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连长涂正国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我刚到明铁盖哨卡，没有见着他，我暂时被编在第三战斗班。
一天中午，我正在用脸盆洗衣服，大家说，连长回来了，都跑出去看。我听见营区大门外有汽车声，探头从窗户里看，只见一群老兵奔大门外面去了，又一窝蜂地拥回来，七八个人一起往连部走。
我到哨卡才不过三天，我把那些老兵还没有认清楚，也不知道那里面谁是连长。
我们这个连队很小。虽说是一个连，实际上只有五十来个人。不过是一个排的建制，多配了一个炊事班，一部电台，几个连干部罢了。连、排双重领导，干部和战士的比例是１∶３。
连、排干部双重领导，干部力量强，是因为边防重要；建制小，是因为雪山的给养问题不好解决。
我想连长风尘仆仆地回来，他至少要洗漱一下，休息片刻。然而，只是眨眼工夫，那帮人又从连部出来了。这回我看清楚了，在他们的前面走着一位矫健的汉子。他穿过操场，三两步就跨进战斗班宿舍。
棉布门帘呼啦一下掀开了，连长就站在我的面前。屋里别的战士都唰唰地立正朝他敬礼。我慌忙从脸盆边站起来，两手满是肥皂沫，不知所措。但是，连长抢上一步，伸出双手抓住我滑溜溜的手，使劲握着，用浓重的河南话问：“你是知青？”
我说：“是。”
他笑眯眯地看着我。
这回我看仔细了：三十岁出头的他浑身有一股勃勃的英气。宽肩、细腰，高个子；黝黑的脸膛，高鼻梁；黑刷子一样的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笑一口白牙。不足的是，鼻梁和脸颊之间有几颗不太明显的白麻子。
他问候过大家，又转身到一班和二班去了。他走路是一副标准的军人姿势：胸部挺直，腰收得紧紧的。
看着他的背影，我自以为是地笑笑：“是个带兵的人！”
当天晚上点名，连长重新对人员进行配置。我被宣布调进连部，接替刚刚退伍的文书的职务。
我和连长同住一室。
仅仅只过了三天，一个小个子新兵被调进连部当通信员。
这通信员机灵、聪明、麻利、眼中有活。他能在连长刚刚进门时恰到好处地站起来，顺手接过连长摘下的手枪；也能在连长想要喝水时，恰到好处地把缸子递过去。
连长是一个重军事的人。他是１９６３年入伍的兵，赶上过“大比武” 的尾巴。他们这一茬兵，在军事技术上，普遍比“文革”中和“文革”以后入伍的兵要过硬一些。
连长又是１９６４年学雷锋过来的，他喜欢那些听话的战士。
在这两方面，前一项我做得挺好。我喜欢玩枪，枪玩得很精。但后一方面，我有一点差。有时候，我觉得“乖” 这件事挺妈妈的。
不管怎么说，连长对我还是挺特别。比如说，射击吧，我们都使唤自己手中的枪。实弹射击，打打自己手中的枪而已。
连长什么枪都可以使，步枪、机枪、冲锋枪、手枪，他都要打一打。这是一种嗜好。我使一支五六式冲锋枪，这支枪，我很喜爱。枪是我自己挑的，九成新，标尺和准星我自己校正过的。只要我使我自己的这支枪，便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一次，连长在乒乒乓乓一阵射击之后，在大庭广众之下，摘下腰间的手枪给我，赐我几发子弹，让我向人头靶射击。美其名曰： “在我身边的人，各种武器都要会使。” 这当然令人羡慕。
有时候，他拿一架八倍望远镜，让我拿一架十五倍的高倍望远镜，我俩站在营区门口，朝着塔木泰克山上注视。我们在找黄羊。连长朝对面山上观望一番，说： “那里，就在那里！”
好像发现了敌情。此刻他收腹挺胸，显得威风凛凛。
明铁盖雪山一年中有八九个月是严寒的日子，只有三四个月有一些暖意。每到夏天天气转暖，我们手中的枪支就会因为热胀冷缩发生一些微小的变化。事实上，只要是自己手中常用的武器，这点微小的变化，射击时自己就可以修正。连长却要在每年６月和入冬以后搞两次校枪。每次校正枪支得三四天时间，每天校十来支枪，都是我配合他完成。射击的是他，每支枪至少打三组射击，每组射击打三发子弹。每三发子弹打过之后，我得在胸环靶上找弹着点，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量出偏差距离。之后，再确定校正这支枪的准星。
那几天，我俩要打几百发子弹。我和连长滚得浑身是土。
天气晴好时，我们搞战术演练。
用一天时间，我和通信员捆绑炸药包。我们把一盆炸药分包成火柴盒那样大小的小包，在上面绑牢雷管，安上导火索，在导火索上用刀子切出截面。一盆炸药包百十个小炸药包，端上阵地。躲在阵地的掩体里，我和连长都点燃纸烟。三个战斗班在两边的堑壕里隐蔽好了，连长喊一声“敌机轰炸！” 通信员把小喇叭吹响，战斗班撤出堑壕，钻进防空洞。这时候，我俩用烟头把一个个小炸药包的导火索点燃，掷出阵地，让它们在阵地前沿轰轰轰地成片炸响，营造一种敌机轰炸的气氛。连长喊： “敌机飞走！” 通信员又把小喇叭吹响，战斗人员又进入阵地。刚趴下，连长又喊： “敌炮火袭击！” 通信员又把小喇叭吹响人员又撤走，我们又把小炸药包点燃扔出去……如此反复。
每次搞这玩意，我和连长都有点兴奋。
连长三十二岁了，是河南安阳人。因为他探家，我知道他有家室，除此之外，知之不多。
我知道，安阳有个殷墟。
他的家乡观念非常严重，动不动爱哼几句豫剧。
有一次我俩抬杠。我祖籍山东，生于陕南。在我的出生地，汉丞相诸葛亮安葬在那里，那可是一个著名的军事人物。
连长说： “诸葛亮是河南人。” 我说： “不太对吧，他是山东人。”连长说： “你没有听说过‘南阳诸葛亮，稳坐中军帐’吗？那个南阳就在我们河南哩。” 我知道河南有个南阳，但是我说：“不对吧，他是山东人，后来在湖北襄樊隆中隐居。这个南阳是那里的一个小地名。” 连长的脸红了，说： “我不听你胡说！”
那时候，文艺界已解禁，收音机里唱豫剧《朝阳沟》和《穆桂英挂帅》。在我们边防团，每个哨卡都有一部非常高级的无线电收音机。这种收音机是从日本进口的，可以收音，也可以当扩音机用。非常时期，如果电台坏了，它还可以用来收发电报。我们哨卡这唯一的一部收音机，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就是每天晚上七点，收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哨卡官兵每天这个时候必定集中起来听半个小时广播，以此了解天下大事。除此之外，这收音机基本上是禁止听的。
这部收音机放在连部，就在我床头边的桌子上，我负责管理它。
在高海拔地区，收音机可以收到全世界各种电波。但我除了听中央台的新闻之外，仅限于每天晚上听一会歌曲。那时我最爱听的是《我的祖国》，而军医杨金玉最爱听的是《马儿呀，你慢些走》。我忽然喜欢上越剧《红楼梦》了。这部越剧在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之前，我并没有看过。
连长也爱听戏，他一听就是《朝阳沟》和《穆桂英挂帅》。晚上收音机一打开，如果是越剧，我就占了。但连长很快来了。他说： “我来调调，看还有什么。” 他一下子就调到了豫剧。我本来正听得出神呢，宝玉正在问紫鹃呢，吱扭吱扭几下声音变了，成了银环和栓保的对话。一看连长，他已经躺在**，双手抱后脑勺，不停地点自己脚尖，很享受的样子。
我憋了好一阵子，又调出《红楼梦》。连长气呼呼地站起来，双目瞪着我。但他瞪一会就扑哧一声笑了，凑过来说：“让我再听一会《朝阳沟》。”
都到这份上了，我只有让他。
有一件事，让我开始恨连长并惩罚他。
当初刚到边防团，我是被分配在团直新兵连的，很快被调到第二边防营新兵连。挑选我去的，是第二边防营新兵连指导员吕显忠，他的实际职务却是明铁盖边防哨卡的副指导员。新兵集训结束后，我又被他挑选到明铁盖哨卡。虽然我上了雪山，到雪山守哨卡，但我还是很感激吕显忠。他能挑我，说明他看重我。
吕显忠是刚刚从排长提升为副指导员的，而他当年能从战士提拔为干部，据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边防团文艺宣传队有出色的表现。
吕显忠认为，在孤寂的哨卡，文艺宣传是不可缺少的，它能鼓舞士气，活跃哨卡生活。
看重军事的连长却对这不屑。他认为，既然是军人，在哨卡就要铁下一条心，摒弃温情。他们俩除了互相之间有时候有一点嘲讽之外，我看不出还有什么过节。
那年夏天，吕显忠被调走了，他被调往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托克曼苏哨卡当副指导员。去的地方更艰苦了，职务却没有晋升。
吕显忠是在一个午后走的。走的那天，天上飘着小雪。按哨卡的习惯，即使是一个战士离开，也要欢送的。而吕显忠这个哨卡老兵走时，连长没有组织任何欢送仪式，他让通信员传达命令：所有人员都在室内学习。
吕显忠是一个人走的，他走的时候，像战士一样只带着一个铺盖卷。连长嘲讽地问我： “为何不去送送？” 我看着吕显忠上马，在院子里转圈。他就要离开他待了多年的明铁盖哨卡了，却没有任何人出来招呼他一声。他拧过头，骑马出了营区大门，我就是这个时候冲出去的。我追赶他，几次迎风叫他，待他转过头来，我看见他的眼睛红了，眼眶里含着泪水。
我回到连部看到的是连长的冷眼。
就为这件事，我恨上连长了！我要惩罚他。这肯定影响我的“进步”，但我不管那么多。
我惩罚他，就是不再让他听豫剧。我一直占着收音机，任凭他说破嘴，就是不让他听。连长从愤怒到无奈，从无奈到乞求。我索性把收音机里的电池掏了，压在我的枕头底下。在公众场合，蔑视他的命令，不和他配合。
当我后悔时已经晚了，连长在哨卡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连长是夏天回去探家的，假期未到就回来了。我第一次见连长，他也是探家刚刚回来。那时，他那么精神，那么英姿勃勃。这次探家归来的连长，脸虽然刮得很光，但好像缺了点什么。
边防连干部两年探一次家，一次两个月，连路途算上，来回将近两个半月吧。他们对家的贡献，对家的全部指望，都要在这两个月里完成。
连长这次回来带回来一张照片。这是一张一周岁孩子的半身照，放大到三寸，连长一直把它揣在胸前的衬衣口袋里。晚上夜深人静时，他就拿出来在油灯下看。
连长不再和我抢收音机听戏了。有时候，夜间熄灯哨响过后，我已躺在**了，他还坐在自己的床沿边喝酒，喝的是老白干，用的是搪瓷缸子。在哨卡，除了大的节日，饮酒是边防禁忌。连长喝酒是悄悄的，我假装没有看见。
有几次，他似乎喝多了，黝黑的脸膛红了，两眼充血。他这样喝过酒后，也就睡了。但我一觉醒来，听见有人呜呜地哭，我听出是连长，但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连长有一段心情很好，他把那张照片拿给我看，说：“看，这是我的儿子。”
一个胖乎乎的孩子照片，黑眼睛望着连长，有几分灵气。
后来他干脆把这照片别在自己床头的墙上，以便一进门就能看见。
９月中旬，最后一辆送菜的车到雪山来了，开车的是一名１９７３年入伍的老兵。这个兵有六年军龄了，算是很老的技术兵了。他长得白白的，模样端正。
通常，凡是有司机上山，我都在连部给他支一张钢丝床，让他和连部的人一桌子吃饭，一室休息。
这司机被安排在连部时，连长刚刚操课回来。连长进门时，司机正把连长床头墙上别着的小孩照片取下来，拿在手上看。
连长解下腰带，说：“给我。”
司机说：“别着急，让我看看，像谁。”
连长伸手去拿，说：“给我。”
司机往旁边一闪，对着连长比，说：“看看像不像你。”
连长的眼睛直了。司机却嘿嘿地笑，说： “给你干吗，这是不是你儿子？”
连长说：“你把照片给我！”
司机说：“这是你儿子吗？”
连长怒了，冲上去扭住司机。但当他捏住照片时，司机说：“我让你抢！我给你撕了！”
连长的手软了，求司机说：“嘿嘿嘿，给我。”
司机得意地说：“你夺呀，你咋不夺了呢？”
一句粗话从连长的口中脱口而出： “鸭子毛！” 他使劲把司机摔倒在**，卡住司机的脖颈。
照片回到连长的手中时，司机的脸已变紫了。他差一点被掐死。
连长夺门而出。
“妈的！”司机喘了一阵，坐起来，点一支烟抽。
我不理解连长的愤怒，也不理解司机。
司机突然一声冷笑，对我说： “你知道他为啥探家哩咋就早早回来了？……人家说那娃不是他的。”
我突然一阵恶心，对这司机产生了莫名的厌恶。
我说：“你别胡说八道！”对他虎着个脸。
直到第二天，我对这司机都没有好脸。他开车走时，我没有像对别的司机那样和他言别。倒是连长，礼貌地和他握手。
我此后再没有和连长发生过任何争执。到了夜晚，我主动把收音机打开来放豫剧听。但这一切都晚了，仅仅只过了一个多月，连长就被调离哨卡，调离帕米尔高原了。他到喀什去了，那地方是绿洲，条件好得多。
我再没有见过连长。时光流逝，这个我在边关见到的最有军人气的十足硬汉，他的别样柔情，每想起来，都不由得打动我。
２００１年２月４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