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亭师范是我人生旅途中一个大站，其中有不少人和事值得在记忆中珍藏。和美术老师钱欣明、李亮之的交往，不多的情节，却堪称“增之一分则嫌肥、减之一分则嫌瘦”。
1983 年，是我到安师工作后的第二年，那年3 月21 日，我应邀来到美术组的一间画室，给钱欣明和李亮之当肖像模特。画室处在一幢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红砖墙老房子里，室内杂乱无章，疏于清理，但给我安排的座位和那里的光线经过细心的布置和设计。
钱欣明和李亮之各自选了一个位置，摆开架势，对着我画了起来。
过了几天，他们俩分别赠送给我一张肖像画的黑白照片，“以资留念”。
当年我并没有看到最后完成的肖像画，彼此好像都没怎么太当回事。不过那两张画像的照片，在“艺术表现的个性特征”方面，给了当年的我颇多启示和深刻的印象。钱欣明和李亮之，面对同一个表现对象，两人只是选择角度不同，最终画笔下的成像却几无共同点。应该说，不同之处存在于画者看待事物的内心视角。呈现于钱欣明画笔下的我，“孤傲”而文雅；李亮之画中的我，倦怠散漫的神情中，却又似露出一点“戾气”。它们简直就是两张脸，却都是画者各自所看到的。如此个性分明的艺术表现中的“真实性”问题，恰恰也是令当年的我在写作实践中心醉神迷的。
几年后，李亮之和钱欣明先后离开了安师。这一别有许多年，其间两人分别成为了美术教授和教授级美术编审。2010 年，我有幸和他们两位久别重逢，也是在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上述两幅肖像画中的一幅——李亮之将他保存了26 年的那幅画带了来，送给了我。
又隔了几年，钱欣明也欲将他保存的那幅画“物归原主”，可万万没想到，那幅画在“中转”环节出了意外，人间蒸发了。我这时才发现，自己如今是多么想看到它。
这种想看到那幅画的心情，和貌似无关的时间有关。当年我就没感觉到有这样的心情，虽然画室近在咫尺。而两位画者似乎也无意及时主动地把画带到宿舍来给我看一眼，只是赠我以照片。今天，当两幅画仍原样保存在画者手里时，时间使重逢这件事变得别有意味。此时发生的意外，不必说，很容易会令人感到，失去的似乎不只是一幅画。
可是，当我怀着痛惜的心情，将那幅画遭遇的不测告诉钱欣明时，我完全没想到，他的第一反应会是：“没关系，我再给你画一幅。”
毋庸置疑，我说的并不是再画一幅画的事。但我也马上反应过来，钱欣明给我的回答，其实不只是在安慰我，更可理解为是他在不假思索的反应中，真实地表达了他本人对此事的看法：我们其实并没有失去什么。或者说，我们失去的，只是貌似不可失去的。
于是，就像回到了31 年前，在钱欣明的提议下，我又当起了他的模特。这一次是在我的工作室。连续三天，钱欣明从市区开车过来。他原计划来一天足矣，结果在创作过程中，他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时间似乎使同一个对象的“真实性”变得难以捉摸。钱欣明多次面对自己眼前的画板，而不是面对我，迷惑地说：“怎么画出一个老头子来了？”为克服这个障碍，他多花了两天时间。临走那天，他还拍摄了我多张照片，回家备用。当然，最终定格在画布上的就是一个老头子，但此时对画者来说年龄已不再重要。
我后来想，我大概曾以为，时间使那幅我从未见过的画发生了某种变化。其实，在流逝的时间中，那幅画除了材质或曰物理的老化，并不会变得更好。在某种意义上，这和时光催人老的道理一样。
在时间中真正可以保持不变，甚至可以变得更好的，是由此发生的人的活动和沉淀其中的情感，而这些往往难以收藏，疏于记录。
回顾我和钱欣明、李亮之之间的交往，可记的实在是不多，且多半也只和画有关。但不寻常的是，这些偶尔的人生交集，却越来越显示出，与其说它们“只和画有关”，不如说，是由画形成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它们更在日后表现出了意味深长的成长性和稳定性。
关于画的故事，或由此也令人常翻常新。
和画有关的故事近年亦有续篇。2020 年，我受托邀请李亮之为丰德园绘制一座影壁的砖雕线描图稿。钱欣明和我也参与了图稿的构思。图稿由三幅画组成，正中为丰德园全貌图，两侧则尝试以丰德园景观元素构图，向中国田园诗派开山鼻祖陶渊明诗歌中千百年来令人景仰的美好意境遥致敬意。2021 年元月某日，我们三人在新落成的影壁前合影。在壮阔的砖雕作品前，出现的是三个被时光之刀深度雕刻的“老头子”，但不必讳言，如上所述，在我们之间，某种不为时间改变，甚或历久弥新的东西也因此更为凸现。这应该是唯一的一张我们三人的合影，照片的功能，在这一刻表现得无与伦比。
解放日报朝花副刊2021 年3 月2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