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拉肚子一个多月没有药吃。
明铁盖哨卡将在今后的几年里盖一院新营房，我们这些老兵已开始为施工备料，每天到河滩把河谷里的石头搬出来。这些石头都很不规则，可是，在喀什，在塔什库尔干，那些维吾尔族和塔吉克族工匠却能用这些石头砌出非常整齐的墙。山下拉上来的一些水泥堆在哨卡唯一的厕所里。连队不得已在野地里挖了一个坑，用破烂麻袋片遮拦起来当厕所。
就在这些日子里，我每天要十几次到外面“蹲坑”。
哨卡军医只有三个药箱，为数不多的止泻药早被我吃光了。我的肚子每天胀得像一面鼓，还要到河滩里去搬石头。好在年轻，似乎什么病都能抗得住。直到后来，我一天“蹲坑”
三十多次。
最后一次是在中午，刚歇工。我“蹲坑” 回来，只觉得身体发虚，腿软、心慌、烦躁不安。“我要完了吗？” 一阵恼怒涌上心头，我一拳打飞了炉子上的烟筒，挣扎到隔壁屋子———电台室。我哗啦一下推开门。干部报务员吕春波和三个战士报务员正在一边收报一边吃饭。他们惊讶地看着我。“快把指导员叫来。”说完，我挣扎着走回房间。
指导员周启鑫很快来了：“你怎么了？”
“我的脸发麻。”
我想用手摸脸，但手麻了，脚也麻了，一下子栽倒在床。
接着，我的手和腿开始抽搐……军医杨金玉很快跑进来，说：“快！抬到我屋里去。”
他们抬我时，我的整个身子连同脖子都硬了，但头脑清楚。
大家把我放在军医的**。他连最起码的挂**的设备和药物也没有。他找出一把银针，扎在我的合谷、足三里、内关、外关等穴位上。一把针扎完了，我从头到脚全是针。僵硬终于缓解，腰能弯了，手能动了。不久，窗外汽车声响了。
我很快被抬上车，卫生员王小国把我半搂在怀里。司机唐世荣是四川人，与我交情很深。他把车开得像要飞起来。一百多公里山路，他只用了四个多小时。黄昏我们到达塔什库尔干团部卫生队。卫生队队长和几个军医在门口等着。
很快吊上**。在团直步兵连服役的老同学付川闻讯赶来。他后来对我说： “当时把我吓了一大跳，你的脸像藕塘里乌泥的颜色。”
我真正是进了一趟鬼门关，差点把自己扔在雪山上了。
毕竟年轻，第三天我就能下床了。我的那些同乡，有当炊事员的，从厨房“偷” 来猪腿，给我炖汤喝；有的从药房“偷”来葡萄糖液，让我当水喝。第四天，我已经能坐在卫生队门外的塄坎上，晒高原中午的太阳了。
就在这一天，一个女人款款地走来。我之所以注意她，是因为她长得像我中学的一个同学。她高挑身材，微红的浅麦色肤色，端正的鼻子，俊秀而温和的眼睛，一头黑发，梳成一条长辫。
我知道，在这个边防团，一些干部带了家属。她们就住在团部附近的家属院。
王小国第三天就回连队了，接替他的是军医杨金玉。
他是１９６８年的兵，老单身。他的一个同乡在卫生队当司务长，把他安顿在卫生队院子旁边的一间屋子里住。我精神好时，就上他那去看打纸牌。
一天，那个女人又款款走来。杨金玉对我说： “你看见没有，这个女人快要生了。”
“她是谁？”
“后勤处协理员的家属。”
当她从我们身边走过时，杨金玉叹息说： “这些河南人啊！”
“怎么？”
“该把她送到山下去。从来没有一个家属在这里生过孩子，这里没有妇产科。”
“有什么危险吗？”
“怎么没有？这里氧气不够，空气缺乏水分，气压低。”
我知道缺氧的厉害，对干燥也深有体会。自上高原后，我嘴唇就干裂了一道口子，宽到可以把一粒米塞进去。这个口子怎么也无法愈合，直到几年后我退伍回到家乡，才自然愈合。
而低气压可以使正常人的高压降到九十，低压降到六十。我着急地问：“她男人呢？”
“到卡子上检查装备去了。卫生队队长是他们的河南老乡，一个村的。他认为，他有办法在这里接生孩子。”
我不由得为这个女人担忧。
一个上午，那女人被一个黑汉子搀扶过来。她身子趔趄着，从我们身边哼哼不止地走过，进了卫生队的院子，走进队长办公室的套间。
不一会，队长大声喊道：“杨医生，快过来帮忙！”
杨金玉跑过去，帮他们把两张办公桌并在窗户下边，铺上褥子———那就是她的产床。然后，杨金玉走出来，和我们一起在院子里听动静。我认为，应该听到一声婴儿的哭泣，可是，许久没有声音。我们便又去杨金玉屋里打牌。
突然一声女人凄厉的叫喊，吓了我一大跳。杨金玉笑着说： “大惊小怪，这是正常的。” 我们打着牌，女人的叫喊一声比一声紧迫。我们便把牌放下，站到窗外去。一个军医从医护室端出一个消毒盘跑进那间屋子。不一会，他又跑出来，从一间屋子里搬出来一个氧气瓶。
“杨医生，快过来帮忙！”那个军医喊。
杨金玉帮他把氧气瓶推进屋里。“太可笑了，太可笑了。”
杨金玉跑出来时笑着说。
“怎么了？”我忙问。他笑而不答。
那个女人的男人蹲在屋外的塄坎上，双手抱着头。女人的叫喊一声比一声揪心。
开饭了，我们都端着碗，站在院子里吃午饭。
卫生队队长出来了。“有希望，有希望！” 他对女人的男人说。杨金玉端着碗跑过去，边吃饭，边和他交谈，然后走过来对我说：“胎位很正，女人身体好，就是胎儿大了一点。”
女人的叫声突然止住。我以为就要听见一声婴儿的啼哭，但是没有声音。两个军医慌慌张张地跑出来，卫生队队长和他们一起进屋。
“我得去看一下，我得去看一下。” 杨金玉放下碗，跑进屋去。出来时，他紧皱眉头。
“怎么样？”“她力气不够。” “那又怎么样？” “胎儿就要出来了，她一泄气，又缩了回去。” “她不是身体好吗？” “没有力气。” “能动手术吗？” “剖宫产———我们这里没人做过。
以往有人到喀什去做，那都是提前两个月送下山去。”
我想起了冰达坂，想起通过它翻越冰山通往喀什的五百多公里路。
女人痛苦地叫喊。
卫生队队长走出来，手足无措地在门口转了一圈，抹一把脸，他突然果断地又进了屋。
只听他在屋里大声喊： “大家听我指挥，我们大家一起给她加油来！都站好，听口令。我喊一声‘一二，使劲！’ 你们大家都齐声喊‘加油！’”他显然是在对那个女人说：“这时候你就使劲！”
我觉得有点滑稽。
卫生队队长真的大声喊起来： “准备好，一二，使劲！”
屋子里的医护人员齐声呐喊： “加———油！” 接着是女人声嘶力竭的喊叫。
我们觉得可笑。卫生队队长又在喊。杨金玉皱皱眉说：“我得进去看看！我得进去看看！” 他跑进去又很快跑出来，笑得只流泪：“笑死人了！笑死人了！像指挥拔河似的！———队长喊一声‘一二，使劲’，双手就在女人肚子上面的空中往前一推，大家都瞪着眼，齐喊加油。”
我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女人的男人把双手深深地插进头发里。队长仍在声嘶力竭地叫喊。
我身边一个战士说：“妈的！又不是攻打山头！”
女人的声音渐渐弱了，最后一点声息也没有。我们都静了下来，院子里一片死寂。女人的男人紧张地站起来，心慌意乱地往里屋张望。
卫生队队长出来了，满脸是汗，身上的单军衣也湿了。
一种不祥的气氛在我们中间扩散。
太阳已经西斜，炊事班没有做饭的意思。
我们十几个病号，炊事班的人，杨金玉，全都站在院子中间最后的一片阳光里。
太阳完全西斜，院子里不再有阳光。我们绕到院子后面。
那里有一块洋芋地，洋芋正在开花。女人的产房在院子后面的一扇窗户里面，我们都围在窗外。太阳照在墙上，窗玻璃闪着光，那是高原上特制的窗子，为了保暖，玻璃是双层的。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听见了里面的声音。是卫生队队长在给女人做工作：“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似乎是在做准备。稍稍沉默了一会，卫生队队长突然又大声喊： “一二！使———劲！” 大家齐喊加油。女人的叫喊撕心裂肺。
又在冲锋！呐喊声喊成一片，女人在攻一座山头。我们都严肃地站在那里。
突然声音停了。过了好一阵，是女人一声长长的叹息。
很长时间过去了，突然，女人爆发出一声恐怖的叫喊，砰的一声，窗玻璃碎了，女人的一只苍白的手捅了出来。这手摸索了一下，抓住了窗户一条横，横上破碎的玻璃嵌进了她的手心。女人的手还在用力，鲜血唰唰地流下来，淌在窗台上的碎玻璃片上。太阳也照耀在那些碎玻璃片上，微红的光在女人苍白的手下闪烁。
我们都屏住了呼吸。
啪的一声，我身边一棵树的树枝被人扳断了。脚下的洋芋秧子也被踩成了烂泥。杨金玉的眼睛红了。太阳仍在女人手下闪着红光。
“妈的！”有谁骂了一声，带哭腔。我觉得血直往脑门上涌，拧过头，朝病房走去。
这天下午，所有的人都没有吃饭。我一直躺在**，等消息。天黑定后，杨金玉推门进来了，眼圈红红的。“她断气了，是累死的！”他说这话时，并不看我。
这个女人就这样死了。我不认识她，只觉得，她长得像我的一个同学。我觉得她的死胜过战场的牺牲，是在与死神搏斗。我们这些汉子，没有一个人能帮助她，眼睁睁地看着她拼到了最后一息。
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在我的面前坐着的是一位中校。他是来找我现在的一个同事的，确切地说，他是来找我的领导。
他曾经在青海的玉树服役，他的妻子也和他一起在那里生活。
因为同在高原待过，有共同的感受，我向他讲了这件事。
他起初平静地听着，但是到最后，他的眼睛红了，牙齿咬得咯嘣咯嘣响。他冲动地站起来，走了两步，说： “你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转业了，在跑我的工作和老婆的工作。我几十年没在家乡，现在跑起来，有点烧香找不到庙门。我一边这样干，一边感到耻辱！耻辱！”
一接触现实，我的思想立刻钝化。我站起来说： “是的，我理解你的心情！理解你的心情！”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