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国内、国际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和更新，造就出众多著名史家，产生了许多史学名著，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写下极其光辉的一页。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相来看，一般地说，史学名著的产生是跟一定的史学思潮相联系的。具体地说，凡一种有影响的史学思潮，大都会有反映这一史学思潮的代表作；反之，凡一种史学名著，总是集中地反映了某一史学思潮。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思潮、学派很多，而影响较大的有“新史学”思潮、新历史考证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
“新史学”思潮发端于20世纪初，延续至20世纪40年代。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新史学》，是为这一思潮的滥觞，章太炎、夏曾佑、陈黻宸、朱希祖、何炳松等起而呼应。《新史学》在批判“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二病”的基础上，着力于“史学之界说”，提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的崭新命题。梁启超以进化论为武器，倡言建立“新史学”，对推进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历程，产生了重大作用。不久，夏曾佑写出了《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30年代改称《中国古代史》），即“新史学”的最早的产品之一。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写出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是了解、研究学术史和史学理论不可不读之书。
如果说“新史学”思潮主要是在新史观即进化史观的驱动下滋生起来的话，那么新历史考证学除了受进化史观的驱动外，还直接受到地下出土文献的推动以及西方自然科学方法的启迪。王国维是新历史考证学的开山，他在利用卜辞、金文、简牍、写本研究殷周历史和汉唐历史方面，有重大的成就。他在1921年编纂刊行的论集《观堂集林》，是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进入新里程的界碑。其中尤其是他关于殷周历史的研究，有许多名篇，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等，在历史认识上和研究方法上都是开创性的大文章。1925年，他在《古史新证》讲义的总论中从方法论上对“二重证据法”做了说明。《古史新证》刊出后，大为世人所重。陈寅恪总结王国维治学的思想和方法，指出：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少数民族之故书与中原王朝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2]这是极中肯的评价。
陈寅恪治史，其方法亦大致同此，而其有别于王国维者，是他更注重于史事、制度的渊源流变，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即是“综合旧籍所载之有关隋唐两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成此一书”，以补“吾国史学之缺憾”。它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姊妹篇，皆为名作。陈寅恪撰成《元白诗笺证稿》一书，是以诗文证史的开创性杰作，在历史视野和治史方法上，都有重要价值。
陈垣也是新历史考证学派的杰出史家。他以广泛的研究领域、严谨的考证方法和缜密的类例原则，把传统的历史文献学推进到新的阶段，在校勘学、目录学、年代学、避讳学、史源学、辑佚学等方面都有建树；他在中西交通史和宗教史研究方面，也是杰出的开拓者。《励耘书屋丛刻》收录了他的几部名作（其中《史讳举例》一书对纠正因不懂避讳而造成的常识性错误非常重要）。而未收录之名著还有多种，如他的《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两部年代学方面的著作，是中外学人不可不用的著名的工具书。他的《明季滇黔佛教考》等宗教研究和宗教史著作九种亦独具风采。
顾颉刚是新历史考证学派中由疑古走向考信的史家，他关于“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以及他对古史传说的演变的探索，对古代民族和地域的探索，对古书著作时代的考订，特别是他主持编辑的《古史辨》七册，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引起史学界对古史的大讨论，成为新历史考证学思潮发展中的一个高峰。《古史辨》中的许多名篇，使人们可以反观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史学界在探索中国古史面貌方面的一次理性的和勇敢的尝试。当然，真正揭示中国古史的面貌并对其做科学的阐释这一历史任务，则是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逐步完成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展开而产生和发展的。李大钊、郭沫若是前驱，继起者有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他们都写出了具有科学价值和时代意义的史学名著。李大钊是第一位在中国系统地介绍唯物史观的学者。1924年，他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第一次用唯物史观的观点阐述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等重要问题。该书以严谨的逻辑、科学的论证、时代的**，阐明了历史学的本质及其价值，至今仍保持着活泼泼的生命力，对推进近20年来中国史学在理论领域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又一位杰出的奠基人，他在1929年写成、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对甲骨文、金文和先秦文献进行综合研究，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面貌，开辟了中国史研究的科学道路，是中国史学根本性质上的重大变革。该书在学术上是把古代文献、考古成就、前人成果和科学的历史观与方法论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了创造性的见解，开一代风气；在实践上是把历史研究同认识中国的历史、现实、未来结合起来，以历史学的特有的视角和理性，阐明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这两个方面，该书都有划时代的意义。郭沫若在三四十年代写出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萃编》、《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以及《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在学术上都有很大的影响。郭沫若的成就，展示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强大的生命力。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带动下，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纷纷问世。在社会史方面有：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年）、《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42年），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1947年），1955年再版时改称《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在通史方面有：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1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1942年），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卷（1943年）、第二卷（1946年）。在思想史方面有：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1937年），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5年）、《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5年）、《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1947年）。其他方面有：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1938年），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9年）等。这些著作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逐步成长起来，它们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各个领域的开创之作，而且大多也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上的名著，其中有的著作经过修订，成为传世之作，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家追求真理的严肃态度和科学精神。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有一些著作是值得关注的，如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0年），可谓传世之作；而周谷城的《世界通史》（1949年），堪称自成一家之言，等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扎下深厚的根基。这时期，郭沫若出版了《奴隶制时代》，范文澜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第一、二、三编的修订本，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全部出版，翦伯赞写出了《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内蒙访古》等名篇。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成为一代大学生的读本，且有俄、日、波兰等外文本出版，有广泛的影响。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续编》、孟森的《明清史论集刊》等，都是在断代史研究方面的力作。这样的著作，还可举出一些来。
“**”结束后的20多年来，史学界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以奋发进取的姿态，迎来了史学发展的新时期。这个时期，20世纪中国史学上的几个大工程陆续完成，如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唐长孺主编的《吐鲁番文书》，范文澜、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10卷本），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本），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通史》（6卷本）等，反映出中国史学的发展活力和科学水平。此外，还有许多知名学者撰写或主编的断代史、专史、论集相继面世，如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白寿彝的《民族宗教论集》，谭其骧的《长水集》，史念海的《河山集》，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林甘泉主编的《秦汉经济史》，漆侠撰写的《宋代经济史》，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时代》等，显示出中国史学在许多领域进行深入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本文所列举的20世纪中国史学上的这些著作，多出于名家之手，其中有许多名著，有些亦可跻身于世界史学名著之林。因限于篇幅，本文没有说到的史学著作还有许多许多，当然也包括不少名著在内。这是读者可以理解的。孔子云：“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3]我们重温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和许多重要著作，当然不是为了要“为”人之“师”。但先人的哲言毕竟给我们深刻的启发：重温名著，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20世纪史学发展的历程，可以为我们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天地提供宝贵的思想遗产和坚实的学术基础。
人类的历史即将步入21世纪。我们相信，在新的世纪里，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史学将会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其丰富的优秀遗产、固有的民族风格和内在魅力，借鉴外国一切积极成果的气量和恪守独断之学的创造精神，孕育出一批反映新的时代要求的名著，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1] 原载《光明日报》，2000年12月8日。
[2]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文集之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3] 《论语》卷二《为政》，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