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尔班把历史科学界定为事件科学，这种科学以描述特征为己任，而制定法则的任务是由规律科学即自然科学来完成的。这样一来，探求普遍性的规律则被排除在历史学的任务之外。在文德尔班的分析中，他强调历史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与不可重复性，断然否定普遍规律性的存在。他以有机自然界的科学为例，作为分类学，它是带着制定法则的性质的，因为它可以把那些在人类一直观察到现在的数千年始终如一的生物类型看成它们的合法形式。但是，作为发展史，它是把地球上各种有机体的整个系列表述成一个在时间历程中逐渐形成的渊源流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不但无法保证在任何别的星球上重演，连这样的或然性都是根本谈不上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把历史学称为一门描述特征的历史学科。这段话的意思无非是想说明，在历史的领域里没有所谓普遍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存在。
然而，如果历史学领域中没有普遍性，那么怎样解释古往今来的许多历史学家努力探求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愿望和实践呢？这正是文德尔班极力批判的焦点。他以极其轻蔑的口吻说道：“执着于与类相合的东西，乃是希腊思想的一种偏向。”[15]他分析指出，虽然任何个别的认识都要适应一个大整体，这是它的主要目的，但是我们决不能把这个目的了解为仅仅是一种归纳式的系属，即把特殊的东西系属于类概念之下，或者系属于全称判断之下。在他看来，只要个别的特征参加到一个生动的完整观念中去，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也同样是达到了目的。他进而分析了他所谓的这种“偏向”的来源与发展，这种肇端于爱利亚学派的思想偏向，在柏拉图那里得到理论上的发展并形成了留传后世的基本形态，柏拉图主义专门在共相中寻求真实的知识。近代以来，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也以宣传这种偏见为己任，认为历史没有严格科学的价值，因为它永远只抓住特殊的东西，从来不理会普遍的东西。为了把历史学提升到科学，某些社会历史学家也转向了对普遍性的探索。有人说人类的理智越是努力追求概念和规律，也就越要把个别的东西本身抛掉、忘掉、放弃掉。现代实证主义哲学“从历史中建立一门自然科学”的企图，其依据即在于此。文德尔班认为，这些历史学家在对人民生活的规律进行了归纳之后，最后得到的无非是几条不痛不痒的普遍规则，他们仅仅以仔细分析为名，来掩饰其车载斗量的例外。而这是与历史学的根本任务相悖的，历史学追求的恰恰与此相反，人类的一切兴趣和判断，一切评价，全都与个别的、一次性的东西相联系。人类全部的活生生的价值判断，关键就在于对象的单一性。在这里，文德尔班犯了一个错误，承认历史领域里存在一般的、普遍的、规律性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同样的历史事实会毫不走样地重来一次。也就是说，文德尔班把承认历史规律等同于历史循环论，并言辞激烈地进行了批判：“我始终感到非常遗憾，像希腊人这样一个妙趣横生、感情细腻的民族，居然容得住一种说法贯穿在他们的全部哲学中，认为在万物的周期性的循环中，人物也会重新出现，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全部丝毫不爽。——认为同样的我曾经一度像现在一模一样地生活过，痛苦过，奋斗过，竞争过，喜爱过，憎恨过，思想过，意欲过，而当宇宙的大年周而复始、时会重逢之际，我还必须照本宣科，在同样的舞台上重演同样的角色，这是多么可怕的思想！”文德尔班就此断言：“历史学拥有一项不可转让的形而上学权利，它的第一个伟大而且坚强的感觉，就是要为人类的记忆保存下这个一去不复返现实中成为过去的东西。”[16]
文德尔班认为，描述特征的历史科学所强调的是事实、事件、人物、过程的一次性、特殊性。一方面，这种科学每走一步，都需要一般的命题、普遍的观念，这是否自相矛盾了呢？文德尔班的解释是，历史学只能向制定法则的学科借用这些命题来作出完全正确的论证。要说任何一项历史过程的前因后果，都必须以那些关于一般事物进展的普遍观念为先决条件；历史证明要想取得纯粹逻辑的形式，永远要把现象和自然规律，特别是心灵现象的规律当作最高前提。谁要是对此毫无所知，不懂得一般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是怎样的，就不会把个别的事件总括为对于事象的认识，在评判事实的时候就会陷于失败。虽然文德尔班提出了历史科学也需要一般的命题、普遍的观念，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对现代人的那种对于基本心理过程的规律的数理自然科学式的把握表示怀疑，他认为历史学家并不受制于一般心灵生活的规律。历史学家完全可以凭着对人情世故的自然认识，凭着颖悟和天才的直观，根据已有的充分的知识去理解历史人物及其行为活动。在这里，暴露了文德尔班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本质。如果不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深层次社会动因进行考察，仅凭他所谓的对人情世故的理解及天才的直观，是无法达到客观地考察历史过程的，这种考察只能是主观的、任意的。
文德尔班否认历史思维中存在着普遍规律性，他认为，一个个别时刻的规律性并不能从任何“宇宙公式”中推论出来，因为永远总有先行的状况附属在规律之下。按照文德尔班的论证逻辑推论到底，必然导致不可知论。他重复着康德“自在之物”不可知的老路，在他看来，“根本就没有一个终点建立在一般的规律之上，根本就不能把条件的因果链一直往上推到这个终点去，因此在那些规律之下，不管怎样往上推，都不能帮助我们把一定时间内的个别事件一直分析到它的最后根据。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在一切历史上的和个别的经验事项中永远留下一个不可理解的剩余物——一个不可言传、无法界说的东西。所以，个性的最后的、最内在的本质是不能用一般的范畴来分析的，而这个不可把握的东西在我们的意识面前就表现为一种感情，觉得我们的本质、即个人的自由是没有原因的”[17]。
文德尔班否认历史领域存在着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全部在一定时间内出现的东西看来决不是派生的，而是独立的。世界现象的内容并不能从它的形式去理解，一切打算凭着概念从普遍引出特殊，从‘一’引出‘多’，从‘无限’引出‘有限’，从‘本质’引出‘存在’的企图都将失败。因此这是一道鸿沟，那些试图说明世界的巨大哲学体系只能把它掩盖起来，却不能把它填平。”[18]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德尔班只能以不可知论结束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把规律和事件分别放在鸿沟的两侧，无法跨越与协调。文德尔班认为：“规律与事件乃是我们世界观中最后的不可通约数，永远处在对峙状态中。这是一个极限，科学思想只能在清楚的意识中规定一些课题，提出一些问题，但是永远不能予以解决。”文德尔班对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进行划分，原本是要维护历史学的自主地位，但是，当他把规律与事件截然对立，把探讨普遍规律性的任务划给自然科学，使历史学仅仅成为一门描述个别历史事件的学科时，这样一门学科只能成为个别事件、个别人物、个别历史事实的简单堆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何言科学性呢？
在李凯尔特看来，“历史规律”这一词汇本身就是用语的矛盾，他从自然和文化、一般和个别的形而上学对立出发去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推断说，自然界里既然只有一般的东西，即只有普遍必然的东西，因而存在着规律性；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一切都是个别的、不重复的，因而不存在任何规律性。李凯尔特认为，对于历史的文化科学来说，文化事件的意义完全依据于它的个别特征，因此我们在历史科学中不可能要求确定文化事件的普遍性“本性”，而必须用个别化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科学。如果把文化事件看作自然，即把它纳入普遍概念或规律之下，那么文化事件就会变成一个对什么都适用的类的事例，它可以被同一类的其他事例所代替。李凯尔特反对仅仅用自然科学的或普遍化的方法去处理文化事件。如果这样做，他套用歌德的话来批评说，这使那种“只有分开来才具有生命”的东西“生搬硬套地凑成一种僵化的普遍性。”李凯尔特指出，历史发展的概念和规律的概念是相互排斥的，对于个别的、特殊的事物，如果用一般规律去硬套，妄图确定某些一般的原则，是极其荒谬的。他说：“由于规律概念所包括的仅仅是那种可以永远看作是无数次重复出现的东西，所以历史发展的概念与规律的概念是相互排斥的。”[19]针对历史事件的特殊性，他指出：历史概念，即就其特殊性和个别性而言只发生一次的事件这个概念，与普遍规律概念处于形式的对立中。
李凯尔特在断然否定社会历史领域也存在客观规律的同时，还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党派政治的产物”，是非科学的“形而上学观点”，等等。他指责唯物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种特殊的社会民主主义愿望。在他的分析中，作为唯物史观指导原则的文化理想是民主主义的，于是形成了一种倾向，即认为伟大人物在历史上是“非本质的”，只有来自群众的事件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历史写作是“集体主义的”。这实质是对唯物史观的曲解，马克思从来没有否认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李凯尔特根本不理解唯物史观中的群众史观，认为群众史观“所考虑的主要是一种多半是动物的价值”，他认为这样一种历史观根本不是一种与价值相联系的历史科学，而是一种以粗暴的和非批判的方式臆造出来的历史哲学。
李凯尔特歪曲唯物史观，目的是为了公开宣扬英雄史观。他声称：“对创造新的文化财富的推动，几乎总是来自个别的人物，这一点是任何一个不想为了爱好某些理论而故意忽视历史事实的人都知道的。”[20]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从形式方面表现出柏拉图唯心主义或概念论的结构，价值被表现为一种真实的而且是唯一的现实的东西，区别仅仅在于肚子的理想代替了脑和心的理想。李凯尔特不能理解唯物史观为全人类解放而斗争的宗旨，却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把“人类的全部发展归根到底被看作是‘为在食槽旁边占得一个位置而斗争’”。[21]其实，在李凯尔特肆意攻击唯物史观是党派政治的产物的时候，恰恰暴露了其自身强烈的党性偏见。普列汉诺夫曾经对此有过评述：“李凯尔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极端拙劣的了解，不是出于某种个人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的见识受到了整个阶级所固有的偏见的限制。”[22]
卡西尔认为，在历史的领域中，某些人类活动的一致性和规律性也是必须承认的。但是，历史学中的普遍规律性不是他所探讨的重点，他更注重于历史学研究的方法。他从世界是一个符号的宇宙，而不是一个物理的宇宙出发，反对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关于历史与自然科学的划分方法。他在分析中指出，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一个判断的综合统一，它们并不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而是相互包含和渗透的。普遍性并不为某个特殊的思想领域所独有，凡是思想就总是普遍的，对于历史领域更是如此。因此，任何一种将普遍性驱逐出历史领域的做法都是非科学的。
卡西尔认为，我们在历史学中所寻求的并不是关于外部事物的知识，而是关于我们自身的知识。虽然他肯定历史领域存在着普遍性的东西，但是他否认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普遍规律。他认为，“必定”一词是一个充满形而上学谬见的总巢。历史的实在不是事件的不变顺序而是人的内在生活，我们可以在这种生活已经被经历过以后去描述和解释它，但不能以一般的抽象公式来预见它。如果那样做，伟大的历史将变成相当枯燥的僵硬图式。由此可见，这种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格格不入的。唯物史观肯定历史进程中的普遍规律，并不意味着要拿这种普遍规律去规定活生生的、千变万化的人类历史。个别历史事件的发生、个别伟大历史人物的出现虽然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但是偶然之中体现着必然，必然正是通过偶然为自己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