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对历史实在论的批判本是相对主义史学思潮的主要任务。相对主义者以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中的主观性和多元性为前提，反对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史学家所认为的有一种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历史事实或历史规律等待人们去发现的观念。历史实在论的产生显然深受近代自然科学观念的影响，持有这种观点的历史学家往往希望将历史学改造成一门科学。从另一种角度看，在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中，倾向于指出历史学具有艺术特性的史学家，则或多或少会带上反历史实在论的色彩。当海登·怀特、巴尔特的历史叙述研究明显表现出要将历史叙述纳入艺术的范畴时，其思想中的反历史实在论倾向也就不言而喻了。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叙述研究做出了语言学转向的尝试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语言学的基础上，历史叙述研究明确了自己的主要任务，即必须表明自身批判历史实在论的鲜明立场。事实上，研究的主流继承了巴尔特的衣钵，反对以往文本中暗藏的历史实在论狡计。如果将这一时期的历史叙述研究置于西方后现代思潮兴起与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同样可以称其主流是后现代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尔特、海登·怀特都由于自己曾经表述过的观点，普遍被研究者当作后现代主义者来对待了。而怀特之所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家，有赖于他在20世纪70年代的建树。
1973年，海登·怀特出版了《元历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他继续了《历史的重负》中的主导思想，希望比较完整地建构一种能够说明一切历史叙事[54]文本的一般叙述理论。这种理论应该能够阐明历史学家特意选择某个中心主题进行叙述的目的，揭示一个普通历史文本在总体上可能具有的意识形态蕴含，最终证明每一个历史文本中都包含着历史学家的某种思辨的历史哲学。海登·怀特将该书取名为《元历史学》（Metahistory）准确地说明了他的理想。
海登·怀特指出：“各种历史（和历史哲学一样）都融合了一定数量的‘资料’，‘解释’这些资料的理论概念，以及一种叙事结构。因为作为一种事件集合的象征，这些资料预先被假定出现在过去的时间中。另外，我认为，它们还包含了一种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其本质上通常是诗意的，尤其是语言上的。这种结构性内容充当了一种特定‘历史’解释应该毫无批评便接受的范式。在所有的历史作品中，这种范式的作用是当作一种‘元历史学的’要素，它比专题文章或资料性报告有更大的理解空间。”[55]据此，如果历史实在论者仍然认为历史事件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怀特相信，历史事件本身是通过叙述构成的，[56]而且被构成的历史事件中深藏着一种诗意的“结构性内容”。显然，只有这种“内容”才是历史真正要宣示的东西。
《元历史学》必须首先证明历史文本中那种“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存在，才有可能进一步实践作者的理论设想。于是，海登·怀特选择了19世纪的史学来进行实证分析，提取他希望得到的结构要素。
用怀特的话来说，《元历史学》中包含的内容，“既是一种特定时期历史思想发展的说明，也是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型的一般结构理论”[57]。怀特认为，每一位历史学家编纂的文本都会表现出他自己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是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模式与意识形态蕴含模式之间的特殊组合。上述三种模式是历史学家在叙事中，为了让事件获得解释效果而运用的三个层次上的策略，它们各自分为四类。形式论证的策略分为：形式论（Formism）、机械论（Mechanism）、机体论（Organicism）、具体环境论（Contextualism）；情节化策略分为：传奇（Romance）、悲剧（Tragedy）、喜剧（Comedy）、讽刺（Satire）；意识形态蕴含策略分为：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激进主义（Radicalism）、保守主义（Conservatism）、自由主义（Liberalism）。怀特认为，一位历史学家的语言风格基本上都可以从三个层次的解释策略中各选一种搭配而加以说明。例如，兰克的风格体现在喜剧、机体论和保守主义结合的解释策略中，而布克哈特的风格则体现在具体环境论、讽刺和保守主义结合的解释策略中。不过，怀特指出，可能的解释策略并不是无限的，事实上，有四种基本类型，对应着诗性语言的四种主要比喻，它们是隐喻（Metaphor）、转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讽喻（Irony）。由此，我们看到怀特在《历史的重负》中有关隐喻的观点此时被具体化了。虽然他在此处提到四种比喻，但根本上，“讽喻、转喻、提喻都是隐喻的一种”[58]。怀特没有忘记他长期以来的学术目标，即证明隐喻作为一种启发性规则，控制着历史解释，最终控制着历史的意义。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文本中，一般结构理论的特征“本质上”是诗意的，尤其表现在语言上，结构的要素是由历史学家语言的风格确定的。这意味着不同比喻代表的语言风格也能够决定着历史的意义。然而，选择何种比喻或语言风格来表现历史，这并不取决于“客观历史”本身的特征，它只与历史学家的个性，以及使他生成这种个性的生活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关。如此看来，怀特的立场是：语言、历史资料也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用来表达自身思想的手段和工具。《元历史学》要证明意识形态蕴含的普遍存在及其对历史意义的决定性作用，这无疑是对历史实在论者无情的嘲讽。
从表面上看，海登·怀特关于历史叙事的一般结构理论会给读者一种模式化、僵硬的感觉，使人们怀疑他是否机械地将复杂的历史叙述简单化了。有的学者对此不满，[59]甚至认为怀特的理论整个是一种谬论。怀特理论的确不能排除具有模式化色彩的嫌疑，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尝试也揭示出历史学家个人的立场，以及他的语言风格在历史认识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时，有意识地运用不同的语言风格，能够有效地引导读者按照历史学家设想的方式进行历史理解。怀特对历史叙事深层结构的分析，是为了提出一种有关历史知识的功能与性质的新观点，进而为当代历史学摆脱长久以来的实在论幻觉提供一条新途径。
海登·怀特认识到，“叙事不只是一种能或不能用来表述作为自身发展过程方面的真实事件的中性推论形式，而是一种在本体论或认识论上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甚或某种特别的政治蕴含的必要选择”[60]。要表述历史就不得不采用叙事的方式，而进行叙述的历史学家在叙事之前，已经带有的意识形态特征也就随着叙述进入了历史文本。文本的构成并不取决于所谓的事实，而是取决于虚构，一种在众多方面与文学虚构相同的语言虚构。怀特给人们带来的惊讶不亚于巴尔特关于事实与想象的解释。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叙述历史时，根据自己的意识（这种意识往往是由文化传统与个人生存处境相互综合后决定的），将一些他认为可以编成故事的历史材料按照他所设想的模式组织起来，然后交给读者阅读，读者将这个故事与自己意识中的故事模式加以对比，当读者确定了新故事的模式时，他也就理解了历史的意义，同时他的阅读也实践了历史学的意义。[61]如果以传统的眼光看，历史叙事研究是一种叙事的形式分析，但这种形式已经影响到历史与历史学的意义这种本体论领域中的核心范畴，因而形式本身具有了内容，这就是为什么怀特要将自己的一本有关叙事话语与历史表述的论文集取名为《形式的内容》。
海登·怀特的研究不仅涉及叙述者、叙事的形式，还涉及叙事作品的接受者，即读者。历史学家通过运用某种叙事结构构成历史文本，其中包含着他对历史的意义具有的看法，而读者通过阅读历史文本，结合自身的情境融合文本中的意义。当这一过程完成时，历史学的意义也就实现了。从历史文本的产生到被读者接受，这正是一个历史叙述的循环。怀特以叙事形式为核心探讨了这个历史叙述循环的不同环节，并确认运用任何一种叙事形式构成的历史都是一种“元历史学”的产物，即其中都包含着相应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也就可能有各不相同的意义。这样，怀特以其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当代历史哲学研究中认识论与本体论结合的进程。不过，总体上，怀特的研究本身依然停留在历史认识论的范围内，而并非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他只是为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复归思辨的历史哲学开拓了一条思路，准备好了条件。
《元历史学》出版之后的几年内，历史哲学界普遍开始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分析历史叙事的结构、类型、方式，然而，这些研究在本体论上有着自己的要求，它们将研究目的明确地指向揭示历史叙述行为的价值，以及历史对现实的意义。
近30年来，西方历史哲学界的研究状况本身证明了《元历史学》的价值和地位。它提供了一个争论的话题，无论历史哲学家们支持也好、反对也好，《元历史学》关心的问题已经成了诸家争论的核心。针对《元历史学》与海登·怀特整个的学术思想，国际权威的历史哲学研究杂志《历史与理论》分别在1980年和1998年出版了两个专号[62]，而其他历史哲学家出于正反等方面论证的需要，在自己的论文中引述怀特作品的次数则难以计数。当然，我们不能在此将有关历史叙述研究的阐释局限在怀特一人，但后现代历史叙述研究的主题基本上与怀特的主题是类似或一致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安克施密特（Franklin Rudolf Ankersmit）是历史叙述研究的积极参与者，他的著作《叙述逻辑：关于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63]同样深刻影响着同行们的研究。在《叙述逻辑》中，安克施密特研究的对象是历史解释，然而其意图不是想在诸多历史解释理论箩筐里简单地添加一种新的解释理论，而是要从整体上考察各种历史解释理论的本质。他称这种本质为“叙述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s），以便区别于历史实体（historical reality）[64]。例如，“文艺复兴运动”这个词在传统历史学家看来，指的是一个过去实际存在的文化运动；以安克施密特的观点，“文艺复兴运动”作为一个“叙述实体”，并非过去发生的事件，而只是有关过去的叙事解释的一个专有名词而已。[65]安克施密特认为，“叙述实体”是通过历史学家叙述历史而创造出来的，它包含着历史学家在“叙述作品”（narratio）[66]中表现的所有关于过去的看法、观点、立场。所有叙述作品都是历史解释的产物，而叙述逻辑的研究目的旨在揭示叙述作品中的陈述与叙述实体之间的关系。
我们清晰地看到，安克施密特并不像历史实在论者那样，关心历史本身究竟是怎样的，他要研究的是历史学家与他的解释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他想弄清楚，历史学家是如何通过历史叙述作品的结构布局与语言陈述，来表现自己在现实中所具有的立场。
安克施密特认为，他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澄清了历史叙述者在历史建构中的三大支柱：其一是人们普遍注意到的“关于过去的主题”（历史学家必须先选定主题，才有可能进行研究、叙述）；其二是他所研究的叙述实体；其三是隐喻与叙述作品之间极大的相似性。[67]事实上，关于这三大支柱的论证与分析本身也是安克施密特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三大支柱。
安克施密特希望自己能阐明历史的意义源于何处，在具体的思路和做法上，他与怀特非常类似，[68]也需要考察历史叙述文本的生成过程。如历史学家会将自己的意识形态等因素贯注到叙述作品中，他们通过叙述/叙事构成历史，这种历史并非历史实在，而是关于历史的图画和想象，这种图画和想象同时是他们各自立场和态度的一种隐喻，通过传递和接受这种隐喻，历史的意义便被读者接受了。据此，人们也必须明白，如果说历史具有意义的话，它不是来自历史实体本身，而是来自历史学家的解释与读者的接受。要理顺这条思路，历史实在论显然是绊脚石，若不清除它，历史学家必然会回到朴素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窠臼。实践中，安克施密特对叙述实体的阐释、对隐喻的注重正表现出反历史实在论的强硬姿态。
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有一种现象值得重视，那就是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就历史叙述研究这个专题而言，除了历史哲学界的投入外，其他学科的学者作出的贡献也不容忽视。[69]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
一些学者称利科的解释学是一种“后结构主义解释学”（Post Structuralist Hermeneutics）[70]。利科致力于解释理论研究，他与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家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注重历史性、意识形态与语境、作者的叙述行为与读者理解叙述文本之间的紧密关系。不过，利科继承解释学的传统，对时间与历史性的关注更多。在他的诸多论文及1984年至1988年出版的三卷本巨著《时间与叙述》[71]中，利科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叙述理论。
利科主要通过重新认识时间与叙事的关系来对抗索绪尔（Saussure）及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他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历史的叙事性及叙事的历史性。利科通过三步来实现自己的理论设想。首先，他要证明历史中的虚构成分比历史实在论者们承认的要多；其次，他阐明了叙事性虚构中的模拟成分之多也出乎历史实在论者的预料；最后，承认上述两点，就能够进一步指出，经验主义叙事（历史实在论者认为的真实、客观的叙事）与虚构叙事（如通常所说的小说、戏剧）有着共同的参照，这一参照就是作为人类历史状况的历史性。于是，叙事性与历史性之间的关系就有可能澄清了。[72]
利科研究的结论是，叙事性与历史性之间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一方面，利科认为，叙事不仅仅是一种表达形式，它还是将事件符号化的工具，没有它，历史事件的意义就无法表述。在历史叙事中，总是隐藏着时间的概念，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事件是在一个事先被给予的时间框架中发生的，其实不然，叙事中的时间不同于物理时间，它是在叙述中被构成的，时间中有叙事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叙事中也包含着时间性。利科认为“叙事性是一种话语模式，它经由我们称为时间性或时间性存在的存在模式而通向语言”[73]。时间性是叙述得以进行的必经途径。叙述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行为，而历史性本身是一种时间性的结构。在叙述历史之前我们已经存在于将被我们叙述的历史中，而我们叙述历史的行为也正成为可以被叙事化的历史，这一切都在历史时间中发生。由此可见，时间性与叙事性的关系是相互交织的。
在处理历史叙事与历史意义的关系上，利科认为，历史叙事涉及的都是过去人们的行为，这些行为暗含了一种文本结构；否则我们就无法将它们叙事化。如果不经过叙事化，我们又通过什么方式表述它们而达到理解历史意义的目的呢？利科告诉我们，假如历史叙事是一种形式，而被叙述的东西是一种内容，那么当二者相结合时，它们就表现为符号。这种符号要揭示的只是历史性，只有认识到叙事文本的历史性，我们才能真正把握被建构的历史的意图，把握历史叙述者的意图，最终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理解自己的命运。这样，利科也将历史实在论中历史实在与历史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截断了，现在，只有阅读经过叙事化的历史文本，人们才能获取历史的意义。
当然，利科不仅仅是针对历史叙述文本而进行叙述理论研究，他同样想提出一套针对一般叙述作品的解释学理论。与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家一样，利科对文本的作者、读者，以及文本的生成与被接受过程进行过认真、细致的研究，而他特别强调历史性（人类生活状况）在叙述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客观上将历史叙述研究推向了探索历史文本生成与接受的更为广阔的理解背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