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劳伦斯·斯通在《过去与现在》杂志第85卷上发表《叙述的复兴：关于新的传统历史学的反思》一文。叙述性历史是传统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它出现了某些复兴的迹象。历史学家总是在讲故事，因此历史学曾经被认为是修辞学的分支。但是，大约从1930年开始直到斯通写他的论文时的50年间，因为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的影响，历史学的这种讲故事功能名声扫地。美国的新史学和法国的年鉴学派的工作，都造成了讲故事功能的衰退，它越来越被视为“只叙述事件的历史”[47]，缺乏科学性和学术品味。叙述被当成把资料组织成编年序列的工具，并把次要的情节集中到一个单一而连贯的故事上，但这种叙述必然忘记探索历史的真正过程和原因。与新史学或年鉴学派不同，斯通不把叙述当成单纯的文物报告，而是认为“叙述是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原则指导的，它拥有主题和论证。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完全避免分析”[48]。“放弃推测，人们就不能讲故事。”[49]斯通认为，科学的量化认识取得了很大成果，史学家不能再简单地满足于“或多或少”和“成长与衰退”这样的模糊字样了，这样的判断必须有量上的分析为根据。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始，叙述史经历着某种复兴的过程。
弗兰克·科尔摩德（Frank Kermode）读过加利和丹托的论著，他注意到他们说过很多有关故事的解释和领会能力都可应用到小说上，而且不亚于历史论述的应用。真正让科尔摩德感兴趣的是，关于解释必须体现史学家所接受的与已知范型相一致某种似乎有理的世界观的主张。对科尔摩德来说，“范型”（types）不是神话的原型，而是“还原到某种灵活的前存在单位的经验，毋宁是把词还原到其单位的字母，或计算机把信息还原到二进制字节或类似的东西”。他得出结论说：对历史学家而言，“神话和宗教仪式不再与内容相关；但是，融贯的极端要求，解释的需要，仍旧伴随着他，而且他不能避免他的范型”[50]。显而易见，科尔摩德在利用结构主义的某些方法分析历史创作。
大约同时，詹明信开始把转义或比喻（tropes）当作范型来对待。他的特殊问题是分析文化史，重构明显原始的和被放弃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即文化只反映社会经济基础所发生的进程。他思辨地说，文化与基础的关系可能根本不是思想或哲学观点，而毋宁是“某种基于修辞形象秩序的东西、某种类型的隐喻、比喻和那些新诗形式中的一种，通过它们，新的历史意识，新型的历史、综合和辩证的思想，游戏并且表达其自身，与旧的僵死的思想分析模式尖锐地对立”[51]。由此可见，詹明信把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某种文学批评，然而，其批评活动的效果与其说把历史哲学推入文学，倒不如说使许多文学批评家进入了历史批评领域。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探讨历史范型和比喻问题的，大多数是文学家，而专业历史学家很少。《克利奥》（Clio）杂志是威斯康星的两位文学教授创办的，其副刊名为“文学、历史和历史哲学的跨学科杂志”，该刊为文学理论渗透到历史学提供了阵地。同为20世纪60年代创刊的《新文学史》和1974年创刊的《批评探索》，也为这个新趋势贡献了力量。
然而，一旦把历史看作文学，历史编纂的策划和基本构建原则就成为突出的问题。那些曾在所谓分析的历史哲学中系统表述的原则，倾向于把历史话语分解成最小的可理解的单位。但是，分析，特别是语言和叙述的分析，辩证地激发了思辨的或实质的历史哲学的回潮。哈斯凯尔·费恩（Haskell Fain）说，这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在分析传统之内的“复活”。他的意思是说，分析的结果提出了许多在没有关于人性和历史过程的理论的情况下就无法回答的问题。例如，分析程序并不能回答“历史是什么？”的问题。[52]费恩论证说，当分析家把注意焦点放在史学家建立分离“事实”的方式上时，思辨的历史哲学自觉地关注叙述性问题。在他看来，普通历史学和思辨历史哲学之间的每种差别，都不得不重新构想。某些“普通”历史就其中心课题的意义所提出的主张，暗藏着思辨的哲学观点；许多历史则以这类哲学为前提。并不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家有不同于普通历史学家的意旨，真正的差别是“在写出的著作中体现意旨的方式”。普通历史著作淹没这种意旨，史学家很少花时间讲他为什么写这本著作，以及他为什么选择某些主题。在思辨的历史哲学家那儿，“头盖骨就在头皮之下显现出来”[53]。
海登·怀特则认为，史学家的语言使神话思维成为不可避免的：“那些没有认识到思维的传奇模式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他的叙述的社会理论家，或者在认识论上是朴素的，或者只关心琐细的问题。陷入传奇是科学运用语言付给神话的代价。”[54]在《历史的重负》中，海登·怀特对当代历史编纂学进行了广泛而又激进的抨击；他所呼唤的是隐喻而不是神话。他持一种不妥协的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t）历史编纂观；“我们应当在它们的过去性方面而不是它们的现在性方面研究事物的原因”，就是要“以这样一种方式改变历史研究，以使史学家积极地参与把现在从历史的重负之下解放出来”。这就要求史学家认识到，历史“事实”并不是“探索者通过寻问他面前的现象所‘发现的’，而是‘构造出的’”[55]。但是，那时的海登·怀特还未与叙述主义结盟。他评论说，叙述只是现在提供给史学家可能的再现模式之一。他企图支持构成主义，以避免极端的相对主义。解释不必片面地说成是真实性的范畴，或另一方面说成是纯粹想象。它只应根据支配其表达系列的隐喻的丰富性来判断。“这样设想，历史论述的支配性隐喻就能被当作启发式规则，这种规则从当作证据的考虑中自动地消除某些类别的资料。在这种概念下操作的史学家因而可被看作这种人，就像现代艺术家和科学家，他们寻求探讨世界的某些方面，并不假装要穷尽描述或分析全部现象领域的所有数据，这种方式毋宁把自己视为揭示现象领域特定方面的许多方式中的一种。”[56]因此，历史学家必须认识到，“没有关于任何研究对象的唯一正确的观点，而是有许多正确的观点，每个观点都要求有其自身的表达风格”。关于过去事件的陈述，不能期望它们对应于“某些‘原始事实’的前存在体”，因为“什么构成事实本身就是问题，就像艺术家一样，史学家试图通过隐喻的选择把他的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秩序化”[57]。
当然，海登·怀特并不把隐喻看成绝对的，我们可以要求史学家只在“他运用支配性隐喻时表现某种机智；他既不以资料加给它过重的负担，也不在运用它们时走到失败的界限；他尊重他所确定的话语模式的逻辑内含；当他的隐喻开始表现出自身已经不能适应某些特定的资料时，他就放弃那个隐喻，而寻找另一个更丰富的、更具包容性的隐喻，在某个方面就像科学家当一个假设的运用已经枯竭时就放弃它”[58]。显而易见，海登·怀特是赋予隐喻以调整性的选择机制，使其有足够的力量贯穿一部历史著作的始终。他并未解释什么时候出于资料的原因放弃一种隐喻，但却给予隐喻为了自身的成立而“构造事实本身”的力量。隐喻力量的枯竭主要是其想象力的限制，而不是因为与客观事实不符。因此，海登·怀特不能逃避相对主义的指责。
《历史的重负》所提出的纲领，在《元历史学》（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中得到完成。这部著作的影响之大，以致明克认为，在其之后“所有反思的史学家都必须重新认识他们关于历史的思想”。在《元历史学》中，海登·怀特确认了历史修辞的四种比喻法：隐喻（基于相似的原则）、借喻（基于邻近的原则）、提喻（基于事物的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和反讽（基于对立性）。这无非是解释他10年前提出的命题：进入神话是科学必须运用语言的代价。根据海登·怀特的观点，超越历史文本的表面层次，存在着深层结构性的或潜在的内容，这种内容一般说来是诗性的，本性上说尤其是语言学的。这种深层的内容——元历史的因素——表明了适当的历史解释所应是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是研究对象本身决定着关系模式，实际上是由历史学家以其甄别和描写研究对象的活动而强加给研究领域的。历史学家以自己使用的语言而构成作为叙事表述对象的主体。对同一历史事件，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就在于这些解释是他们整理关于事件的材料的语言规划的投射。例如，对法国大革命，米什莱按传奇模式、兰克按喜剧模式、托克维尔按悲剧模式、布克哈特按讽刺模式编织情节。虽然历史学家坚持认为自己是在事件本身中“找到”自己的叙事模式，但实际上对事件的描写已经构成对事件本质的解释。海登·怀特作为后现代历史哲学对哲学、历史和文学批评都有极其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正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日益增长。安克斯特密认为，海登·怀特开辟了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从而进入了“后现代”的历史视野。
海登·怀特的《元历史学》也为关于叙述的认知地位开辟了新的视角。在此，他已经把历史写作看成本质上是叙述性的，但他扩大了叙述的内含。部分地基于词源学的基础，海登·怀特声称，叙述是“任何一种书面形式，借助于叙述者的声音起而反抗忽视、不完整和遗忘的背景，使我们的注意力有目的地指向以特殊的方式组织的经验片段”[59]。于是，他能够重新阐述故事与情节的区分了。故事线索中的事件不是历史学家制造的，但历史故事也不只是事件的编年程序，因为任何事件都既可描述为起点，也可描述为终结。情节与故事的关系就像理论与证据的关系，通过把那个故事认同为隶属于特定类的故事，情节解释证据并将其组合为故事。因此，情节并不解释事件，而是解释故事。只有故事的层次才能提供构造性的理解；史学家的论证必须在理论的层次上加以理解，而在情节层次上理解是范畴性的。
在探测盎格鲁-撒克逊历史哲学的保守偏见时，海登·怀特更同情大陆传统的思辨历史哲学或“元历史学”，他把这些术语视为同义词，并提议学者应当严肃地对待20世纪60年代好战的社会改革派要求学术团体“卷入”和“关联”的合理呼声。他论证说，只有激进地质疑历史学的文化应用，才能“为人类的拯救做出贡献，这是我们作为思想家应尽的责任”[60]。与那些讲“语言牢笼”的人相反，海登·怀特把他的历史编纂学的比喻与情节的分析看作是解放力量。尤其是，尽管分析本身不能逃避讽刺的样式，海登·怀特希望表明历史学家是自由接受任何比喻法、情节模式、解释风格和意识形态的。对海登·怀特来说，语言应当是史学家的仆人，而不是相反。我们已经追踪了从词汇到单个陈述的史学家的语言冒险，在海登·怀特这里又到了整体历史著作。在海登·怀特这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种认识：被作为史学家训练的思想家，不仅非常精通恰当的哲学文献，而且也应精通文学理论家的作品。
在《话语的比喻法：文化批判论文集》（1978）中，海登·怀特认为，“我们的话语总是倾向于从我们的资料滑向我们用以试图把握它们的意识结构；或者，与此相等的事是，资料总是抵抗我们试图改变它们的意象的连贯性。不仅如此，就这些论题而言，对不同的观点所提出的规定，它们如何被讲述，以及我们能有的种种知识来说，总是存在合法的基础”[61]。海登·怀特本人的这本论文集，主要就是讨论所有话语（无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更加想象的）的转义因素，即人文科学中话语的转义功能。“tropics”这个词来自古希腊文的“tropikos”“tropos”，原义是指在道路和方式上的“转向”，它以“tropus”的样式进入印欧语言，在拉丁语中意指“隐喻”或“言语形象”，特别运用于音乐理论的“基调”或“节拍”。从海登·怀特的论述看，尽管他极力否认自己是“极端的怀疑论者”或“悲观主义者”，但他似乎强调社会科学分析话语与日常文学话语及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在转义功能上的相同本质。他的结论是：“我从未否认历史、文化和社会知识的可能性；我只是否认，科学知识（就像在物理学研究中实际达到的那种）是可能的。然而，我试图证明，即使我们不能获得关于人类本性的严格的科学知识，我们却可获得关于这种本性的另外一种知识，即那种文学和艺术一般在极易识别的例子中提供给我们的知识。”[62]
安克施密特在1983年出版了《叙述的逻辑：对历史学家的语言的一种语义学分析》，他把此书献给沃尔什（William Henry Walsh），并且认为沃尔什的思想“概括”了他的著作的本质。安克施密特认为，以往人们都从根本上热衷于解释过去的历史，而忽视历史著作的阐释特征。他写这部著作，就是为了修正这种现状。就历史叙述（narratios，拉丁文，意思是叙述、传记等），作者提出了三个主题：首先，尽管过去可以提供有利于某些历史解释的论证，但这样的论证绝对不能反映过去本身，而只能提出某些可以赖之观察过去的观点。所有这些解释都不是与实际过去相符的真实陈述，因为“不存在使我们把过去‘投射’到其历史编纂表达的叙述层次上的翻译规则；所以，narratio不是过去的‘图示’或‘镜像’”[63]。其次，解释等同于包含在narratio中的一套陈述，结果一个narratio的诸陈述总是具有双重的功能：描述过去和把某个关于过去的解释个体化。主要借助于莱布尼茨的命题理论，叙述性解释逻辑种类得到审查。获得的关键洞见是，关于实在的解释性和历史性观点优先于我们关于个体事物的类型意识。最后，证明了关于过去的叙述性解释的隐喻特征，即“隐喻陈述和叙述之间有类似性”。“隐喻陈述和叙述都规定着一种‘观点’，我们用它来看实在”[64]。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可以给予历史研究和历史说明以新的论述动力。
20世纪的哲学最具特色的地方，是哲学家们为语言现象所吸引。罗素（Bertrand Russell）开创并在逻辑实证主义那儿得到发展的理想语言的分析，逐渐让位于后期维特根斯坦、赖尔（Gilbert Ryle）和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等人社会维度中的语言。因此，历史哲学自20世纪50～60年代起也转向对历史文本的研究。安克施密特在《历史与比喻法：隐喻的兴起和衰落》（1994）一书中，主要研究了历史哲学中语言转向所带来的变化。他指出，“文本逻辑上区别于（单个的）命题，所以，历史著作（和历史学家的文本）绝不能完全还原成历史探索的结果（和关于历史事态的单一命题）”[65]，其目的是建立起令人信服的后现代历史哲学。然而，问题是到目前为止的后现代历史理论还没有从众多的视角中规定出其严肃的和可以成立的清晰的立场来，这种自我混沌状态成了安克施密特建设性工作的最大障碍。为了澄清这个问题，他对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与历史主义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后现代理论无非是历史主义的极端化，在某种意义上，它避免了历史主义自身的不彻底性，使后者蕴含的观点得到展开。因此后现代历史哲学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奇异、非理性和不可思议。历史世界的碎裂，细节不再被看作较大整体的表现，看待表述本体论的唯名论倾向，这些后现代观点早就存在于历史主义之中。“但是，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最明显有差别的地方，在于历史客体问题。历史主义的历史客体是具体化的过去，后现代主义也认识历史客体，但却是一种‘神秘的’，其自身的独立和自主的客体”。或者说，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客体具有自己独立存在的地位，要归功于关于我们自己和关于现在的意识的复制。“因此，它不是具体化过去的部分，而是位于过去与现在的距离和差异之间。”安克施密特意识到，历史主义对历史写作更有价值，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实践有利于历史主义，正像后现代主义有利于它的现代主义对手一样。我们的目的是查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在其中都能生存和兴盛的理智地域。他指出，“我们必须理解，而不是提建议”[66]。显然，安克施密特似乎并不主张以后现代主义完全取代历史主义，而是为双方的存在与发展寻找合理的根据。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家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性质发生了明显而又微妙的变化。原来依赖逻辑和社会学模式的历史解释，渐渐地把文学的手段扩展到自己内部，古代修辞学和现代诗学为重构历史著作提供了手段。历史哲学家不再对历史陈述的真值感兴趣，而是更关注于词语所产生的意义；他们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历史客体方面，而是热心于作为整体的叙述。例如，作为《新历史哲学》一书的编者之一，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在导言中指出，该书的作者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却分享共同的视野。那就是说，“历史可以作为根本上是修辞学的话语加以重述，并通过某些强有力的、有说服力的想象再现过去，这些想象最好可以理解为关于实在的创造性客体、模式、隐喻或提议”[67]。哲学家或许因知识的缘故而对叙述的内隐含义感兴趣，批评家则对再现的性质和界限感兴趣，而历史学家的兴趣在于主题和权威性上，但大家都把历史看作是建立在其风格惯例、社区期待和信念基础上的一种话语。大家都认为，对历史文本既作为美学对象也作为有说服力的社会话语的组成部分来加以关注，将扩展并加深我们有关如何以及为什么再现过去的理解。以致就像弗兰克·科尔摩德说的，似乎“历史哲学是那些讲小说的人的事”[68]。不同的只是，科尔摩德在1968年说这种话时仍然是很前卫的（avant-garde），但到1975年已经被推到了讲英语国家历史哲学争论的前沿，现在则有变成老生常谈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