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叙述（metanarrative）是支配历史写作的纲要，是历史解释的最后根据。国家统一和民族史诗的神话，西方现代化和历史进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元叙述。后现代主义在抨击元叙述的同时，也抨击元叙述形式本身，指责元叙述形式带有或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实际上，正是对科学解释的羡慕，历史叙述式微了，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几年来致历史叙述以死地，但历史学仍旧保持有叙述性质。每部历史著作都有开端、过程和结尾的情节结构。科学历史理论贬低叙述形式，是因为这种理论认为叙述是历史写作的幼稚形式，并因此使历史与小说难分疆界。后现代主义批评元叙述，是揭露叙述的真实本性。分析的历史哲学批评叙述，目的是为了让历史超出叙述的层次；后现代主义批评叙述，目的是说明历史本身就是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的元叙述而已，元叙述是狡猾的宣传手段。然而，后现代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元叙述，是认识到历史的意识形态性质而又无能为力的一种破坏性元叙述。后现代元叙述将知识的主体和客体解构，从而否定了虚构和真实之间的差别。可是，破坏而不重新建设，解构而不重构，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雷迪（William Reddy）指出，宣布一切元叙述的彻底终结，实际上是“一种特别霸道的历史叙述”。[12]按照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解，既然历史不过是包藏着元叙述的意识形态，那么，如果后现代主义真的终结了元叙述，它也就终结了历史。因此，后现代历史学就是不成立的。实际上，元叙述仍旧是历史学的重要认同或整合力量，即使元叙述在本性上是可疑的，但人们仍可以不断寻找更好的叙述形式。元叙述本身就具有历史性，新的经验总需要新的理由和根据。
格雷戈尔·麦克伦南（Gregor McLennan）曾论证说，大多数学院派史学家仍旧把实在论和经验论混合在一起，作为他们学科的基础。结果，在日常实在论中存在着“从相信过去的实在性到史学家实践的经验主义概念的”一种特征上的合成或滑动。[13]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认为，在“专业的历史学冒险的真正核心是‘客观性’的观念和理想”。客观性的主要成分大体上有以下一些内容：客观主义“赖以确立对过去的实在性，对与那种实在相符合的真理的承诺的假设；事实与价值之间，首先，历史与虚构之间的……严格区分。历史事实被看作优先并独立于解释……真理是一，而不是根据观点而多样化的。历史中存在的无论什么模式都是‘发现的’，而不是‘制造的’……客观历史学家的角色是中立或无利害关系的法官；绝不能堕落成辩护人，或更糟，成为宣传者。人们期待历史学家的结论显示平衡和不偏不倚的标准评判性质……使历史专业免受社会压力或政治影响，以及个体历史学家避免偏袒党派及偏见……史学家首先要忠诚于‘客观的历史真理’，忠诚于共同承诺……推进那个目标的……专业同事”[14]。在实践上，自由主义多元论将其宽容限制在各种描述“学术”价值的小写历史上。如果自由主义多元论承认所有关于过去的表达都是允许的，那么显然，其他类型的历史，如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种族主义所推出的大写历史，就不是“非历史”，而只是“差异”。然而，在现实中，要明确分辨大写与小写历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利科（Paul Ricoeur）的英译论文集《历史与真理》（1965），搜集了作者有关历史与真理或历史性与意义之间矛盾的一系列论文。他在《工作与词》中曾说，人们颂扬词有效验地反思着，富有思想地行动着。这或许能概括地说明这部论文集要说明的意义。人既是工作又是词语，既是工作的存在又是言谈的存在；结果，利科基本的哲学经验在于，人作为断裂的存在而在寻求重新整合。譬如，迄今为止，真理概念都指称单一的和自我同一的意义的进程，在这个范围内它取消着个别剧变的不连贯的序列，吞没着系统中人们杂多的事件。利科先把真理看成整合多样化观点的系统调整性观念，但是这个概念远离了历史，甚至摧毁了历史性；因为调整性观念本身是历史之外的非历史的东西。真理的第二个模式反映的是获得历史理解的另一种方式，它是时间中流动着的单一进程。可是，当我们介入历史的单一性范畴时，系统本身就烟消云散了，我们就患了历史精神分裂症。两种真理模式都将摧毁历史。系统摧毁历史，因为历史被吞没于固有的逻辑之中；单一性摧毁历史，因为抛弃多样化的历史就是历史的终结。因此，在利科看来，只有达到既不是系统的也不是绝对单一的，历史才能成为历史。历史只能是混沌的和错综复杂的，从而让人处于追求真理的永恒挣扎状态。“历史真理问题，不在关于过去历史的真实知识的意义上，而在我作为历史的制造者的任务的真正实现的意义上，在质询关于文明的历史运动的基本单位中找到了其关键点。”[15]利科的观点不是后现代的，但他的论述为后现代历史观开辟了道路。
一般说来，大写历史总是把过去投射到不同的未来中去。现代西方学术的历史学似乎不运用未来导向的观点，它只从过去本身的缘故去认识过去。如果这是真的，即资产阶级不再描绘差异的未来这个事实，意味着它不再需要以过去为基础、以未来为导向的组合，因为资产阶级认为他们已经达到他们所愿望的历史命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因此，詹金斯认为，“在这点上，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点破碎了，因为现在就是一切，过去可以中性化，并且不为别的理由只因其‘自身的缘故’加以研究。这样一来，对‘现在’来说并非现在导向严格说就构成小写历史的现在中心。相应地，大写和小写历史都服务于……它们自己过去支持的、有说服力的、现在导向的需要和愿望”[16]。但是，尽管詹金斯也论证了大写与小写历史的难以区分，但却认为有纯为过去的缘故而研究的资产阶级的学术历史，这并不符合实际。在我们看来，资产阶级把现在看成是永恒的一切，因而他们并不能就过去自身的缘故认识过去，而是把现在投射到过去。
显然，完全脱离宏观历史大框架和修辞语言所携带的意识形态想象的“事实描述”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某些历史哲学家就进而把这种现象绝对化，否认历史描述有任何客观内容和事实基础。他们认为，关于可观察的和权威性事实的陈述，总是带有不可还原的猜测和理论的因素。海登·怀特把这个倾向概括为“事件的非实在化”。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指出，“似乎没有确定”决定观察陈述还是理论陈述的“客观标准”。[17]贝克霍弗（Robert Berkhofer）的论点是，诗歌和文学理论挖了常规专业历史实践的墙脚，因为它们“否认奠定历史本身权威性的事实性”[18]，从而有把历史推入新的领域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常规历史有被看作仅仅是文字编码方式的危险。被表示者（过去）因而全依赖表示者（历史文本）。没有指称（事实/过去）存在于历史文本自身之外。历史学家唯一能发现的历史论证的指称就在于“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它是阅读各式各样的资料和阅读基于同样资料的其他史学家的综合说明的结果。
对P.乔伊斯来说，“‘后现代主义’观点的逻辑在以更加有用的概念取代‘历史客观性’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19]。没有比后库恩主义的科学哲学对现存知识的客观主义动摇更彻底的了，但乔伊斯也认为，后现代主义或许把自己的锋芒指向“历史客观性”，但这并不是它的唯一任务。后现代既是一系列新知识视野和观点的出现，也是现代性自身的再“历史化”。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现代性已经成为批评的对象。在I.鲍曼（Iygmunt Bauman）的著作中，后现代性被看作是现代性自身的断裂。启蒙运动当然给予作为现代性之根基的对矛盾的否定以清楚的特征，但同时现代性解体的种子也存在于现代性本身之中。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更进一步，他在其著作《我们从未现代过》（1993）中论证说，现代性还从来没有建立起来过。“反现代主义者接受现代主义者的主要怪癖，即不可恢复地渡过和在清醒时废除全部过去的时间观念。”[20]拉图尔的言外之意在于，与过去的断裂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共同口号，但实际上都不可能完全实现。
在《后现代状态》中，利奥塔给后现代主义下了两个定义：一是“对元叙述的怀疑”；二是唤起崇高的概念，是在附录中表达的。与历史哲学相关的是前者，那就是说，后现代主义不相信，借助于形成某种宏大叙述的元话语能使知识合法化。这种激进唯名论的实用主义阐明，各式各样的所谓整合概念，如整体性、神圣性、意识形态等，最好也只是便利的虚构，最糟的是完全神秘化的东西，它们有利于极权主义的统治。对利奥塔来说，极端的不确定性，永远开放的可能性和对所有披有真理外衣的观点的怀疑态度，是人类自由的护卫者。可怕的不是怀疑主义，而是所有那些声称“知道”和确实知道的见解。
波德里亚则把这种后现代主义推向了它的“逻辑结论”，即虚无主义。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为了拥有一种（尽管是任意的）由此可操作的视角，为“后主义”（postist）套上轭，将其约束到现代性的某种再操作的方面，如后马克思主义将“后主义”连接在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政治欲望上，后女权主义将“后主义”仍连接在某种“女权”的立场上。然而，与之不同的是，波德里亚不从属于任何先于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他是彻头彻尾后现代的”。波德里亚论证说，存在是无缘无故的和毫无道理的，也没有理由认为历史是有目的的，历史没有尚未发现或等待发现的目标。他的书名《目标的幻觉》要表明的是“目标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endism）。事实上，认为历史要走向某处，是由目标主义的幻觉所引起的病，我们今天必须加以克服。我们生活的时代使我们能够理解，“实在”永远是建立在无基础的幻影之上的。波德亚里认为，目前的条件使现代主义的历史濒临消失，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还未看到，历史“没有终结”。[21]
埃兰以德里达和波德里亚的精神继续探讨，但她已经把锋芒指向了自以为是科学解释过去生活的专业历史。埃兰的观点很复杂，任何概述都有简单化的危险。她所关心的是证明，严格说来因为“妇女”是由在先的男性支配的性别话语所规定的东西，因而我们从来还不知“妇女”究竟是什么。可是，如果把“妇女”规定为某种特殊的东西，即某种已经认识了的或“实现着的妇女”，那也就终结了未来妇女无限的可能性。有某种东西实现，就会强化本质主义和历史意识形态的观念。因此，埃兰力争有这种未来，在那儿妇女不断地重新创造她们自己和关于她们自己的隐喻，为此就需要与现代性稳固定义相对立的“无限生成”（endless becoming）的概念。在《浪漫化的后现代》（1992）中，埃兰乞灵于未来优先动词的概念：我们所经历的现在并非完成了的，“现在将不是足够完美的”，因而我们全部的现在永远是我们自己未来的潜在过去。这就是说，把现在从历史中抽象出来当作观察历史的视点，是不能成立的。“取代生活着的现在的，是认识到现在作为失去的客体，只有在其经历中才能把握……‘明天是另外一天’。”[22]在《女权主义和解构》（1994）中，埃兰从写妇女史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开始，最后得出结论说，以未来优先的方式所写的历史将是不断重视审视和重写的历史。“按未来优先所写的历史是发往未知地址的信息，而其意义部分地依赖那个接受地址。为公众所重写的历史不得不永恒地重写之。”[23]在此，波德亚里所说的“目标主义”彻底瓦解了。
厄尔马思（Elizabeth Ermarth）的《历史的结局》（1992）考察了现代主义的线性时间概念被后现代的节奏时间概念颠覆的方式，所谓节奏时间是这样一种时间观，它“激进地减少或完全放弃了历史时间的辩证法、目的论、超越性和假定的中性性质……它以不同的主体性取代了笛卡儿的思（cogito），新的主体性表明的或许是科塔萨尔（Julio Cortazar）的‘我摇摆故我在’。”无论后现代的节奏时间是否引出新型的历史，但对厄尔马思来说，仍旧有问题存在着：她想知道后现代时间如何活动，“它所提供的，它所要求的、获得的或丧失的或许隐含着什么，在实践中摧毁历史的工作也开辟着新问题，提供着新机会”[24]。
罗伯特·雍的《白人神话：历史写作和西方》（1990）和I.钱伯斯的《移民、文化、身份》（1994）把后现代可能性的视角转向种族问题。对他们两人来说，白人的、男性的、欧洲中心和大都市的原稿，都是来自其特殊性时空条件的“世界史”；而后现代无非是被压迫者的复归。正如雍所总结的，“当‘大写的历史’让位于‘后现代’时，我们目睹了‘西方’的幻灭”[25]。钱伯斯则提出这样的问题，根据“种族混合”概念，历史为了什么，为什么有历史？“换言之，历史学家想做什么？”钱伯斯本人的回答是：今天史学家必须提供丰富多彩的多元身份，而这点在单一的、同质的、整体化和封闭的现代主义历史中是没有的。钱伯斯认为，历史的可能性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尼采的无羁的大海，向忠于生活的一连串的历史变换开放。然而，身份的认同和身份的区分再次构成矛盾，因而“作为后果的叙述只能是历史的和断裂的，结构的和开放的，连续的和中断的。因为历史编纂既涉及有关过去的再记忆也涉及再遮蔽：其暂行的连贯同时引起泄露和掩蔽。”[26]
尽管有人抱怨英国对后现代主义的反应迟钝，但语言学转向在英国的影响日渐增强，甚至由Q.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波考克（J.G.A.Pocock）所发动，居然开始什么“后—后现代主义”（post-post-modernism）。但是，S.琼斯（Stedman Jones）则为其语言学转向的版本辩护，他争辩说，这一研究之所以还未取得应有的成果，是因为它被残余的、净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决定论”倾向的劫持。[27]尽管后现代主义引出对“历史客观性”的广泛疑问，但是，正如乔伊斯所说的，“那并不意味着终结，而是历史的复归”[28]。
福柯的著作目前已经成为历史与文化话语分析的主要推动力量，他改变了我们对西方知识界各种样品的理解。比如，福柯把所谓谱系学的“效果”史与传统的历史区分开来，把不连续的大写的目的论历史与小写连续的和变化的历史区分开来。因为对福柯来说，历史知识必然是定位了的，为“剪辑而使用的”，他的效果史和谱系学的概念摘去了小写学院派历史为了客观性对主题漠然处之的面具。这使他与尼采联系在一起：“史学家尽力擦掉他们著作中暴露他们特定时空中的基础，他们论战中的偏见的成分，这是他们**的不可避免的障碍。尼采历史感的版本在其视野上是明显的。……其知觉是有偏向的。……它并不是毫无关心地忘记它观察的客体，也不使自己服从客体的过程；它也不寻求规律。……尽管有这种历史感，知识被允许创建它自己的谱系学。”[29]在福柯之后，历史编纂中对主题漠然处之的意识形态，越来越遭到怀疑，研究者和叙述者自身就置身于游戏之中。
凯尔纳和贝克霍弗讨论的问题与小写专业历史的关联更直截了当。在《语言和历史描写》一书中，密执根州立大学人文学教授凯尔纳为研究非虚构文本，探讨了修辞和话语分析的暗含之义。他认为，关于历史“资料”（sources）——历史文本赖以引证的文件——的传统观点，忽视了历史想象力的其他来源（sources），即无法逃避的修辞和语言规则。文件的不连续性、时间的连续性和创立“总体”的意象的需要，都表现出需要语言策略将它们伪装成实在而不是修辞的问题。不过，凯尔纳相信，“对实在最深层的尊重”要求我们意识到这些“其他”来源。对凯尔纳来说，加在史学家头上的“如实直书”的戒令，造成两个不可接受的假定：一是在外部世界存在着故事等待我们去讲述，二是史学家运用正确的（经验主义—实在论）方法能够把这种故事如实地写出来。凯尔纳认为，过去自身有故事等待我们去发现即过去已经以“故事的形态”存在的观念，是不能成立的。根据他本人的观点，写历史都要使故事“扭曲”（crooked），这就意味着以揭露出问题的方式看待历史文本，这种问题形成其策略，只不过掩藏或隐瞒着而已。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料”只是修辞性的语言，“原初资料和二手资料之间的基本区别排除了话语的其他来源的考虑，这些来源以语言……可能的、可信的和伦理的效果形成表述……因为历史的资料在原始意义上包括基本的人类修辞实践，我们不能忘记使历史讲得通的方式必须强调制造（making）。扭曲地得到历史就是理解任何故事的直书都是修辞的发明，而故事的发明是人类自我理解和自我创造的最重要的方面。”“……文本无非是虚构，是有意志的创造。”“无论如何，修辞、描述和实在互相之间是不能分割的。”[30]这样一来，任何历史故事的可靠性与连贯性都并非有赖于过去的“事件”，而是有赖于叙述的美学形式。认识到历史被语言等“其他来源”扭曲的现实，是比否认这种扭曲更诚实的态度。
在《诗学对（规范）历史学实践的挑战》一文中，贝克霍弗不仅讨论海登·怀特的著作，而且也论及桑德·科恩（Sande Cohen）的《历史文化：论一种学院学科的记录》（1986）、安克施密特的《叙述逻辑》（1983）、利科（Ricoueur）的《时间和叙述》和卡拉尔德（P.Carrard）的《新历史的诗学》（1992）。实际上，贝克霍弗是在研究历史编纂的语言学理论，他概述了语言学研究对专业历史学某些“原则”的冲击，把激进的诗学结论引向规范的历史学实践。譬如，历史学实践的核心是假定从实际生活的过去获得事实的证据，然而资料的任何表达都是修辞的结果，所以“诗学对历史学的一个挑战就在于表达与指称性这种等同的内含，元过去（meta-past）退化为元故事（meta-story）”[31]。鉴于语言学和美学等学科的方法入侵历史学，以反后现代主义而著名的劳伦斯·斯通甚至提出，后现代主义是由语言学、文化与符号人类学、新历史主义三种因素构成的。[32]
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讲座教授阿格尼丝·海勒（Agnes Heller）早就对历史感兴趣，1980年曾出版《历史理论》一书。在这部著作中，她认为，历史意识首先从创世神话演进到作为前历史的历史意识，然后再按序列演变到普遍神话、专门历史意识、世界历史意识和全球化或星球责任意识六个阶段。海勒指出：“人类生来是自由的，他们天赋具有理性。因此，他们必须成为他们所是的存在：自由和理性的存在。”[33]自那时以来，她就一直认为自己留有未完成的任务，不过，最初她相信，那个未完成的任务就是历史理论本身。可是，她在《历史哲学断想》（1993）中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伴随着宏大叙述（the grand narrative）的退让，历史哲学成了碎裂的片段。对我们世界的日益增长的透明性的信心已成明日黄花。在后现代时期，我们已把自己看成“历史牢狱中的居民”，但我们仍旧在猛撞这个狱室的门。面对后现代的想象力，海勒既反思了我们的自我理解和对世界的理解的局限性，也推动哲学思考迎接这一挑战。她讨论了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的一系列哲学文本，但她的主要研究对象似乎是绝对精神哲学方面的康德和黑格尔。没有了进步、方向、日益增进的透明和连贯性，历史哲学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其结果是步履蹒跚和摇摆不定的技巧，这是适宜后现代世界的居民的历史哲学。但是，海勒仍坚持《历史理论》一书阐明的信念，即人类不应放弃自己的理性责任。“无意识地生存于现在是前反思的态度。然而，有选择地生存于现在是后反思的。这种选择只有当人们已经形成了精致的历史意识的时候才能做出。”[34]海勒指出，“单个的人能进入宇宙赌博，他们可以做出生存的选择，但是集团则不能。世界也不能。可是，所有个人都进行他们自己的选择，也选择他们的命运。……那些生存地做出自己选择的人们的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35]。我们的世界被称为家园（Home），家园是生活的中心，因为我们只能生活在自己这个家园中。游戏是开放的，我们还得尽可能理性地赌，即为了我们可能较好的未来而行动。作为卢卡奇（Georgy Lukacs）的学生，海勒的表述语言带有黑格尔以来德国哲学的传统色彩。利兹大学的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称海勒这本书是“后现代历史意识的哲学向导”。
还有许多人意识到，与后现代主义结盟可为历史研究和写作带来很大好处，但由于坚持某些已有的历史实践原则，他们不愿成为后现代主义者。所谓后现代主义，尽管观点多种多样，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对客观性现实的存在表示怀疑，从根本上否认不同的主体以理性方法达成共识或在不同的表达之间找到公度标准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就彻底摧毁了科学认识和理性分析的基础，这是大多数学者难以接受的。对于许多严肃的学者来说，解构是为了更完美的建构，因而只有为了更进一步的建设的缘由，破坏才是合理的。
在文学理论、文化研究和历史学领域，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在自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的同时，一直试图摆脱马克思主义中的本质主义、目的论和理想主义的因素。在许多方面，贝内特都接近了对大写和小写历史后现代主义理解，但因为后现代主义在政治上可以为所有的人所用，因而对他却“毫无用处”。贝内特企图用专业历史编纂的方法论，确立关于过去的实质知识。尽管我们不能获得绝对真的历史知识，但也并非只有怀疑主义一条路可走。在《文学之外》（1990）一书中，他指出：“拒绝历史真理或任何大写历史的普遍真理的任何基础，本身并不摧毁历史真理本身的概念。没有必要进入有关过去陈述的怀疑主义形式。我们足可以认识到，声称是关于过去的真理的证明是历史探索的特殊实践的组成部分。历史事实并非虚幻；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是真的。”[36]在题为《历史文本》的论文中，贝内特写道，“人们争论说，后结构主义最主要的批评效应之一就在于这样的主张：‘根本不存在元语言。’这当然不是真的。如果‘元语言’构成作为在自身之内分析对象的其他语言或话语，那么世界中充满着元语言。那么，这个主张等于什么呢？简单地说，没有任何元—元语言（meta-metalanguage），没有任何语言能就其‘对应’作为它自身之内对象的其他语言、话语或文本，声称有绝对或超验的有效性，也不能擦去其自身之内的写作痕迹或语言”[37]。对此，詹金斯认为：“贝内特的企图并不成功。不过，他的论著包含某些非常简洁和具有穿透力的讨论，可用于理解后现代和后马克思主义风格的历史编纂学的性质，值得认真对待。”[38]
较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需要更激进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她们在后现代主义那儿找到了自己的理论同盟。在女权主义历史学方面，确定性建立在其上的基础的消失与力图保持某种自身类型的“基础”之间的悖论，支配着苏珊·弗里德曼（Susan Stanford Friedman）的论文《创造历史：对女权主义、叙述和欲望的反思》。她引用勒纳（Gerda Lerner）的名言：“妇女永远在创造历史，生活于其中并塑造它”，作为文章的开篇语。弗里德曼认为，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就她们自己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活动——包括她们自己历史的产物——有冒重复被处于首要地位的男性主人叙述所歪曲了的历史模式和思想的可能性，存在着难以挥去的焦虑。女性长期被迫作为沉默的部分，存在于历史之外；当她们开始讲述自己时，不得不借用男性叙述的模式和语言。弗里德曼指出：“女权主义者‘制作历史’的矛盾欲望反映了嵌入在历史概念本身的双重关联之中的认识论问题：首先，关系到作为过去的历史；其次，关系到作为过去的故事的历史。历史的第一种意思——发生过的事情——安置了基础性实在，其总体性决不能完全重构。历史的第二种意思——对发生过的事情的叙述——突出了过去事件叙述者的作用，结果作为选择、组织、排列、解释的认识模式，叙述性质都寓言化了。”[39]如果说过去的真实总是中介化的，那么历史写作将不仅“面对真实”，而且反映这些中介形式。面对把写历史当作政治行为的需要与怀疑这种态度避免胜利者全赢而失败者消失的宏大叙述，弗里德曼不是采取或这或那的态度，而是保持这与那，“使活动和反思在创造性谈判中相互补充”[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