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历史事实不存在于当前时空之中，那么传统的历史本体论或思辨的历史哲学就受到质疑。既然历史通过人们的理解与叙述而存在，那么历史就是人们的认识问题。但是，怎样理解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解，人们也并没有相同的意见。经过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m Dilthey）对“理解”（verstehen）概念的洗礼，一部分西方学者对历史的理解从客观主义转向了主观主义。先是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与“现在”成了最重要的时间构架，漫长的过去都压缩在当下这个点上；后有柯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不再是对事实的考察，而是人们头脑中的思维过程。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了当前人们对过去的认识与理解。历史学家的任务不再是尽可能客观地认识过去，而在于不断地阐释和重塑人类的文化遗产。这一部分学者，用法国哲学家利科（Paul Ricoeur）的话来说，大致可以看作是属于“批判的历史哲学家”。[6]经过李凯尔特（Heinrich Richert）、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齐美尔（G.Simmel）、胡塞尔（Edmund Husserl）、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推动，批判的历史哲学在德国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发展。在法国，批判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有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萨特（Jean-Paul Satre）、马鲁（Henri-Irenee Marrou）、韦纳（Paul Veyne）和利科等人。批判的历史哲学的研究目标在于，确定历史学的学科性质、界限和特有价值。
另一部分学者是受美国科学哲学家亨普尔（Carl Gustav Hempe）的影响才讨论历史理论问题的。1942年，亨普尔在《哲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上发表的《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一文，引起了哲学界的热烈讨论。参加这一讨论的主要有伯林（Sir Isaiah Berlin）、沃尔什（W.H.Walsh）、德雷（William Dray）、曼德尔鲍姆（Maurice）、加德纳（Patrick Gardiner）、纳格尔（E.Nagel）和多纳根（Alan Donagan）等人。这些人或以自然科学为榜样，或以社会科学为依据，试图通过对史学理论的梳理与规范，把历史学提升到科学的层次。这部分人属于利科所说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家”，他们都不满足于传统的印象式讲故事的历史。他们之间的争论主要在于，历史学在本质上与自然科学有没有区别。
显然，在否定了朴素的实在历史观后，西方历史哲学界的主流——无论是批判的还是分析的——把历史看作为人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科学的或批判性的认识。历史不再是独立在场的存在，而是人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或过程的反思后的认识或理解。这就是说，历史是经过理智反思的看法，它不同于人们对过去的印象式看法和演义式描述。一方面，历史不是普通人的印象，它反映的应该是“客观精神”；另一方面，它也不是文人们文学修辞的美学效果，而是有根有据的。即使坚持历史学完全独立于自然科学的德国批判的历史哲学家，也认定历史学属于所谓“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但它毕竟是科学，而且在许多人心目中它是比自然科学更崇高的科学。就像伯里（J.B.Bury）所说的，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其科学性不多也不少。
对以上历史哲学的讨论，史学家往往持冷嘲热讽和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是，我不认为史学家因此就没有受哲学讨论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在互动中实现的，而且这种相互影响在时间上往往是滞后的。如果说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哲学讨论，是对兰克客观主义历史学实践的比较迟钝的理论反思的话，那么批判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新成果不可能不渗透进史学实践中去。实际上，一方面是哲学的历史学转向，最强调科学性与严密性的科学哲学的主流走向了历史主义，就是明证；另一方面，历史学也有哲学转向的问题。比如，年鉴学派对社会发展深层结构的分析，显然受到哲学追求普遍规律的精神的感染。历史学家之所以与哲学保持距离，不愿承认哲学观念对自己有影响，是因为他们把哲学一律看作为旧的形而上学思辨体系。
具体说来，批判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讨论，对史学理论和史学实践至少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迫使史学家更加认真细致地考察他们原来所使用的许多假设，这些假设往往是未经批判的，实际上是无意识地加以使用的。也就是说，以往历史学家并非与哲学观念绝缘，只是他们未经反思地选择了某种观念；由于他们的观念未经批判，这些观念既不是明确可靠的，也缺乏现实基础。
第二，经过哲学家的批判与分析，史学家不得不更严格地规定他们所使用的概念。过去，历史学家爱用模糊概念，如描写战争的惨烈程度时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等等；现在，他们写战役时，必须尽可能引用精确的伤亡数字。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也在用统计数字和概率分析来支持自己的概念和判断，而不再满足于过去常用的“大致”“必定”“或许”等术语。
第三，推动史学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发展，史学不再是单纯地讲故事，也不只限于记录战争、外交和政治活动。分析的历史哲学要求史学家寻找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历史不应只是孤立的突发事件的情节描述，而应反映社会变迁的一般结构；批判的历史哲学提倡透过人们的历史行为和经验活动，把握内在的生命、欲望、情感、意志和思维。历史哲学的分析学派和批判学派都不满意只讲故事的历史，但前者引导的是对社会一般进程的研究，后者则更关注个体历史人物的心态。
总之，批判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强化了历史学的学科自主性，推进了历史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自觉。历史学变得越来越注重证据，越来越关注事件之间符合逻辑的因果联系。然而，历史证据多表现为过去流传下来的文字和符号，因此，科学的历史与传统叙述史一样，也无法完全摆脱语言形式的制约。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问题首先表现为语言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