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过去历史学家都对哲学观念抱怀疑态度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包括历史学在内的西方学术风向则发生了新的变化。历史学和其他学术领域加快了对哲学观念与方法的接受与运用的速度。在哲学领域20世纪初就肇始的语言学转向，开始向历史学界渗透。比如，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又重新思考历史与文学的密切联系。在他看来，历史学的科学性或许只体现在弱意义上，而并非体现在强意义上。“历史只是部分地与‘事实’有关”，而且它也“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演绎，而是一种对于最可能的概括的想象的猜测。”[7]因此，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1979年，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新叙述主义的复兴》一文，反思传统叙述史在当前史学实践中的新价值。在他看来，本来“历史学被视为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可是，由于历史学家受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忘掉了历史学自身的特点，以致只对社会而不是个人感兴趣，忘记了“历史学家总是在讲故事”[8]这个事实。由于叙述主义的复兴，许多人对史学性质的定位，越来越远离了“科学”。历史学的形式不仅与科学的分析在性质上大相异趣，而且也越来越与社会科学相抵牾。
法国哲学家们先破除了历史学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特权幻相，随后又把它变成语言学甚至文学修辞的一种特殊形式。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明确怀疑历史学的特权地位。他告诉人们：“历史由于缺少本身的指示对象（references）而转向的这个其他事物表明，不管历史知识有什么价值……它都不应以为自己是最具特权地位的知识，从而使自己与其他各种知识对立。”[9]
通过哲学家巴尔特（Roland Bartes）、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德里达等人的工作，历史学越来越远离了科学分析的轨道，把历史学变成文学修辞性学科的趋势很快在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弗兰克·安克施密特（Frank Ankersmit）和凯尔纳（Hans Kellner）等人的推动下，历史学界也出现了“语言学转向”。根据这种新的风尚，任何历史事实都不可能超越表达这些事实的话语形式。人们在写历史时，与其说是追求真相，不如说是要追求语言的修辞效果。既然历史语言与文学语言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在历史与小说之间也就很难划定严格的界限。在历史中并不存在真相、事实和正义，有的只是关于真相、事实和正义的看法的语言表达形式。真实性、合理性和客观性不过是为了掩饰西方中心主义、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男性支配和其他意识形态偏见的工具。历史必须通过语言显现自己，语言就是历史的界限。历史话语并不具有可以讲述真理的特权，它们同文学话语一样，都是在书写表达某种愿望的“虚构的故事”。具体说来，海登·怀特等人所发起的“语言学转向”，以更加明确的形式，肯定了过去就潜存在学术界中的对历史的主观主义理解。
第一，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人们的虚构或语言的修辞效果造成的。这种观点使历史理论与哲学一样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后现代主义哲学不仅否定了历史学的科学性，也否定了它的学术性。与此同时，认为历史是在讲故事的新叙述主义理论，也向客观主义和分析的历史哲学提出了挑战。例如，哈斯凯尔·费恩（Haskell Fain）就尖锐地指出：分析程序并不能回答“历史是什么？”的问题。[10]要告诉人们过去发生的事，还需要情节的想象与描述。在各种证据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联系，即使有这种联系，它们也早就消失在逝去的时空之中，我们只能凭借想象才能构造或重建这些联系。
第二，对过去的历史能持客观、中立态度的历史学家是不存在的。尽管历史学家接受的训练，使他们与普通人或其他专业的学者区别开来，然而，问题是，历史学家在写历史著作时，并不拥有超出日常语言之外的特殊语言。他们的语言必然融入了日常语言所带有的道德含义和文化成见。就这个问题，历史哲学家伯林爵士指出：历史学家在毫无赞赏和责备的情况下写作，是根本不能想象的。由此出现的困境是，自以为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历史学，与文学虚构和人们的日常偏见有什么区别呢？
第三，历史无非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历史以及历史中人的形象，都是经由文学的创作才获得了其完整性，因此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学在此终结了。这种新历史观的特殊性不在于认识到历史写作有文学性，而在于它认为历史著作本质上是文学性的。过去也有学者强调历史写作不应忘记文学性，但那是为了强化历史文本的可读性，并不是把其当作本质的特征。在他们看来，文学性只是历史著作的次要功能或辅助形式，如果历史文本有过分的渲染，那就把历史变成了某种神话或诗歌之类的东西。可是，海登·怀特却认为，对历史来说，文学性并不是外在的或非本质的，“历史通过从时间顺序表里编出故事的成功正是历史阐释效用的一部分；从时间顺序表中得出故事是……‘编织情节’（emplotment）的运作。我所称的‘编织情节’是指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这同……一般‘虚构’的方式一模一样”[11]。在这里，历史理论走向了反历史的道路，因为它否定了历史学的独特学科性质，也就否定了历史学独立存在的价值。
第四，不仅客观的历史联系遭受质疑，目前在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鼓动下，甚至连史学理论中人的文学性的形象也开始遭受无情的解构。既然人和历史的连贯是人们的虚构，那么人和历史的连贯性也就是不存在的。福柯说，人并非是一个原本存在的东西，他是近代西方人的一个发现。随着话语条件的改变，人将被解构，因此福柯得出了“人死了”的结论。高科技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世界和人类自我认识的方式，知识经济和网络化把世界变成一系列可以复制的符号，生活世界中不再有独一无二的东西，时间融入了虚拟空间，独特性也消失了，人则成为某种数据或参数，人消失了，历史在此也就终结了。
第五，历史的终结和后历史概念的提出。随着主体的消失和时间融入虚拟空间，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这不仅是历史叙述的终结，而且是历史本身的终结。历史主义的理想本来是通过生成的过程，给动摇了的世界以新的说明和新的秩序，为人找到新的立足点，就如狄尔泰所说：“人是什么，只有他的历史才会讲清楚。”[12]可是，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中，不仅“人死了”，而且历史也终结了。后现代主义否定了历史主义，从而进入了后历史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中，不仅稳固的主体被打碎了，流变中生成的主体也烟消云散了。既然线性的时间不具有实在性，那么连续的历史也就难以成立。在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是逻各斯中心的，是神话、意识形态和偏见的源泉，是一种封闭的方法”[13]。历史的终结就是一切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一切正义目标和进步事业的终结，是一切乌托邦式的终极真理和救世运动的终结。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终结不同于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
在福山那里，历史的终结是历史进步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彻底完成，即西方多元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对其他意识形态的胜利。福山说：“如果我们现在达到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再也不能想象一个与我们自己的世界本质上不同的世界，找不到未来能从根本上改善现存秩序的明确道路来，我们也就必须考虑历史本身或许终结了的可能性。”[14]从此之后，不再有新的历史哲学出现的逻辑空间或可能性。对后现代主义来说，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符合人的本质的观念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不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终极真理已经被揭示出来。对福山来说，人类是完成了其观念上发展的最后的人（the Last Man）；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作为能动主体的人死了，人被分解为零散的记忆符号。如果福山是在建立西方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元叙述，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则以攻击所有的元叙述为己任。当然，后现代主义也不能摆脱元叙述，或者说，它建立了反对一切元叙述的元叙述，即它以反对一切元叙述的原则为自己的元叙述。
当然，并非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都同意历史终结的观点。例如，德里达认为，历史与其说是终结了，不如说是进入了无休止的意义寻觅过程之中，或者说，历史是元叙述语言的无穷置换的游戏。德里达说：“尽管我们在谈论一种历史的终结，我却在那里发现了关于历史性结合的例证；它以事件的形式出现，虽说在结构实现过程的中心它始终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是一种与末世学历史毫无干系的历史，因为它的本源在永无止境地置换位移着，所以是一种失落在自身的追寻中的历史。”[15]显然，尽管德里达没有主张历史的终结，但让历史陷入了无意义的延续之中。历史没有终结，但历史也没有意义，历史仍然是话语的游戏。在这点上，德里达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并无实质区别。
历史学的任务是要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与过程，这是历史学存在的前提。如果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历史学也就没有了其研究的对象。如果没有研究的对象，历史学也就没有存在的权利和价值。正如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所说的，“历史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从未与文学的思考方式完全分开，但是历史具有可靠的知识。不管历史科学的前途如何从哲学上怀疑，历史专业化和寻求科学的严密性在20世纪都不会被颠倒的”[16]。朴素的客观主义坚持了历史事实的外在性和客观性原则，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的时空过程；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正因如此，尽管有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破坏性冲击，寻找历史真相仍然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勤奋工作的主要动力。但是，朴素客观主义把历史研究的对象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历史文本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认识的性质简单化了，以为历史事实本身就像自己理解或描述的那样存在，不能反映历史认识的复杂性。主观主义的哲学和史学理论，认识到历史知识之中包含的主观性环节，反映了历史认识的复杂性。毋庸讳言，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主观主义却将历史研究更多地固定在了认识的中介环节上，甚至把原本客观的历史过程看成是主观的构建物，这就为极端相对主义历史观的盛行开辟了道路。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史学理论就是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游戏论思维的发展和总结。但是，与以前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相比，新相对主义也确实具有了某些新特征。
尼采“没有事实，只有解释”的格言，成为以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旗帜的新相对主义者的理论纲领。根据这种纲领，客观历史不过是人们的形而上学虚构，历史只是人们对过去的理解以及关于这些理解的话语。新的相对主义对历史学和哲学都提出了挑战，接受这一挑战必定使学术研究进入一个更深的层次。历史学和哲学问题，都有话语和语言的层面，对语言的深入研究，必然从广度和深度上把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但是，如果使研究仅仅停留在话语与语言的范围内，那么我们得到的就只能是话语和语言，而不能增进人们对历史的理解。
可以说，历史首先是历史事实，随后是历史认识或理解，最后也是历史语言。但是，我们决不能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把历史仅仅看作是话语，或像帕尔默（Bryan D.Palmer）所说的“堕落成话语”（Descentinto discourse）[17]。实际上，正是由于语言（话语、符号、文本等）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事件，理解历史事实，它才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否则，语言什么都可以是，但绝对不是历史。同样地，我们也决不能像主观主义者那样，把历史只看作人们的认识和理解活动。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解的确有助于我们把握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因此，它们才与历史联系起来；否则，认识和理解活动什么都可以是，但决不是历史。当然，从认识和显现的角度看：没有语言，就没有历史认识；没有历史认识，也就没有“过去客观历史”的当下显现。但是，从基础和存在论的角度看：没有历史事实作为对象，就不可能有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解；没有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解，也就没有历史话语和历史文本。一句话，客观的历史事实、历史认识和表述历史的语言三个方面，共同构成历史意义的显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