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气质 高端雅赏

——乌铜走银

【2006年,乌铜走银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爱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

因为缓慢,当你发现爱上一个人,或一件器物时,那个人,那件器物,已经成为你眼中和心头难以戒掉的一个结,进而成为你如影随形的一种习惯。爱他,就像一个字根爱着改变命运的偏旁。即使那个人是狂浪之徒,你也会爱上他身上那股游邪的气息;即使那件器物千金难求,你也会为它倾囊而尽。

人就是这样,因为深爱,而被自身的跌宕命运所驱逐,却无怨无悔。

有这样一件器物,它以合金铜为胎,在胎的表面先镂刻出精美的纹饰图案,然后将熔化了的银流入阴刻的纹饰内,冷却后打磨光滑,再经过特殊处理,底铜即变为乌黑,透出银纹图案,使其在庄重深沉的黑底上衬托着银光闪闪的灿烂饰纹,呈现出黑白分明的装饰效果……闭上眼睛遐想一下吧,那是怎样一件器物?雍容华贵,精致绝伦,瑰丽多姿,过目不忘。金光闪闪的银流在铜坯上,沿着那些如时光隧道般精雕细刻的细糟,缓慢地画出美妙绝伦的图案。看着它,抚摸把玩着它,你的心会穿越时空,体味到一种天地玄黄、混沌初开的意境。

这时,全部的心神,全部的爱,都会无怨无悔倾注在它身上。

它有一个古老的名字——“乌铜走银”。

如果说典雅别致、低调奢华是乌铜走银器具的白描,那么“天下铜艺一绝”的荣耀,便是世人对这门惊世绝技的折服和肯定。

乌铜走银从来不是庶民之物:史料记载,在上世纪20年代,昆明的达官显贵、学绅之士相互赠送的礼品就是乌铜走银墨盒。

鲜为人知的特殊工艺

乌铜走银的工艺品,识者不多。这是因为它是一种高档的工艺品,传世不多,且多为商贾富人收藏,缘悭一面,陌生是必然的。

乌铜走银是一种特殊工艺,一般人均感到陌生。乌铜走银的工艺有其独到之处,且十分精美,不同凡响,这种有着独特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民间工艺显得十分珍贵,它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必然的了。

人们常说的“天下铜艺论双绝”,北为北京景泰蓝,南即为“乌铜走银”,这句话就能使人明白它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了。

“乌铜走银”独特的铜制工艺是云南所特有的传统工艺,属于一种民间技艺,传承至今已280多年.由于“鸟铜走银”的制作难度非常大,复杂的工艺使得每年作品相当的少,并且不外传,导致可以制作乌铜走银的艺人只有几人。

让我们伸展出探寻的触角,去历史最深处探寻这种古老技艺,领略它的罕见美色,聆听它传出的诗美之音。

“乌铜走银”的技艺简单描绘出来,就是以合金铜为胎,在胎的表面先镂刻出精美的纹饰图案,然后将熔化了的银流入阴刻的纹饰内,冷却后打磨光滑,再经过特殊处理,底铜即变为乌黑,透出银纹图案,使其在庄重深沉的黑底上衬托着银光闪闪的灿烂饰纹,呈现出黑白分明的装饰效果,制作出来的工艺品雍容华贵,精致绝伦,瑰丽多姿,过目不忘。

景泰蓝也是铜质的胎型上,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花纹焊上,然后把珐琅质的色釉填充在花纹内烧制而成的器物。景泰蓝是镶嵌上去的,乌铜走银是液态的银流进去制作的,其难度不亚于镶嵌。

去古镇探访乌铜走银

清代著名学者袁嘉谷的长诗《异龙湖歌》曾经称颂过乌铜走银。“独异异龙湖,东流走粤桂。珠江源数十,论远此为最。斗大一州水,两海各分配。独有异龙湖……树头美。器精称乌铜……”这是一首五言诗,足足200行,不可能全诗品评,只能选取部分欣赏,诗中所称赞的乌铜也就是乌铜走银。

这民间技艺,是云南冶铜文化上辉煌的一笔,是滇文化的代表。读到关于它的描绘之后,我忽然间对乌铜走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想要一睹其芳容。

抱着这样的好奇,我来到了官渡古镇。

官渡古镇文化古迹众多,人文景观丰富,在不到 1.5 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就有唐、 宋、 元、明、清时期的五山、 六寺、七阁、八庙等多处景观。

官渡“六寺之首”妙湛寺始建于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1295年落成,后因被水淹倒塌,1325年迁建于现址古镇的中央。寺内建有东、西两座13层密檐实心方形砖塔。后来西塔毁于地震,而东塔保留至今。

在官渡古镇宗教建筑中名气最大,最引人瞩目的还是妙湛寺前的金刚宝座塔。

明天顺二年(1457年)重修妙湛寺时,“乃即寺之前辟地复造浮图一规”,这“浮图一规”就是金刚宝座塔。建金刚宝座塔的倡导者是特进荣禄大夫镇守云南总兵沐璘,出资者是镇守云南太监罗珪,他们都是当时统治云南的头面人物。新建石塔的目的是为了“造功德”,“求延寿”,“顺习俗稳民心”,“而以不治治之也”。这里说的“顺习俗稳民心”,指的是民间有螺丝怪兴风作浪的传说,故建塔以镇之。在我国现存的十余座金刚塔中,妙湛寺金刚塔是建造时间最早,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座。这座金刚塔,与妙湛寺的两座密檐砖塔相辉映,不仅体现了“有容乃大”、“显密并举”的佛门精神,而且建筑上高低错落,品字布局,十分壮观,构成了官渡镇古建筑群的核心。

金刚宝座塔原为印度伽耶城尼连禅河畔释迦牟尼佛得道成佛处的纪念塔,称为“佛陀伽耶大塔”。又被称为“坛城”,即“神坛”。塔座四角各建一幢小方形塔,拱卫着中间一座高大锥形塔。五个塔代表五方佛,正中大塔代表大日如来,四周四幢依顺时针代表阿閦(chu╲)如来、宝生如来、弥陀如来和不空如来。

官渡金刚宝座塔由基座、塔体两大部分组成,基座的平面为正四方型,边长为10.4米,高4.7米。基座的底部跨空, 有东西南北四道券门相通,可过往行人车马。基座之上,五塔耸立。中央建高16米的主塔,四角配以高8.84米的小塔。主塔宏巨雄伟,小塔小巧玲珑。主塔与 小塔都由须弥座、塔身、塔颈和塔刹组成,但式样不同,风格迥异。大小塔相映生辉,十分谐调。高耸俊秀的塔刹,簇拥耸立,犹如雨后春笋,争相破土,形象轻盈俏丽,有一种飞动之美。

官渡金刚宝座塔不仅整体构思意象飘逸,令人沉思遐想。细部的铜铸石刻也十分精美。无论是主塔须弥座上的五种坐骑动物形象和四角的金刚大力士,还是佛龛中的佛像,雕工都极为精细,无不细腻逼真,活灵活现。铜铸伞盖上的手持宝剑、琵琶、珍珠伞、花狐貂等法器的四大天王,以及跨空的塔基顶部中心嵌砌的铸有九尊佛像的铜质金轮,铸刻也极为精美,显示了高超的工艺水平。

沿着金刚宝座塔前行,就抵达著名的乌铜走银传习馆。

今天运气不错,有幸遇见了乌铜走银第六代唯一传人——金永才老先生。

于1953年出生于官渡区小板桥的金永才。自幼热爱艺术,对古玩珍品、文房四宝、珠宝玉石和青铜器等情有独钟并有较高的鉴赏识别能力。1982年,因机缘巧合拜师于乌铜走银大师李加汝的门下,系统学习濒临失传的乌铜走银制作工艺。经过近30年的辛勤耕耘,金永才不但熟练掌握了乌铜走银制作工艺,而且使这项古老的工艺完整地传承和保留下来,共创作了百余件乌铜走银工艺品。其主要乌铜走银作品有文房四宝、酒器、茶器、香炉、花瓶等,作品曾多次获得全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近年来,金永才多次被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探索发现》、华语广播《走进昆明》、云南电视台等相关媒介报道。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乌铜走银工艺馆”、“乌铜走银传习馆”开馆授徒。

金永才先生现为云南省工艺美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乌铜走银制作技艺第六代唯一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云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特聘专家”、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金李记”品牌创始人、乌铜走银工艺馆馆长、乌铜走银传习馆馆长、云南乌铜走银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近年来,金永才的作品《一品香酒具》、《倒转乾坤酒壶》、《后生求艺笔筒》、《四季平安花瓶》、《五福捧寿方鼎》等作品先后获得金银铜奖。为此,金永才不仅被命名为“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而且还先后被授予“云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和“高级工艺美术师”职称。

偶然与必然的乌铜走银

乌铜走银是十多种金属炼造成合金铜为胎,錾刻上花纹图案,将银熔化或金融化,填入錾刻好的花纹图案中。冷却后.进行加工打磨,最终底铜为乌黑色,整个器物呈现黑白色或黑黄色,给人以朴素典雅的感觉。成品中白银作品居多,故称“乌铜走银”。

据史料记载,乌铜走银发源于清朝雍正年间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岳家湾村,至今已有280多年历史。现今云南乌铜走银的制作技艺,仅存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异龙镇冒合岳家湾村、坝心镇和昆明市晋宁县晋城镇两个地方。

关于乌铜走银的起源,有着这样的一个传说:清朝雍正年间,岳家湾村的银匠岳富炼铜时,金戒指掉在的锅中,戒指一瞬问就熔化了。他生气地把锅旁周围的东西扔下锅。待冷却后,却发现了一种颜色黑亮的特别合金铜,上有些若隐若现的金黄和银白色的线条。于是他便试着用这种合金铜来制作工艺品.后逐渐形成了如今云南独有的“乌铜走银”。

从这个传说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就是铜液中“偶然”加入了金和其它金属成分。但传说中的“……待冷却后,由此发现了一种颜色黑亮的特别合金铜”,与流传下来的乌铜走银工艺不符。流传下来的乌铜走银工艺中的“乌铜”效果,不是冶炼出来的色泽,是用手“焐”出来的。是后续加工成色的。

再看看另一个传说版本:正值秋季,作坊(岳氏家族金工作坊)接了一批手烘炉的活儿,此时在作坊里还有其他工人在给浇铸完毕的关圣像贴金箔。岳老先生安排好化铜人,往炉子里加炭炼铜,风箱响、火焰高,铜开始熔化,忽然一阵大风吹来,桌上的金箔被吹进了熔铜的坩埚中,并被迅速熔化,铜液冷却后锻打成铜板,又用铜板做成了手烘炉,精美的手烘炉让人爱不释手。那天的气温骤然下降,有一个学徒工就偷偷拿了一个手炉去焐暖。那天夜里学徒因被子盖得多,又有手烘炉捂在被子 里,出了满身大汗。第二天早晨起床一看,那个原本紫红色的手炉变成了一个乌黑的手炉,颜色还越擦越深,此时岳老先生正好来到面前,一瞬间岳老先生瞪大双眼,目不转睛看着乌黑色的手炉。次日岳老先生又将另外几个手炉拿给学徒抱着睡,很快手炉又变成了乌黑色,岳老先生欣喜若狂。于是,乌铜手烘炉就此诞生了。

这段传说与上段传说中都有铜液中“偶然”被融进了金(或金箔)。之外又多了一个铜手烘炉“偶然”被手“焐”成了乌黑色。两个“偶然”却道出了乌铜走银工艺形成的关键所在。

日本有一种叫“赤铜”(Shakudo)的金属,其配方为紫铜占91.5-98%、黄金占2-7%,还有少量白银,占1.5%。这种金属经过着色后呈现深浅不同的黑色,略微偏紫,颜色的深浅与金含量成正比,与乌铜的着色效果极为相似。看来,传说中“偶然”的混入了黄金成分(包括银等其它成分)而得到了乌铜合金配方是可信的。而“偶然”被手“焐”成乌黑色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手中的汗主要成分是“氯”,而“氯”可以把含有金银的铜合金着色成乌黑色。现代银首饰加工中,就有用含氯、硫、钾等物质的溶液使银的表面变成黑色的着色工艺。

可以说,乌铜走银工艺的诞生完全出自于“偶然”。正是在 “偶然”、“意外”中,发现了乌铜走银的特色,并经过多次的反复的实验,掌握了形成乌铜的规律和配方比例以及工艺流程。

像乌铜走银工艺这样出自“偶然”的例子,在工艺美术史上太多太多了。

仅在陶瓷工艺方面可例举的例子就很多。如,商周时期陶瓷“灰釉” (原始瓷釉)的发明,就是在烧制硬陶时“偶然”出现的效果,是窑内陶器上落的柴灰在高温下与陶器表面的二氧化硅等成分作用的结果。

宋代钧瓷釉中的铜红斑,就是制作匣钵原料中含有铜矿石成分,在窑内还原气氛的高温中熔化而滴到匣钵中的器皿上“偶然”得到的效果。

哥窑瓷器上的冰裂纹效果,就是由于坯釉膨胀系数不同,在降温过程中釉面“偶然”形成的开裂结果。

吉州窑的的树叶天目瓷,也是凉置的碗坯上飘落的树叶在窑中烧制时“偶然”得到的效果。

正是这些“偶然”,导致了这些工艺与名瓷“必然”的诞生。如果没有这些“偶然”的出现,那么,“必然”的结果就会显现不出来,至少是延迟了“必然”的结果。许多事物尽管客观存在着必然的结果,但没有“偶然”的触发和催化,很难看到或意识到它的结果。唯物辩证法认为,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的统一。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包含着必然性的趋势,又包含着偶然性的情形。这种矛盾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本身存在的普遍联系的客观世界中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是由它的内在根据所决定的,然而这种必然趋势能否实现而成为现实,又得取决于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许多偶然的联系,以致在事物发展中会产生多种多样的摇摆与偏差。

“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根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根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的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正因为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存在如此辩证的关系,恩格斯指出:“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

在事物的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同时存在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必然性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没有脱离了必然性的偶然性。凡看来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偶然性本身又始终服从于内部的隐藏着的必然性。

必然是由偶然构成,偶然中又隐藏着必然。因此,发现“偶然”是揭开与发现“必然”的途径、捷径。而“偶然”的价值还在于发现,还在于有心。

真正的奢侈品

乌铜走银具有实用功能,例如常见工艺品有小花瓶、香炉、文房四宝、茶具等,图案纹饰从表现形式上可分为三种:一为汉字书法、二为写意纹样、三为吉祥纹样,如花鸟鱼虫、梅兰竹菊、龙凤鹿鹤等。但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品貌、精湛的工艺、细腻的雕工,使得其实用功能慢慢减弱,反而具有了较高的研究观赏价值、收藏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成为货真价实的奢侈品。

乌铜走银工艺的特色在于“乌铜”和“走银”两方面。

“走银”就是镶银、嵌银,从金属的熔点和相融效果来说,银走到铜上的难度较大,不掌握适当的化学处理和热处理技术,银将脱落,或乌铜坯将被破坏。

走银的方法与战国时期的错金银原理是一致的,即在錾好图案的铜器上镶嵌上银(或金),之后错平抛光。只不过错金银是直接镶嵌金或银,而乌铜走银工艺中的“走银”,是嵌入的液态银,固化后再错平抛光。

当我看到金光闪闪的银流在铜坯上,沿着那些精雕细刻的细糟中,缓慢地画出美妙的图案,不禁想起巧夺天工或鬼斧神工等等美妙的词汇。它让心灵穿越时空,体味到一种天地玄黄、混沌初开的意境。

辉煌与危险共存

“走银”并不是难点,乌铜走银工艺关键在于“乌铜”处理工艺上。“乌铜”就是铜面呈现出乌黑的色泽。而这种乌黑的色泽不像景泰蓝工艺中的金色是镀出来的, 是纯粹用手“焐”出来的。大家知道一般的铜(紫铜、黄铜)用手是“焐”不出乌黑的色泽。因此乌铜走银采用的“乌铜”应该是经过特殊加工处理的合金铜。最终乌铜走银底铜为乌黑色,整个器物呈现出黑白色或黑黄色,给人一种素朴典雅的感觉。

乌铜走银的制作工序繁多,制作乌铜走银的匠人除了要掌握冶炼合金外,还必须要懂得雕刻造型、书法绘画、微雕等技艺。这种全面的技艺使乌铜走银走上一条既辉煌极顶又险象环生的路。

单看其制作工序,就有七个步骤:

第一:炼制乌铜合金。将优质的铜、纯银、黄金和其他十余种贵重金属,按一定比例进行熔炼。

第二:锻制乌铜片。用不断锻打和反复碾压的方法将熔炼好的合金铜锻造成所需厚度的乌铜片。

第三:錾刻图案。在乌铜片上描绘出各式图案后,进行錾刻。

第四:走银。将纯银或者是黄金熔化填到錾刻好的图案上。

第五:成型。将走银后的成品进行打磨和组装。

第六:抛光打磨。对初成的器物进行抛光处理,让其显出银白色线纹。

第七:焐黑处理。捂黑就是用手焐起器物,用力用手掌擦拭,手上的汗液会与乌铜发生氧化,器物表面最终呈乌黑发亮的状态。

乌铜走银的制作是纯手工工艺,所以乌铜走银的制作工具也相当传统,主要工具有风箱、熔炉、铁锤、油灯、吹管(吹火走银用)、钳子、錾子(錾刻花纹用)等。发展至今,工具的更新上增置了“皮老虎”和喷枪,用于加热和走银工序上。走银用的燃料主要有煤油、汽油、天然气。由于是纯手工,它的每一件成品,都可能是天下绝品,天下孤品,不可复制。

乌铜走银走的是一条辉煌极顶又险象环生的路。

传承渺茫

清朝雍正年间乌铜走银工艺品凭着其独特的工艺,朴素精致的图案,文雅端庄的品貌,引得人们争相购买收藏。清朝末年是它的鼎盛时期,民国时期,石屏的岳氏在昆明文庙街开设铺店,进行生产,乌铜走银的生产中心从此从石屏转移到了昆明,在云南的工艺品生产中影响一时。产品除销往本省外.还远销香港、澳门等地。

但以后原料不足,生产渐渐凋敝,盛极而衰。

由于战争原因,为了生存,岳氏后人在内的许多人都也迫于生计不愿继承乌铜走银技艺,只剩下在石屏做银匠学徒的昆明人李加汝学会了石屏岳家乌铜走银独特的制作工艺。

1949年后李加汝终于回到他的故乡官渡区小板桥镇,年事渐高的他经过长期观察和考验,在1982年正式收同乡的年轻人金永才为徒,传授毕生绝学给他。

1959年,政府有关部门曾组织乌铜走银器的传人苏继承生产乌铜器的器皿数个,以后又组织艺人在云南斑铜厂生产,昆明工艺美术研究所的艺人杨用宾等人还制作了一些较好的乌铜走银器物,如杨用宾制作的乌铜走银“大观楼”画屏,曾一度陈列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而一些用乌铜走铜制作的文具和工艺品,还多次作为国家礼品赠送国外高级政府官员。20世纪70年代,昆明斑铜厂还进行了乌铜走银与斑铜结合的尝试。一件名为《孔雀冥王》的工艺品上,就有斑铜红、乌铜黑,乌铜上还走有银和金的图案。这件工艺品被轻工部作为国家工艺美术珍品永久收藏。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初期,金永才虽身怀绝技却无处施展。只有慕名而来的港澳台客商向他订做乌铜走银工艺品,乌铜走银就面临着失传的巨大危机。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和民众的目光又一次转向了挽救、保护、传承和发展这些濒临失传的传统绝艺上。

官渡古镇正式于2010年8月20日由政府授牌成立乌铜走银传习馆。传习馆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金有才不仅创办了乌铜走银传习馆,“金李记”的开张意味着乌铜走银开始走向市场化运作化了,面向社会公开招收了5名学员传授乌铜走银制作工艺。已出师的大徒弟李丛仲也在晋宁县创办了铜晋堂,只为了这一绝技有所传承,可以发扬光大。

金永才名不虚传。他曾被授予“云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和“高级工艺美术师”职称。各种荣誉的光环萦绕在他身上。他曾先后荣获“优秀个人”称号;作品《一品香酒器》获云南省工艺美术第四届“工美杯”银奖;作品《倒转乾坤酒器》在第十一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上,获2010“天工艺苑·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铜奖;“吉祥如意香炉”、“佛光普照佛塔”等六件作品被昆明市博物馆长期收藏;《后生求艺笔筒》的作品获2011年“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奖赛金奖;《四季平安花瓶》在2011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获“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银奖;《五福捧寿方鼎》获云南省工艺美术第五届“工美杯”金奖、“天工艺苑·百花杯”金奖;《福寿万代赏瓶》荣获“薪火杯”学员最佳作品奖。《五福捧寿走金银方鼎》荣获2012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

乌铜走银之溯源追踪

溯源而上,看看这项空前精湛的技艺。

乌铜走银最早由滇南石屏传人昆明,至民国年间已成为昆明特产,《续修昆明县志》中的记载“今时能者日众,省市肆盛行”,足可见当时乌铜走银在昆明的流行程度,也可见乌铜走银生产的兴盛。

这些生产者中,最主要的生产者是岳家。

岳氏祖籍石屏,他们是世世代代以此为业。但目前,已经找不到从事乌铜走银加工的岳氏子孙,只是在云南晋宁有两个叫袁昆林和李丛仲的人在继续传承这门绝活。

据袁昆林所说,民国期间,岳氏一家未能幸免于战争引起的大火,当时,唯有岳氏的徒弟袁家和逃脱灾难,并把这项绝技保存下来。袁家和聪颖好学,他不但善于观察,还善于思考,在做学徒的岁月里,乌铜走银的基本加工技艺他已经烂熟于心。灾难发生后,他面临谋生的困难,于是就尝试自己开展乌铜走银加工,利用学徒时所学的技术,并经过他的不断摸索,逐渐恢复了乌铜走银的工艺技术。

后来袁家和把乌铜走银的技术传给了他的儿子袁万里。在袁万里这一辈时,乌铜走银加工也因文革等各种原因,曾一度中断多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又由他逐渐恢复起来。袁万里虽然现在还健在,但由于年龄较大,身体状况不佳,已不能再从事繁重的劳作,目前继承这项技艺的是的他儿子辈袁勇、袁华和袁昆林、袁贵林兄弟四人,其中主要的生产者是袁昆林。

袁昆林住在晋城镇天城门村,天城门是晋城镇一个历史悠久的村落,它坐落于金砂山脚下,据说金砂山是当年古滇国的兵器库,近年曾在其上出土过一些青铜兵器。天城门村距离著名的石寨山也只有3公里多,而石寨山又是古滇王的墓葬所在,那里更是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工艺之精湛,艺术水平之高,非云南其他地区可比,在全国来说都是一支奇葩。

为什么乌铜走银最终能够在晋城天城门村安家,这大概与这里厚重的历史文化不无关系。

乌铜走银作为一种在农耕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间手工艺品,自然也附带着人们的实用精神。

从造型上来说,传统的乌铜走银器皿,都与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烟筒,还是墨盒,无论是花瓶,还是酒壶,都以能作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用具而存在,具有原始的实用价值。从工艺手法上讲,乌铜能够在表面形成一层黑而发亮的氧化膜,这层氧化膜对整个铜器起到了保护作用,从而使得铜器能够更长时间地为人们所用。

乌铜走银是云南特有的手工艺品,它与云南特有的地域文化,和审美情趣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它创于石屏,还是迁居昆明,还是落地晋宁,都没有离开过古滇国的地域范围。

石屏是云南的文化重镇,素有“文献之邦”的美誉;昆明是一省之会,文学之才,技艺之才,无不云集于此;晋宁是古滇国的文化中心,是古滇王的居留地。乌铜走银辗转于三地之间,其中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但也是文化上的必然。晋宁是曾创造了辉煌一时的青铜器文化的古滇国的都会,这里当然汇聚了许多能工巧匠为滇王服务,后来这种青铜文化虽然早早地便在历史长河中灭迹,但作为一种文化,它仍然以工匠作为载体影响着后来的文化直至今天。现在晋宁仍有很多民间匠人,他们以制作各种金银铜等器物谋生,这不免要上溯到古滇国时代。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文化底蕴,乌铜走银才会最后落脚于晋宁。

由于乌铜走银等民间工艺带有鲜明的地域性,为一方人和一片土的产物,所以常被称作“土生土长”,“土特产”。

乌铜走银的冶金技术继承了我国古代铜锡合金术、鎏金术的精华,纹样装饰上则吸收了多种工艺的传统技巧,从而使得乌铜走金银器别开生面,也使冶金艺术上增添了一朵奇葩。

以乌铜走银技术制作的器物,融入了冶金技术、历史、美术、民风民俗以及工匠的情感,是中国历史文化与匠人情感思想的结晶。梅花香自苦寒来,乌铜走银除艺人高超的手工技艺和独具匠心的构思外,更直接地表现了封建社会中士人们的伦理道德和文化观念,并且把审美的情感与道德伦理融合在一起。他们把质朴无华的金属铜、金、银等转化为既有实用价值,又有伦理道德、历史积淀、文化意蕴的艺术创造。乌铜走银器整体上雍容华贵、质朴典雅,历来都为人们所重,民国年间,云南的富商、官吏们甚至把它当作珍贵的礼品送给尊贵的客人。

曲高和寡

乌铜走银作为云南独特的铜制纯手工工艺,距今已经有280多年历史,看尽沧桑,历尽了跌宕起伏。

乌铜是材料,走银是技术,正是由于原材料的特殊性和制作技艺的独一性,使得“乌铜走银”具有了非凡的艺术、收藏、商业价值。

师傅掌握的炼制配方比较特殊,制作都是在晚上进行。一方面天黑可以更好地看到火的情况,从火的颜色判断温度,另一方面,漆黑的夜晚也可以保证乌铜配料的秘方不外泄。

神秘炼制的乌铜,细密的篆刻,独特的走银和“焐黑”,加上所有步骤纯手工制作,使得乌铜走银每一件成品都独一无二而又价值不菲。

到了本世纪时,乌铜走银器已散失殆尽,懂行的中外收藏家也都珍视乌铜走银器,甚至出现千金易得,一器难求的局面。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直到今天袁家会做乌铜走银的信息还鲜为人知,前来订货的人不多,市场前景一般,云南这一独特的传统铜制工艺面临消亡的命运。

冯骥才说:“曾经代表我们民族生存形态的东西已经黯然消逝……无数的一民间老艺人在无声无息地逝去。作为文化的携带者,他们的离开,是一种中国民间艺术的断绝!”

从事该工艺的手艺人,以及乌铜走银工艺本身的传承都处于困境当中。作为传统的自然经济、农耕社会的产物,民间工艺是与特定环境相适应的民族智慧的体现,一件工艺品就是一个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缩影。今天,由于现代工业产品的冲击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正在离我们而去,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和生活正在慢慢消失,民间工艺正在逐渐被边缘化。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原生态民间工艺生存的土壤正在渐渐缩小以至消失。一些主要存在于广大偏远农村的民间工艺正面临绝迹,很多民间工艺也后继无人。

乌铜合金的配方迄今没有公开,这得归功于数代乌铜走银人的守口如瓶。

从工艺美术传承的角度来讲,这种自我保护的做法对于文化的传播没有益处,但从匠人生存环境的角度来讲又无可厚非。乌铜合金的配方是关键技艺,因为涉及到熔点的相伍,关系到“走银“的成功。

此外,乌铜走银工艺从创始至今,所生产器具、花瓶、香炉、如意、首饰、烟具、首饰盒、长命锁等,200多年来未有太大变化,与现代消费脱节,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

当然,它作为一种高端的产品,堪称奢侈品,曲高和寡也制约了它的发展。

古老工艺的生存困惑

目前,分析乌铜走银工艺的生存困惑,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方式

一直以来,乌铜走银都是在小作坊中或是工匠的家中,靠手工生产完成。当年因岳氏全家死于非命,乌铜走银的生产也一度中断。后来虽然由云南老艺人杨用宾反复研究,使乌铜走银工艺得以恢复,但产品质量远不如岳家所制。如今,乌铜走银主要依靠未得岳氏真传的徒弟的徒孙辈们传承着,他们仍继续着传统,主要依靠铁锤、铁砧、煤炉、锉刀、砂轮、錾子、砂纸等一些普通的手动工具进行生产。工匠们虽然能够把这些工具运用的随心所欲,但手工制作乌铜走银器皿还是极花费时间,加上乌铜走银为家传手艺,其中的一些祖训导致从事生产的人数少之又少,因此,使之难以借助先进的自动化生产工具以达到规模生产。

2、销售渠道

过去乌铜走银的生产都是针对昆明的达官贵人,乌铜走银因其在合成乌铜时需加入金,其价格比较昂贵,一般的普通百姓根本无法享受,所以工匠们都是应这些具有显赫地位与经济实力的人邀请,到他们家中为其定做。这些人并非是把乌铜走银器当作日用品进行消费,而是把制作好的乌铜走银器当作珍贵的礼品赠送之用。

前几年,由于乌铜走银的生产数量比较有限,加上了解乌铜走银的人也很少,所以乌铜走银的销售渠道也相对比较狭窄。据袁昆林说,他曾经在昆明开设过一个铺面,其中主要就是销售乌铜走银器物,但销路并不理想,所以他只能停业回家,继续过一边从事农业生产,一边制作乌铜走银的生活。一般来说都是懂得其价值的收藏家到匠人家中进行定做,因此工匠们不用担心自己生产的产品销售问题。

乌铜走银吸引了大量外国人的眼球,许多外国商务人士一旦见到乌铜走银器,就爱不释手。现在随着人们对乌铜走银的关注与了解,加上人们生活也逐渐富裕起来,乌铜走银的销售也逐渐有了好转,有时候,还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这时,少数的几家手工作坊的生产就显得无法满足市场需要了,因而市场上便出现了不少仿冒的乌铜走银器,它们无论是从外形上,还是从做工上来说都离真正的乌铜走银相去甚远。

3、手艺人的经济状况

制作乌铜走银是一项需要投入较多费用的手工艺。由于炼制乌铜的时候需要加入黄金等贵金属,加上其工艺中一些秘不外传的特殊药水也需要投入较多资金,从而使得乌铜走银的原材料价格居高。一件成品乌铜走银器,虽然可以卖上2万~5万的好价钱,但其利润却比较微薄,甚至不如制作普通的金银首饰利润丰厚,因此,袁昆林等人更多地便以加工金银首饰来赚取收益。

相对来说,从事乌铜走银的匠人们在社会中第一位的角色是朴实的农民,袁昆林等手艺人家境并不宽裕,一年到头,他们主要从事的还是普通农业生产劳动,只有在农闲而又有人请他们制作乌铜走银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制作乌铜走银。某一段时间可能会有很多人同时请他们制作,这时他们就会一天到晚忙个不停;而某一段时间也许没有一个人请他们制作,这时他们就只能从事其他的一些手工劳动以获取收益。这样一种隋况下,乌铜走银的活计总量没有任何可预见性,加上工匠们能够投入到乌铜走银当中的资金相对有限,因此他们对经营风险的承担能力比较薄弱,如果他们单依靠制作乌铜走银来获取收益,那么他们的生存将会面临威胁,所以乌铜走银生产也只能停留于家庭作坊的传统模式上,制作乌铜走银也不可能成为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只能是家庭总收入中的一个重要来源。

4、人手不足的限制

一般来讲,历史上某人创造了某一项手工艺绝活之后,他都会制定出一些后人必须遵循的规矩以保证其传承。其中有的规矩比较苛刻,他们规定: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这样一来,可获得学习机会的,往往只限于家庭男性成员。

一直以来,乌铜走银也有自己的祖训,与其他手工艺也具有相似的严格戒条,每一代匠人也都遵循着家庭技艺传承的祖训不变。由于训诫的存在,现在懂得制作乌铜走银的人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从而导致乌铜走银缺乏同行之间的竞争,他们在技艺上没有进步,相反还有所退步,这样乌铜走银也几乎到了不为人知的地步。

现存人们的思想观念虽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再把乌铜走银视为自家的私人绝技,而把它作为一种人们共同拥有的遗产,也希望通过某些手段,可以把乌铜走银做大做强。但由于资金短缺,加之人们对乌铜走银的认识不多,现存的三家乌铜走银生产者,都面临相同的问题:他们每家都只有两三个人会制作乌铜走银,仅依靠他们不可能把乌铜走银做成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如果想把乌铜走银做大,就必须招收学徒,但目前来说,由于资金的短缺,以及人们对乌铜走银的无知,招收学徒对于他们来说比较困难,若是想要招收比较有天分的学徒,那更是难上加难。

乌铜走银技艺的传人之一袁昆林就表示他希望多招收几个学徒,然后把技艺传授给他们,以改变乌铜走银的现状。先前他曾做过几次尝试,但学徒们都是没学几天就自动离开了,目前他依然只能依靠自己以及弟弟的帮忙来维持局面,同时仍寄希望于能够招收到几个徒弟来继承自己的衣钵。

金大师的梦想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乌铜走银传习馆馆长,云南乌铜走银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大师”品牌的创始人金永才,对自家宝贝的传承和发展信心十足。

自2008年他自筹经费开办乌铜走银传习馆以来,每年乌铜走银的销售额都翻倍增长,2009年接近60万,直至2012年时,年销售额已经突破了500万。

“我们的计划是,2014年争取拿下1000万。”金永才不仅敢想,而且敢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年过六旬的金永才不仅仅满足于传统工艺品,他更是把眼光投向了装饰品的高端市场。“春节以后,我们准备推出一批由云南艺术学院的大师专门设计的乌铜走银装饰品,填补在装饰品上的空缺。”而装饰品的突破,正是金永才不断尝试,不断创新,反复试验得出的丰硕成果。

“要打进高端市场,就要提高我们品牌的知名度。”已经拥有“金李记”品牌的金永才非常明白品牌效应带来的益处。“金李记”是银镂,银镂可能有很多家,但“金大师”是独一无二的乌铜走银品牌,“我希望以后说起‘金大师’,人人都知道是乌铜走银。”金永才想通过品牌,把这门古老的技艺一直传承下去。

回忆往昔,当年金永才还是一个倒卖古玩玉器的商贩,他说:“我在云南省内到处跑,认识的很多老艺人,如今大多都不在了,技艺也随他们失传进了棺材,我不能让这门这么好的技艺在我这里断了。”

自从开办乌铜走银传习馆,有了“金大师”,金永才一颗心踏实了,每天在把关乌铜的炼制之余,才有闲心唱唱曲,赏赏古玩。

“物以稀为贵,现在我做的东西,等我百年之后,那升值空间可就大了。”金永才乐观的生活心态和周全的大局把关,使得“金大师”乌铜走银短短几年,被越来越多人熟知,发展前景看好。

金永才还不满足,他又把眼光投向了立体物件。中国人酷爱貔貅,很多客户更希望做出一个貔貅的物件收藏把玩,但是乌铜只能铜片拼接,如今,金永才正在努力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正如在一件器物上同时走金走银,金永才就是能做到把原本的不可能变为可能,不断挑战自我,又不断超越自我。

刘清海是地道的昆明官渡人,也是乌铜走银制作技艺第六代唯一传人,金永才的第三个嫡传弟子,历经“人品”、“作品”、“精品”的三重考验和数年艰苦研习,才得以拜入“金大师”门下。

“下一步,就是打造乌铜走银‘金大师’品牌,挺进国内外奢侈品市场。”刘清海气定神闲地端坐在昆明官渡古镇乌铜走银展览馆,为访客斟上一杯香茗,缓缓说道,“在古玩收藏和工艺美术领域,‘金大师’必定会是一个朝阳品牌。”

寄语乌铜走银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如何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个性,已成为全世界都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对待这个问题当中,民间工艺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是由各地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并传承下来的。它不仅仅是对民族性格的直接表现,而且是民族情感,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载体。

今天,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民族的本土文化受到冲击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无论对于中华民族本身而言,还是站在外国了解中国的角度,民间工艺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情感的载体,它既是民族特征的直接表现,也是民族凝聚力之所在,更是树立我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独特气质的重要方法与途径。

如今,乌铜走银已经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传承,才刚刚起步。

对乌铜走银的传承和发展,我寄予深深的厚望,也怀着深深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