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权力决定百姓的生死，决定官员的升迁，决定官司的输赢。而不是规则，不是法律。于是，大家一致崇拜权力，服从权力，依照潜规则办事！
一桩人命大案，就这样摆平了
上一讲我们讲到，朱仝和雷横奉县令之命来宋家庄捉拿宋江。
县令也应该知道，朱仝也好，雷横也好，都和宋江好。他们会不徇私情，尽职尽责去抓捕宋江吗？
到了宋江家里，朱仝先把住前门，要雷横先进去搜。雷横搜了一遍，没有。朱仝又要雷横把住门，他一个人进去再搜一遍才放心。
如此煞有介事，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骗住了在场的所有人。
宋太公道： “老汉是识法度的人，如何敢藏在庄里？”
朱仝道： “这个是人命的公事，你却嗔怪我们不得。”
太公道： “都头尊便，自细细地去搜。”
朱仝道： “雷都头，你监着太公在这里，休教他走动。”
宋太公需要看着吗？朱仝是利用宋太公拴住雷横，然后他来房里会宋江。
他心里早就有数，知道宋江一定藏在家里，而且，他还知道宋江藏在哪里。
宋江曾经对朱仝说过： “我家佛堂底下有个地窖子，上面供的三世佛，佛座下有片地板盖着，上面压着供床。你有些紧急之事，可来这里躲避。”
朱仝走进佛堂，熟练地揭开地板，下面有个绳头，一拉，铜铃声一响，宋江从地窖子里钻将出来。一见是朱仝，吃了一惊。
但是，朱仝不是来抓捕他的，是专为会他、帮他出主意的。他劝宋江赶紧逃走。朱仝道“：兄长可以作急寻思，当行即行。今晚便可动身，切勿迟延自误。”
宋江道： “上下官司之事，全望兄长维持，金帛使用，只顾来取。”朱仝道：“ 这事放心，都在我身上。兄长只顾安排去路。”
宋江谢了朱仝，再入地窖子去。
朱仝、雷横两人又回来，告诉县令没搜着宋江。县令顺水推舟，一面申呈本府，一面动了一纸海捕文书。县里有那一等和宋江好的相交之人，都替宋江去张三处说开。朱仝自凑些钱物，把与阎婆，教不要去州里告状。这婆子也得了些钱物，没奈何，只得依允了。朱仝又将若干银两，教人上州里去使用，文书不要驳将下来。
一桩人命大案，就这样摆平了。
是什么东西帮宋江摆平的呢？
两个东西：
第一，银子；
第二，人情。
一个反证是，唐牛儿一没银子，二没人情，本来没什么事的他，反而被问成个“故纵凶身在逃”，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
这件案子从头至尾，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一个遵纪守法的？
不甘心碌碌无为，心中早有一个梁山先看宋江。
我们前面讲到，宋江对何涛不义，对县令不忠。其实，宋江岂止是对上司不忠，他还不忠于自己的职守。
他不但忘记自己的职守，给晁盖送信，甚至对自己不认识的强盗，他也没有哪怕是出于职业上的拒绝。
宋江报信到晁盖庄上，晁盖道： “七个人，三个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财自回石碣村去了；后面有三个在这里，贤弟且见他一面。”
你看晁盖对宋江，毫不见外，毫不防备，毫不隐瞒。
那么，对于晁盖让他见见这些犯了弥天大案的江湖大盗的邀请，作为押司的宋江是什么态度呢？
他还是毫不犹豫，马上来到后园与他们相见！如此紧急的情形之下，宋江还要见见这些江湖豪杰，可见他平时对这些人物，确实可以做到不失礼。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他的心目中，有法度观念吗？
要知道，此时，见不见这些江湖大盗，性质是不一样的。
不见，表示道不同不相为谋。
见了，表示大家是一伙儿了。
这是一个态度问题，也是一个观念问题。
宋江这一见，我们就知道，在他心目中，在强盗和良民之间，是没有是非之分的。
不但宋江私放晁盖，私见众强盗，他自己心中，也有一个做贼、做盗的潜意识。
从哪里能看出呢？
从他家的地窖子，从他与父亲断绝关系的执凭文书。
我们可以这样想：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谁会在自己家里预先挖一个地窖子，以备将来藏身呢？
一个被称为“孝义黑三郎”的人，怎么会预先和父亲断绝关系呢？
我们知道，刘唐传书之后，宋江心中就有一个梁山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在梁山之前，他早已有了一个地窖。
会在家里挖地窖的人，一定会在国里营造梁山。
置王法于度外，站在兄弟一边
再看朱仝。
抓捕晁盖时，时知县派朱仝、雷横点起马步弓手，并土兵一百余人，就同何观察并两个虞候，作眼拿人。时知县哪里知道，这朱仝、雷横竟然又是晁盖的兄弟！而且，这两个人，在面临人情与王法的选择时，与宋江一样，几乎是一点犹豫都没有——置国家法度于度外，站在兄弟一边！
到了晁盖庄外，朱仝有心要放晁盖，故意让雷横去打前门，他在后门网开一面。这雷横亦有心要救晁盖，于是又故意大惊小怪，呼喊叫嚣，雷声大雨点小，要催逼晁盖快走。你看这雷横，是抓贼还是纵贼？
朱仝更是出格。晁盖、公孙胜听得雷横在前门大呼小叫，舍命只顾杀出后门。朱仝当面拦住，却虚晃一闪，放开条路，让晁盖走了。
晁盖叫公孙胜引了庄客先走，他独自押着后。朱仝也支转雷横和土兵，独自一人跟在晁盖后面。晁盖一面走，口里说道： “朱都头，你只管追我做甚么？我须没歹处！”
你看这个盗匪对警察说的话，晁盖不理解为什么朱仝要如此追他，说明在他的意识里，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抓他是朱仝义不容辞的职责！
再看警察对盗匪说的话。
见后面没人，朱仝对晁盖说道： “保正，你兀自不见我好处。我怕雷横执迷，不会做人情，被我赚他打你前门，我在后面等你出来放你……你不可投别处去，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
作为警察的朱仝，不但不抓晁盖，反而形同护送。
不但护送逃走，还出谋划策，告知晁盖去梁山泊安身。
他的这番话里有一个关键词：人情。不会做人情是不好的。
会做人情才是做人的基本准则，而不是恪尽职守。
朱仝四个月前放了晁盖，四个月后，又放了宋江。
四个月前，他劝晁盖逃跑，并给他指明上梁山的路；四个月后，他又帮着宋江出主意，选择要去投奔的地方。
谁还在信任法律，遵纪守法呢？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当朱仝声称要进房子搜捕宋江时，把宋江藏在家里的宋太公信誓旦旦地说： “老汉是识法度的人，如何敢藏在庄里？”但是他真的是懂法度吗？
从晁盖等人智劫生辰纲，到宋江怒杀阎婆惜，一件惊天大劫案，一件人命案，在所有的涉案人员里面，从盗匪、凶身到缉捕人员，有一个识法度的吗？有一个奉公守法的吗？有一个在内心里还维护法律、尊重法律的吗？
晁盖是保正，却交通强盗，成了强盗头子；吴用是私塾先生，教圣贤书，育人子弟，却毫不犹豫甚至主动加入大盗集团并成为核心成员；
甚至，连公孙胜这样讲究修行的人，都为了劫生辰纲而千里来投；普通百姓阮氏三兄弟，对梁山强人不但不恨不怪，反而非常羡慕。
吴用来拉他们入伙一起打劫生辰纲，他们不但不怕、不犹豫，反而感激涕零……
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在宋江报信下面，假托一个学究，赋诗一首，讽刺晁盖和宋江：
保正缘何养贼曹，押司纵贼罪难逃。须知守法清名重，莫谓通情义气高。
爵固畏鹯能害爵，猫如伴鼠岂成猫。空持刀笔称文吏，羞说当年汉相萧。
晁盖是乡里保正，保正乃一保之长，负责一乡的治安等，可是这个晁保正却在家里养起了贼曹；宋江是押司，押司是办理有关狱讼文书的吏员，可是这个宋押司却纵贼逃脱法网。猫与老鼠做朋友了，猫还能叫猫吗？所以，作者感叹：守法清名要看重，江湖义气要不得啊！
又有一诗讽刺朱仝：
捕盗如何与盗通，只因仁义动其衷。都头已自开生路，观察焉能建大功。
我们当然可以批评这两首小诗太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了，但它确实指出了一个事实：从晁保正，到宋押司，到朱都头，这些地方上到县级的治安人员，都玩忽职守，官匪勾结。更糟糕的是，他们这样做，并不觉得自己是错的，反而觉得自己够哥们儿，够义气，是好汉。
如果从梁山事业上来看，没有宋江，没有朱仝，就没有晁盖等人上梁山；没有晁盖等人上梁山，就不会有后来梁山的事业。所以，站在梁山的立场上，我们也可以说，宋江确实是梁山的始作俑者，是梁山事业的开创者。
梁山事业从此蒸蒸日上，红红火火，这是谁之功？
答案是：宋江、朱仝。
换一个角度，梁山从此成为国家的心腹大患，这是谁之罪？答案也是：宋江、朱仝。
这些都是下级胥吏、江湖游人、普通百姓。朝廷命官又怎样呢？
县令时文彬，是被《水浒传》作者特别称赞的好官，说他是“为官清正，作事廉明，每怀恻隐之心，常有仁慈之念”，乃是一个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就是这样的好官，为了他要好的宋江，一再拖延抓捕，甚至蓄意移花接木，嫁祸于唐牛儿。在他眼里，国法的尊严又何在？
我们在读《水浒传》的时候，因为我们站在宋江一边，希望宋江逃脱法律的惩罚，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县令真好。但是，从阎婆的立场上，从无辜的唐牛儿的立场上来看，这个县令又怎样呢？
试问，堂堂大宋，谁还在信任法律，谁还在遵守法律，谁还在依法办事？
受害者冤沉大海，加害者逍遥法外这个国家怎么了？这个朝廷怎么了？为什么总是轻易地就让人放弃了对它的忠诚？
事实上，当朝廷被蔡京、高俅一伙把持的时候，朝廷就在天下人面前失去了道德的高度。一个没有了道德高度的朝廷，无法维持人们对它的基本忠诚。
而当人们因为蔡京、高俅而迁怒于朝廷的时候，国家的权威就承受了巨大的损害。而国家权威的丧失，人们对法律权威的漠视，又反过来损害了所有国民的利益。
这是一个怪圈。
这很糟，但还有更糟的。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宋朝，整个封建社会都是如此。
《水浒传》反映的，是古代中国的普遍情形。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还有更糟的，不守法度的不仅仅是我们上面列举到的小说中的种种人。《水浒传》作者也是这样的观念。他对这些不守法度的人和不守法度的现象，不是批判，而是赞赏！
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学，也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还有更糟的。不仅《水浒传》作者是这样，《水浒传》读者也是这样！
从古至今的广大的《水浒传》读者，对这些不守法度的人和不守法度的现象，不是否定，而是赞赏！
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是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具有比较完备的刑法和民法的国家。
但是，我们从《水浒传》及其衍生的种种文化现象中悲哀地发现，如此漫长的法制历史，却没有培养出国民对于法律的基本信仰。为什么？
因为权力。在中国古代，权力才是中国封建社会真正的操控者。
是权力决定百姓的生死，决定官员的升迁，决定官司的输赢。
而不是规则，不是法律。
于是，大家一致崇拜权力，服从权力，依照潜规则办事！
我们要注意的是，在这两场大案里面，真正的罪犯，一个也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他们全部逃脱了。晁盖等人跑了，连已经被捕归案的白日鼠白胜也被吴用使银子救了出来。宋江也跑了。
这充分说明，法律是可以规避的，就看你是否付得起逃避法律的各类成本。比如用来打点和行贿的钱财，人际关系成本，等等。
晁盖付得起这个成本，他有宋江、朱仝、雷横等人情资本。所以，他逃脱了法律的惩罚。
宋江付得起这个成本，除了他平时用银子积累起来的人际关系成本外，他对朱仝说：“上下官司之事，全望兄长维持。金帛使用，只顾来取。”
所以，他也逃脱了法律的惩罚。
唐牛儿付不起这个成本，他既无现时的银子，又无过去积累的人脉。
所以，他就成了替罪羊，几乎是代替宋江，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你付得起这个代价，你就无须在乎法律。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社会里，总有人无法无天，因为他们有权、有势、有关系、有钱。
二是法律成为法门。
什么法门？相关人员敛财的方便法门。既有人拿钱买法，相关人员就可以卖法。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社会里，总有人以权谋私，权力寻租。
结果是，一件案子涉及的三方——受害者、加害者、执法者，变成了这样的三方——受害者、付钱者、收钱者。
我们发现，法律没有了。法律哪里去了？
帮收钱的执法者数钱去了。
受害者冤沉大海。加害者付了钱逍遥法外。执法者收了钱中饱私囊。
刘唐传书，其中有计
回到宋江的命运上来。
宋江逃走了。
随着宋江离郓城县越来越远，他离梁山越来越近了。
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却也是宋江自身性格的必然结果。
他曾经是八面玲珑的县级小吏，但是骨子里，他却是包藏雄心、头角峥嵘的豪杰之士。
无法想象他这样的人，会一辈子做一个押司，每日处理无聊而烦琐的来往公文，直至英雄老去。
尤其是刘唐传书以后。
刘唐传书，是改变宋江人生轨迹的一个大关节。
这绝不仅仅因为刘唐带来的那一封书信，给宋江带来了杀人之祸，把他推离了原先的生活轨道，这里面还有更大的更深层次的心理上的推动。
实际上就有人认为，刘唐传书，乃是吴用的一个阴谋，其目的就是逼宋江上山。这个说法太令人震惊了，有这回事吗？
提出这个惊人见解的学者是我非常尊敬的《水浒传》研究者马幼垣先生。
马幼垣先生曾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刘唐传书的背后》。他认为，吴用派刘唐给宋江送感谢信，送金子，其目的绝不是简单地表达感谢，而是另有更大的目的。那就是故意拖宋江下水，逼他上梁山。
马幼垣先生是这样分析的：
首先，刘唐的外形易于被人认出——他头上有一撮红毛，人称“赤发鬼”，并且还曾经被雷横及其手下土兵捕捉过，而他却并不很认识宋江。
为什么？因为他和宋江见面，就是在晁盖庄上，宋江来送信，匆匆忙忙给大家拱了拱手，转身就走，谁也没看清他，更不要说事后的印象了。
郓城县很多人认识刘唐，他又不认识宋江，派他来送信送金子，危险可想而知。刘唐来到郓城县，还在县衙前探头探脑，东张西望，很容易被刚刚发生过大案因而高度警惕的郓城县捕捉。
吴用就是想——
第一，不惜牺牲刘唐，让宋江暴露，逼宋江下水。
第二，即使刘唐不暴露，宋江也一定会留下书信，而这封详细表达感谢的书信或许会落入他人之手，给宋江带来麻烦，让他暴露。
我觉得，马幼垣先生的这个推论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在情理上却有些过分了。
我觉得他的推论对了一半：吴用确实想拉宋江上山，但不是用什么计策让他暴露，逼他上山，而是无论在信中，还是让刘唐传话，都极力描述梁山的兴旺，晁盖等众兄弟的得志，以此吸引宋江上山。至少给宋江一个深刻的印象，在他的心里埋下一个大大的伏笔。
这个目的，吴用还真的达到了。
我们来看看刘唐对宋江说的话。
刘唐道： “晁头领哥哥，再三拜上大恩人。得蒙救了性命，见今做了梁山泊主都头领。吴学究做了军师，公孙胜同掌兵权。林冲一力维持，火并了王伦。山寨里原有杜迁、宋万、朱贵，和俺弟兄七个，共是十一个头领。见今山寨里聚集得七八百人，粮食不计其数。只想兄长大恩，无可报答，特使刘唐赍一封书，并黄金一百两，相谢押司，再去谢那朱都头。”
你看，刘唐说的，全是山寨的兴旺发达。
信里又写了什么呢？
后来阎婆惜看了，发现“上面写着晁盖并许多事务”。你表示感谢，何必写着梁山的许多事务？
可以想见，这许多事务，不外乎就是描述山寨的兴旺气象，让宋江感觉到，那是一个可以大干一场的地方！
马幼垣先生非常正确地指出，如果仅仅为了表示感谢，为安全计，叫刘唐口头表达即可。即使吴用觉得有封书信才够礼貌，也尽可以十分含蓄，简函一纸，“日前承助，功同再造，铭感不在言宣，详情容来者面陈不赘”即可。何必来一封总报告式的长信？
马幼垣先生的答案是：吴用寄望于这封信落入他人之手，让宋江暗通梁山之事暴露，逼宋江上山。
是这样吗？
我觉得马幼垣先生的这个推想太大胆了。
第一，这封信落入他人之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宋江是个极其谨慎的人。宋江看完之后，当时就想烧掉，只是碍于刘唐的面子没有付诸实施。送走刘唐，宋江正要回到下处烧信，却又被阎婆撞见，后来信件落入阎婆惜之手，非常偶然。吴用总不至于把希望寄托在偶然事故上。
第二，宋江即使暴露，也未必有机会上梁山，也未必就会上梁山。
后来宋江杀了阎婆惜，亡命江湖，柴进庄园、白虎山、清风山，一一去过，就是没有去梁山。
我的答案是：吴用的真正目的，是让宋江读完此信后，对梁山产生向往之情，诱宋江上山。
我的答案马上就应验了。
宋江收了信，金子却推来推去，只收了一条，一起插在招文袋内。然后慌慌张张地送走了刘唐，自慢慢行回下处来，一边走，一边肚里寻思道：“ 早是没做公的看见，争些儿惹出一场大事来！”
这是惊吓的。但是，与此同时，他又在想：那晁盖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
这里面有多少暗中的羡慕啊！面对着以前兄弟的“大弄”，自命不凡的宋江，胸中顿起波澜。
流亡之路，直通梁山
宋江是一个有着强烈的自我价值实现欲望的人。
根据马斯诺的五个需求理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应该说，家属地主，又在郓城县做个押司这样的小吏，他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都没有问题，以宋江的智慧和能力，他也获得了广泛的尊重和爱戴。
但是，押司这样的一个身份，无法满足他的自我实现的需求。
押司，宋时办理文书、狱讼的地方胥吏，在官员指挥下，负责处理具体政务，特别是经办各类官府文书的低级办事人员。他们主要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的平民，在身份上与一般经科举入仕的官员截然不同，政治、社会地位都相当卑下。而且，在唐以后，逐渐严格区分官、吏，一个人一旦做吏，一般情况下就不能再做官，所以，宋江实际上已经自断前程。
但是，他这样的人，让他一辈子屈沉吏员，他是不能容忍的。
所以，晁盖现在呼风唤雨、统御众多头领和七八百喽啰的风光，触动了他心中隐藏很深的那根弦。
吴用为什么派刘唐给宋江送信送金子？
那就是告诉宋江：我们现在位尊而多金。比下级小吏如何？
宋江果然心中波澜顿起。
现在，他已经在流亡的路上。
而这条路，却通向梁山。
我们暂时还看不出，宋江自己也未必知道，但是，事实会证明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