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新产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结构进一步的变动，传统产业工人人数大量下降，阶级意识淡漠，这不仅导致传统工人运动继续走低，连传统的左翼运动也在衰落，而与此同时，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新生代运动、和平运动、民权运动、保护动物运动等各种新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这些运动的主体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所说的“新左派”是相类似的，事实上，新社会运动最早的雏形就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所兴起的西方青年的“反文化运动”。
反文化运动的主体是在西方战后经济繁荣和富足生活中长大的一代青年，他们蓄长发、吸大麻，在校园造反，树立一种与主流社会价值标准相对抗的嬉皮士运动，他们反对科学技术，不信任工业文明，但是他们反抗的目的是享乐主义而不是社会变革，他们的种种越规行为是对自己所出身其中的社会文化与价值观的质疑和反抗，他们所进行的运动虽与传统工人运动一样是资本主义主流社会的对抗力量，但却明显地表现出了与传统工人运动所不同的特点，它不是那种经济上被压迫阶级以激进方式要求改造社会、公平分配财富的政治运动，而是一种文化上的反抗。1968年兴起于法国的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青年亚文化的典型表现，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文化抗议运动。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崛起的新社会运动在其后30年都一直保持着活力，冲击、震撼着西方社会，成为西方主流社会矫正自己的社会弊端的参照力量。
从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反文化运动开始，在其后30年间，西方社会一直涌动着一股由社会各阶层力量所组成的反资本主义抗议力量。在这30年间，新社会运动的演进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还是青年人以放纵的、没有责任感的形式发泄自己身处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状态的愤懑与不满，那么，到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中期开始的经济繁荣的中断所带来的种种危机，新社会运动体现了更深刻的社会变迁给人们带来的焦虑与不安；20世纪8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已从完全边缘化的状态进入了通过议会制度解决社会问题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受苏联东欧剧变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历史性的重创，陷入了历史的低谷，西方社会各国共产党处在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并重新寻求自己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定位的境地，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新社会运动腾出了更大的发展空间。20世纪90年代，各种新社会运动以繁多的花样，广泛的形式，成为当代西方社会不可忽视的一支新生政治力量，赢得了更多的参与者与支持者。
新社会运动中最具影响的主要有“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权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运动的马克思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与生态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技革命的进步，生态问题也日趋严重，频繁发生的公害事件唤起了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与此同时，各种生态组织应运而生，如“绿党”“绿色行动”“地球之友”等，尤其是绿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政党组织进入了议会。
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近年来，伴随着资本全球化进程，生态危机也空前广泛而深刻，具有了全球性质。发达国家占有世界上最多的自然资源，享受和消耗了世界上大部分物质财富，而且推行生态殖民主义，把某些污染严重的生产活动转移到其他国家，使生态危机演变为全球性的危机，因而，发达国家对全球生态危机负有最大的责任。发展中国家迅速走向工业化、城市化，对环境也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某些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下的发展中国家为了生存不得不人为地破坏环境。所以，如果说以往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争取人类解放，那么今天社会主义的目标还应包括消灭资本对自然的超级掠夺和对全球生态的根本破坏，在人和自然统一的全球生态系统被毁灭之前制止全球生态危机的发生。社会主义者必须解救全球自然生态才能解放全人类。否则，全球生态危机将最终导致地球和人类的共同毁灭，人类解放将沦为一句空话。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社会主义加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的挥霍性扩张生产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动因，资本主义不可能为解除生态危机找到根本出路，必须废除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绿色的、公平的社会。同时，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人类在反对生态危机、检讨对自然界的态度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生产的目的首先应满足社会需要，即“把人放在物之上”，而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生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拒绝把劳动仅仅作为生存手段，要求使劳动成为“人自身发展的手段”，以此实现人的解放。
女权运动也是“新社会运动”的主要组织形式之一。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女权运动深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带有“造反”的时代烙印。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女权运动已不仅仅是争取妇女经济地位和政治选举权的群众运动，它已深入到文化层面的社会批判，强调妇女个体的性别意识和心灵的独立和解放，反对日常生活领域和文化价值方面的性别歧视和压迫。
女权运动和生态运动是天然的盟友。生态主义者要求把妇女的地位提高到应有的水平，这是与他们的“绿色、和谐、平等”的价值取向一致的。妇女也的确在绿色和平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支维护绿色与和平的重要力量。
现代乌托邦运动对资本主义进行了较为深刻、全面和具体的分析和批判。他们直接质疑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其最本质的表现是“人性的完全异化”，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他人、人和自己的本质完全处于对立的状态；资本主义技术一方面促进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压抑人、麻痹人、控制人，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不受制约地盲目扩大，造成了人的自主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扭曲，形成现代生活中“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等等。现代乌托邦运动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批判的目的在于提出他们自己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即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的构想主要有：从人的心理和本能结构入手，进行一场消除异化的本能和意识革命；开展一场全面反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文化革命”，以恢复文化的自主性；超越经济领域，在所有其他的社会领域发起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理念的革命。总之，需要把一切受资本主义“侵略”和“污染”的现代生活的领域和个人联合起来，共同组成反对现存制度的统一战线和联盟。
乌托邦运动的战略思考，虽然有许多已被实践或理论证明行不通，但他们毕竟在考察发达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方式上作出了可贵探索，为理想的和现实的社会主义设计提供了有益资料。他们宣扬民主、自由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的社会制度，这对启发现代大众的社会主义意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鼓舞人民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社会理想和目标而奋斗。所以，尽管乌托邦运动的许多主张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绪，但在当代物化、异化十分严重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发扬人的批判精神，鼓励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将人从物欲中解放出来，仍有着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
新社会运动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人民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新的矛盾和冲突所进行的新的抗议和斗争，与传统工人运动和左翼运动相比，新社会运动具有独特的一些特点：
（1）新社会运动的主体力量不再是传统的产业工人，而是由相当分散的社会各阶层的人士所构成的，成分相当复杂，如绿党、和平主义者、性别主义者、同性恋者、青年学生等，大致包括“新中间阶级”和处于边缘化状态的反资本主义体制的人士构成。这与以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依靠的进行社会变革的主体大体是一致的，他们也认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社会公正与社会平等的主张，并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实践着这些主张。
新社会运动主体的复杂化是由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冲突的广泛化和复杂化所决定的，资本的对立面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而且包括了以新中间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各阶层的反资本主义人士。当然，他们所关注的重点不再单纯是物质生产，他们更关注生态保护、妇女平等、世界和平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所牵涉的社会层面必然更为广泛和复杂。
（2）多样化的主题和成分复杂的主体决定了新社会运动的组织形式与指导思想不可能是统一的，而是分散化的、多元的。新社会运动没有统一的、完整的组织形态，是由各种分散的小团体组成的运动，他们各自争取自己的目标、权利，各自为战。他们通过各自行动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从而对社会产生影响、进行改造。由于新社会运动不再以对立的阶级冲突和阶级矛盾为前提，因而也就没有以往工人运动强烈的意识形态指向，这既表明新社会运动所反映的社会矛盾的广泛性，同时也反映了新社会运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妥协性，从价值取向上来说，新社会运动更注重个人本位，他们也自认为新社会运动是反抗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文化抗议运动，所争取的目标也是为了摆脱个体压抑，恢复人性的自由本质。
（3）新社会运动的价值趋向决定了它的反抗手段是非暴力化的。与传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主张的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式不同，新社会运动主张以非暴力手段作为抗议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途径，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手段，无论是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还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恐怖活动，他们都一概予以否定。
从新社会运动的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它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矛盾和新的冲突的体现，它起源于冷战、核利用、生态危机、性别歧视、民族问题等新的矛盾与冲突，异质于以往工人运动与左翼运动。由于新社会运动强调反抗资本主义的文化特质，所以，它比较忽视对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批判，因而也就不可能提出一些强有力的社会政策，这使得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抗议缺乏社会实践的力量，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它的批判力量，降低了自身的影响力。此外，由于分散的组织形式，使新社会运动的反抗缺少强有力的深度，而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又使得它缺少理论创造力，不能以新思想来武装人们，从而降低了新社会运动的凝聚力。
但是，新社会运动并不由于它所存在的一些弱点就失去了其批判价值和生命力，应该看到，它对传统工人运动、左翼运动都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使得人们不能不面对它所提出的一些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如社会主义运动未来的社会基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等等。历史的发展表明，传统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状况，历史的事实和经验证明如果它本身不作出调整，已经没有前途了，而事实上，新社会运动与传统社会主义运动之间是可以进行新的整合的，二者的有益成分的结合将会促进新社会运动的现实影响力的形成。新社会运动对社会发展所出现的一些新的趋势的敏感反应，对新的社会矛盾的批判与揭示，以新的形式影响群众的广度与深度，都是值得传统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借鉴的。它们的合作将成为当今西方社会反抗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统治的主要力量。
[1]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
[2] 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3] 《卢卡奇自传》，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页。
[4]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3页。
[5]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3～224页。
[6] 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7] 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8] 葛兰西：《狱中札记选》，周穗明，等：《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
[9] 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10] 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11] 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8页。
[13]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22页。
[14]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第322页。
[15]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0页。
[16] Judith Marcus and Zoltan Tarr，Georg Lukás，Theory，Culture，and Politics，New Brunswick（U.S.A）and Oxford，1989，p.5.
[17] 《卢卡奇自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
[18]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6页。
[19]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7页。
[20]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6页。
[2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8页。
[22]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0页。
[23] 阿多诺：《主体与客体》，《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13页。
[24] 阿多诺：《主体与客体》，《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21页。
[25] 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26] 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6、200页。
[27]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53页。
[28]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53～654页。
[29]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5页。
[30]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9页。
[3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7页。
[32]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9页。
[33] 周穗明，等：《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
[34]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页。
[35]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页。
[37] 《卢卡奇自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页。
[38] 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9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2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2页/编者著。
[42]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43] 马尔库塞：《单面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44] 马尔库塞：《单面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45] 马尔库塞：《单面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46] 马尔库塞：《单面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47] 马尔库塞：《单面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48]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49]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50]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51]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52]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53]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54]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55]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56]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57] 马尔库塞：《单面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
[58] 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页。
[59] 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
[60] 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
[6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7页。
[62]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6页。
[63] 葛兰西：《狱中札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7页。
[64] 葛兰西：《狱中札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65]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66]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104页。
[67]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68]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版，第29页。
[69]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版，第59页。
[70]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写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71]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72] 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4页。
[73] 马尔库塞：《单面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74]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75]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76]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77]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8～79页。
[78]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