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指出：“随着欧洲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1]。这样一种转向，倒转了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方向，马克思不断从哲学批判走向对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的批判，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却不断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这种转向并不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再关心现实社会问题，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重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所以，与其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转向是指他们对哲学的普遍重视与研究，不如说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现实批判与改造力量的学术化、学院化、书斋化的转向。这一转向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改造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更多的是社会的与文化上的影响，1968年革命就是其重要的成果。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论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区别时正确地指出：“马克思理论的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然而，黑格尔的社会和经济范畴都是哲学的概念。”[2]马尔库塞意在强调马克思理论的历史性与实践性，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但是，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性与历史性传统的恢复与重建的重点同样也不在经济方面，而是越来越成为一种学术化的理论而非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力量，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一样将“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变成了“哲学概念”，当然，这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但总的来说，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要义，但其“哲学化”转向毕竟大大削弱了其批判力量。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尽管在理论上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却不能使之转变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Gyorgy Lukacs）、科尔施（Karl Korsch）和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开始，就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通过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反思，他们认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教条主义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成为领导革命失败的理论根源。他们从对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重新研究与理解出发，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地位，从历史实践的高度重新阐释自然和历史，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社会历史发展新模式的哲学基础。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者那里，最根本的是对唯物史观本质的重新确立，以区别于机械的、自然主义的唯物史观。卢卡奇把“历史”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范畴之一，把历史理解为一切社会存在，即人类社会的历史，而不是自然的历史。他说：“马克思确认，历史性是一切社会存在的根本范畴，而一切存在都是社会存在。我认为这是马克思理论的最重要部分。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说，只有一种社会科学，即历史科学，他甚至补充说，“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这就是说，“一个没有范畴特性的事物不能存在。……就是这一点使我的本体论与以前的哲学清楚地区别开来”[3]。同时，在卢卡奇的视野中，历史是人类的社会活动，而不是静止的存在物。他说：“如果我们可以把全部现实看作为历史（看作为我们的历史，因为别的历史是没有的），那末我们实际上使自己提高到这样一种立场，在这种立场上，现实可以被把握为我们的‘行为’。”[4]这样来理解的历史，既是对旧唯物主义自然本体论的超越，也是对黑格尔唯心史观的克服，把历史看作人类社会实践的能动创造的结果和人类创造活动本身，就是说历史是主客体的统一，“但是要理解这种统一，就必须指出历史是从方法论上解决所有这一切问题的场所，而且具体地指出这个历史主体的‘我们’，即那个其行为实际上就是历史的‘我们’”[5]。这样就把人的活动放在了历史的首要地位，没有人的活动，也就没有主客体矛盾的统一，也就没有人的社会存在，历史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就在于有人的活动，人的社会实践决定了历史。由此出发，卢卡奇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自然，反复强调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在他看来，在社会历史过程中，被称为自然的东西也都与人相关，即人化的自然，其形式与内容也都为社会和人的实践活动所规定。社会历史作为“自然历史过程”并不是返回到以自然为本体的旧唯物论，说道底它不是以研究自然对象为己任，而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对历史的强调实际上就是对实践的重视，而这正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础。

柯尔施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尽管不言自明地要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它并不表现在任何处于历史与社会之外的自然要素，如气候、种族、生存斗争、人的肉体与精神力量，而表现在甚至已经‘历史地被改变了自然界’，或者更确切地说，表现在具有历史与社会特征的、物质生产的发展”[6]。柯尔施认为，马克思超越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地方，正在于他以社会范畴去理解自然界。出现在马克思理论中的自然界，并不是纯粹的、只是作为人类活动前提的自然界，而是人化的自然界，即社会的自然界。而且“社会的自然界”“在不同的时代具有特殊的、不同的历史性质；它作为‘社会的’自然界首先在任何情况下具有阶级的性质”[7]。由此出发，柯尔施认为应该全面地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不能退回到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坚持的旧唯物主义立场上去。

葛兰西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性和历史特性，针对克罗齐关于历史是人类的精神发展的历史、历史的动力是社会思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葛兰西认为历史不是人类的精神发展的历史，而是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史和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而且历史发展的动力也不是社会思想而是物质生产力。他说：“物质生产力的总和同时是所有以往历史的结晶和现在与未来历史的基础：它既是一种记录，又是一种能动的和现实的推动力量。”[8]明确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同时，针对庸俗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倾向，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来说，物质既不应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理解，也不应在各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对象不是物质本身，而是物质如何社会地、历史地为生产组织起来，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历史的范畴，是一种人类关系，即要从主体和实践的角度去理解物质概念。这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是一致的。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唯心主义一元论和唯物主义一元论，是实践一元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特性的强调意在从主体的角度来理解客体或物，强调实践哲学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是大多数人的而且是符合历史必然性的意志的创造活动，从而能够成为改造现实的实践活动或政治活动。

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在哲学上所进行的正本清源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机械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的局限性，从实践和主体的方面重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正是从他们开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表现出了这样一种特征：“切断了它本该具有的、与争取革命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的纽带。”[9]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作为本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和组织者，有的被流放，有的在狱中逝世，这些情形导致了理论与实践发生了致命性的分离。马克思主义从生动的社会现实生活走向了研究所和大学，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更是促成了这一转向的发展。

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创的传统，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批判机械唯物主义，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批判理论；另一方面，他们的工作更加局限在对哲学问题的探讨上，他们借助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来阐释、改造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如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他们声称自己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继承，他们对唯物主义进行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成为批判的唯物主义，进而成为批判的理论、批判的社会理论。他们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所有的范畴都是触及这些存在着的秩序的否定”[10]，所以，“就所有的概念都是对现存秩序总体的一个谴责而言，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批判’的理论”[11]。

法兰克福学派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也是从实践的角度理解自然，视自然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认为人所遇到的自然都已经是被改造过的、人化的自然。这一观点是对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巴黎手稿》《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中所持的观点的维护与坚持。马克思一直强调历史地、实践地来理解自然，他批评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2]。在其他一些著作中，马克思也一再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把我们生活其中的自然界称之为具有了“人的本质”的“人化的自然界”。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然的实践性和历史性，意在强调人的历史经验对人的本质的重要性，这样“我们所论述的不再是在每个具体历史阶段都千篇一律的抽象的人的本质，而是在历史中并且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被确定的人的本质”[13]。因为对马克思来说，“全部人类历史实践中的问题始终是人自己的问题”[14]，强调人的本质的历史特征，才为对人的本质以异化状态存在的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提供了哲学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