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覆盖律历史解释模型的讨论，到有关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之间关系的争执，人们的注意力从抽象的历史认识论领域被吸引到具体历史文本的实证分析上。虽然前一阶段的讨论在叙事是否是历史叙述的必要条件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但大多数历史哲学家已经承认历史叙事具有解释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更加深入的研究已经有了稳定的基础，其主流才可能指向分析生成历史叙事文本及其历史解释的各种要素。
20世纪60年代初，当历史叙事研究进行得热火朝天时，一些富有前瞻性的历史哲学家已经着手对历史文本进行语言分析。
历史文本中，最小的语言单位便是词或术语。对它们进行分析是分析哲学家的拿手好戏，而且，一旦这种分析不再局限于语义学，而是在语用学的背景之下进行，过去历史哲学家很少觉察的东西便逐步显露出来。
波科克（J.G.A.Pocock）在评论赫克斯特（J.H.Hexter）的著作《历史中的重评》[32]时，明确提出了一些叙述研究应关注的问题。例如，历史学家运用的那些术语，“历史学家在哪里找到其概念词汇的术语；这些术语平常怎样用，历史学家又是如何用；它们带着什么样的逻辑的、社会学的或其他别的蕴含；其意义如何在历史学家用了以后就变了，或变成了历史学家所用的意思；历史学家之陈述构成的历史怎样受到其运用语言时语言状态的影响。这种考察模式与其说与逻辑或可证实性直接相关，不如说与作为社会工具的语言和作为社会行为的思想直接相关”[33]。波科克注意到了术语用法的多样性，其意义与历史学家的实际运用有关，也与当时社会的语言状态有关，等等。他认为，史学批评的源起就在于历史学家的语言“含义丰富并有着多重意义，蕴含着不同的假设。它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检验，具有不同的精确性。这样，作为一种必要的处罚，术语的多重意义与它们蕴含的假设就有相互混淆的危险。于是，这就为致力于消解意义混乱状态的史学批评模式留下了施展拳脚的空间”[34]。波科克认为，术语的多义性正是赫克斯特所谓的“重评”具有意义的理论前提。
波科克的这些想法对于当时的历史叙述研究而言，具有突破性的贡献。从上述话语中，他已经能够觉察到历史概念/术语、历史学家、社会语言状态、社会思想等要素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一种深入探讨这些关系的历史叙述研究即将随此问世，即使它习惯上仍以历史叙事为例证，但从总体上，这种研究已经显示出超越单纯历史叙事和历史解释研究的巨大潜力，它要做的是，分析我们日常阅读的历史文本在被叙述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和制约，以及文本由此具有的多元意义。
当赫克斯特1961年出版《历史中的重评》时，他意在呼吁一场历史思想中的“革命”，要求历史学家自觉承担对自己使用的专业术语进行批评的责任。1967年，赫克斯特就这一方面做出了具体的努力。《历史中的修辞》[35]一文试图通过对历史文本中修辞的分析，说明实践中的历史学是一门受规则限制的学科，但这些规则以及历史学的修辞方式与科学解释在本质上不同，因此，历史学家没有必要依据科学的模式来组织他们的解释。
赫克斯特认为历史学中第一条准则便是实在性准则。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时通常用脚注、姓名表和直接引证，这是历史编纂不同于科学描述的特征。他认为“历史学家有责任把过去讲述成由相关的外来证据支持的最好、最可靠的故事”[36]，上述修辞特征能够结合与过去相关的证据，保证文本的实在性。不过，实在性准则将被影响最强准则所修正，因为有的时候，“为了在给读者传达历史实在的同时实现对其影响最强，历史编纂的准则有时可以要求历史学家让完整性和精确性屈从于其他考虑。”脚注、直接引证的运用亦能有效地完成这种任务。这样，“历史编纂与我们目前所认为的科学修辞就的的确确存在区别”[37]。
其实，赫克斯特面对的是一种两难，他既想维护客观主义史学“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的传统，又不打算承认历史叙述必须遵循单调乏味的科学解释模式。讲述过去的故事是历史学不可推卸的任务，而在讲故事时，历史学家又可以运用各种修辞形式进行解释，影响读者。然而，历史学家所有的实践行为如果违背了实在性准则，无异于变成一种虚构。简而言之，赫克斯特希望在历史实在（实在性准则）与艺术表现（影响最强准则）之间寻求一条折衷路线，他将目光集中到修辞问题，指出历史修辞与科学阐释之间的区别，进而将历史叙述从科学叙述中分离出来，这纯粹是通过分析某一学科特定的语言表述形式来实现的。修辞在赫克斯特那里不只是一种形式，它还是可以影响历史叙述内容的手段。理查德·范这样评价赫克斯特的贡献：“当大多数历史学家假定叙事与解释正相对立，而修辞只是对朴素真理进行一种词藻华丽的修饰时，赫克斯特对历史散文进行了先驱性的、有见识的分析；并且，他对历史技能的要求预示了后来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展开的步骤。”[38]确实，在后来的研究中，我们时常能看到赫克斯特的影子。
实际上，赫克斯特的研究还表现出，他试图回应史学理论研究中一个旷日持久的争论，即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他试图说明历史解释不同于科学解释，同时又强调历史学必须以实在性准则为基础。于是，历史学仍然像许多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处在科学与艺术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不过，赫克斯特独辟蹊径，通过分析历史叙述的修辞模式进行论证，这显然容易让更多的人接受这种中间立场。
此时，通过分析历史学家们运用的语言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还有帕卢奇（Stanley Paluch）。他在《历史语言的特性》一文中认为，历史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有专门、特定的用语，它所运用的术语要么来自生活常识，要么借用自然科学的概念。而“就常识被运用于研究过去人们的行为而论，历史学完全不同于应用科学。它有道德和美学的维度——很有可能是与社会生活中揭示出的人性有关的一种含糊的（虽然是能想象和能明晰的）道德和美学理论——这是应用科学所缺乏的”[39]。
在那个一般社会舆论仍崇尚科学与实在，追求精确解释的时代，承认历史学具有道德与美学的维度，显然是想拒斥某些历史学家意图将历史学改造成科学的努力。从赫克斯特与帕卢奇的研究可见，对历史叙述语言进行修辞和词源分析时，他们并不想使自己的意图局限在简单的语言形式研究中，而是想通过分析历史学与其他学科运用语言时的共性与差异，来确定历史学自身的性质。
现在，我们反过来回想有关历史解释与历史叙事的争论。历史哲学家们接受覆盖律解释模型或者强调叙事的解释功能，以及宣称叙事是历史叙述的必要条件等观点，其深层也包含着阐明历史学与科学和艺术之间关系的意图。接受覆盖律模型的历史哲学家要将历史改造成科学，而倡导叙事是历史叙述必要条件的人则普遍倾向于让历史学保留一点艺术特色，毕竟历史故事要想吸引读者，就少不了带上些文学色彩。在历史哲学中，历史是艺术还是科学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历史认识论的范畴，它关涉的是历史学的本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会直接影响历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历史学的意义表现方式，它甚至还决定着历史学在现实社会中的位置。
如果我们带着“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个问题，从总体上思考20世纪40～60年代中期关于历史解释与历史叙事的讨论，还能发现一条明显的线索，即认识论领域内的一切争论都暗含着历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内心对历史学学科本质的疑惑。相信历史具有些许艺术特征的学者不可能完全用科学认识论的方法来确定历史学本质，反之亦然。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实践中，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主流仍然以追求科学历史学为己任；而在历史哲学领域内，分析历史哲学的实证主义色彩依然浓重。不过，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如果真想确定历史学的社会位置，就不应盲目沉醉在幻想的科学观念之中，而应面对读者们阅读的真正的历史文本，考察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为读者培养起来的有关历史学学科性质的看法。
从波科克、赫克斯特和帕卢奇那里，我们能够看到，一种使历史学逃离自然科学阴影的反叛情绪正在一批历史哲学家心中暗暗滋生，他们希望通过对历史语言的实证分析（只有实证的东西才能被他们的实证主义反对者们承认）来表明历史叙述与科学解释之间的本质差异。此时，一个激进的反叛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举起了赫克斯特所倡导的“革命”的旗帜，就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从观念、语义发展史的角度入手，作出自己的回答。
《历史的重负》[40]是海登·怀特在历史哲学研究领域内的第一篇重要论文。他指出，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科学与艺术是理解世界本质截然对立的两种方式，而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是它们之间进行调和的中介机构。如果历史学家在现代还持有这种看法，只能说明他们既不想使历史学严格地符合现代科学的概念，也对现代艺术想象和创新的特点视而不见。其实，现代思想家已经普遍相信“艺术家表达关于世界的图景，科学家建构关于世界的假设”[41]。如果人们仔细地考察“艺术”与“科学”这两个词汇的意义发展史，就会知道，“当历史学家声称历史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他们一般的意思即，历史是19世纪晚期的社会科学与19世纪中期的艺术的结合。……如果事实上是如此，那么就能证明，现在的艺术家与科学家批评历史学家的原因不是因为历史学家研究过去，而是他们用拙劣的科学与艺术研究过去”[42]。历史学家们忽视了艺术与科学在20世纪以来的巨大发展，“艺术”与“科学”概念的内含也有了极大变化，他们仍然以陈旧的观念来表述历史，使自己承担起历史的重负。另一方面，传统历史学家为了“过去本身的目的”研究历史，这使得现在被忽略而压在了历史的重负下。
海登·怀特认为：“我们的时代中，历史学家的重任就是，最大限度地在使它们（科学和艺术——引者注）与知识共同体的目标和意图自由协调的基础上，重建历史研究的尊严，即以这样一种方式转换历史研究，以便让历史学家积极地参与将现在从历史的重负下解放出来的过程。”[43]这是怀特的雄心壮志，他认为，既然艺术和科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展现世界前景，只不过方式不同，那么历史学也就不必刻意去调和它们，它的本质在于按自己的意图独立地为世界拓展一种新的未来。
海登·怀特以一种多元论的态度看待展现世界前景的方式，历史是其中的一种。他借助阐述历史学与现代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明确了现代历史学的目的与本质。对海登·怀特而言，接下来更重要的问题是，历史学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实践自身这种目的。他看中了历史叙事，将它视为再现历史的唯一的可能模式。不过，海登·怀特不像沃尔什、丹托、加利等人那样遵照各种因果解释模型来说明叙事具有历史解释功能，而是撇开他们的论证思路，在语言学和修辞学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叙事采用什么手法传达叙述者的意图，完成解释。怀特对历史文本中的修辞进行研究，这样做表面上与赫克斯特的研究也有相似之处，但是，怀特在研究前已经就历史学的意义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从而使其研究具有确定的本体论基础。
在海登·怀特看来，决定历史解释的最重要因素是文本中隐喻的丰富程度。他指出，“一种解释不必一方面被片面地赋予字面真实的范畴，另一方面被赋予纯粹想象的范畴，但它只能根据隐喻的丰富性来单独评判，因为隐喻控制了解释各部分连接方式的次序。由此表现出，控制一种历史解释的隐喻可能被视为一种启发式的规则，它从被考虑作为证据的事物中自觉地清除某种材料。在这种概念下操作的历史学家因而能够像现代艺术家或科学家那样，被看作是一位在这个世界上力求开拓一种确定的前景的人，这并非假装对整个现象界所有材料的描述和分析已经用尽，毋宁是使这种前景自己呈现为这个现象界所显露的诸多确定方面中的一种方式”[44]。然而，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风格。当两位画家面对同一处风光时，他们对此感受不同；当这种不同最终表现在画作中时，我们没有理由说哪幅画是对的，哪幅是错的。海登·怀特就是以这样的眼光来理解对同一历史现象的不同历史叙述。他设想历史学家在表现自己的研究对象时，都会通过各有偏好的隐喻来表现出文本自身的风格。
如海登·怀特所说，隐喻在历史文本中控制着历史解释，是一种启发式的规则。历史学家面对大量历史资料，当他决定采用某种隐喻时，就对资料做出取舍，再用隐喻将入选资料串联起来构成历史故事。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极端相对主义，怀特不得不承认隐喻有其被利用的极限，并且，历史学家的论述模式中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为了尊重这种逻辑，“当其隐喻开始显示出自身无力适应某些资料类别时，他将放弃这种隐喻，转而寻找一种比开始那种更丰富、更具兼容性的隐喻，这就像一种已油尽灯枯的假设被科学家抛弃一样”[45]。隐喻在怀特这里，是历史文本被组织、被叙述以及获得解释的核心要素。然而，不同叙述者针对历史现象界采用不同的隐喻，这就注定了怀特的理论必然要与相对主义作伴。再者，怀特对历史文本进行隐喻分析时揭示出来的各种文本叙述风格、特点和构成故事的自由度等，这些都与文学艺术的文本分析有着更大的相似之处，却终究难以与科学假设相提并论，更别说解除普通人对科学精确性、一致性的信仰。由此可见，怀特在承认艺术与科学同为展现世界前景的方式之一时，本质上还是想将历史纳入艺术的范畴。以后，怀特涉足文学批评领域，将历史叙述与虚构故事、小说进行比较研究等更能说明他此时的初衷。
从《历史的重负》一文，我们注意到怀特将叙事视为再现历史的唯一可能模式，不过，他的研究从整体上已经超越了叙事研究的范围。当怀特在语言学的层面上，强调隐喻在历史故事的构成与再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时，对于不同人为什么选择自己已选择的那种隐喻，为什么抛弃另一种隐喻，隐喻如何控制历史解释，隐喻如何利用历史安排现在与未来等问题，要想仅仅通过分析历史文本本身来回答它们是不可能的，研究者不得不将历史学家（历史叙述者）纳入历史哲学的研究范围。上述问题都是在历史学家们进行历史叙述的过程中发生的，单纯对历史事件本身的逻辑及解释能力的研究必然被对历史叙述行为的研究所取代，怀特的研究显然使得这种趋向更加明朗。
当怀特完成他的《历史的重负》，开始构想一种更为成熟的、能够阐释包括历史文本在内的一般文本阐释理论时，在历史哲学领域内，像他那样呼吁通过语言学分析来解决历史叙述过程中基础理论问题的声音还十分弱小。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整个西方思想界的状况来看，由于后期分析哲学以及欧陆语言哲学的迅速发展，语言哲学开始逐步确立它在人文科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其直接影响是，以语言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日趋繁荣。在这种环境下，一种来自法国文学批评界的声音呼应了怀特的设想，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发表了《历史的话语》，将历史叙述研究引领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巴尔特以一位结构主义者的特有方式，通过对历史文本中语言要素的分析，来比较小说、虚构叙事方式与历史叙事方式之间的异同。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历史故事与小说、虚构故事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判断标准就在于人们普遍认为历史是客观性的存在，而小说、虚构故事则是想象的产物。以往，人们从被叙述的内容是否真实存在过来区别历史叙事与小说、虚构叙事，现在，巴尔特却反其道而行之，要从事件被叙述的方式来确定历史叙事是否仍具有可以使它区别于小说、虚构叙事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在这种反向分析中，巴尔特的侧重点是事件被叙述的行为和方式，因而我们将看到的关于narrative的研究重心也已经由事件转换到了历史叙述行为。
在分析中，巴尔特选择以话语（discourse）为分析的单位，这是一种“比语句更大的语言单位”[46]。与丹托、赫克斯特等研究叙事语句或术语的历史哲学家相比，巴尔特的研究更积极地利用了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最新成果。现代语言哲学家认为话语是由一个历史社会中处于相互交流环境中的个别成员发出的信息连续体，只有话语才可能是某事物的主题。[47]以话语作为分析单位有助于将历史文本的主题纳入研究范围，同时，对文本主题的深入分析，还将促使研究者不得不考虑文本叙述者希望透过该主题表现出的个人意图。这样，像海登·怀特那样，巴尔特的历史叙述研究也给历史叙述者留出了一席之地。
巴尔特相信，分析构成历史话语的形式，能够揭示历史学家在叙述过程中运用的诸多自觉或不自觉的意图。他首先借助于雅各布森所说的标志着转入、转出自身指示方式的转换语，指出历史话语中有两种标准类型的转换语。第一种是审核式转换语，历史学家通常在文本中申明历史资料的来源或资料提供者的身份信息，随后自然而然地将经过审核的资料融入自己的叙述之中；第二种是有组织地转换语，叙述者通过在文本中插话，有组织地离开或返回某个主题，从而安排了一种叙述路线。这条叙述路线可能由于历史时间（时、日、月、年、世纪……构成的时间系统）与史书时间（史书中对历史时间的安排）同时存在造成冲突。例如，马基雅维里在《佛罗伦萨史》中可以用一章描述几个世纪，也可用一章描述几年，这就使得话语在某些地方加速了，并不以线性方式均速呈现；再如，米什莱在写完《法国史》之后才添加了一个前言，作为全书的叙述起点。从众多的例子中，人们可能看到有组织的转换语以不同特征表现出来，然而，它们的共性就在于揭示出：“历史学家的作用是预断性的，因为他知道还没有被讲述的东西，所以历史学家像说神话的人一样，需要一种双层时间来把主题的时序与报道主题的语言行为的时序编织起来。”[48]
另外，历史学家习惯于在历史文本中“故意省略对作品创作者的任何直接暗示”，使“历史似乎在自行写作”，这种方法“适合历史话语的所谓‘客观的’方式，而历史学家本身则从不在这种方式中出现。实际的情况是，作者放弃了人性的人物，而代之以一个‘客观的’人物；作者的主体依然明显，但他变成了一个客观的主体”。而“在话语层次上，客观性，或者说对讲述者的存在的任何提示的缺如，结果就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虚构，这是可被称作指示性幻觉的产物，历史学家企图通过指示性幻觉给人以这种印象：所指物在自言自语”[49]。巴尔特认为，历史学家隐藏自己的这种做法与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做法没有多大区别，其最终结果是，历史话语成了虚构的产物。
进一步，巴尔特指出，“一般来说，一个陈述可能是肯定的、否定的或疑问的。然而在历史话语中陈述却只是肯定的——历史事实在其语言表达上具有本体论的优越性；我们讲述发生的事物，而不是没有发生过的事物，或讲述可能与不可能发生的事物。简而言之，历史话语没有（或极少有，或在极反常情况下才有）否定句”[50]。巴尔特根据这种情况，结合上述讨论中谈到的历史学家的预断性、隐藏自身使历史文本成为一种幻觉的产物，以及类比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话语，他得出了一个可能令大多数历史学家愤怒的结论，即追求客观历史话语的历史学家与精神病患者在话语表达上是类同的。事实上，巴尔特此时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即历史叙述方式与小说、虚构故事的叙述方式没有根本的区别。
为了加强这一结论，巴尔特对历史话语的意义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历史话语至少在两个层次上有意义。在第一个层次上，意义是历史内容固有的，历史学家对这种意义提供解释；在第二个层次上，意义通过历史学家个人的执意表达出来，它独立于历史话语本身。例如，通过对希罗多德著作的结构分析，可以发现他在叙述结构上的不完整性表达了作者的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历史哲学。从古往今来的历史叙述来看，历史著作的结构中无不表现出作者搜集事实更像是搜集“能指”[51]。由此，巴尔特指出“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的话，即对言语所负之责，正是经由想象性的语言，才从纯语言的实体转移到心理的或意识形态的实体上。……正因为如此，历史‘事实’这一概念在各个时代中似乎都是可疑的了”[52]。
巴尔特的这种观点显然难以为历史学家所接受，但他却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时完全在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中。试想为什么拥有同样资料的两个历史学家可能撰写出不同结论的文本？这种差异来自何处？它只能来自历史学家本身。历史学家的意识为他提供了与众不同的想象力，它在组织历史资料中发挥作用，作者企图通过被叙述的文本表达自己的意图，即运用历史话语将那第二层意义表达出来。“事实”这种历史学家或分析的历史哲学家视为实在（real）的东西受到了质疑。在巴尔特眼中，不存在没有语言介入的事实，而一旦语言介入，事实就不可能再是某种“实在”的复制品了，因为超脱于语言的历史“实在”不可能以历史话语的形式表现出来。巴尔特将事实与实在的分离弱化了事实的可证实性（verifiability），正是通过这个方式，事实与虚构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从此，历史叙事不再仅仅是描述历史事实的一种手段，而当代史学实践中历史叙事的消亡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转变，可理解性取代了实在性，成为历史的试金石。[53]在巴尔特的理论中，历史的意义只能通过历史叙述来形成，并且这种意义并不来自历史事实或事件的自我解释，而来自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及据此安排的叙述结构。
巴尔特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反实在论倾向，他摆脱了实在论者们沉迷于认识论而忽略探究历史与历史学的意义的状况，将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之间关系的研究搁置起来，首次系统地在历史叙述研究中将历史认识论与本体论结合于一体进行考察，这样，历史叙述既是一种话语形式，又是一种带来意义的内容，从而克服了形式与内容的简单二分法。
20世纪60年代那短短的几年中，在历史哲学界内，波科克注意到历史术语的多义性及其与社会语言状态的关系；赫克斯特借助于分析历史文本中独特的修辞方式，论证历史学不同于科学；帕卢奇阐明历史学术语具有道德与美学的维度；海登·怀特指出隐喻是历史文本被组织、被叙述以及获得解释的核心要素。所有这些，都显示出语言哲学在历史叙述研究中的作用已不可避免。作为一位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家，巴尔特以其独特的眼光扫视了历史文本及其话语结构。虽然《历史的话语》在发表初期，其影响仅仅局限于文学批评界，对历史实在论根深蒂固的历史学界和历史哲学界没有太大的触动，但是，它毕竟在历史叙述研究中树立了一个反历史实在论的优秀范例。巴尔特借助语言哲学的成果所做的工作，意味着在理论和实践上历史叙述研究语言学转向的条件都已经具备。巴尔特的研究正是这种语言学转向上的一块界碑。事实证明，自20世纪70年代起，历史叙述研究的每一点进步，都将表现出对语言哲学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