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基本轨迹是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作为逻辑主义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重视以逻辑分析方法对科学进行语言分析，追求科学语言的清晰和准确，但由于其在方法论上重视逻辑分析方法而忽略历史分析方法，致使其科学哲学只局限于“论证的前因后果”而不顾“发现的来龙去脉”，从而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感。波普尔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经验主义和逻辑主义性质的同时将其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哲学体系致力于对科学进化规律的探索上。但与逻辑经验主义一样，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也局限在“证明的前后关系上”，运用的方法仍是逻辑分析法，他建立的科学发展模式同样是对科学进行逻辑分析后的理性重建。因此，尽管波普尔在许多方面都突破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框架，但是，由于他的逻辑主义性质，未能实现科学哲学的彻底变革。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是当代科学哲学领域反实证主义的开始，这一思潮最终导致了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和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与波普尔相比，历史学派对逻辑主义的批判更为深刻和彻底。一方面，历史学派将对科学的考察建立在科学史的基础上，指出科学的一切都随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而变化，不存在不变的科学语言、科学规则和科学逻辑；另一方面，通过对科学史的考察，历史学派彻底否认科学哲学的经验主义原则，指出科学的发展不受固定的逻辑规则的支配，科学的发展是以世界观的变革为核心的科学革命过程。可以看出，历史学派上述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彻底变革也包含了对批判理性主义的批判。因而，在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过程中，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哲学处在非常特别的位置上：既开历史主义之先河又与逻辑经验主义一起受到历史学派的批判。
波普尔的上述特殊位置在历史学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人物库恩的著作中得到明确表述。库恩的思想与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有着非常直接、密切的联系。库恩清楚表述了他与波普尔的观点的一致之处与分歧之处。最大的共同点在于：“我们都关心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于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26]同时，他们都反对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的观察陈述与理论陈述存在截然区别的观点，都强调科学观察因负载有科学理论所以不可能是中性的；都反对科学通过累积而进步的观点，都强调新理论抛弃并取代与之不相容的旧理论的过程。库恩和波普尔的分歧之处集中体现了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对立。波普尔认为科学哲学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为科学进步制定理性框架和方法规则，而不应求助于社会学或心理学，“发现的逻辑从研究的心理学那里学不到什么，而研究的心理学倒可以从发现的逻辑那里学到很多东西”[27]。库恩则认为，科学哲学应首先揭示科学事实上是怎么发展的，指出：“解释归根到底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28]库恩指出，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不符合科学发展的事实，也缺乏社会学分析。他认为波普尔的“严格检验”“一次证伪”都只适合科学发展的某些方面，“不断证伪”“不断革命”则否定了科学发展中常规性的方面，在波普尔的“科学的逻辑”范围内并不能解决“科学是怎样在相互竞争的纲领之间进行选择”这一问题。因而，库恩的科学哲学一方面直接继承了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在对科学史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克服了批判理性主义的逻辑主义性质，建立了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库恩吸收了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合理因素，将科学发展的常规阶段和突变革命阶段结合起来，以更符合科学的实际发展情况。
历史学派的另一代表拉卡托斯（I.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对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的局限性的直接反应和克服这种局限性的尝试。拉卡托斯的学术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的时候，波普尔的思想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同时也受到各方面的批判，特别是面临着新兴历史学派的挑战，朴素证伪主义的简单性、逻辑性日益暴露。在这种情况下，拉卡托斯借鉴历史学派的长处，特别是库恩关于常规科学的合理性思想来匡正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从而把证伪主义和历史主义的长处结合起来。拉卡托斯指出，波普尔认为理论一经被证伪便应予以抛弃的观点显然忽视了科学的韧性，经不起科学史的检验。他借鉴库恩的“范式”“常规科学”等概念的合理性，用作为理论系列的“研究纲领”代替批判理性主义中的单一理论，将“朴素证伪主义”中证伪单一理论的过程改为研究纲领的进化和退化过程。拉卡托斯对科学发展过程的这一“理性重建”比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更符合科学的实际过程，既避免了批判理性主义过于抽象化的倾向，又避免了库恩科学哲学中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因而可以说，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既是对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的改良，又是对波普尔和库恩的合理性思想的综合。
在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交织在一起，既蕴含着浓厚的逻辑主义性质，又有对逻辑主义的反抗和历史主义研究的萌芽，从而使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哲学成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批判理性主义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中的过渡性地位，在“科学发展模式”“分界问题”“科学理论的评价”等问题上都有所体现。
在科学发展的模式问题上，波普尔以“不断革命”的科学发展模式打破了传统科学哲学累积的科学发展模式。传统认识论将科学理论当作业已证实的知识，因而认为科学的增长是渐进的、累积的。逻辑经验主义一方面主张前后相继的理论在逻辑上是不矛盾的、相容的，否认科学发展过程中存在质变式的革命阶段；另一方面受科学哲学是业已完成的知识体系的思想影响，将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局限在“证明的前后关系”上。毫无疑问，科学革命是科学史的重要内容，当然也应作为科学发展模式的重要环节，然而在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发展模式中，这一环节不见了。被逻辑经验主义忽视的这一环节却成为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环节。
波普尔用“不断革命”的科学发展模式替代了逻辑经验主义累积的科学发展模式。在这一科学发展模式中，科学的发展过程不再表现为理论的积累，而是表现为理论的批判所导致的理论逼真性的提高；科学的发展不是渐进的，而是质变的；不是直缓的，而是阶跃的。
波普尔这一“不断革命”的科学发展模式孕育着历史主义的因素。几乎所有的科学革命都开始于重大的理论发现，对科学革命的关注必然导致对科学发现机制的探索。波普尔一反逻辑经验主义的传统观点，首先将科学革命的概念引入科学哲学并使之成为科学哲学的重要内容。显然，科学革命深刻的内在机制并非简单的证伪概念解释得清楚，对这一机制的深入研究必将导致对科学发现机制的深入研究。正是将科学发现在科学革命的背景中提出来，才使科学哲学家们认识了科学发现的深刻机制。当代科学哲学转变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科学哲学研究重心从科学证明问题到科学发现问题的转移。逻辑经验主义者在其科学哲学中排除了科学革命概念，只看到科学累积的常规发展阶段，因而忽略了对科学发现的研究。波普尔在科学革命的背景中提出科学发现问题，并在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中探索科学发现的机制，从而为这一任务的完成提供了可能。事实上，历史主义者，特别是库恩，正是从科学革命和常规革命的关系的把握上来研究科学发现问题的。
但同时，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也存在不少缺陷，库恩和拉卡托斯的科学发展模式正是致力于克服这些缺陷取得的成果。
首先，波普尔的科学增长模式是通过逻辑分析作出的“理性重建”，与科学史实相去甚远。库恩和拉卡托斯都是科学史家，因而都重视对科学史的研究，他们都努力使自己的科学发展模式尽量符合科学实际。库恩认为科学哲学的任务与其说是理性地重建科学过程，不如说是历史地再现这一过程。科学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要说明科学在什么事实上发展着，并且首先要指出事实上它是怎样发展的，因而，他提出“要充分倾听历史的声音”的观点。[29]在他建立的科学革命时期和科学常规发展交替的科学发展模式中，进化和革命、渐进和质变不断交替，既不同于逻辑经验主义累积的科学发展模式，也不同于波普尔“不断革命”的科学发展模式，更加符合科学实际。拉卡托斯在方法论上特别强调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他指出科学史的任何理性主义重建都要有外部史的补充（各种社会的、心理学的和文化因素对科学的影响）。他改进波普尔科学哲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从历史出发，尽可能真实地反映科学发展的批判性质。
其次，波普尔过于简单地理解“科学革命”。在波普尔看来，科学革命是猜想被观察、实验或其他证据证伪，是新的假说命题替代被证伪的假说命题；它涉及单一命题或理论的转换，频繁发生在科学活动中，并不构成科学史整体图景的改变。波普尔对“科学革命”的这种理解是将科学发展过程中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进展等同于科学中的变革和飞跃，使科学中的重大变革降级为科学的日常活动，必然否定了科学革命的重大意义。
包括库恩在内的历史主义者对科学革命的理解比波普尔深刻得多。按照历史学派的理解，革命并不是单一的新旧理论的交替，它是科学共同体抛弃旧范式接受新范式的活动。革命前后的科学家对于科学研究的主题、概念的意义、现象的解释等方面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同时，科学家们的科学信仰、价值观等心理方面也同时发生改变。因而，革命前后，科学家具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面对的并不是同一个“世界”，用库恩的话说就是，革命前后的理论是“不可通约”的。这样，历史学派对科学革命的理解所涉及的内容比波普尔理解的科学革命要深刻得多。在历史学派看来，波普尔的“革命”仅涉及个别理论的改变，科学的整体并没有发生改变，因而，这一“革命”也就称不上“革命”。
拉卡托斯同样指出，科学发展的基本单位并不是单一理论，而是相互联系、具有严密内在结构的理论系统，即“研究纲领”。他指出：“如果我们大部分科学知识的范例都是像‘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样的孤立理念，互无联系，不是置身于重大的研究纲领中，那么我们对于科学增长的理解便寥寥无几。”[30]“只有把科学看成研究纲领的战场，而不是单个理论的战场，我们才能说明科学的连续性、某些理论的坚韧性。”[31]拉卡托斯否认波普尔主张的理论一经“证伪”便应抛弃的说法。他认为反常事实的大量存在是科学活动中的经常性现象，但这并不导致对科学研究纲领的证伪，因为科学研究纲领可通过内部修改和调整抵消和消除反常对研究纲领核心部分的冲击，从而保持整体的稳定性。只有当整个研究纲领已进入退步阶段，即不能再预测新的事实，而且具有更多内容和更大预测力的研究纲领已经出现时，科学革命才会发生。因此，拉卡托斯理解的科学革命涉及的是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理论系统（研究纲领）之间的转换。
再者，波普尔认为一次证伪就是一次革命，科学史也就成了“革命史”，因而过分夸大了科学革命发生的频率，忽视了科学发展中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波普尔一反逻辑经验主义的传统观点，将被逻辑经验主义忽略的科学革命当作科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和主要内容，描绘了一幅科学不断证伪、批判和革命的动态图景，从而有别于逻辑经验主义描绘的静态的科学发展图景。然而，他把科学史完全归结为科学革命，无视科学发展的稳定性和常规阶段。事实上，科学并不是以单个猜想或假说的形式存在，而是由理论构成的系统整体地面对检验。作为一个有机系统，科学具有自我调整、自我整合的能力，所以，面对反常时，它可通过内部调整避免被证伪。同时，科学还受到科学家的信念、价值观或思维方式的支配，这些非经验因素不受经验性反常的证伪，科学不仅可以挑选有利于自己的经验材料，还可以拒绝或无视反常的存在。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和社会存在，科学的发展还要受制于整个社会和文化，它不可能脱离整个文化体系独立发展。因而，科学既有波普尔所强调的创造精神和批判精神，也具有传统精神和教条精神。稳定性和变革性都是科学必需的：缺少前者，科学的进化就失去了基础；缺少后者，科学没法飞跃和变革。因而科学的发展必须是稳定性和变革性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库恩和拉卡托斯的科学发展模式也是将被波普尔忽略的科学发展的稳定阶段引入科学哲学，实现科学发展的稳定性和变革性的统一。
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是“常规科学”时期和“科学革命”时期相互交替的过程。常规科学代表科学发展中的稳定期，在此期间，科学共同体在公认的范式的指导下从事破解难题的活动。终于，随着范式无力解决的难题的增加，以致不改变范式科学就无法发展时，科学便转入革命阶段。革命阶段的新范式足以解决上一阶段的范式无力解决的反常，于是获得科学家共同体的认可，科学就又转入常规阶段。
在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发展模式中，只有科学积累的稳定发展阶段，在波普尔“不断革命”的科学发展模式中，只有科学的连续革命阶段而无稳定的积累阶段，库恩则克服了上述二者的偏颇，较为真实地描述了科学发展的图景。对此，库恩曾说，他的一大贡献是把常规和革命交替的科学发展模式首次应用于科学。但这并不是说，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是对前二者的简单综合。由于指导科学共同体活动的范式包括了科学家们的科学方法论、科学体系的基本概念和内容、形而上学的信念、价值观等内容，而且范式的转变代表了科学的整体性转变，因此，库恩的“革命”概念比波普尔的“革命”概念要丰富得多。在库恩看来，一方面，科学革命的基本单元并不是单一的理论，而是范式，范式并不是简单的理论或理论系统；另一方面，科学革命的主体是科学共同体，科学活动并不只是指新理论抛弃旧理论的简单活动，而是科学共同体抛弃旧理论的活动，范式的转变包括了科学家信仰的转变。因而，库恩通过对科学活动中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考察，突破了逻辑主义把科学视为单纯知识体系的局限，实现了科学哲学的历史性转变。
在分界问题上，逻辑经验主义以意义的可证实性原则作为区分科学与形而上学、科学和非科学的基础。一方面，波普尔和逻辑经验主义一样，不放弃在科学与形而上学、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出一道清楚的界线的企图；另一方面，他将意义问题与分界问题区分开来，以证伪性标准替代了可证实性标准。但证伪主义的划界标准并不是通过对已形成的知识的逻辑分析来区分科学和非科学，而是转到知识形成的过程中。波普尔由此认为正是科学增长的方式和科学活动的特点使科学区别于其他学科。
证伪原则作为衡量科学行为和科学精神的伦理性原则，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它与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性原则一样，并不能真正解决分界问题。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尔都试图通过对科学知识和科学行为的逻辑分析，为科学和非科学划定绝对分明的界线，但他们的想法都落空了。不可否认的是，在科学证明的范围内，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性原则是有其合理性的，只是把证实性原则推广到科学发现的领域就不适当了。而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忽略了科学发展中的常规性和建设性，企图把证伪原则贯彻到科学活动的所有过程，同样也是不适当的。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尔在分界问题上的失败表明，对于像科学这样一种复杂的历史活动，仅加以逻辑分析并给予唯一的表征是不可能的。历史学派继承了波普尔传统，从科学活动的过程，特别是从科学史的客观背景中寻找对科学的界定。在拉卡托斯看来，证实主义和证伪主义都为科学和非科学制定严格的分界标准，但由于检验的复杂性，上述分界标准都不足以解决分界问题。他认为，作为检验对象的并不是独立的理论，而是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理论系统或研究纲领，即不是孤立的理论，而是理论系列，只有理论系列才能够说是科学或非科学。研究纲领既不可能被证明，也不可能被证伪。当它处在进步过程时，便是科学；当处在退步阶段时，便是伪科学。在历史的进程中，进步的研究纲领和退步的研究纲领相互转化，因而科学和非科学也是相互转化，并不存在绝对的科学和绝对的非科学。
库恩认为波普尔所要求的检验性只存在于科学发展的非常规阶段，因而，它并不适用于科学发展的常规性阶段。范式的确立和科学家共同体在这一范式指导下从事解决问题的活动才是一门成熟科学的标志。在科学革命时期，由于旧范式被推翻而新范式尚未形成，所以没有统一的标准，或者说求助于外来的非科学的标准。可见，库恩完全否定了逻辑经验主义关于存在绝对确定的划界标准的观念，使科学标准问题等同于科学的合理性问题：科学共同体认为合理的、科学的，便是合理的、科学的，此外，别无标准可言。而费耶阿本德则将这一思想推至极端，完全否定划界的必要性，甚至认为“科学和非科学的分界不仅是人为的，而且对知识的进展是有害的”[32]。
在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问题上，当代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具体表现在从规范主义的评价标准向描述主义的评价标准的转变。规范主义认为存在唯一且普遍的理论评价标准，这一评价标准可以严格区分科学和伪科学、科学与非科学，这一标准应成为一切科学活动都遵守的规范。描述主义否认这一普遍性标准的存在，在描述主义者看来，因为不同的科学理论都属于不同的范式（库恩）、历史传统（费耶阿本德）或不同的文化体系，每一范式、历史传统都有特定的科学方法和合理性标准，都根据这些标准来评价属于自己领域的理论，但这些方法和标准未必适用于其他领域和科学发展阶段。科学哲学不应强制科学家遵守他们制定的方法和规范，而应忠实描述历史上和不同文化中的科学实践，从中发现在这些科学实际活动中起作用的方法论规则和评价标准。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往往接受不同的方法和标准，因而不同的科学家接受的方法和标准是不可比较或不可通约的。
作为逻辑主义科学哲学，批判理性主义强调经验命题和经验证据在理论评价中的作用、理论命题与经验命题的逻辑关系。在这方面，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评价标准和逻辑经验主义的评价标准是一致的。证实和证伪都是逻辑检验方式，都是通过对假说的经验内容的考察和对经验命题与假说间逻辑关系的考察决定理论的确认度或确证度，都是以具有一定经验内容的观察陈述作为理论评价标准的重要依据。但波普尔并不是像逻辑经验主义那样将经验陈述与理论陈述视为评价理论的唯一因素，至少在波普尔看来，经验陈述的可靠性是可疑的。波普尔不承认经验陈述绝对可靠、绝对客观和中立的性质。事实上，如果经验陈述确实在理论的评价中起重要作用的话，那么，经验的这种确定性也只是人为约定的，经验仅具有排除理论的作用，对于尚未被经验命题证伪的理论，单凭经验命题并不能提供比较和评价的标准。“证伪”更多地是用来检验理论是否具有科学精神。在波普尔看来，真正的科学精神是承认错误和自我批判；无视错误、拒绝批判、自我神圣化的理论都不具有科学精神。
除理论必须具有经验内容、批判精神外，波普尔“证伪主义”理论评价标准还包括理论的真理内容的大小、理论的说明力和预测力的大小等其他因素。由于任何科学理论最终都逃不过被证伪的命运，所以理论并不具有绝对真理性，重要的是替代旧理论的新理论必须比旧理论具有更多的“逼真性”。可见，证伪主义评价标准在内容上更丰富，并不是如逻辑经验主义那样将经验命题、经验证据作为唯一的标准。但这并不能摆脱逻辑主义评价标准面临的困难。波普尔指出了逻辑经验主义的评价标准的困难，但同时，逻辑经验主义者艾耶尔反唇相讥道：“一个假说不能确定地被否认，正如它不能确定地被证实。”[33]证伪主义的评价标准面临的困难进一步表现出逻辑主义评价标准的局限。事实证明，他重建的逻辑主义的评价标准不可能是一幅纯粹的逻辑主义的图画。例如，波普尔声称他的演绎证伪程序排除了一切心理因素和主观主义，但事实证明，证伪理论是复杂的过程，他不得不作出一系列的方法论约定。当“背景知识”“基本陈述”和理论三者发生冲突时，他必须规定前二者是不必怀疑的。这种规定并没有逻辑学的依据，而仅仅是出于方法论的考虑。波普尔认为这种不必怀疑性是科学家的信念作出的合理判断。显然，这种信念是主观主义的，它似乎不应出现在波普尔这种逻辑主义的科学评价程序之内。这表明，波普尔对科学评价程序的逻辑主义重建并不成功，它不可避免要涉及波普尔和逻辑经验主义者都努力要排除的社会和心理等因素。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出理论的评价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活动，在这一活动中，不存在“一种技术上绝对可靠的理性评价程序”[34]。
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尔都从逻辑和经验方面出发研究科学理论的评价问题。他们都忽视了进行评价的主体——科学家和科学家集团，但正是他们决定着科学实际应用的评价标准。对评价主体的考察必然把社会学内容引入评价考虑之列。在库恩看来，范式是科学家共同体所共同信奉的价值标准的总和，共同体根据这些标准决定他们实际的研究活动，因而不同的范式便有不同的理论评价标准，不同的评价标准对同一理论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因而范式之间甚至是不可通约的。费耶阿本德则指出，科学的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科学哲学简单化的图景所能包含的范围，“伟大的科学家是不知道有任何界限和不承认任何规则的，甚至包括逻辑规则的理智的冒险”[35]。所以，“在一切条件下和人类发展的一切阶段上能捍卫的只有一个原理，这个原理就是：怎么都行”[36]。
可见，在科学哲学的许多重要问题上，波普尔都突破了传统科学哲学的逻辑主义性质。他的科学哲学以一种极端抽象的逻辑形态揭示了科学的某些本质特征及其机制，给后起的历史主义以深刻的启示。他对归纳主义累积观的批判、对科学增长规律的探讨、他提出的动态的科学观和对知识约定性质的强调都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波普尔功不可没。同时，他的批判理性主义又具有浓厚的逻辑主义性质，强调科学进化的抽象、纯粹的逻辑形态而忽视科学发展的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致使波普尔本人不但没能完成向历史主义的转向，反而被库恩等历史主义者视为传统逻辑主义的代表。然而，正是波普尔这种半逻辑、半历史的过渡性质的科学哲学，使当代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向成为可能。波普尔对逻辑主义的批判促进了历史主义潮流的兴起，而后起的历史主义者在历史方法的基础上，正是通过对波普尔及其批判理性主义的批判和改造才建构起形态各异的科学哲学理论。因而，不管对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潮流而言，还是对历史学派而言，波普尔及其批判理性主义都是重要的启蒙者和引导者。
如果说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引发了人们对旧的科学哲学传统的怀疑的话，那么历史主义的兴起则使人们与旧的科学哲学传统彻底决裂。历史主义以历史观点和历史方法研究科学的动态发展，从而实现了科学哲学的革命性转变，这一革命性转变的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社会性的科学结构模式，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纳入科学发展中，使科学活动成为一个开放的结构系统；提出历史性的科学发展模式，反对静态、孤立的逻辑分析方法，反对累积的科学增长方式；建立以“理论渗透观察”为中心的能动认识论，肯定认知结构、世界观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反对感觉中性论。
但是，历史主义一直存在极端化倾向，在其发展过程中，这种倾向不断暴露、发展，终于导致以下几种缺陷：
第一，相对主义。逻辑主义认为科学陈述的逻辑形式和结构应与历史无关，应有独立于历史之外的先验性。历史主义将历史性赋予科学，从而认为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存在逻辑主义想象的绝对不变的东西，不仅知识的内容在变，知识的形式也在变，科学中不存在超历史的东西。极端形式的历史主义者进一步将科学的这种历史性绝对化，认为不仅科学理论随历史变化而变化，而且科学的评价标准、科学的方法也随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所以一切都处于变动不居之中，从而走向相对主义。特别在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上，库恩否认存在逻辑经验主义所说的普遍有效的方法论规则，认为科学的理论选择随范式的不同而不同。费耶阿本德将库恩的相对主义推向极端，反对存在任何普遍有效的方法和规则，从而取消了科学发展的合理性。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科学的进步和理论的选择没有任何客观普遍的标准，“怎么都行”，而且分界问题也是多余的，科学并不比宗教具有更多的优越性。这样，与逻辑主义科学哲学的绝对主义相反，历史学派从重视历史分析开始，却将历史主义推至极端，从而走向相对主义。
第二，超验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忽略理论、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对经验的作用的“经验主义”相反，历史主义认为不是观察术语决定理论术语的意义，而是理论陈述决定观察陈述的意义，而理论又受到世界观、形而上学的支配。因此，历史主义将这种公理式的世界观（包括形而上学的信念、非理性信仰、价值观等）作为科学知识系统的核心。与世界观的支配作用相比，检验甚至是不必要的，经验证实或否证并不具有重要的意义，甚至相反，是世界观决定着对经验的解释。毫无疑问，历史主义的这种超验主义世界观分析否定了实证性这一自然科学最重要的特征，使科学成为僵化的教条。历史主义离开事实，不重视事实的反馈作用，单纯从抽象的理论体系出发，易导致主观主义和超验主义。特别是库恩将范式的产生和转换归结为非理性的世界观转变，认为前后相继的两个范式间不可通约，从而否认了科学的进步性，使历史主义走向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第三，工具主义。认为科学理论不可能反映客观真理，理论的正误和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理论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学的发展与真理无关，是以世界观的转变为核心的变革过程。库恩认为，范式不是关于世界的知识，而是不同的科学家集团在不同条件下产生的主观信念，这些信念无真假之分和评判标准，是科学家集团用来解决问题、消除困难的工具。科学家集团根据范式实用性的大小在不同范式间进行选择。因此，他反对波普尔的“客观真理”理论，否认知识是与客观的符合及知识的发展不断逼近客观真理的观点，认为科学家并没有发现自然的真理，也没有接近于真理。
第四，描述主义。历史主义以对科学史的描述为己任，但这种描述往往过于宽泛，从而失去了规范性意义，在其极端形式上，甚至取消了科学方法论。同时，历史主义虽然重视历史分析，但不重视逻辑分析和对理性规律的研究，缺乏严格的数学化、逻辑化分析。这种宽泛的描述主义倾向几乎使科学哲学成为一门“只有伟大过去”的学科，使科学哲学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正如逻辑经验主义从最初推崇科学发展到科学主义一样，历史主义也从注重科学的历史性分析发展到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导致了科学哲学领域的混乱，并受到广泛的尖锐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派内部逐渐产生了分化。其中，新历史主义是对历史主义局限性和极端化倾向观点的直接的激烈反应。
1969年的伊利诺伊科学哲学会议扭转了历史主义造成的混乱局面，成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转折点，也标志着新历史主义的产生。以夏佩尔（D.Shapere）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彻底抛弃了旧历史主义者的旧方向，提出了科学哲学发展的“新方向”。新方向与旧方向的区别在于：新历史主义者主张从“事实”出发，借助于各种科学方法推导出科学理论，力主从具体到抽象的上行方向，而旧历史主义主张从抽象到具体的下行方向的“世界观分析”；新历史主义者多坚持实在论，承认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和理论的客观性，并以此作为理性的客观基础来反对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而旧历史主义多持实用主义和非实在论的立场；新历史主义者重视新事实对理论的反馈作用，通过调整和改造理论使之富于灵活性，而旧历史主义则维护“范式”“研究纲领”等核心理论的超验性和保守性。
新历史主义关于科学哲学发展的新方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反超验主义、反非理性主义、综合化趋势。这主要是针对当时旧历史主义日益偏离经验主义，走向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的“新方向”力图克服旧历史主义轻视经验、轻视理性的极端化倾向，试图在经验的基础上，重建感性与理性、历史主义与理性主义、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虽然新历史主义与旧历史主义存在诸多分歧，但这并不表明，新历史主义脱离了历史主义的基本方向。与旧历史主义者一样，新历史主义者同样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反对抽象、孤立的研究方法，主张结合科学史进行历史主义分析。因此，新历史主义是历史主义克服自身局限性的尝试，是历史主义自身发展的新形态和新阶段。
科学的合理性问题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的核心问题。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库恩、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者夸大了历史因素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造成了历史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脱节，使科学哲学走向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从而取消了科学的合理性问题。新历史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摆脱相对主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科学的合理性。他由此指出，虽然科学史表明科学理论处在不断更替中，不存在绝对正确的理论，科学主体的能动性在知识的形成中有重要作用，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科学是主体主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结论。知识客观性不应导致绝对主义，知识的主观性也不应导致相对主义。一切知识都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因而知识的变动既是科学主体信念的变化，还是对世界认识的深化。劳丹（R.Laudan）与夏佩尔一样坚持科学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他对以往科学哲学对科学合理性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将科学的合理性等同于逻辑性是不成功的，他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波普尔、卡尔纳普和赖欣巴哈等科学哲学家获得的结果总的说来是难以令人鼓舞的。历史学派放弃科学合理性问题，使科学成为非理性的做法也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把政治宣传、科学家个人的声望、权力、年龄和辩才都说成是理论的竞争的决定力量，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劳丹从工具主义立场坚持科学的合理性。他认为科学合理性与真理无关，科学知识仅仅是理论系统，与真理无关。他认为科学合理性必须有利于达到科学目的，而科学目的在于解决问题，因而科学的合理性在于解决问题的功效性。
新历史主义者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关于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标准的变化问题，即方法论规则的选择和辩护问题。逻辑经验主义者企图为科学进步设立普遍适用的方法论规则的绝对主义受到历史主义的摈弃，同样，历史主义者取消科学进步标准问题，将科学的发展归结为某些科学家集团的意见的相对主义也被新历史主义者摒弃。夏佩尔指出，尽管科学活动中存在不同的合理性标准，但并不能认为这些标准不可通约。科学标准处在历史变化之中，但变化存在合理的发展链条，是合理的演变过程，所以两个不同时间的科学信念和标准之间的根本差别，并不自动排除联系、可比性和进步的可能性。方法论规则的合理性演变通过“理由”进行，这些“理由”必须是：①成功的，②无可怀疑的，③相关的。劳丹更注重科学变化的特征和机制：科学逐步地、合理地演变，能够涉及一切科学层面，因而不同科学方法的规则是有联系的。瓦托夫斯基将方法论规则的合理性演变建立在历史认识论的基础上：科学是理性的，而理性是历史地变化的，不存在先验或绝对的理性。
为科学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辩护是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任务。传统科学哲学对于科学的合理性和进步性深信不疑：科学来自经验，合乎逻辑规则，所以是合理的；科学是累积的，所以是进步的。历史主义者打破了这种科学观，但并没有为科学进步提供建设性基础，甚至使科学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失去了根基。新历史主义者都反对旧历史主义的非理性主义，肯定并论证科学的合理性，虽然他们对理性的理解各不相同。夏佩尔认为，理性是根据“理由”进行的“推理”；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信息域的不断扩大和中心问题的不断转换、合并和归化都是恰当的、成功的、无可怀疑的，即充满“理由”的，所以科学的发展是合乎理性的，科学是合理性的事业，当然这并不排除科学中存在非理性因素。劳丹将科学的合理性归结于科学的进步性，认为“理性在于做出最进步的理论选择”[37]。夏佩尔认为，科学知识是主体性和客观性的统一，因此，不管是否定科学的主体性去片面夸大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绝对主义理论，还是否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去夸大科学知识的主体性的相对主义理论都是错误的。夏佩尔认为，逻辑经验主义陷入了绝对主义而历史学派则陷入了相对主义，因而都不可取。真正的科学哲学应是建立在既反对绝对主义又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的基础上的理性主义科学哲学。他把在这一新的基础上重建科学的合理性作为他的科学哲学的中心任务：“表明在没有先验的绝对、必然或对立物的情况下，知识是如何可能的。”
新历史主义者还将科学的合理性扩展至科学发现领域。汉森（Norwood R.Hanson）、图尔明（S.Toulmin）、夏佩尔、劳丹等人批判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区分科学发现和科学证明并将科学发现归结为非理性领域的做法，指出不存在科学发现的逻辑并不等于不存在科学发现的合理性，肯定科学活动中科学证明和科学发现相互渗透、不可分离，并深入探讨科学发现的基础、科学发现的推理模式和科学的推理程序等问题。
新历史主义者都认为科学的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对于什么是科学的进步性却意见不一。劳丹认为，科学的合理性在于能够提供解决问题的能力，即科学的合理性根源于科学的进步性。科学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加，意味着科学的进步。他认为科学是合理的、进步的，因为科学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但劳丹将科学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建立在非实在论的基础上，认为理论是否反映客观实在及其规律这一问题无法解决或无意义，“理论这个东西，仅就它对问题提供合适的解答来说，才具有重要的认识地位”[38]。夏佩尔从科学实在论出发，认为科学的有用性并不是科学的本质特征，科学的进步首先在于反映客观真理的深度的增加。夏佩尔与劳丹在科学本性问题上的分歧是新历史主义内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分歧的具体表现。以普特南、夏佩尔为代表的科学实在论与以范·弗拉森、劳丹为代表的反实在论在科学哲学诸多领域的论战是新历史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历史主义的一大特征是综合化趋势。这一趋势在科学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诸多领域都有所体现。新历史主义者试图克服传统科学哲学往往各执一端的片面性，试图将理论与经验、科学性与社会性、历史与理性、实在论与非实在论、继承与创新等对应范畴综合起来，以全面反映科学全貌。在理论与实在的对应关系上，一方面，既反对忽略历史条件的限制要求理论与实在对应的绝对主义观点；也反对片面强调知识的历史性而否定知识与实在对应的稳定性的相对主义观点；将理论与实在的对应性与历史性结合起来，在同意理论与实在的对应的前提下，指出由于历史条件、社会条件及认识水平的限制，理论与实在的对应只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对应，这种对应随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加强和完善。另一方面，既反对理论与实在“不对应”的观点，又反对理论与实在“一一对应”的观点；提出“重点对应”的观点，即理论系统的整体框架和结构与理论相对应，而系统内部的具体环节和要素未必一定要有对应物。这样，既保证了理论的客观性，又不限制理论的进步和主体创造性的发挥。在认识论上，新历史主义者克服以往科学哲学要么重视经验，要么重视理性，要么重视社会和心理要素的偏颇，将感性、理性、社会性、心理性、历史性综合起来，全面考察认识过程。特别在方法论方面，新历史主义将归纳法、演绎法、溯因法综合运用，形成较全面的现代哲学方法体系。更有学者试图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等科学成果结合起来，综合纳入科学哲学的方法论体系中。无疑，新历史主义的这种综合化趋势有利于现代科学哲学深刻理解并指导日新月异的自然科学。
[1] 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5页。
[2] 波普尔：《无穷的探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36页。
[3] 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24页。
[4] Popper，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London，1963），p.74.
[5] 波普尔：《无穷的探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6] 《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0年第1期，第20页。
[7] 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8] 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57页。
[9] 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57页。
[10] Popper，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London，1963），p.215.
[11] Negel，The Structure of Science（New York，1961），pp.331-336.
[12] 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
[13] 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页。
[14] 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79页。
[15] 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
[16] 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5页。
[17] 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18] 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页。
[19] 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发现的心理学》，《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20] 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5页。
[21] 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页。
[22] 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91页。
[23] 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49页。
[24]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25] 波普尔：《无穷的探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26] 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27] 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91页。
[28] 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发现的心理学》，《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29] 库恩：《跛子和瞎子、哲学和哲学史》，《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1年第2期，第14页。
[30]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
[31]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
[32] P.Feyerabend，Against Method（NLB Press，1975），p.306.
[33] 艾耶尔：《语言·真理·与知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
[34] 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页。
[35] P.Feyerabend.Against Method（NLB Press，1975），p.28.
[36] P.Feyerabend.Against Method（NLB Press，1975），pp.179，180
[37] Laudan，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p.6.
[38] Laudan，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