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作出的种种努力，目的在于为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对于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对历史以及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对总体性辩证法思想的强调，目的都在于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进行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这是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现实境况所作出的反思和积极的理论探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激起了各国人民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但是，20世纪20年代在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的起义和革命都失败了，“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时，秩序似乎正在欧洲得到一定的恢复”[27]。“在大萧条促成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国内危机和国际危机以前，欧洲正在恢复到正常状态，或者说看起来如此。”[28]面对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失败和正致力于巩固、发展新生力量的苏维埃政权，面对第二国际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主义的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对变化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进行理论上的新探索，为西方进行新的革命寻找新的出路。他们的结论认为，西方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在于革命的客观条件不成熟，而在于主观条件不具备，即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不充分，存在着阶级意识危机。卢卡奇指责第二国际阵营中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机械论、宿命论以及经济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把社会历史发展看作纯粹自然规律运动的过程，将革命完全归结为社会经济条件的成熟与否，这在理论上不仅缺乏根据，而且在政治上导致了欧洲革命的失败。所以，卢卡奇要求恢复被第二国际所忽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地位，重新理解人作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的作用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
在恢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卢卡奇提出了他的阶级意识理论。所谓阶级意识，就是对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作出的“理性的适当的反映”，“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29]。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是对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感，既是无产阶级对自己的阶级利益、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的自觉认识，也是对社会历史总体性的科学认识，同时也包括对资本主义物化社会的改造行动即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
卢卡奇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意识的革命功能，因为无产阶级“被历史赋予了自觉地改造社会的任务”，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意识的提出，才能找到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这样，无产阶级在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中，就达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即无产阶级的客观历史地位和主观阶级意识达到了统一，因而，无产阶级意识能够发挥其他阶级意识所不能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卢卡奇提出，无产阶级意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的阶级意识，一方面必须要和揭示社会本质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必须实现理论和实践的越来越内在的统一。对无产阶级来说，它的‘意识形态’不是一面扛着去战斗的旗帜，不是真正目标的外衣，而就是目标和武器本身”[30]。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意识对于它的革命目标来说并不是外在的东西，无产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革命目标是内在的、统一的，而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意识，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对无产阶级来说，而且只是对无产阶级来说，正确地洞见到社会本质是首要的力量因素，甚至也许是决定性的武器。”[31]这说明，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对于历史进程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它使无产阶级以充分的有意识的方式实现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意味着无产阶级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自觉认识和把握，即“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32]。
卢卡奇强调无产阶级意识的巨大历史作用，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历史哲学的必然逻辑结果。在他看来，第二国际在政治策略上的失败，根源于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教条主义理解和应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为自然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把社会历史看作纯粹是自然规律运动的过程，把革命视为仅仅是由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自然进程，将革命成败完全归于社会经济条件的成熟与否，正是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这种消极的机械论观点，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卢卡奇要求重新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具体的和历史的辩证法出发，从历史实践的高度来理解自然和历史，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卢卡奇并没有否定客观经济条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但他认为这种客观条件只是提供了某种改造社会的机会和前提，它本身并不能自动地产生革命。革命的产生只能是无产阶级自觉意识到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阶级意识的作用必然凸显出来，意识不在历史之外而在历史之中。卢卡奇既反对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外在于历史的唯心主义，也反对费尔巴哈关于意识只是对客观世界的适应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他强调的是意识与历史在实践基础上的内在统一，这历史不是别的，就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实践的、批判的活动，也就是在无产阶级意识指导下的革命活动和创造活动。所以，卢卡奇不是一位唯心主义者，不是像有的人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来改造马克思主义，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反对并抨击忽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经济决定论，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导致西欧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失败的罪魁祸首。
科尔施也指出，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忽视阶级意识方面都是相似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辩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像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忽视意识的作用，认为它们仅仅是由经济条件所决定的。科尔施认为，在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意识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从辩证法的立场出发，应该把精神生活和各种意识形式同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去研究，反对割裂意识与现实、主体与客体之间辩证关系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要按照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他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思想观念与其对象关系所作的形而上学的解释，科尔施认为这种解释否定了精神生活和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现实性，而意识与现实的一致性恰恰是辩证法的观点所要强调的东西。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科学以前的、科学以外的以及科学的意识，不再与自然的，尤其是社会历史的世界相对立而存在着。它们作为这个世界的现实的、客观的、‘也是观念’组成部分存在于这个世界中”[33]。也就是说，思想、意识等主观因素也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现实而有力的因素，它们与现实之间并不仅仅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是在历史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思想、意识与现实的关系是统一整体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恩格斯之后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列宁等人却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解为意识、观念与客观物质现实的一致。这样一来，理论只是消极地反映着预先存在的、决定性的现实，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既适用于社会领域也适用于自然领域的科学，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为经济决定论提供了理论前提；仅仅强调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就会割裂历史过程的完整性。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恰恰是“把社会一切领域作为一个整体包括在内的社会革命理论”[34]，“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抽象科学的唯物主义以及其他一切抽象的不管是早期的还是晚期的、资产阶级的还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相反，始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句话说，它是一种在理论上理解社会和历史的整体并在实践上进行变革的唯物主义”[35]。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应该从人的实践出发来理解社会历史，既不能把自然理解为独立于人的实践之外的客观对象，也不能把思想、理论仅仅理解为是对这一客观对象的机械反映。科尔施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目的在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非还原性，如哲学、宗教等不能遭受轻视，仅仅被还原为对经济的线性反映，这样恰恰抹杀了马克思主义的能动性和革命性。
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中主体因素的再思考也是针对庸俗唯物主义的，与第二国际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相反，他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主观性和创造性的方面。尽管葛兰西没有明确否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但他认为二者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经济基础提供了日常现实的物质环境，而在上层建筑中，人们有意识地体验生活，并进行活动，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决定谁的关系，争论它们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只不过是为设定片面的经济决定论服务。因此，他否认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从而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在他看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是非本质的。所以，葛兰西思想的关注点更多地体现在为推翻现存社会所必需的主观条件和政治手段上，而不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他认为，在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社会各阶级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机会，从而改变他们所意识到的社会条件。他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领导权”概念等重要观点，都是对上层建筑的具体分析。
同卢卡奇和科尔施一样，葛兰西也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主体性原则。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实践哲学”，其中突出了主观认识和集体意志的重要性。从辩证法出发，葛兰西主张主体自身与现实世界的统一，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卢卡奇一样，把阶级意识看作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前提。他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和“领导权”概念实际上就是对无产阶级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强调，也是对经济决定论的否定。他认为，阶级的思想和行动是全部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能动的组成部分，在历史过程中，首要的是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精神，而不是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强调人的实践活动的重要性，人的意志并不是对某种必然性的依附。历史只不过是人的活动历史，所以并不存在预先注定的、永恒不变的历史法则，人的主观意志是历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必然性离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无从体现。与卢卡奇一样，葛兰西也用总体性范畴来理解历史辩证法，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生产力与人的主观意志共同构成了统一的历史过程，他尤其强调上层建筑和人的主观意志的重要作用，认为对它们的忽视就会导致走向决定论和宿命论的立场。正是基于这样的哲学观，葛兰西也把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归于无产阶级没有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没有确立起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意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阶级意识理论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的解读，是在庸俗唯物主义决定论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卓越的补充，是对教条主义的单一历史决定论的有力矫正。重温恩格斯当年致布洛赫的信，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恩格斯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36]很显然，所谓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力量的认识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的，卢卡奇等人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对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历史主体的高扬并没有倒向主观唯心主义，而是致力于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传统，从实践出发寻找真正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根据。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论的构建中，强调阶级意识的重要作用，认为“当无产阶级在它的阶级意识中达到了这一阶段，并因而成为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时，上述过程（重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过程——引者注）也就达到了顶点”[37]。重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努力一直保持到了卢卡奇晚年的压卷之作《社会存在本体论》之中，在他所重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本体论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思想，同时也克服了早期思想中过分主观化的倾向，以劳动为基础，更加科学地说明了从自然存在向社会存在过渡的过程，使真正的历史辩证法取得了在本体论中的统治地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走向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发展道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