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遗产和优良的传统。中国史学又有生生不息、不断进取的活力。这是中国史学的两个突出的特点，也是它的两个突出的优点。
当中国历史进入20世纪的时候，中国史学没有故步自封，没有落后于时代，而是与时俱进，进行从未有过的深刻的变革和勇敢的创新，百年之中，为中国史学写下了艰辛而辉煌的一页。回首百年，我们可以用变革和创新来概括中国史学在20世纪所走过的历程；我们可以通过对于这百年之中涌现出来的一些史学名著的阅读和评价，重新凸显出史学家们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和留下的足迹。这历程，这道路，这足迹，对于后人来说，是宝贵的财富，也是前进的动力。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变革，主要表现为历史观的变革和史学方法的变革。19世纪末，西方进化论传入中国，对中国社会思潮产生巨大的影响。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这是在进化论指导下的“史界革命”的两篇宣言。以此为标志，中国史学走上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之路。梁启超开其先声，响应者纷纷而起，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新史学”思潮，其影响所及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如顾颉刚在1945年讲到“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时所说：“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2]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人们都认为“历史是退步的”，这一点顾颉刚讲得不全面；但他认为西洋新史观即进化论传入中国后，“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应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历史观的变革还有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中国，引发了中国史学的革命性变革。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家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从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到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等，唯物史观在理论上和历史研究的运用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以后，唯物史观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指引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3]这样的历史观引入中国史学，必然促使中国史学发生革命性变革。翦伯赞称赞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说：“在中国开始以史的唯物论把历史来作系统研究的，要算是郭沫若……由于他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从物质基础上去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乃至意识形态，所以他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是有其相当贡献的一个人。”[4]翦伯赞所著《历史哲学教程》，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著作，对于系统地阐明唯物史观，发挥了重大作用。20世纪60年代，他撰写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也正是他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做系统研究而概括出来的理论原则，至今不失为名作。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是一个发挥创造性的学术研究过程。侯外庐在晚年为《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所作的“自序”中，讲到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在半个世纪中对中国社会史、思想史进行研究所总结出来的治学路径和恪守的九条原则，可以看作是发挥这种创造性的典范之一。
尽管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也曾经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也曾经被简单化、教条化以至被曲解，在一定时期内使中国史学的发展受到了损害，但是，我们应当相信和尊重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理论界已深深扎根。所谓历史观的变革，这是最突出的标志和最重要的成就。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变革，在史学方法上也非常突出。胡适、梁启超是强调史学方法的极有影响的人物。胡适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核心是强调“材料”和“证据”。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不仅对史学方法有比较系统的和具体的阐述，而且广泛地涉及历史研究的一些具体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对其做了三重证据的概括以及他本人的实践和以诗文证史的方法。陈垣在年代学方法、史讳学方法、校勘学方法、目录学方法、史源学方法等方面多有建树。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中着重指出：“过去的乾嘉汉学，诚然已具有科学精神，但是终不免为经学观念所范围，同时其方法还嫌传统，不能算是严格的科学方法。要到‘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甲骨文和金文经过科学的洗礼，再加上考古学上的其他发现，便使古代文化的真相暴露了出来。此外如新的考据论文，多能揭发各时代历史的真相，而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这都是科学方法之赐。”[5]这里讲的“科学方法”，归结起来，一是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的结合，二是对史料的系统整理，三是考证论文着意反映时代面貌。这些都符合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所论，是为20世纪的新历史考证学派的特点。
当然，史学方法的变革，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从唯物史观本身来说，它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李大钊所说的唯物史观的两个“要点”，翦伯赞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中提出的“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怎样对待发展观点”，“怎样对待全面观点”，“人民群众与个别历史人物”，“政治、经济与文化”，“理论、史料与文章”等问题，侯外庐总结他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等等，多是理论中包含着方法，方法中反映出理论。这种同理论紧密结合的方法，对于史学变革所产生的作用更有力、更深刻。
20世纪又是中国史学创新的百年。这里说的创新，主要是在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方面，同时还在于表现形式方面。专史、断代史（含朝代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国别史、区域史、中外关系史、中西交通史、人物传记，以及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历史理论等，都有许多论著面世，可谓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成果层出不穷，同19世纪相比较，其面貌变化之大，实不可同日而语。在表现形式方面，自夏曾佑在20世纪初以章节体写出《中国古代史》后，这种章节形式逐步成为20世纪中国史书的主要体裁。这种体裁一是容量大，二是便于表现史家撰述旨趣、发挥史家见解，三是普及性强。当然，由于历史内容的丰富，随着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的扩大，也要求史书在表现形式上多有一些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源于中国史学传统体裁，另一方面是借鉴外国史书表现形式。中国史学传统体裁如综合体（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都有广泛的采用，并根据史书的内容而有所变通、改造和创新；外国史书在版式设计、标目、注释、图的利用等方面，也有不少可以参考的地方。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丰富了20世纪中国史书的表现形式。这种趋势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显得尤为明显。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变革与创新，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所谓内在原因，是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从司马迁到《文心雕龙·史传》篇，从《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到刘知幾《史通》，从《通志》总序到吴缜，从胡三省到李贽、王世贞，从顾、黄、王到章学诚，从魏源到黄遵宪，从梁启超到王国维、陈寅恪，从李大钊到郭沫若、翦伯赞，从黎澍到白寿彝，等等，总是从史学本身不断提出革新的要求，反映了中国史学具有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所谓外在原因，主要是指客观历史、社会环境对史学的影响、要求和推动。这在近代以前固然如此；近代以来，由于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处于极大的震**和动乱之中，从而对史学的影响和要求，除了带着一般规律性的作用之外，更产生了某种特殊的作用，救亡图存、爱国主义成为史学的主要政治倾向，中国史学同国家、民族的命运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外国史学（主要是西方史学）不断输入中国，同中国史学自身要求变革的趋势相结合，形成了20世纪中国史学巨大变革的浪潮，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尤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伟大国家，中国史学有可能在新的形势下得到健康的发展。在经历若干误区和曲折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史学继续变革、创新的趋势，在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都具有了更大的活力。最近20多年中国史学的发展，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期，这就是：积蓄力量，走向世界。
河北教育出版社致力于历史类著作的出版，成绩斐然，为学术界所称颂。2000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收录33位史学家的50部著作，恰在世纪之交面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史学巨大变革和锐意创新的面貌与诸多成就。中国人民大学戴逸教授为这部丛书作了长篇“总序”，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特点、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做了精辟的阐述，对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也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凡收入这部丛书的史学名著，又都有学者和专家撰写了“前言”，对作者及其著作做了简要评价（按：内中陈寅恪著作三种，遵照作者后人意见，免作“前言”）。“总序”和“前言”对于读者阅读和研究无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为了更加便利于读者对《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各方面的了解，回眸20世纪中国史学家们在变革与创新的道路上留下的足迹，进而加深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变革与创新之历程的认识，我们把“总序”和各书“前言”汇编成册，题为《中国史学的变革与创新——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以飨读者。
诚然，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不可能把20世纪所有的中国史学名著都包括进来，这是我们早在编纂工作起步时就已经认识到了的，也是广大读者今天可以理解的。因此，读者朋友对这本《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自也不会责全求备。我们热切希望，在各方面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能够有机会编纂《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续编，那时“叙录”自然也就会有姊妹篇了。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1] 原载《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页。
[3]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9页。
[4]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绪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7页。
[5]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