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之路”
明年（2022）是安亭师范学校百年诞辰。我们都习惯称她为安师。
我曾在安师工作16 年半，1998 年夏离开，到今天也已过去23 年整。
最近因写作原因，常想到这几十年来自己在人生旅途中经历过的几个大站，这样的回望还令我从中悟得了一个似乎有悖常理的道理：即记忆的深度和质量，不只是和时间的远近无关，和经历的时间长短也并不成正比关系。任何一种深刻的有质量的记忆，在我们的感觉上都可以用两个貌似矛盾的词语来形容：恍若隔世，历历在目。
安师的前身有过多个名字，如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分校、江苏省立黄渡乡村师范学校、苏南黄渡师范学校、苏南安亭师范学校等，1958 年易名为上海市安亭师范学校。七十年代初，安师曾一度搬入外冈上海社会主义学院。1982 年初我去安师报到工作时，学校已迁回自1946 年起在安亭兰塘的老校址。再早时校址在黄渡老吴淞江南，后毁于战火。
我现在记忆中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八十年代的安师校园。当最初看到她时，我的确有点不理解，这所曾经是江苏省立、后为上海市立的师范学校为什么要建在乡下，甚至明显还有意要远离安亭老街。
我后来曾听前辈老师水康华说，从前从学校出门去城里，没有车，要“摇船去”，不然就靠步行，当然也没有好路，尤其在雨天。水老师对我的疑问也给出了答案：安师在创办后几易其地，始终没有离开农村，是以“乡村师范建在乡村”，践行陶行知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
在兰塘的安师校园占地百亩，四周以砖墙和田野隔开。校门口有两条路径通向外界：一条简易柏油路向南，在穿过一座村庄后连接到安亭老街；另一条机耕路向西，至肖浜沿河流北拐后通往外青松公路十号桥。我走得多的是机耕路，因为从十号桥东侧的肖浜公交站坐嘉安线回嘉定对我更方便。在安师的16 年半里，我每周都需要在这条路径上来回数次，而且总是独自一人。这本是一件极其单调的事，可是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它留给我的记忆却格外鲜明而丰富，以致在我离开安师后这些年里，每当想到她时，脑海里还多半总是会第一时间浮现起门口的那条路。
事实上，这条平常少有人迹的空旷而静寂的路，给予我的天然的空间，最终融入了我的内心世界。在那里，不必说有种种田园的美妙：各种声音、气味、色彩，纯净的风、清冽的水流和广阔的天空；更有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的大片望不到边际的油菜花。那个世界同时也留下了一个精力旺盛、充满创作欲望的年轻人内心的种种律动和冥想。此外，我也还记得，和在闹市里很容易错过熟悉的面孔不同，在那儿我很容易记住两张陌生的脸。那是附近村里两个在嘉丰棉纺厂上班的青年女工，我常在上班的路上碰见她们下班，而在下班的路上碰见她们去上班。在她们下班时，拂过她们头发的微风中会带有香皂的气味。我从未在其他地方碰见过她们，因此也就没有机会以一个点头或微笑和她们确认一下彼此“认识”。
晚我半年到安师工作的美术组的李亮之，前年在网上写了一篇“回望安师”的文章，其中有50 多幅插图，小一半是当年的照片，其余都是他在安师那几年创作的油画和水彩画。我刚刚发现，除了人物肖像和一幅老平房教室画作，李亮之画的都是“门外景物”，而且竟都和安师门前那两条路有关。他甚至以横向的“三联画”表现了由安亭老街至安师的那段路径及其周边广阔范围的景物。路的尽头看不到校园，却更引人遐想。他也画了多幅校门前西向的那条“经常泥泞、坑坑洼洼”的机耕路，并以其画家的见识和阅历，将这条路戏称为“弗拉基米尔之路”（十九世纪俄罗斯名画）。他还突出表现了两条路上各有一座的石板桥，看到画中两座相似又各有不同的石板桥，对于它们的记忆的复苏，在我的反应上反而像是沉入于一个久违的梦境。
李亮之在近四十年前所作的安师景物画，集中于表现安师和外界连接的两条路，它们却正是今天我在“回望安师”时特别在意的。
考虑到老安师的校园仍在，并几乎保持原貌，而在近二十年城市化进程中她的外部环境已发生巨变，“弗拉基米尔之路”及其周边风物早已消逝于新兴城市的大街小巷，在这个意义上李亮之当年的创作简直堪称神来之笔，它不仅为安师保存了一段记忆，而且，那些沉睡了近四十年的画，还似乎早就在等着一次意味深长、惺惺相惜的“邂逅”。
其实，无论李亮之还是我，我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关于安师的表达，归根结蒂说明了一件事：对于当年的安师人来讲，学校门前那两条路有多重要。我们都知道它们不是原来就有，它们的出现，对于学校道路功能的提升，从一个侧面也标志了安师的发展。
另一方面，它们也为安师师生每天傍晚的“校外活动”提供了便捷。
安师学生和大多数老师都住宿在校，学生白天不得随意离校，只在晚饭后至晚自修前这段时间可以走出校门。这是安师师生们的“逛街”：路边没有橱窗和商店，有的是田野和村庄；没有车水马龙，有的是鸡鸣狗叫；没有万家灯火，卿卿我我，有的是星空点点，谈笑风生。不少人走着走着也会离开主路，步入田埂，探访农舍，就好比在城里逛街时被琳琅满目的橱窗所吸引而拐进商店。我相信在安师待过的人对每天傍晚晚霞下的这一幕都会记忆犹新。换个角度看，它其实似乎更有一种壮观处。
不消说，安师门前的路径也还颇具个性的意味。如前所述，李亮之有他的“弗拉基米尔之路”，而在那条路上也留下了我关于文学和写作的种种冥想。不只我们俩，许多安师人都经由它们走向更远。从远方而来，又走向远方。李亮之的那些画给我的感受是，曾经的路不只依然在我们的记忆里，也依然在我们的脚下。
安师素被誉为小学老师的摇篮，但在嘉定她更因被认为培养了数量庞大的几代地方干部而著称。我要补充的是，从安师的路上也还走出了一些非常富有个性且卓有建树的文艺家和学问家。
从1982 年至1998 年，我相继担任过安师七届学生的“文选和写作”老师。今天我不由得要在此郑重记下这些届次：85、87、90、93、95、96 和99 届。我很欣慰的是不只我还记得他们，而且内心也还一直留存着那些日子在和学生们的交往中我所感受到的生命温度。
嘉定报2021 年10 月5 日、
“上海嘉定”公众号2021 年10 月7 日（图文版）迟到的告别
2004 年，在离开安师六年后，我写过一文题为《迟到的告别》。
写那篇文章的缘起是那天下午我找书时见到了一本1992 年安师为庆祝建校七十周年制作的纪念册。拙文中有如是描述：“翻开第一页，忽然心里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觉。那是一幅横跨两个彩页的安师全景图，由于要把校园宽的一面和前部建筑表现出来，它的进深被压缩了，只占页面高度四分之一。陈旧的围墙，沿墙一排冬季的杉树，萧瑟多云的气候，以及画页右上方一角黑魆魆的悬铃飞檐，使画面笼罩着一层古朴苍凉的气氛……这一反应，显然和当年随手抛下这本纪念册时的心境不同。不只是上述那幅全景图，包括一些人物照和景物照，都在那一刻震动了我。我忽然就意识到，自己内心似乎并没有真实地和安师告别，过去的六年好比是放了一个长假。”
此文在我电脑里存了十七年，今天重读一遍，我倒是发现了它被搁置未用的原因。“迟到的告别”，文中已点明，它表达更多的是关于面对那本纪念册时情绪上的某种意外反应。文章恰当表达了题中应有之义，但成文后瑕瑜互见。
文中运用了大段铺陈和排比，然后写道：“我还特别怀念安师校园独有的夜晚，记得在那些空气中洋溢着抒情而伤感气氛的夜晚，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晚会，篝火晚会，记得一届又一届学生离校前夜的狂欢场面……”
这一段文字格外留住我的目光，令我想到很多。我相信老安师人对此也都会有同感。不过，我内心真实的感受，又并不认同这种写法。我至今记忆犹新，每年的那一晚，数百名毕业班学生齐聚学校大礼堂，观看文艺班学生的“毕业汇报演出”，组织者每次都会在座位不够的情况下，专门留出前排位置给老师，可是去还是不去，对我始终是一个问题。我在上文中所谓“记得一届又一届学生离校前夜的狂欢场面”，于我并非实情。甚至我于文中特别提及的“篝火晚会”，说“记得”，也只是一个合乎题意的说法。当然，我也有过莅临现场的经历，至今还尤其记得最后一幕：场内灯光暗下来，台上几十名身穿白衣白裙的女生，唱着安师校歌，手捧烛光，眼含泪花，轻轻摇摆着身子。这一幕回还往复，晚会在**处久久延宕。
台下的学生几乎全都站了起来，不少女生开始为明天的分别相拥而泣。
毋庸讳言，我在现场也会被打动，并且很享受这种状态，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很不情愿自己这样。上升到审美高度，我更不会认同自己因为台上是自己的学生而可能会被轻易带入节奏。于是在每年的那个夜晚，我都会非常纠结。我会觉得留在宿舍里多读一页书更有价值，然而那样的夜晚又让我定不下神来。
我在年轻时总是特别想表现出成熟，这本身就不是“成熟”的想法。老话说：“少要老成老要狂。”对此，前人的诗文中也不乏这样的描绘：“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这些似乎皆非平常状态。事实上，在人的一生中，精神和心灵的成长贯穿始终，年轻时完成不了，年老时也不宜放弃。
拙文中多有话不尽意、言不由衷之处。比如，我还试图这样描述自己的离开：“曾几何时，我以为自己能成为一名有所建树的老师，我无意在此对自己的善始无终给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无论如何，这件事总是会给我留下遗憾和抱歉。”
事实上，我压根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这才是特别要表示“遗憾和抱歉”的原因。我有意暗示有一个不得已的理由，似乎就为保持“不言而喻”的离开姿态，从那以后我还一直回避讲台，理由也总是令人匪夷所思。在十六余年的讲台生涯最终给我的挫败感中，毋庸置疑对自身的不满和质疑应该是主要的，可是直到今天我似乎依然满足于某种习惯性的认知状态。
重读旧文《迟到的告别》，当读到其中关于自己在安师期间人际交往方面温情脉脉的描述时，我不由得移开目光，扪心自问：真是这样吗？别的不说，自离开安师后，我注意到一个始料不及的现象，即有时想到那儿，脑海里更容易浮起的人竟是几任校长，这似乎有违情理。我在安师主要经历过三任校长，和他们相处时间都比较长，但除了工作关系，并没有多少私交。在安师的日子也并没给我落下任何值得我日后记住他们的“心理阴影”。三任校长，虽然个性互有不同，但都为人正直，与人和善，放在过去和今天都堪称礼贤下士、和蔼可亲的楷模。我想说的是，当年的安师其实是多么不寻常，反倒是在我们这批老师身上，或者就说在我身上吧，经常会显出平常心的欠缺。我现在常想，在我们这一辈不少人身上，不可否认始终存在着一些成长中的基础问题，即使年龄增长，迈入老年，依然会显出学养不足、戾气太盛等问题。
离开安师后，我脑子里曾多次起念要去看望其中一位校长。其实就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这位校长在领导岗位上和我接触时间最长久，他待人接物的方式和态度也最符合我内心认同的长辈形象。其二，我不希望自己在安师时对领导的种种冒犯，在对方心里发酵为目无尊长：在潜意识中我试图表明这一态度。可是不久我就惊悉这位校长病逝的噩耗，心里的愿望化为泡影。
嘉定报2021 年11 月9 日、
“上海嘉定”公众号2021 年11 月20 日（图文版）不只是在记忆里
2021 年9 月26 日，我和陶继明、顾建清陪曹伟明去了趟安亭，除参观翥云博物馆、震川书院，伟明提出去原安师校园看看。这应该是我自1998 年夏离开安师后第五次回到这里。事后比对几次回去所拍照片，不必说，乍一看这些不同时间拍的照片变化明显。通常我也的确会在这儿用到“变化”这个词，但这一次我却觉得，这并不是一种准确的表述。好比我们偶遇一位多年不见的熟人，有时我们在反应上会特别纠结于对方“有变化”还是“没变化”。当我们告诉对方“没变化”时，其实也未必全然是恭维，只是我们没有找到更恰当的表述。
我想说的是，安师真的就像是我的一位老熟人。固然她的周边环境已大变样，整个地区更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她的校园几无改变，我离开时的那些建筑物一一俱在。就是原先的校门，虽早已废弃不用，也还能在原址找到。1998 年改换校名后，原来那堵留有当代书法家费新我左腕运笔书写的校名痕迹的矮墙也还在。1990年建造新的教学大楼和办公楼时，按规划应拆除却被保存下来的那栋简易如工棚的二层办公楼，至今仍在。教工宿舍楼旁边一片篮球场也还是那个样子，在它东北角有一口老井，花岗石井栏，我记得当年断水时会用到它，今天也仍在。更不用说校园中央那棵辨识度最高的植物，雪松，今天依然枝叶繁茂。除了校园西部的大操场已被改建他用，其他的场地、道路等都也还在。铺地也多为原物。安师校园既不像我年轻时待过的其他地方，多数已面目全非，她也不像一本纪念册，或可以令我们“常翻常新”，或被藏之于高阁，成为所谓“尘封的记忆”。每次见到她，她就像是一个久违的熟人，很熟，很不寻常，不管不见多久，内心总像是会有一种顿时被她唤醒的感觉，记忆的碎片伴随昔日的情景纷至沓来。事实上，在比对那些不同日子拍摄的照片时，深深吸引我的“变化”，是岁月流逝刻下的印痕，是季节变幻化出的妆容。面对她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前几次回去，第一次是2005 年12 月29 日，我和吴斌两人临时起意；第二次是2010 年5 月8 日，我被邀请参加8506 班毕业25 周年回校活动；第三次是2015 年6 月21 日，我参加了原安师教职工的回校聚会；第四次是2019 年3 月9 日，我应邀参加9003 班同学的回校活动。
在每次回去留下的照片里，被拍到四次以上的有：教工宿舍楼区域，包括篮球场、实验楼等；旧办公楼；每年举行毕业晚会的大礼堂。可见这几个地方给我印象之深。竟也有我在记忆里搜寻不到的，如一栋四层砖瓦房，位于学校锅炉房后面。2019 年9003 班回校聚会时，该女生班的几十名同学在这栋曾经的女生宿舍楼前的空地上流连忘返。这是她们的记忆。因为有此情节，最近一次回去时我也有心拍下一张它的照片，和两年半前相比，如今它已完全掩映在草木丛中。
对自己住过的宿舍楼，又何尝不是这种心情。第一次回去时它还在使用中，外墙新近粉刷过，干干净净，只是西侧入口处围了栅栏，设了铁门。当时觉得刺眼的是，楼西的篮球场四周，压着边线安置了水泥板凳，这岂不很容易造成球员受伤？第二次回去时，自1998年安师撤校后走马灯般在此驻扎过的华东师大安亭实验中学、上海市安师高级中学、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等均已停办或撤离，校园空置，教工宿舍也已人去楼空，铁将军把门。但从照片看，因为是春季，楼前墙旁草木长势旺盛，郁郁葱葱，阳光明媚。后来几次回去，我则每次都感觉到，此楼已经很久没有人进去过了。我自然也被挡在隔离带外，我的视线也被越来越茂密的草木所遮蔽。
不必说，校园物业方面对此楼做出的处置是出于安全考虑，但我也不妨将此看作是一种保护。我不知道楼里现在是什么状况。其实，我宁可也不再进入。对我来说，这栋楼就是原来的样子。它还就在眼前，从外面眺望和窥视也的确没有改变。我不免会自以为是：它是为我们的记忆留存着吗？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近十数年间，出现这种状况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紧挨着铁栅栏门的是底层西侧顶头一间“耳朵房”，当年住着一位叫尤学忠的语文老师。我上大学时课堂上讨论过一个题为《春天》的话剧剧本，编剧就是他。他也写过小说和电影剧本。尤老师的才情和爱好不止于此，年轻时当过文艺兵，擅长多种乐器，酷爱打篮球，吃辣，嗜烟。这个房间后来应该还住过别人，但尤老师的“重口味”简直已令这间房在我的记忆里“百味莫辨”了。
按这样的个人记忆逻辑，我每说起这栋楼里的人和故事来，很容易有如数家珍般的自爱。就从尤老师的“耳朵房”数起，每层七间都会像是一个个内容不同的藏室。我听说，有的房间里的确还留有当年未及带走或清理的个人物品。会不会有金德明的译著手稿？
有蔡福华为吴惠谱写的曲子？有钱欣明画笔下的崔老师？有李亮之劫后余生的人物素描？有柴继兴尚未整理的陈年旧照？有陆伟民论高加林的片纸只字？有宋文治《放学归来》的另一个版本？
当然，这纯属我个人的臆想。事实上，不只是这栋楼，包括也还留存着的布满爬山虎的实验楼、大礼堂、老办公楼、学生宿舍等，和我们的记忆相比，它们只是“还在”而已。好比楼旁那片篮球场，只是我们还叫它“篮球场”。这些被关闭空置的房子年久失修，本身建筑质量不高，并无保存价值，某时某刻被拆除是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它们满载的记忆是多么有价值，它们依然可以被叫“篮球场”“大礼堂”“实验楼”是多么有意思。虽然我们可以用文字图画等记录下这个地方，但怎么比得上它还能留给我们一砖片瓦？何况，对安亭这座短时期内变大变新的城镇来说，她怎会不需要百年安师这样珍贵的记忆？
我不免暗自琢磨，假设这里有某一栋楼，当然最合适的莫过于眼前这栋曾经的宿舍楼，它被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加以修缮改造，成为一座在本地值得永久保存的历史文化标志性建筑，且在功能上被建设为别具特色、内涵丰富的安师校史及人物档案博物馆，假设在安师原址具备这样一座建筑，与一箭之遥的震川书院遗址遥相呼应，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一座城市来说，该是一件多大的幸事。
2021 年10 月13 日，原安师美术教师、现为美术学教授的李亮之将他四十年前在安师工作时根据校园周边风物所作的两幅水彩画，捐赠给了嘉定区档案馆。这会是一桩意义非凡的善举的开始吗？
嘉定报2022 年1 月4 日、
“上海嘉定”公众号2022 年1 月16 日（图文版）比快乐更容易铭记的
1982 年春我大学毕业后，接到的分配通知是留城去嘉定四中，但先要借调到安师工作半年。学期结束后，承蒙校方挽留，我留在了安师。这一留就是十六年。人的一生中有许多貌似“节外生枝”
的情节，引导了我们的人生之路。当我们无法用“偶然”“巧合”
来理解如此环环相扣的情节链时，我们便以“缘”作解释：对缘无须解释。但我们的人生没有成为另一种样子，仍然常使我们心怀遗憾，虽然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确曾有把握改变事实。
同样，相比于我在安师做过的貌似值得一记的事和我从中得到的满足和快乐，有一些遗憾其实给我的印象更深。
父亲曾在我上中学时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看你将来适合当语文老师。1977 年恢复高考，我偏偏就考上了上海师院中文系。那天，父亲向单位借了辆面包车送我去报到，看到偌大的花园般的洋气的师院校园，父亲谆谆教导我说，国家给你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你要好好学习，不辜负国家的期望，将来当一名好老师。那一刻，我脑海里浮起了父亲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心里想，还真让你说中了啊。
曾经我是比较认可父亲对我的“职业规划”，我现在想，很大的原因应该和我从小对小说的喜爱并由此而生的写作梦有关。我小时候能读到的小说不多，《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是我最早读到的长篇小说，它们令我着迷、惊叹，并给了我梦想。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写作的确只是一个梦想，写出长篇小说的作家曾令我惊为天人。不过，这个梦想却又别无选择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规划。当一个语文老师，在校园里工作，在我心里无疑最接近于梦想。
在安师十六余年里，身边同事“跳槽”“下海”频繁，这些对我都有影响，但我没有选择离开，直到1998 年安师撤校改制。现在想来，能让我安心守望的，在安师的校园里，还真是非内心的梦想莫属。
我最终的离去，和当年对安师的选择，也都应在了一个“缘”字上。
我今天还保存着一本1984 年的获奖证书，内容是我在该年获得上海市师范学校青年教师评优“一等奖”。今天看到这本证书，内心还会有点昂扬的反应，似乎觉得还可以拿它来“聊以**”。其实，虽然我年轻时曾有过洋洋万言的《我的语文教学观》，但和至今尚无宣明个人“文学观”的写作相比，语文教学对我始终是一项更无把握、充满挫败感的工作，也是我所做过的极少的有始无终的事之一。我曾将上述拙文请教于教坛一位卓有建树的前辈老师，有幸得到赐教和鼓励。此刻，我却忽然觉悟到，自己其实并不是要说，我本可以不辜负前辈的期望。我们经历过的许多事本不存在“本可以”。
诚恳地说，从教十六年，我一直都还困惑、纠结于一个老生常谈的难题，即一些诗文在审美上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在课堂上作结论时的标准答案之间的关系。遑论语文教学中一些真正令人高山仰止的课题。
1996 年10 月的一天，我意外接到文学评论家王斌的电话。我和王斌之前并无交往，他当时是张艺谋的文学策划，那天他找我的事也正与张艺谋有关。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艺谋刚读了你在这一期《作家》（1996 年9 期）上的两个短篇小说，很欣赏。”他说，张艺谋一直想拍一部讲老师故事的电影，读了我的小说，又了解到我是当老师的，所以有意请我来完成这样一个剧本的创作。到10 月下旬，王斌又来电话，约我去北京见面。数月后我们又在北京约见了一次。我和王斌有点见面熟，他是个健谈而坦诚的人。每次我都被安排在北京住几天，其中一次还和王斌一起住在“张艺谋工作室”。
只要不是开会，王斌很少主动和我谈“正事”。我们聊得多的倒是小说和小说家。王斌还和我讲他自己的故事，也邀请我去过他家里。
我也曾邀他和我一起去见我的朋友等。
当然，那两次去北京张艺谋也都在，他召集我和王斌开会，谈他意想中的电影。还记得他的开场白：“没人逼我拍电影，可以不拍了，就是自己还愿意做这件事。”对于尚无雏形的电影，他讲得很多。
除了开会，在北京期间和张艺谋也有过几次平常的接触。一次，我和王斌同去张艺谋家，进门就见他一边在吊针，一边两眼盯着屏幕在做他的新片子《有话好好说》的剪辑。那天他在家里请我们吃晚饭，吃的是羊肉泡馍，边吃他边问我，吃得惯吗？又一次，一位美国导演慕名来见他，张艺谋说，既然他要来见我，就请他吃家乡饭。
去的是张艺谋自己常去的一家陕西饭店，木楼梯吱嘎响。美国导演很快就入乡随俗，胃口大开。我也随张艺谋去吃过永和豆浆的油条等。张艺谋还曾在开车送我回住处时，嘱身边人在路边西瓜摊给我买个西瓜。和张艺谋签了合同后，他还考虑周到地给我工作单位安师的校长写了一封亲笔信，替我说明情况。
我做上述记录，很容易会令人感到，那次合作一定既愉快又成功。我自己当时也是信心满满。但最终还是留下了遗憾。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电影，我勤奋地写了三稿，三个不同的故事和样式：大纲式、故事体裁和小说体裁。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我觉得写不下去时，那种情形和我在小说创作中遇到的困难不同：事实上，即使我还可以写下去，但我已对自己写下的文字完全失去了判断。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为什么会说，人生中的某些遗憾会更容易被铭记，那是因为，如上所述，在我看来，我们没能完成的事不仅同样事关责任和抱负，而且它们似乎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于人生定式或宿命意味的突破尝试。在这个意义上，遗憾是一种特别值得记录的情绪，我们的内心因此不寻常。
上述三个版本中的小说稿，后来以《向红》为名，发表于《山花》1997 年12 期中篇小说专辑头条。在1998 年1 月29 日《作家报》第一版上，李敬泽（曾任《人民文学》主编，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在《看小说：1997 年12 月》一文里，开篇写道：“在《山花》12 期上，张旻出人意料地讲了一个乡村教师的故事，这篇小说叫《向红》。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人们私下谈起的晚生代作家的‘现实主义转向’，小说有多种读法，按其中的一种读法，《向红》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有明确的、密切的对话关系，如果我是电视台的记者，我会扛起机子，奔赴《向红》的现场，制作《焦点访谈》或《东方时空》。”
嘉定报2022 年2 月9 日、
“上海嘉定”公众号2022 年2 月27 日（图文版）生命延续的方式
安师撤校至今已有25 年，这中间门口招牌换过多个，时间都不长。近十余年来，这所占地百亩的院子虽仍挂着某个名头，但基本是空置状态。2012 年，导演林旭坚筹划要拍一部校园题材的片子，我想到闲着的安师校园，推荐给他，不久他就在那儿拍出了唯美的剧情短片《我的中学时代》。那以后安师校园曾经野草丛生，枯叶铺地，藤蔓掩墙，西部操场还一度被周边村民当作牧场，放过羊。前些年那片操场作了改造，布满爬山虎的原学生食堂有所修缮，北部盖起一栋新楼，校门移位，招牌换新。然而与此同时，这一新项目改造工程愈发显出遗忘了园内多半场所和建筑物，它们不仅依然维持原样，有的地方还干脆用铁丝篱笆围了起来。不久就听说那儿有了常驻物业，负责人还是原安师同事。这个消息得到证实后，想到要回那儿去聚会的原安师师生多起来了，她似乎一下子被认识到作为重逢叙旧之地无与伦比的价值。她也一直仍被称为安师，就是在她撤校改制后的几次更名中，安师俩字几乎也一直被嵌在新名称中，如上海市安师高级中学、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等。正如校门移位换牌后，那座不再使用的老校门也仍然被留在原址，这些年，每一拨回去的人，当发现那堵留有当代书法名家费新我题写的校名痕迹的矮墙还在原地时，内心会不由得感受到此时此刻似乎特别需要得到的某种“体贴”。由此门入内，一切还都是老样子。
对我来说，安师也是我小说中常见的题材之一。和许多写小说的人常会遇到的烦恼一样，我早期的小说也曾有过小说人物被对号入座的尴尬，这促使我更有意识地用好小说体裁的虚构性，努力把小说写得更像小说，同时作为一种策略，我在小说中多用第一人称。
从此我的“校园小说”中的“自传”色彩，可能掩盖了现实生活中的其他“原型”，它们令读者产生对“我”的故事发生地的好奇心也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多年来在我接待过的异地朋友中，不乏对嘉定一无所知却知道有个安师的，也常有来客不等我安排行程，即主动向我提要求：方便去你当过老师的那个学校看看吗？我不仅多次当过这样的向导，还曾不止一次拜托那位负责物业的前安师同事，为碰巧路过安亭的朋友提供顺道访问的便利。也曾有一位相熟的电影导演，一次在上海和他相遇时，彼此聊着小说和电影，他对我说，有机会他很想去我小说中的校园看看，他脑中已有一些关于那所校园的“画面”。朋友应该没想到，好多年过去后，他多半已忘记脑中的“画面”，但他所称“小说中的校园”，依然保持着曾经的妆容，似乎还在等候远方的客人。在过去二十多年间，不论是怎样的阴差阳错出现在她身上，她始终如置身时空之外的状态，似乎已将自己变为“传奇”。虽说眼前安师留下的这些老旧建筑，或被改造、或被拆除终究是可预见的结果，但安师在退幕多年后仍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出的生命力，更可预见是长久的。
今年3 月7 日，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安师共事过的十来位朋友，相聚嘉定丰德园，缘由是几年前原安师美术教师李亮之在我引荐下为丰德园创作了砖雕影壁的画稿。另一位原安师美术教师钱欣明也参与了画稿的设计。2021 年初，我们三人曾在新落成的丰德园砖雕影壁前合影，那竟是我们三人从青年时代相识以来的首次合影。
第一眼看到照片时我觉得有点惨不忍睹，过了两年再看它，却已觉得意味深长，这也再次证明照片独具的“历史价值”。那天参加聚会的老同事中有位安师当年的副校长，王老师，年近八旬，说起安师往事，王老师尤其显得如数家珍。在场的还有俞老师、冯老师、陈老师、顾老师、张老师、崔老师等。与各位老同事聊着近年来也常在我回眸中的安师轶事，我忽然发现，当下竟可能是安师自撤校后被看到和被说起最多的时候，然而这些尚不能成为日后有价值的记忆。比如刚刚听得有人说起在座的陈秋兴老师，曾是足球和田径两个项目的国家级裁判，“在嘉定尚无第二人”，但做档案的都知道，对历史记录而言，比任何对此事的讲述更值得期待的，是陈老师手里“独一无二”拥有的两本证书。我曾在《不只是在记忆里》一文中，兴致勃勃地揣测在已被铁丝篱笆围住多年的原安师教师宿舍楼那一间间空置的屋子里，可能还留有当年屋主未及带走或清理的一些有价值的个人物品：照片，证书，书信，备课笔记，论文手稿，各类原创文艺作品的原稿、手迹等。由此我还设想，如能将眼前这栋曾经的教师宿舍楼，在保留原貌基础上改建为安师校史及人物档案陈列馆，同时它又可作为一座在本地值得长久保存的历史文化标志性建筑，与一箭之遥的震川书院遗址相呼应，这才是对安师最有价值的纪念，是百岁安师生命延续的有效方式。至于旧址上的其他场所和建筑，本应尽早有一个适应时代社会变化所需的改造利用规划，不该一关了之。
2021 年，在我发表了《不曾消逝的路》（又名《“弗拉基米尔之路”》）后，李亮之慷慨地将我文中的配图、他画于将近四十年前的安师的两幅水彩画捐赠给了嘉定区档案馆。我在文中为两幅配图加注的说明是：“安师通往外青松公路的石板桥”“安师通往安亭老街的石板桥”。文章发表后，不少读者表达了对那两座石板桥的记忆和怀念。我记不清是在捐赠前还是捐赠后，李亮之告诉我，后一幅画他画的应该是和安师校园一墙之隔的安亭兰塘村村口的石板桥。
如今安师周边的村庄、田野、河流早已被新兴的街巷楼宇所取代，我如果不在此作这个说明，未来的历史记录恐怕就是那样了，虽然似乎微不足道。
嘉定报2023 年4 月5 日、
“上海嘉定”公众号2023 年4 月8 日（图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