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本文中，还有许许多多进行历史叙述研究的专家以及他们的成果没有被提及，[74]但从上述那些主要代表者的研究中，我们能看到一种后现代的趋势，即人们不再指望历史叙述文本能够符合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相反，不通过历史叙述，任何真实性、客观性都将无从表述。再者，如果忘记了历史叙述作品是由具有历史性的历史学家所叙述、由同样具有历史性的读者来阅读的，我们也就得不到可理解的历史。后现代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家已经将传统意义上被视作形式的历史叙事进行了转换，使它在历史理解和历史解释的领域内具有了创造历史的本体论价值。
历史叙述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其历史背景。首先，英美分析哲学中逻辑实用主义与欧陆语言哲学的发展使人们将目光投向人们用来交流思想的语言。对于一个听众来说，某人说出的语言如何才能被理解成该人所要表达的意义呢？如果像逻辑实证主义那样简单地认为语言中的歧义完全可以澄清，那么历史叙述研究永远不可能涉足历史文本的历史性问题。正是因为我们理解一个历史叙事文本时，不得不考虑文本的语境不同造成的理解差异、其语言中包含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及语言的历史性等问题，研究者才不得不重新思考历史叙事本身的性质。当哲学家们开始寻找一般叙述理论时，历史叙述作品很自然地被当作了研究的对象。鉴于历史学给普通人的印象如历史实在论者们一贯声称的，他们叙述的是真实、客观的历史，因此将历史叙述作品作为一切叙述作品的代表进行分析将更具典型性（如巴尔特这位文学家竟因此在历史哲学界获得崇高地位），这样哲学乃至文学理论的最新成果都被运用到历史叙述研究上，从而也大大推动了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研究的进程。其次，美国历史相对主义在历史哲学界影响颇大，对历史实在论的排斥不时表现出来。另外，沉浸在认识论领域中的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研究质疑历史认识的可能性，却没有为探索历史与历史学的意义这样的本体论问题提供任何途径。一些历史哲学家创造性地将认识论与本体论研究结合起来，试图发现历史的意义及其生成与实现历史理解之间的关系，于是历史叙述作为二者之间的桥梁就被放在了研究的中心位置（如海登·怀特、安克施密特的研究）。最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各学科学者之间的思想交融越来越频繁，人们不再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局限在某个专门领域，这也造就了一批知识广博的学者，他们将各学科的精华聚于一身，其结果有利于一些跨学科问题的研究，如叙述问题，极大加速了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展现给我们的是，历史叙述是一种组织机制，它不但组织文本，如果我们对这种组织机制的产生进行细致分析的话，我们就能发现它也组织历史，组织人们的历史意识。我们在接受叙述文本时，思考一下，历史是如何对我们发生作用的，它带给我们的是什么，书本知识还是意识？如果是后者，历史叙述便成了传递历史意识的手段。历史意识如何通过叙述进行传递，历史如何在叙述中被组织，进而成功地借助于历史叙述文本这个工具，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研究将影响、制约叙述的意识形态、历史性等因素都抖落了出来，从而使自身开始占据历史哲学研究的最主要位置。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情境下，不仅存在历史哲学领域，在文学、哲学等领域内，叙述/叙事问题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而利科等人在研究中对历史性高度重视，也给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家一种启示，即历史叙述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叙述研究之间的界线有可能从此消失，它们将共同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叙述学”。
不过，如果站在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只要“叙述学”专家们始终注意分析一切叙述文本的历史性，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将一切叙述文本都看作历史叙述文本（具有历史性的叙述文本），甚至将这门基础理论学科称为“历史叙述学”。我们这样做，“历史叙述学”就会被理解成涵盖一切能够被叙事化的文化现象的新的历史哲学，它涉及的范围会远远超越迄今以来存在过的历史哲学研究的范围，成为跨学科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么说来，以往几十年来关于历史叙述研究的努力，则仅仅意味着是构建其他新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开始。试想，当我们运用这种“历史叙述学”重新分析黑格尔、汤因比式的思辨历史哲学，我们看到的除了有关历史进程的假设之外，还能看到黑格尔、汤因比等人生活时期的人类生存状况，看到他们进行叙述的条件、限制，以及个人和集体面向未来的理想。
可以设想，未来的“历史叙述学”研究将更加深入地揭示思辨历史哲学产生、存在和作用的方式。思辨的历史哲学沉寂了半个世纪后，当前西方思想界重新开始展开普遍史、世界史、全球史的性质及叙述方式的讨论[75]，这难道不正是多种思辨历史哲学即将诞生的前兆吗？
[1] Narrative一词可以作为名词，意为叙述的故事、叙述的行为；也可以作为形容词，意为叙事的，叙事体的，故事形式的。这时，在历史哲学中讨论的“historical narrative”就可能会有“历史叙事”（强调历史故事）与“历史叙述”（强调叙述历史的行为）这两种含义，而“narrative history”则通指“叙事史”（以表现故事为核心的历史作品）。
[2] 亨普尔：《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何兆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71页。
[3] 亨普尔：《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何兆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69～870页。
[4] 参见亨普尔：《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
[5] 理查德·范：《语言学转向：1960～1975年的历史与理论和（历史与理论）》，陈新，译，《哲学译丛》，1999年第3期，第58页。
[6] W.H.Walsh，Philosophy of History：A Introduction（New York，1960），p.31.引文为张文杰译。
[7] W.H.Walsh，Philosophy of History：A Introduction（New York，1960），p.33.
[8]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版，第8页。克罗齐认为：“编年史与历史之得以区别开来并非因为它们是两种互相补充的历史形式，也不是因为这一种从属于那一种，而是因为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态度。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史而只是用抽象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字句一度是具体的和有表现力的。”
[9]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3页。
[10] Arthur C.Danto，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Cambridge，1965），p.138.
[11] Arthur C.Danto，‘On Explanations in History’，Philosophy of Science，XXIII（1956），p.22.
[12] Arthur C.Danto，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p.134.
[13] Arthur C.，Danto，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p.142.
[14] Arthur C.，Danto，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p.143.
[15] Arthur C.，Danto，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p.248.
[16] W.B.Gallie，‘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History and Theory，Ⅲ（1963），No.2，p.149.关于该问题的论述还可见W.B.，Gallie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London，1964）.
[17] W.B.Gallie，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London，1964），p.66.
[18] W.B.Gallie，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London，1964），p.108.
[19] W.B.Gallie，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London，1964），pp.22-23.
[20] W.H.Dray，‘On the Nature and Role of Narrative in Historiography’，History and Theory，X（1971），No.2，p.166.
[21] Morton White，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New York，1965），p.222.
[22] Morton White，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New York，1965），p.4.
[23] Maurice Mandelbaum，‘A Note on History as Narrative’，History and Theory，VI（1967），No.3，p.417.
[24] Maurice Mandelbaum，‘A Note on History as Narrative’，History and Theory，VI（1967），No.3，p.419.
[25] Richard G.Ely，Rolf Gruner & William H.Dray，‘Mandelbaum on Historical Narrative：A Discussion’，History and Theory，VIII（1969），No.2，pp.281-282.
[26] Richard G.Ely，Rolf Gruner & William H.Dray，‘Mandelbaum on Historical Narrative：A Discussion’，History and Theory，VIII（1969），No.2，p.287.
[27] Richard G.Ely，Rolf Gruner & William H.Dray，‘Mandelbaum on Historical Narrative：A Discussion’，History and Theory，VIII（1969），No.2，pp.287-294.
[28] W.H.Dray，‘On the Nature and Role of Narrative in Historiography’，p.154.
[29] A.R.Louch，‘History as Narrative’，History and Theory，VIII（1969），No.1，p.54.
[30] Frederick A.Olafson，‘Narrative History and the Concept of Action’，History and Theory，IX（1970），No.3，pp.265-289.
[31] W.H.Dray，‘on the Nature and Role of Narrative in Historiography’，p.154.
[32] Hexter，Reappraisals in History（London，1961）.
[33] J.G.A.Pocock，review essay on Hexter（Reappraisals in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Ⅲ（1963），No.1，p.121.
[34] J.G.A.Pocock，review essay on Hexter（Reappraisals in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Ⅲ（1963），No.1，p.121.
[35] Hexter，‘The Rhetoric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I（1967），No.1，pp.3-13.
[36] Hexter，‘The Rhetoric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I（1967），No.1，p.5.
[37] Hexter，‘The Rhetoric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I（1967），No.1，p.6.
[38] 理查德·范：《语言学转向：1960～1975年的历史与理论和（历史与理论）》（续），陈新，译，《哲学译丛》，1999年第4期，第34页。
[39] Paluch，‘The Specificity of Historical Language’，History and Theory，VII（1968），No.1，p.82.
[40] Hayden 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1966），No.2，pp.111-134.
[41] Hayden 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1966），No.2，p.112.
[42] Hadden 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1966），No.2，p.127.
[43] Hayden 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1966），No.2，p.124.
[44] Hayden 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1966），No.2，p.130.
[45] Hayden 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1966），No.2，p.131.
[46] 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李幼蒸，译，张文杰：《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
[47] 保罗·利科：《哲学主要趋向》，李幼蒸、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68页。
[48] 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李幼蒸，译，张文杰：《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页。
[49] 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李幼蒸，译，张文杰：《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
[50] 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李幼蒸，译，张文杰：《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
[51] 李幼蒸先生对能指这个结构主义术语的解释是，它是符号的物质性（可知觉的）方面，结构主义者认为，能指和它所标志的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非代表性的。请参见上引书第93页。
[52] 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李幼蒸，译，张文杰：《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
[53] 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李幼蒸，译，张文杰：《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
[54] 在怀特高度重视“叙事”（narrative）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叙事一词的定义被他拓展了。在《元历史学》出版前，怀特曾经指出，叙事是“任意一种写作形式，在其中，叙述者依托一种无知、不了解或健忘的背景发出声音，来引导我们有目的地注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经验片段”。见Hayden White，‘The Structure of Historical Narrative’，Clio，I（1972），p.13.这意味着，叙事可用来指代一切历史叙述/写作形式，无论是传统历史学叙述故事的形式，还是新史学以社会事实为中心主题的论述性叙述形式（如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计量史学的诸多乏味作品等采取的形式），它们都被纳入了怀特定义的“叙事”之中。这样，在怀特眼中，所有的历史文本都是叙事文本。另外，他还在1984年说道：“我早就注意到narrative的观念本身也含有一种歧义，与运用‘历史’这个词时通常发现的一样。叙事同时是一种话语模式，一种讲话的方式及采用这种话语模式产生的产物。当这种话语模式用来表述‘真实’事件，如在‘历史叙述’（historical narrative）中，其结果是得到一种有着特定语言的、语法的和修辞的特征的话语，即‘叙事史’（narrative history）。……”见于Hayden White，‘The Question of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heory’，History and Theory，XXIII（1984），No.1，p.32.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注意到，怀特在运用“叙事”一词时通常包含两重意思，它既指代叙述/写作形式，也指代由这些形式表现的内容，二者结合于一体。
[55] 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1973），preface，p.ix
[56] 理查德·范也曾明确指出怀特在历史编纂上持有一种强硬的现在主义和构成主义观点。参见《转向语言学：1960～1975年的历史与理论和（历史与理论）》（续），第38页。
[57] 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1973），p.1.
[58] 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1973），p.34.
[59] 例如，伊格尔斯和他的弟子邵立新，参见伊格尔斯：《20世纪的历史科学》（续五），《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第141页；邵立新：《理论还是魔术——评海登·怀特的（玄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第110～123页。
[60] Hayden White，The Content of the Form：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Baltimore，1987），preface，p.ix.
[61] Hayden White，‘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1978），p.86.
[62] History and Theory，XIX（1980），Beiheft，Metahistory：Six Critiques，XXXVII（1998），No.2，Hayden White：Twenty-five Years On.
[63] Ankersmit，Narrative Logic，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Groningen，1981）.
[64] Ankersmit，Narrative Logic，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Groningen，1981）.
[65] Ankersmit，Narrative Logic，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Groningen，1981），p.104.
[66] 安克施密特用了一个专门的词语“narratio”来代表叙述作品，它包括一切叙事的或非叙事的历史作品。
[67] Ankersmit，Narrative Logic，A Semani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Groningen，1981），p.3.
[68] 怀特与安克施密特都是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研究中都赋予隐喻以极重要的位置，据此，克里斯·洛伦茨甚至称他们的研究为“隐喻叙述主义”。见Lorenz，‘Can Histories Be True？Narrativism，Positivism，and the ‘Metaphorical Turn’’，History and Theory，XXXVII（1998），No.3.
[69] 怀特在《当代历史理论中的叙述问题》一文中将讨论叙述问题的学者分为四种主要流派，第一种是以沃尔什、加利、莫顿·怀特、丹托、德雷、明克（Mink）、加德纳（Gardiner）等为代表的英美分析的历史哲学派；第二种是有社会科学倾向的法国年鉴学派成员，如布罗代尔（Braudel）、菲雷（Furet）、勒华拉杜里（LeRoy Ladurie）等人；第三种是有符号学取向的文学理论家或哲学家，如巴尔特、福柯（Foucault）、德里达（Derrida）等人；第四种是哲学解释学家，如加达默尔（Gadamer）、利科等人。参见《当代史学理论中的叙述问题》一文，第7页。实际上，海登·怀特自己代表的美国新历史主义学派是叙述研究的第五种主要流派。国内关于新历史主义学派的主要介绍见张京缓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里面收录了海登·怀特、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son）等人的文章，其中前引怀特的《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一文也被收入。新历史主义学派是一个松散的团体，其成员强调文学与历史文本中的历史性和所受到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历史与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想象是它们构成文本的方式，这种思想同时受到了英美后期分析哲学与欧陆解释学的双重影响。
[70] Mario J.Valdes，‘Paul Ricoeur's Post-Structuralist Hermeneutics’，in Ricoeur Reader：Reflection and Imagination（New York，1991），Valdes（ed.）.
[71] 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I，II，III（Chicago，1984）.
[72] 保罗·利科：《叙述的作用》，《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页。
[73] 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in Ricoeur Reader：Reflection and Imagination，p.99.
[74] 其他有成就的研究者及其著作有：Fredric Jam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Ithaca，1981）；David Carr，Time，Narrative，and History（Bloomington，1986）；Wellace Martin，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New York，1986）；Callinicos，Alex，Theories and Narratives：Ref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Cambridge，1995）。以上仅是笔者所接触的一部分，另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历史与理论》杂志上发表关于历史叙述方面的文章及作者部分有：David Carr，‘Narrative and the Real World：An Argument for Continuity’，XXV（1986），No.2，pp.117-131.；Peter Hanns Reill，‘Narration and Structure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ical Thought’，XXV（1986），No.3，pp.286-298；Hans Kellner，‘Narrativity in History：Post-Structuralism and Since’，XXVI（1987），Beiheft，pp.1-29；C.Behan McCullagh，‘The Truth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XXVI（1987），Beiheft，pp.30-46；Stephen Bann，The Odd Man Out：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the Cinematic Image XXVI（1987），Beiheft，pp.47-67；John Passmore，‘Narratives and Events’，XXVI（1987），Beiheft，pp.68-74；Jerzy Topolski，‘Historical Narrative：Towards a Coherent Structure’，XXVI（1987），Beiheft，pp.75-86；Jorn Rusen，‘Historical Nattation：Foundation，Types，Reason’，XXVI（1987），Beiheft，pp.87-97；George A.Reisch，‘Chaos，History，and Narrative’，XXX（1991），No.1，pp.1-20；Andrew P.Norman‘Telling It Like It was：Historical Narratives on Their Own Terms，XXX（1991），No.2，pp.119-135；Kerwin Lee Klein，‘In Search of Narrative Mastery：Postmodernism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XXXIV（1995），No.4，pp.275-298.
[75] 1995年，《历史与理论》杂志推出一期专号（第4期），名为《世界史家及其批评》，其中讨论的主题有：世界史观念发展、世界历史的终结、价值观与世界史模式、经济与世界体系、世界历史的分期、世界历史的同一性、连续性、间断性，等等。另外，最近10多年中，还有大量论文讨论后现代状况下，元叙述（metanarrative）、权威叙述（master narrative）、大叙述（grand narrative，或译“宏大叙述”）、世界史（world history）、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全球史（global history）等概念，其主题无不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