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天，我大病初愈，住在边防团招待所。
我在这里碰见第一边防营的一个同乡，他也是个知青兵，患有脑震**后遗症。他成天都说： “我的头昏昏沉沉。” 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大白菜砸的。”
“大白菜怎么能砸得这么重？”
他说：“大白菜冻住了，那就是一个大冰坨嘛。”
原来，他们从车上卸白菜，别人从车上往下面扔，他在下面接，一棵大白菜正巧迎面砸在了他的脑门上。
我说：“有多久了？”
他说：“半年了。”
我说：“那也不至于这么久还头昏吧？”
他说：“咋不至于？我当时就昏死过去了，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抢救了半天呢。”
他说话很慢，翻着白眼珠子，反应迟钝，好像真的叫大白菜给砸成傻瓜了。
招待所就住着我们两个人，没过两天，他就去喀什检查病情去了。
他走了，第二边防营克克吐鲁克哨卡来了一个战士，和我同住一间屋子。
这是个农村兵，也是我的同乡。他每天到汽车队去，在那些修车的地方，从地上捡些沾满油渍的棉纱团呀、橡皮垫圈呀、破轮胎呀什么的，回来在野地里点着了，用一个铁皮罐头盒烧开水喝。开水里漂着黑乎乎的烟末子。
没过两天，连他也走了。
招待所偏僻得很。团直分队的人白天都要操课。真的是无聊啊！———那么，我只有到塔什库尔干县城去转转了。
团部旁边是一个高地，这里驻守着炮兵连，营区在一个高坡上，被高高的围墙围着。高坡上有阵地，有碉堡、岗楼和炮台，炮台上架着高射机枪。每天早晨，拉水的马车从营区的大门里出来。马儿被圈了一夜，一出大门就拉着水车狂跑，顺着大路从高坡上冲下去，跑过一片洼地，到塔什库尔干河边装水。
这个时候，我正好从炮兵连阵地下边的一条小路走过。我同样要穿过这片洼地，不过，我穿过洼地不是去塔什库尔干河边，而是往正北方向。我顺着小路爬上一道坡坎，从坡坎的豁口爬上去，这就进了街，就算进了塔什库尔干县城了！
塔什库尔干县城比我们老家的一个村镇还小，就是一条三四百米长的土街。
街很宽，很短。沙土铺的街道，街道两边是瘦高的白杨树，两边的白杨树下都有一条半米多宽的小渠沟。夏天，从雪山上引来的融雪水在渠沟里哗哗地流，渠水清澈，水面漂有枯叶。路边的商店里，服务员用铁水壶在水渠里提水烧开水喝。
我一上街，朝左边看，一眼就望到街的尽头。
街上有一家邮局，一家百货商店。百货商店对面有一个被木栅栏围起来的、有着拱形屋顶的两层建筑，据说这是涉外宾馆。我在那里时，边境口岸大部分没有开放，这家宾馆冷冷清清，从来没有见过里面住人。宾馆旁边有一家民族餐馆，它只有一间门脸，那时候吃饭要粮票，里面成天不见有吃饭的人。
再往前走就是县“革委会” 了——— 一院普普通通的平房。
“革委会”后面有一所民族小学。再往前走，有一家民族电影院，电影院前边是一家土杂店。这差不多就是这座县城的一切。
在这座县城里遛弯儿，如果走快一点，点一支烟能走个来回。
塔吉克族牧民有时骑马从街上跑过。听见马蹄声在街头响起，抬头看时，他已经跑到街尾去了。街上只留下一道尘烟。
就是这条小街，在星期天却是军人的乐园。
边防团的人进城大都走的是我走的这条路线。到街上往左一拐，就是邮局。这地方连接着全国的四面八方，军人们的心都搁在这里。
一道双开门进去，两间房的进深，右边是工作台，里面站着两个女服务员，这就是邮局营业全景。
不过，军人最爱去的就是这个地方。大家都来这里买邮票和信封，信也都是从这里寄出去。要紧的是，这里有一个汉族女服务员，这是这座县城里能看到的唯一的汉族女服务员。据说，是一名上海来的知青，嫁给了边防团的一个干部，分配工作时安排在这里。
那时候，没有国宝级这一说。不过，她真的是国宝级的，大家到了邮局，眼睛都往她那边瞅。不过话说回来，维吾尔族服务员和塔吉克族服务员在语言上不那么好沟通，所以要买信封、邮票或咨询点什么，只好找她了。
她似乎不太赏脸，成天把脸定得平平的，对人爱答不理，似乎得了被欣赏疲劳病。
军人们在街上矫健地走着，见了上级标准地行礼。或者扎堆，几个老乡凑在一起找话说。
百货商店里的服务员不是维吾尔族就是塔吉克族，似乎没有男服务员。有趣的是，一个有着维吾尔族和塔吉克族混血血统的女服务员，那模样很特别，像老托尔斯泰的小说《哈泽·穆拉特》插图里面的美人。军人来这里买一些小玩意，或者牙膏，或者指甲刀，或者香烟火柴，或者就是随便转转。
电影院里放映的是维吾尔语电影，一年到头放映不了几部片子。“文革”前的一些影片刚刚被解禁，但是，很少有维吾尔语的。有一段时间，这个影院天天放映维吾尔语版的《冰山上的来客》，这部片子讲的就是帕米尔明铁盖的故事。电影里的萨里尔就是帕米尔，明特尔冰峰就是明铁盖冰峰。我们的老教导员告诉我，拍这部片子的时候，他就在明铁盖，摄制组在明铁盖拍的外景。
他说：“杨排长啪的一声推开的那个窗子，就是你们战斗班的那扇窗子……你们看，是不是？”
我实在太无聊了，就去电影院看维吾尔语版的《冰山上的来客》。这部电影我看过Ｎ次了，现在看维吾尔语的，也不需要翻译。
这天不是周末，街道上很空旷。从电影院出来，我一个人在街道上走。
这是一个大晴天，天上几乎看不见云彩，但天空突然间响起了霹雳———一个炸雷！这在帕米尔高原是少有的。乌云翻滚而来，突然就有大点子雨落下来了。这也是少有的。在帕米尔我只见过下雪，从来没有见过落雨！但这次真正是雨落下来了！铜钱大的雨点，在街上打起一片尘土。我疾走几步，想跑到对面的商店里躲雨。
我跑过民族餐馆，稍稍犹豫了一下，刚要过街，却又返回来，钻进了路边的一间小屋。这么长时间了，我怎么从来没有发现这有一间小屋呢！屋子差不多算个大半间，有十五六平方米吧。屋门外边挂着一个四方牌子，上面写维吾尔语，我不认识。屋里三面靠墙立着书架，门里右边安放着一张三斗桌，后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塔吉克族妇女。
我这人天生和书有缘，嗜书如命，看见书，我眼睛就直了，但我还是把屋里的女主人打量了一下。我见过不少塔吉克族妇女，但多是牧羊女，可这却是一个文化人！她不到三十岁光景，塔吉克族装束：花色头巾，硬壳帽，头巾披下来系在下巴颏下面，把脸颊掩住一点，细呢子面料的黑色紧身上衣，石榴红长裙，脚蹬一双黑牛皮靴。她的穿着与一般塔吉克族妇女相比，算是很精致了。她的模样看上去很乖巧：修长的眉毛，高挺的鼻子，玫瑰色的面颊，小而薄的嘴唇，长睫毛下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开口一说话就露出一口雪白的细牙，一丝微笑挂在嘴角……这和塔吉克族牧羊女相比，差别太大了！一句话，她是个优雅的美人。
她大方地看着我。
我以为我进错门了，打算转身出去，但那几架书牢牢地吸引了我。两年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书。我不由得在室内驻足。我在书架前看了一下，那美人没有赶我走的意思，于是，我判断这是一个阅览室。遗憾的是，一大半书都是维吾尔文的。总算有一个书架上放着汉文书，然而这些书多是《毛泽东选集》、马列著作。什么《怎么办》啦， 《反杜林论》啦，《雇佣劳动与资本》啦， 《共产党宣言》啦，等等。这些书，闹图书荒的时候，我在家乡都认真读过。好不容易看到几本小说，却是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我有点泄气。
“你想看小说吗？”
我吓了一大跳。原来是那美人在说话。她会讲汉语！虽然发音不太准，但还是能听清楚。
我说：“是的，我想看小说。你怎么会讲汉语呢？这是什么地方？是阅览室吗？这里的书能不能借走？”
她说她叫米拉，在学校学过汉语。这间小屋是县文化馆的图书室，她在这里管理图书。
她把那本《艳阳天》拿给我。我说： “我看过这书。” 她耸耸肩，表示理解。
我说：“怎么以前没有看见过这个图书室呢？”
她说：“因为来看书的人少，所以很少开门。”
外面雨停了。过路雨，连路面也没有打湿。
我打算走了。
“你明天来吧，我明天给你拿一本好书。” 当我走向门口时，她看着我的眼睛，突然对我说。
我半信半疑。
第二天我去了，她果然从家里给我拿了一本书———新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许多年前我看过梅益翻译的版本。现在拿在手里的，是所谓工农兵翻译小组合译的译本。书九成新，有插图。书的扉页上盖有“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文化馆”的印戳。
“你拿去吧，看完后还我就是。”米拉说，也不登记。
我在第三天，就把这本书还给米拉了。我又认真地把它读了一次。
米拉看到我来了，就问：“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
“柯察金呀。”
我又吓了一跳：这本书，米拉也读过！她读的是维吾尔文版本的呢，还是汉文版本的？她居然想和我讨论小说！
“柯察金不错。”我说。
“那么，冬妮亚呢？”她说。
“嗯，也不错。”我支吾说。
她好像还要说点什么，却又住了口，似乎担心词不达意。
“我……我想再借一本书。”我吞吞吐吐地说。
米拉说行。但她想了一想，突然扯扯我的军装，说她想要一件军装。
我说：“为啥？”
她说：“穿上神气啊！”
这让我意外。那时候，穿军装还是挺时髦的，能弄上一套真正的军装穿一穿，也是一件惬意的事。但我没有想到，米拉会向我要军装。我疑惑地看着她。
她说： “我想要一件，送给我的弟弟。我弟弟一直想要军装。”
看来她是诚心的。
我非常为难，我们的军装都是有数的。每年到发新军装的时候，都是交旧换新，一套旧军装换一套新军装。我没有答应米拉，但是，我还是想让她借给我一本书。
好几天我都不好意思到图书室去。我终于按捺不住，去后勤处仓库找我的一个同乡，跟他要了一件旧军衣。这样，下次换军装时，我就可以把这件旧军衣交上去。我把自己随身带的一件新上装收拾好，给米拉送过去。
虽然是上班时间，但这天图书室又没有开门。我打问了一下，问清了米拉的住处。民族电影院对面，一段小巷进去，是一片居民区。这片居民区有别于一般塔吉克族人又黑又矮的小土房。整齐的平顶屋白石灰墙面，显得洁净。
我敲米拉的门。
一个民族汉子，看似像个维吾尔人，却是一身汉族干部的装束。他穿着中山装，非常粗鲁地开门见我。
我说：“米拉？”
他非常恼怒地瞪着我。
米拉也出来了。不知为什么米拉很生气。
我有点尴尬，不知犯了他们哪种禁忌。
米拉生气地把我狠狠推了一把。那汉子还上前对我晃了晃拳头。
我也很生气，说：“我把衣服拿来了，我想借一本书。”
米拉把衣服接过去，看了一下，又扔给我。
我不知道米拉为何又改变了主意。我给她衣服，只不过是想跟她借一本书而已。
我非常懊丧地走了，那汉子站在门口瞪着我。然而，就在我要拐出小巷的时候，米拉突然又追上来了。她仍然气呼呼的，把一本书塞在我的手里，转身而去。
我真不理解这个塔吉克族女子，在这短短的一刻钟里，一会出太阳，一会落雨。
也许是我不该到家里来找她吧。他们忌讳这个？
不过，转过街角我就高兴了。我看看书，是一本《呐喊》。虽然我在十三四岁时早已读过《呐喊》了，并且在家乡收藏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呐喊》版本，但我对《呐喊》是百读不厌，何况在这无书可读的时候。
这毕竟是我最喜爱的书中的一本啊！
我没有来得及读这本书，就要离开这座县城了。这天傍晚，明铁盖哨卡的司务长到招待所找我，说明天有一辆卡车往哨卡送菜，让我晚上和他一起去装车，第二天一早，和他一起回哨卡去。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出发了，虽然我惦记着给米拉还书。
我再也没有机会到县城去。
我再到边防团团部是一个晚上，又住在团部招待所。不过，那已是我在帕米尔的最后一个夜晚了：我走进了退伍兵的行列。我在招待所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天不亮，又出发了。我乘坐着大卡车，随车队离开边防团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当车队从县城路口边经过时，我曾经一闪念：我这里还有米拉的一本书没有还呢。
我的书架上现在有两本《呐喊》。一本是我上初中时收藏的，１９５２年版本，紫皮封面，竖排字；另一本就是米拉塞给我的那本，１９７６年版本，横排版，扉页上盖有“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文化馆”的印戳。
我有时翻一翻这本书，想起它的来历。
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