哈大笑。“你不想吃，那也随你。”他用餐巾擦了擦唇髭。“那么，你去找他吗？呃？
要是他不干，你就把状子就交给我，我明天递上去就是。”他又大声说，从桌旁站起来，在胸前画一个大大的十字，显然，他做这件事就像擦嘴那么漫不经心。他开始佩上军刀。“现在，再见，我得走了。”
“我们一块儿出去吧。”聂赫留朵夫说，高兴地握了握鲍加狄廖夫有力的大手，并且像每次看到健康、自然和新鲜的人物或事物那样，脑子里留下一种愉快的印象，在大门口同他分手了。
聂赫留朵夫虽然估计去一次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他还是听从鲍加狄廖夫的劝告坐车去拜访托波罗夫，也就是那个能左右教派信徒案的人。
托波罗夫担任的职务，就其使命来说，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只有麻木不仁和丧失道德感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托波罗夫就具有这两种消极的品质。这种矛盾在于，他的职务的使命是用一切外部手段，包括暴力手段来维护和捍卫教会，而教会，就其教义来说，乃是上帝自己建立的，它绝不会被地狱之门或任何人类力量所动摇的。而这一上帝的、任何力量所不能动摇的神的机构却不得不要由托波罗夫这类官僚所主管的人的机构来维护和保卫。托波罗夫没有看到这种矛盾，也许是不愿看到，因此他百倍警惕，唯恐有哪个天主教教士、耶稣教牧师或者教派信徒破坏地狱之门都无法征服的教会。托波罗夫也像一切缺乏基本宗教感情和平等博爱思想的人那样，确信人民，也就是老百姓是一种跟他截然不同的生物，有一种东西（即信仰） 老百姓非有不可，而他即使没有也毫无关系。他自己在灵魂深处没有任何信仰，并且觉得这样精神上无拘无束，十分惬意，但唯恐老百姓也百无禁忌，因此照他自己的说法，把老百姓从这种没有信仰的精神状态中解救出来是他的神圣职责。
有本烹调书说，龙虾天生喜欢被活活煮死。同样，托波罗夫也充分相信老百姓喜欢成为迷信的人，不过，烹调书里用的是转义，原意是龙虾活煮味道才鲜美，而托波罗夫是在直接的意义上这样想和这样说的。
他对于他所维护的宗教的态度宛如养鸡的人对于他用来喂鸡的腐肉的态度。腐肉很招人讨厌，然而鸡喜欢它，吃它，因此就应当用腐肉来喂鸡。
不消说，所有那些伊维利亚圣母像啦，喀山圣母像啦，斯摩棱斯克圣母像啦，都是非常鄙俗的偶像崇拜，不过老百姓既然喜欢这些东西，信仰这些东西，所以也就应当支持和维护这种迷信活动。
托波罗夫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他没有考虑到，老百姓之所以喜欢迷信，只是因为历来就有，而且现在也还有像他、托波罗夫这样的残忍无情、没有心肠的人。他们自己虽然获得了知识的光明，却没有把这种光明运用到应该运用的地方去——帮助老百姓从愚昧的黑暗当中解脱出来，反而用来加强平民百姓的愚昧的黑暗。
聂赫留朵夫走进托波罗夫的接待室的时候，托波罗夫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同一个女修道院院长谈话。这位女院长是一个活跃的贵妇，在俄国西部地区那些被迫改信东正教的合并派①信徒们中间传播和维护东正教。
在接待室里，值班官员问聂赫留朵夫有什么事。聂赫留朵夫告诉他打算为教派信徒向皇上呈送状子，值班官员就问能不能先让他看一看。聂赫留朵夫把状子交给他，他接了状子走进办公室。女修道院院长头戴修道帽，脸上飘着一块面纱，身后拖着黑色长裙走出来。她拿着一串黄玉做的念珠，雪白的双手合抱在胸前，手指甲剔得干干净净，往出口处走去。但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被请到办公室里。托波罗夫在里面看状子，一边看一边摇头。他读着这个叙述清楚、行文有力的状子，心里感到惊奇和不快。
① 16世纪末在波兰占领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某些地方，实行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合并。波兰被瓜分后，1839年俄国统治者在这些地方废除教会合并，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
“万一状子落到皇帝手里，那就会引起一些不愉快的问题，造成好多误会。”他读完状子，心里暗想。于是他把状子放在桌上，拉了拉铃，吩咐请聂赫留朵夫进来。
他想起这些教派信徒的案子，他早就收到过他们的状子。案情是这样的：那些脱离东正教的基督徒先是受到告诫，后来送到法院里去受审，可是法院判决他们无罪释放。于是主教就和省长一起，以他们的婚姻不合法为理由，把那些丈夫、妻子、儿女流放到不同的地点去。那些儿女的父亲们，还有那些做妻子的都要求不要拆散他们。托波罗夫记得当初这案子落到他手里时的情形。他当时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制止这种事。但他知道，批准原来的决定，把这些农民家庭拆散分送到各地去，那是对现存秩序不会造成任何危害的；倘若让他们留在原地，那就会影响其他居民，使他们也脱离东正教。再说，主教对这事特别关注和热心，因此他就听任这个案子按原来的决定处理。
可是现在，这个案子有了像聂赫留朵夫这样的辩护人，而这个人在彼得堡交游广阔，人事关系复杂，那么这个案子就可能当作一件暴行提到皇帝面前去，或者在国外的报纸上登出来，因此他当机立断，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您好！”他装出十分忙碌的样子，站起来迎接聂赫留朵夫，马上开门见山地谈起案子来。
“我了解这个案子。我一看到这些名字，就想起了这个不幸的案子。”他说，手里拿着状子，对聂赫留朵夫晃了晃，“我很感谢您，您提醒了我想起了这个案子。这是省里的当局做得过分了……”聂赫留朵夫沉默不语，嫌恶地瞅着那张假面具一样毫无表情的苍白的脸。“我要下命令撤销这种做法，把这些人送回原来居住的地方去。”
“那我就不用把这状子递上去了？”聂赫留朵夫问。
“完全用不着。这事我答应您了。”他说时把“我”字说得特别响，显然充分相信他的诚实，他的话就是最好的保证。“我还是现在就写个命令的好。麻烦您坐一下。”
他走到写字台旁，坐下来写。聂赫留朵夫没有坐下，居高临下地瞧着他那狭长的秃头，瞧着他那只迅速挥动钢笔的青筋毕露的手，心里感到惊奇，不懂这个分明对一切人都漠不关心的人为什么肯做他目前所做的这件事，而且做得那么热心。这是什么缘故呢？……
“好，写完了，”托波罗夫说着，封上信口，“您拿这个命令去通知您的那些当事人好了。”他补充说，撇了一下嘴唇，做出微笑的样子。
“可是，那些人是因为什么缘故受折磨的呢？”聂赫留朵夫接过那个信封来说。
托波罗夫抬起头来，淡淡一笑，仿佛觉得聂赫留朵夫的问题很有趣。
“这一点我无法跟您解释。我只能说：我们所捍卫的人民的利益是极其重大的，因此对宗教信仰问题的过分热心，总没有目前普遍存在的对这种问题的过分冷淡那么可怕而有害。”
“可是怎么能用宗教的名义来破坏善的最基本的要求，竟然拆散人们的家庭呢？……”
托波罗夫仍然照原来那样宽厚地微笑着，显然觉得聂赫留朵夫所说的话很天真可爱。托波罗夫自以为他是立足于广阔的国家立场的高度上看问题的，因而不论聂赫留朵夫说什么，他一概认为又天真又偏颇。
“从私人的观点看来，事情可能是这样，”他说，“不过从国家的观点看来，事情就有所不同了。可是，对不起，我要说再见了。”托波罗夫说着，低下头，伸出他的一只手。
聂赫留朵夫握了一下那只手，然后，一句话也没说，匆匆地走出去，后悔同他握了手。
“人民的利益，”他学着托波罗夫的话说，“其实是你的利益，纯粹是你的利益。”他走出托波罗夫的房子，心里想道。
聂赫留朵夫头脑里逐一回顾被这些标榜伸张正义、维护信仰和教育老百姓的机关处理过的人们：因贩卖私酒被监禁的农妇、因偷盗被监禁的小伙子、因流浪被监禁的流浪汉、因纵火被监禁的纵火犯、因侵吞公款被监禁的银行家。他还想起不幸的莉吉娅，她受到监禁仅仅是因为可以从她嘴里套取到必要的情报，此外还有因反叛东正教而受到惩罚的教派信徒们、因要求制订宪法而被监禁的古尔凯维奇。聂赫留朵夫想来想去，心里形成了一个异常清晰的想法：所有这些人被抓、被关押或者被流放的原因，不是由于他们破坏了正义或者触犯了法律，而只是由于他们妨碍了那些官僚和财主占有他们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财富。
妨碍他们这种剥削行为的包括贩卖私酒的农妇，在城里闲**的小偷，藏匿传单的莉吉娅，损害东正教迷信的教派信徒和要求制订宪法的古尔凯维奇。因此聂赫留朵夫觉得事情的真相再清楚也没有了：所有那些官僚，从他的姨父、枢密官们、托波罗夫起，到各个部里靠着办公桌坐着的、官卑职小、装束干净整齐的老爷们止，他们对于无辜的人遭殃，根本无动于衷，他们关心的无非是消除一切妨碍他们剥削的危险的人而已。
因此，他们不但不遵守宁可宽恕十个有罪的人而绝不冤枉一个无辜的人这个信条，正好相反，他们宁可惩罚十个没有危险的人，以便除掉一个真正的危险分子，甚至于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就像为了挖掉腐烂的皮肉，不惜把好的皮肉也一起挖掉。
这种对当前发生的种种事情的解释，在聂赫留朵夫看来，是很简单清楚的，可是唯其简单清楚，聂赫留朵夫反倒犹疑不定，不敢接受这种解释了。这种复杂的现象总不可能用这样简单而可怕的理由来解释吧。所有那些关于正义、善、法律、信仰、上帝等等的话，总不能只是一些空话，用来掩盖最野蛮的贪欲和暴行的吧。也许，统治者中真有一些善良的人，他们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被统治者中的确有些十足的恶徒，应该受到惩罚的吧。法律也许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但整个社会秩序的维护，又非有法律不可。世界是在矛盾中存在的。
从古至今，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可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学者们称这样的情况为“暴民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