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叙述和修辞的传统看法提出真正严重挑战的，首先是罗兰·巴尔特在1966年至1968年发表的三篇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话语》（Le discours de l' histoire）[41]；另外两篇分别是：《叙述的结构分析导论》（Introduction a l' analyse structurale des recits）[42]，《论实在的效果》（L' Effect du reel）[43]。巴尔特把“话语”定义为“超越句子层次的词语系统”，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哲学家和史学家从未遇到的问题：话语的结构分析应当保留虚构叙述与历史叙述之间的差别吗？换言之，历史在某些重要的可辨别方式上与虚构的叙述确实有区别吗？巴尔特对历史写作进行了形式分析，并通过考虑经典史学家在其话语中能够使自己权威化的那些条件，巴尔特开始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这意味着对罗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所谓的“转换器”（shifters）的研究：这些手段“保证了从言语到言语行为的转变（反过来也是这样）”。这个公式无疑是相对难理解的或不透明的；但是，巴尔特通过罗列各种层次的转换继续阐述这个问题。首先，经典史学家，如希罗多德和米什莱（Jules Michelet），聆听并把他们听到的东西整合进他们自己的话语。其次是有机组织层次的转换。譬如，史学家常常说，他暂时先离开这个论题，先插入一个其他问题，以及到后面再回到这个问题上，等等；这显然是出于历史话语的文本需要。第三种转换是在起始陈述或前言中提供的。例如，只有等其他文本完成之后，米什莱才写法国史。通过这些转换，巴尔特声称，历史编年的时间被解构了。譬如，马基雅维里能够用一章的篇幅写20年的历史，而在另一章中写几个世纪。直线展开的时间被扭曲了。

巴尔特指出历史学家有隐瞒历史与他们自己主观性相关联的倾向，从而创造出客观性的“关联幻相”，于是历史论证出现了极端相对主义的转向。进而，史学家把自己限制于什么发生过上，不谈什么未发生，什么是不确定的。这样，所谓客观的历史话语就像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话语，因为存在着“言语行为的极端审查制度”，以致话语大量回流到言语而无人对言语负责任的地步。显而易见，巴尔特的策略是把主观性看作是历史话语的客观存在，由于史学家隐瞒这种主观性的客观存在，因而使自己陷入了双重的主观性，从而导致极端相对主义。

随后，巴尔特勾勒了历史编纂学的比喻法：当索引词占主导地位时，比喻法是隐喻的，比如在米什莱那儿；当功能单位占支配地位时，它就是转喻的，这主要表现在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那里；第三种是作者选择的再制作，即黑格尔所说的“实用的历史”，巴尔特把马基雅维里当作这种方法的范例。

最后，巴尔特使完全非能指的历史（“纯粹非结构性的记号系列”）和能指性的历史（或在分离的层次上，或那些指称如此完备以致作为整体等于历史哲学的历史）对立起来。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如此多地搜集资料以与指谓者相联系，填补“纯粹的、无意义系列”的真空。如此，在不问其内容的实质的情况下，单纯观察结构，历史话语实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制作，或更准确地说，是想象力的制作。由此，巴尔特对历史“事实”提出了疑问：从语言被人使用的那一刻开始，事实就只能以重复的方式被定义，被注意的来自可注意的，但可注意的只能是已经被注意的；什么材料值得搜集，那就是说，无非是被注意到的材料有价值。由此我们得到了一个悖论，它支配着历史话语特殊性的全部问题。作为话语中的术语，事实只是一种语言学的存在；可是，它似乎只是“现实”领域另一存在的“摹本”。这种话语无疑是唯一的一种类型，其指称指向话语之外的某种东西。巴尔特的结论是：历史话语假装只操作能指（signifier）和指称（referent）两个术语，以指称“真实发生的事”掩蔽作为史学家的论点的所指（signified）。

像梯叶里这样的经典历史学家所运用的叙述手法，是“实在的有特权的能指”。而这就是最后的悖论：在神话和史诗中形成发展出来的叙述结构，现在是现实的记号和证据。但是，巴尔特看到了叙述在年鉴学派中的衰退，因为年鉴学派与其说重视编年顺序，不如说重视结构。巴尔特由此得出结论说：“历史叙事正在消亡，因为历史符号从现在起不再是真实的，而是可理解的。”[44]巴尔特对历史实在论的彻底摒弃，有使历史失掉学科特点的危险。而且，他的观点也是有内在弱点的。正如他依赖在编年史和历史之间的严格区分，他似乎把实在论规定为通过对过去的实际了解来获取知识，是形成有关过去的最佳词语肖像的能力。如果历史实在论实际上是不可行的，那也就没有什么“最佳词语肖像”的问题；肖像要求有实在的对象，这与随便的涂鸦不同；如果这点成立，那么实在论就有存在的权利。另外，如果关于过去的命题所指的真实事件都当作意识形态的制作而被消解了，那么它们怎能是“可理解的”呢？巴尔特对历史证据什么也没说；然而，如何对都是可理解的但又相互矛盾的命题做出判断呢？难道说我们必须接受所有可理解的有关过去的故事吗？难道就没有看起来最真实的故事吗？他无法摆脱这些困境。因此，正如R.T.范指出的，“在巴尔特手中，语言学转向成了U型转向。叙事仍旧被当成历史实践的特征，只是以糟糕的信念相伴随”[45]。当然，总起来说，巴尔特的影响主要在文学界，而英美哲学界对他并不十分在意，这可能是由于英美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更多带有实在论的色彩。

从巴尔特之后，后现代主义者总是把“事实”或“客观实在”置入括号之中，认为任何历史叙述都无法超出表达事实的话语之外；这并不奇怪，因为甚至有人把自然科学也降低为一种话语，并不比其他类型的话语享有更多的特权。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都是西方支配其他种族，男人支配妇女，知识分子支配群众的形式和手段。这些话语并非必然遭受意识形态的渗透，它们就是意识形态本身的某种表现方式，都是用来以真理或知识的名义控制群众的工具。

巴尔特攻击史学家自负地认为自己是向人们传递“事实”的信息，但是殊不知历史的真实性是由表述所形成的，历史话语无非是意识形态的制作形式。因此，杰弗·本宁顿（Geoff Bennington）和罗伯特·雍在为《后结构主义和历史问题》一书写的文章中指出，巴尔特的论文是论证历史话语扮演一个东拉西扯的角色，指称“被投射到所谓超越意义的领域，在那里见解被认为是先于和决定话语的从而将其确立为指称……作为话语中的术语，事实只能有语言学上的存在，不过严格说来这种存在似乎只是超出结构的‘真实’领域情境中另一存在的纯粹而单纯的‘摹本’”，结果，“历史话语有把意义的三元结构（能指—所指—指称）还原成二元结构（能指—指称）的罪过，毋宁说将违禁的所指偷运进这种表面的二元结构中，‘真实本身被偷偷摸摸地转变成忸怩的所指’”[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