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的批判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批判，它的革命性正在于使这种批判转化成一种变革社会现实、促进人的发展的力量。在一定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力图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寻找出一条变革社会的道路，但是，由于其理论本身存在的弱点，他们所提出的种种变革社会的方案不可能打破资本主义统治的樊篱。如果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针对当时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所进行的理论反思与探索还具有比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那么，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变革社会的主张已经转向了注重人的心理和精神的解放，带有浓厚的乌托邦空想色彩。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使社会主义从科学变为空想。

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在对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反思中，逐渐把对现实社会变革的努力从暴力革命、政治经济革命转向了主观的思想意识和文化革命。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对于革命成功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一个阶级如果不能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形成阶级意识，那么，这个阶级在政治上就是不成熟的，就不可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它的利益组织起整个社会。他说：“因为一个阶级能胜任统治意味着，它的阶级利益，它的阶级意识使它有可能根据这些利益来组织整个社会。最终决定每一场阶级斗争的问题，是什么阶级在既定的时刻拥有这种能力，拥有这种阶级意识。”[61]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使卢卡奇认识到了阶级意识的重要性，所以他强调“只有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指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62]，只有成熟的无产阶级意识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

科尔施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出发，把社会历史运动看作是社会实践与思维观念共同组成的统一的过程。所以，科尔施将思维观念看作是现实的组成部分，它们与现实的关系就不是反映与对象的关系，而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科尔施强调的是意识的现实性，这一现实性是与自然和社会的现实性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结论是，任何革命都必须把思想意识革命放在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通过弘扬这一意识，在理论上克服资产阶级意识，在实践中推翻资产阶级的全部现实基础，以此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总体目标。

葛兰西则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根本所在是取得领导权。与列宁所强调的政治领导权不同，葛兰西强调的是思想文化的领导权。他认为，只有首先取得思想文化上的领导权，才有可能取得国家政权，如果没有取得思想文化领导权，即使夺取了政治上的领导权，最终仍有可能是一个失败者。他说：“社会集团可以而且甚至应该在夺取到国家政权之先就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这就是夺取政权本身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63]他所制定的党的三大历史使命的其中两项是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一是建立国民的集体意识；二是进行宗教和世界观方面的改革，就是基于他的这种思想认识基础上的。葛兰西认为，在资产阶级领导权居于支配地位的时候，人们不可能真正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所以，只有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意识，才能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使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变成实践活动的基础，变成人们协调一致的活动的要素，变成人们精神的和道德的结构要素”[64]。葛兰西在探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道路问题上，提出了通过无产阶级主观革命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这样一种方式，而不同于列宁所提出的暴力革命的道路，这种不崇尚教条、勇于探索的精神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法兰克福学派对未来社会变革的思考，是在他们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基础上提出来的。他们认为，革命产生的动因和主体力量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分析基础上的社会变革理论，主张从人的心理、本能等方面来寻找社会变革的动因。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支配了人的一切，人性遭到扭曲，个性受到压抑。他把弗洛伊德的爱欲本质论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相结合，以此来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压抑人的爱欲，论证了解放爱欲、建立一种非压抑文明的可能性。他同意弗洛伊德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但这样的压制恰恰是进步的前提。”[65]在马尔库塞看来，社会发展的动因不再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而是“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矛盾冲突。他认为，社会的存在需要对人的本能进行必要的压制，但是，如果这种压制超过了一定限度就会变成额外的压制，发达工业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就是过度的额外压抑，其范围之大、程度之高、后果之严重，已经全面地压制了人性，扭曲了人性，已经变成了一个病态的社会。那么，如何拯救这样一个病态社会呢？马尔库塞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压抑、人的本能欲望和精神创造力都能得到充分发展的“好社会”，这个好社会是一个真、善、美统一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按照美的原则来组织生产和生活，没有压抑，没有异化，是一个实现了自由和幸福的美妙天堂。这一社会理想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是这种色彩正是马尔库塞所要肯定的。他认为，乌托邦的幻想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实际上是以现实为基础的想象的产物。他说：“幻想，作为一种基本的、独立的心理过程，有它自己的、符合它自己经验的真理价值，这就是超越对抗性的人类实在。在想象中，个体与整体、欲望与实现、幸福与理性得到了调和。虽然现存的现实原则使这种和谐成为乌托邦，但是幻想坚持认为，这种和谐必须而且可以成为现实。”[66]

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将不再是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推动人们去塑造环境、改造自然的，将是解放了的而不是压抑着的生命本能”[67]。在马尔库塞看来，社会主义仍然是最遥远、最抽象的东西，现存的社会主义并不就证明社会主义已经完成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历程，真正的社会主义仍然是幻想中的社会主义。他认为，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其革命实践既不是历史客观必然规律发展的结果，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性的证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苏联为其政策进行合理论证的意识形态。所以，他认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是从科学到乌托邦，而不是从乌托邦到科学。马尔库塞于是就这样赋予了人的解放和社会变革一个如此没有希望的希望，一种极其悲观的遥远的可能性。

弗洛姆也将革命的动因归于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对人性的摧残，而且他认为，科学技术越进步，社会文明越发展，人所遭受的摧残和压抑就越严重。他认为，人生来就是要追求自由和幸福，人有性与爱的能力，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使人丧失了追求与创造的能力，处于异化状态。弗洛姆所憧憬的未来的社会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在这一社会中，人不再受经济的奴役，精神和人性都得到了完全、彻底的解放，不仅实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而且人与人之间也处于以爱为基础的和睦关系之中，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精神健全的美好社会。弗洛姆特别重视发展人的理性和人与人之间的爱，只有爱“才能既满足人与世界成为一体的需要，同时，又不使个人失去他的完整和独立意识”[68]。只有爱才能使人成为一个健全的人，使社会成为一个健全的社会。只有理性才能使人主动地去选择爱，所以，“只有当人的爱和理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只有当他能在人类休戚相关和正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世界，只有当他感到有赖于普遍友爱的存在，他才会发现一个崭新的人类生存基础，他才能够把现存的世界改造成一个真正的人类家园”[69]。弗洛姆把未来美好社会的实现寄托在人性的改善上，他指望通过心理革命和本能革命来净化人的心灵，从而恢复被现代工业文明所扭曲的人性。

哈贝马斯也同意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观点，他认为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的革命条件。他依据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分析，修正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认为“生产力似乎并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解放的潜力，并且都能引起解放运动，至少从生产力的连续提高取决于科技的进步——科技的进步甚至具有使统治合法化——的功能以来，不再是解放的潜力，也不能引起解放运动了”[70]。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工人阶级摆脱了贫困状态（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而且在其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之后，更使人的因素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大大降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已经不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如此看来，马克思所论述的工人阶级革命的动因都已经不存在了。按照这样的逻辑，就会得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必要进行革命的结论，但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这样认为。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尔库塞对革命动因的探索是非常值得赞赏的，由于贫困和剥削所产生的革命不可能再发生，但是，由于人性遭受的压抑和摧残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甚，所以，由这种动因所引发的革命就非但必要，而且尤为迫切。但是，哈贝马斯并不同意马尔库塞所谓的人性的压抑即爱欲受到压抑的观点，他强调还是应该从人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社会的状况出发进行分析，这就是哈贝马斯提出的工具行为合理化与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的矛盾。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工具行为日益合理化，而交往行为却日益不合理化。所以，哈贝马斯理想中的社会就是交往行为合理化的社会，人类奋斗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交往行为合理化的社会。

所谓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是指人与人之间遵照一定的行为规范、通过语言媒介这一交往手段所建立起来的相互理解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交往行为一方面受到了工具行为合理化的侵害，另一方面又受到了国家的干预，这使得人与人之间本该正常的交往行为变得不合理，受到了控制，遭到了扭曲。哈贝马斯认为，只要实现了交往的合理化和正常化，就会减少人性所受到的压抑，增加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主动性，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其本质在于实现哈贝马斯所重视的交往行为中主体的理性化。他强调指出：“交往行为既不能在被选择手段的技术方面、也不能在手段选择的战略方面被理性化，而只能在行为主体的响应性、行为规范的可证实性的道德—实践方面被理性化。”[71]即在交往行为中真诚地表达主体的意向，从而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变革的动因所作的分析，是针对资本主义所出现的一些变化提出来的，有其独到的敏锐和深刻之处。但是，他们的理想带着玫瑰色的浪漫，尽管显得美好而吸引人，但总有些虚无缥缈。其实，他们理论的乌托邦空想色彩更多地并不在于理想太浪漫，而在于他们所寄予希望的变革社会的主体承担不起他们所赋予的历史使命。由于对革命动因与马克思的理解不同，他们所寄予希望的承担变革社会的历史重任的主体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而是“新左派”或“新工人阶级”。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在反思欧洲革命时也把失败的原因归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够，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地位，仍然认为可以通过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重新发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看法已经与他们大相径庭，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相当于现在的“蓝领工人”，他们的数量已经大大地减少，而“白领工人”的数量在逐渐增加，他们成为“新工人阶级”。随着数量的变化，阶级结构和功能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其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而工人的活劳动不再创造剩余价值，从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已经不存在了。而且，马尔库塞认为，工人阶级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被资本主义所同化，逐渐丧失了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力量，而成为资本主义的肯定力量。马尔库塞甚至认为“在大多数工人阶级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意识占着统治地位”[72]。这样他自然就不会把革命的希望再寄托在他们的身上，而是寻找新的主体力量，这就是所谓的新左派。

新左派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处于社会下层的流浪汉、大老粗，被剥削和被压迫的有色人种、失业者等，“他们处在民主过程之外；他们的生活乃是终止不能容忍的状况和制度之最直接的现实的需要。因而，他们的对抗就是革命性的，即便他们意识不到这一点”[73]。另一部分是掌握科学技术的专家、科学家、工程师，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这些人在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主观上来说，他们又对资本主义制度心存不满，具有拒绝资本主义的意识，是反抗资本主义的否定力量。马尔库塞说：“新左派提出‘断然否定’最先进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全部文化。……恰恰是在其特殊的思想、道德的‘心理’的要求中，革命的可能性——不，是革命的必然性——得到了它的最完整、最激进的表现。”[74]

在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统治意识的意识形态的合法化使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非政治化的公众社会，人民大众也成为非政治化的群体，因此，社会的冲突已经不是原来的现实的阶级对抗。“由于资本关系受确保群众忠诚支持的政治分配模式的制约，它所建立的不再是一种没有得到改进的剥削和压迫。阶级对抗能够继续存在的前提是，给阶级对抗作基础的镇压，历史地被人们所意识，并且以不断变换的形式作为社会制度的特征被稳定下来。因此，技术统治的意识不能像旧的意识形态那样以同一种方式建立在对集体的压制上。”[75]在这种情况下，哈贝马斯认为，阶级对抗与冲突已经从阶级与阶级之间转移到技术和生活领域，而在这一领域中，工人阶级已经不能自觉地意识到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存在，换言之，工人阶级已经出现了意识形态危机。他同意马尔库塞关于工人阶级已经与资本主义社会一体化的结论，社会的现实是，工人阶级无论在需要和愿望、生活标准、闲暇活动、意识形态方面都已经与资产阶级一体化了，他们已经想不起来要推翻这个社会。那么，革命的希望在哪里呢？哈贝马斯认为：“具有抗议潜力的，既不是旧的阶级对抗，也不是新型的、没有特权的[社会集团]；抗议的潜力，按其形成，倾向于干巴巴的公众社会的重新政治化（Repolitisierung）。由于眼前的利益，把其注意力集中在新的冲突领域上的唯一的抗议力量，首先形成于某些大、中学生的集团中。”[76]他的理由是，“第一，大、中学生的抗议集团是个特殊的集团；它所代表的利益，不是直接从这个集团的社会状况中产生的，并且不能通过增加社会补偿使其得到与制度相一致的满足。……第二，统治系统提出的合法性要求看来对这个集团来说，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似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第三，在这个集团中，冲突不会在[当局]要求[他们遵守的]纪律的范围和程度以及[他们所承受的]负担的大小上爆发，而只会在[当局]拒绝[他们的要求的]方式和方法上爆发。大、中学生进行斗争，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会补偿，……相反，他们的抗议矛头所向的是‘补偿’范畴本身”[77]。所以，哈贝马斯认为：“从长远观点看，大、中学生的抗议运动，也许能够持续地破坏这种日益脆弱的功绩意识形态（强调按劳付酬的意识形态——译者注），从而瓦解晚期资本主义的本来就虚弱的、仅仅由于[群众的]非政治化而受到保护的合法性基础。”[78]

那么，依靠“新工人阶级”或“新左派”或“大、中学生集团”，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推翻资本主义的目的呢？1968年学生运动的实践证明这种希望是很渺茫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趋势、新特点的研究，敏锐地抓住了战后新技术革命给资本主义带来的新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他们所提出的社会批判理论既有其深刻的一面，也有其悲观无力的一面，深刻的批判并没能使他们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得出的反抗方式与斗争方式，只是局限在反对科学技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层面，并不能从根本上触及资本主义制度和统治，这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在理论的意义上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对说明、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是比较成功的，对马克思主义是有所发展的，但这一解释模式在向现实力量进行转化时，就暴露出了它的致命弱点。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以及1968年革命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此起彼伏的新社会运动对资本主义主流社会和现行体制的抗议，就是1968年革命在范围上的扩大，而且至今仍是方兴未艾。所以，即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的方法不能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就成为现实，但是，可以预期它的影响将是长远而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