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对年轻人来说这种单人牢房真是可怕！”姨妈说着摇摇头，也点上一支烟。
随后，聂赫留朵夫和舒斯托娃的姨妈在一起谈论了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还有各种和革命活动有关的事情，他们俩在思想上有共鸣。最后，他们又谈到了沙皇迫害进步人士的牢房。
“我想，这种单人牢房对所有的人都是很苦楚的。”聂赫留朵夫说。
“不，不是对所有人坐牢都是很苦，”姨妈回答说，“人家对我说过，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这却是一种休息、一种解脱。地下工作者永远生活在恐慌之中，物质生活也极其困难，终日为自己、为别人、为事业担惊受怕，而一旦被捕了，这一切也就结束了，全部责任也解除了，你就坐下来休息吧。人家对我说，他们被捕时还感到高兴呢。可是对于年轻人，无罪的人——像莉吉娅那样无罪的人总是首先被捕的——对于这些人来说，第一次的打击是很可怕的。这倒不是因为被剥夺了自由，受到粗暴的对待，吃得很坏，空气污浊。这一切艰难困苦都算不了什么，只要没有像初次被捕时的那种精神上的打击，那么，即使是再加两倍的苦难，也容易挺得过来。”
“难道您也有这样的经历？”聂赫留朵夫问道。
“我吗？坐过两次牢，”姨妈忧伤而动人地笑着说，“在第一次被捕——无缘无故地被捕时，”她接着说，“我才二十二岁，我有一个小孩，而且又怀了孕。尽管我失掉了自由，离开了孩子和丈夫，感到很痛苦，但是，比起我明白我不再是一个人而成了一件任人摆布的东西时的感觉来，这一切又都算得了什么。我想同女儿告别，他们却逼我快去上马车；我问他们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他们回答说，等我到了就知道了；我问他们我犯了什么罪，他们不理会我，我受审以后，他们就要我脱掉原来的衣服，换上带编号的囚衣，把我领到彼得保罗要塞的拱门下面的走廊上，打开门，把我推进去，再把门锁上，他们就走了，只留下一个带枪的哨兵。哨兵默默地走来走去，时而从门缝里张望一下。我痛苦极了，我记得，当时有一件事特别使我惊讶。有一个宪兵军官在审问我的时候，递给我一支烟。可见，他知道人是喜欢吸烟的，那么他也应该知道，人喜欢自由和光明，知道母亲爱孩子和孩子爱母亲。而他们又为什么要无情地把我同我所珍爱的一切拆开，把我当野兽一样锁起来呢？一个人经过这样的遭遇后是不会没有反应的。即使是一个相信上帝和相信人、相信人们彼此相亲相爱的人，在经历了这一切后，他也就不再相信了。我从那时起，再也不相信人了，心肠变硬了。”她说完后笑一笑。
莉吉娅的母亲从莉吉娅出去的那个门口走进来，说莉吉娅很不舒服，不再来了。
“为什么要毁掉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呢？”姨妈说，“使我特别难过的是，我不由自主地成了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求上帝保佑，她吸一下乡间的空气会复原的，”母亲说，“我们就要把她送到她父亲那儿去了。”
“是啊，要不是您出力的话，她就完全断送了，”姨母说，“谢谢您。不过我打算跟您见面，却是为了托您把一封信转交薇拉·叶甫列莫芙娜。”她说着从衣袋里取去一封信来。“这封信没有封口，您可以把信上的话看一遍，然后您把它撕毁也成，把它转交也成，总之，这要看您觉得怎样做才比较符合您的信念，”她说，“这封信上没有什么损坏人的名誉的话。”
聂赫留朵夫接过信来，答应转交这封信，然后他站起来告辞，走出去，来到街上。
他没有看那封信的内容，把信口封上，决定按照委托，把这封信交给薇拉·叶甫列莫芙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