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我们在某个环节上出现了疏漏，虽然逻辑推理很完整，但事实证据上却不足，致使我们面对许守义时也束手无策。

次日，我们又聚集到了刑侦队。

我站在示意图前，用手指着展板说：“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杜笑花身后的那个影子杀手，就是她的亲生父亲许守义。也就是说，一九九八年许守义服刑期间，以假死的方式冒名顶替了真死的王延生，然后以王延生之名提前被释放出来。这一点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那就是许守义的血型。由此可以断定，许守义为了保护其女杜笑花，先后涉嫌杀死了邵威、薛娜、李疯子、张山。这四起杀人案由于时间跨度长，作案手法比较隐蔽，给侦破带来了很大的难处，但再完美的犯罪，也会留下痕迹，可能我们在某些关键的地方疏忽了，现在还没有找到许守义的犯罪证据，大家好好想一想，究竟在哪些方面被我们忽略了？”

周小飞说：“师傅，我有个疑点。我们过去一直认定薛娜是失踪的，而且我们找到了当年负责调查薛娜案子的片区民警，派出所最后也是这么结案的。你现在突然说薛娜已经被杀害，而且又是许守义所杀，依据是什么？”

“昨天我在许守义面前说到这个问题时，就看到了你似乎有异议。不错，派出所是这么结的案，在我们没有查出杜笑花身后的影子杀手是谁的前提下，我也认定这是一起失踪案。但当我推断出许守义就是隐藏在杜笑花身后的影子杀手后，就毫无疑问地确定薛娜已经被害了。原因很简单，许守义的目的是为杜笑花清除障碍，他不是绑匪，不会为了金钱把薛娜卖到深山老林里去。所以，薛娜的结果肯定与凌辱过杜笑花的邵威、李疯子、张山一样，被一刀毙命，她不可能还活着。”说到这里，我的脑子突然闪出了一道亮光——插花刀。然后我问白拥军和周小飞：“你们还记得许守义用的插花刀吗？”

“记得。那几把刀具中，好像没有我们要找的刀。”

“问题就在这里，上次在他的住所里，看到那些刀具中根本没有与张山伤口相一致的，这说明许守义还有三厘米宽、七厘米长的刀，可能就是真正的凶器，被许守义藏到了别处。”

周小飞说：“要是能开出一张搜查证，搜查一次就好了。”

我说：“他要真的藏起来，我就是去搜查也未必能找到。小军，这样吧，那个哑巴不是常到花市送花吗？你们两个盯紧他，等他出来了把他带到队里来，法医老秦懂点儿哑语，到时候让他问一问，看能不能问出些线索。还有，要问清楚四月十九日晚上，许守义有没有外出过。”

他们俩应了一声，就去行动了。我又盯着示意图看了起来，我还是觉得，有什么东西漏掉了，可能就遗漏在了那四个已死的人物中间。我按顺时针的方向推理起来，从二〇〇二年邵威的案子，到二〇〇五年薛娜的案子，再到二〇一二年李疯子的案子，最后推到二〇二〇年张山的案子。我又折回去，按逆时针的方向推理，依次从张山、李疯子、薛娜推到邵威的案子上。我突然发现，薛娜的案子中好像缺少了一个重要环节，丁小军曾找过当年负责薛娜失踪案的办案警察，说薛娜归属于失踪人口，派出所并没有原始档案，只做了销户处理。如果是失踪，自然归属派出所，如果是刑事犯罪呢？薛娜的家人向刑警队这边报过案没有？我的脑子突然一闪，立即上楼去了档案室，想看看我们这边有没有案件的存档。

档案室的小吴问我：“又要调哪份档案？”

“查一下二〇〇五年失踪人口的档案。”

“方队，我们这里没有失踪人口档案，失踪人口都归所在的派出所。”

我还是有些不甘心地说：“你调出二〇〇五年绑架拐卖妇女儿童的档案。”

不一会儿，小吴调出了所有的档案，一共十二期，我逐一查去，果然查到薛娜被绑架的卷宗，上面是这么记载的：

薛娜，女，十七岁，身高一米六五，体重四十四公斤，边阳区中学高中一年级学生，穿天蓝色校服，于七月九日晚七点三十分离家去学校，途中失踪。

事发后的第三日，薛娜的妈妈高秀莲从薛娜换下的旧衣服中发现一张小字条，上面写道：“薛娜，晚上八点在东关树林里见，别让人看到了，谢成。”字条上没有落款日期，高秀莲不敢断定是不是失踪那天收到的，怀疑这可能就是一起有预谋的绑架案，便向公安分局刑警队报了案。我们接到报案后，立即提取了字条上的所有指纹，并由章世杰负责前去边阳区中学开展调查取证，对嫌疑人谢成进行问询，他矢口否认字条是他写的，经过笔迹鉴定和指纹取样核对后，排除了谢成的嫌疑。说明字条是有人冒他之名而为，并非他本人所写。同时，我们对全班四十九名学生的笔迹作了鉴定，亦未发现可疑之人，而且，全班四十九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明。

另外，我们依据字条上提供的地点，从薛娜所住的联安小区到东关小树林依次搜寻，并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附一：报案人依据的小字条。

附二：从小字条上提取的四枚指纹清样，分别是薛娜父母薛长青、高秀莲，还有薛娜本人的。还有另外半枚指纹，非常模糊，电脑辨别不出来。

经办人：章世杰

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七日

我又查看了一下装在塑料袋内的小字条，大概有三指宽，是学生用的作业本中的纸，用圆珠笔书写的，字迹工整，字样虽不好看，却也很老辣，不像学生的字。另一张纸上是提取的半个指纹，很模糊。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这个环节很重要，等我们拿到许守义的指纹和笔迹，交技术科一核对，就会真相大白。

来到章世杰的办公室，我向前辈做了核实。章世杰说：“这个案子虽然过去十多年了，但大致情况我还记得，那个失踪的女孩叫薛娜，是薛副区长的女儿，他们最先向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也花了一定时间和精力进行了寻找，终没找到。后来，薛副区长的夫人从孩子的旧衣服里发现了一张字条，也不好确定那张字条究竟是失踪那天晚上收到的，还是之前约会时用过的。他们怀疑可能是一场有预谋的绑架案。我还询问过，他们收没收到过绑匪的勒索电话或信件。他们说没有。我说，事情都过去好多天了，既然没有收到勒索电话，就说明不是被绑架了。本来像这样的普通失踪案向派出所报过案就好了，我们根本不会立案的，主要她是薛副区长的女儿，薛副区长还向头儿打过招呼，要我们立案侦查，这才违背常规立了案。至于调查过程，档案中记载得很详细，当时我们也不好确定究竟是有人绑架了薛娜，还是孩子自己走失了，报纸上也刊登了《寻人启事》，到头来也没有结果。”

章世杰说完后，问我：“是不是案子有了新进展？”

“现在刚刚有些眉目，缺少的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可能就是你留在档案中的那张小字条和字条上的半个模糊指纹。”

章世杰笑了一下：“你忙去吧，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

我打了一声招呼，就起身告辞了。我知道章世杰是老刑警，不该问的他不多问。

我立即赶往边阳派出所，我知道，刑满释放人员被释放后，都要持释放证到所在派出所备案，重新登记身份和住址。许守义即使是假借王延生之名，也免不了这一程序，那他必然会留下他的笔迹和手印，只要拿去让技术科一鉴定，立马见出分晓。

来到派出所，我调取了许守义以王延生之名填写的备案材料，以及他的签名和手印，立即返回到分局。

在我做完这一切后，白拥军和周小飞也回来了，他们找了一圈儿，没有找到小哑巴。我说，也罢，没有找到就不找了，我现在有了新证据，正在等待技术科的鉴定结果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