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讲，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是全面的、有力的，然而从20世纪30～50年代，波普尔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著作《科学的逻辑》一直默默无闻，而逻辑经验主义的声势却日益浩大。对此，查尔默斯（A.F.Chalmers）曾指出：“早在1934年，卡尔·波普尔在维也纳……出版了著作给实证主义以相当决定性的驳斥，然而，这并没有阻挡实证主义的潮流。的确，波普尔……的著作当时几乎完全被忽视，只是近年来才受到应有的注意。说来荒唐，当艾耶尔……为英国介绍逻辑实证主义并因此成为最著名的英国哲学家之一的时候，他所宣传的学说的某些致命弱点已被波普尔……清楚说明并出版了。”[13]
只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著作才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主要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波普尔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成就及由此造成的强烈影响；第二，理论界对逻辑经验主义全面批判的进一步发展及历史主义的兴起。
波普尔之所以没能阻止逻辑经验主义的潮流，正如他所说，是因为：第一，他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没有击中要害”；第二，他与逻辑经验主义在许多方面的一致性。
波普尔是逻辑经验主义的坚决批判者，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不同于逻辑经验主义，但从根本上讲，他并没有摆脱逻辑经验主义倡导的逻辑主义原则。他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可以看作一种逻辑方法对另一种逻辑方法的批判。虽然波普尔提出了如“科学革命”“科学的自主性”“科学的问题情境”等为后来的历史学派深入探讨的问题，但他对这些问题的论述，无不带有逻辑、抽象的色彩，而这正是逻辑经验主义的重要特征。
逻辑经验主义遵循培根对“科学证明”问题和“科学发现”问题的界定，在经验主义的立场上，撇开“科学证明”问题。逻辑经验主义强调“发现的前后关系”和“证明的前后关系”的对立，将“科学发现”问题排除在科学哲学的考察范围以外。赖欣巴哈认为：必须把发现和证明严格区分开来，对科学发现无法进行逻辑分析，因为并不存在这样的逻辑规则，按照这样的逻辑规则就能发明一架发明机器，它可以取代天赋的创造性功能。逻辑只与证明有关。赖欣巴哈由此得出“逻辑所涉及的只是证明的前后关系”[14]的结论。
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科学发现没有逻辑以及科学哲学只应关心科学证明的观点得到了波普尔的共鸣。波普尔认为，应把“构造新观念的过程与逻辑地检查它的方法和结果截然区分开来，把知识的逻辑与知识的心理学对立开来”[15]。
事实上，传统归纳主义简单地将科学发现归结为逻辑活动，即根据形式逻辑，通过归纳进行推理。逻辑经验主义则不自觉地坚持经过改造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概率归纳逻辑。波普尔在《科学发现的逻辑》的开头就断然否认存在上述两类科学发现的逻辑。他认为科学发现是包括知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在内的复杂的创造活动，它不可能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规则进行，因而不能将科学发现归结为逻辑的活动，即按照形式逻辑或数理逻辑进行的推理活动。他由此得出结论：科学发现和科学证明存在截然区别，科学发现是心理学和科学史的研究对象，科学哲学应把它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只研究科学证明。
波普尔和逻辑经验主义者对科学发现的理解都是片面的。科学发现首先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是科学家等认识主体的理智的认识过程。这一过程在认识个体的头脑中进行。因而科学发现不可能按刻板的程序和既定的规则进行。另一方面，科学发现过程除包括心理因素外，还包括历史和社会的因素。首先，任何科学发现都不是绝对偶然的，科学发现是历史的产物，是科学史本身的产物，因而，科学发现并不是单个独立的构想的产生，它以整个科学史为背景，任何单独的发现都要被纳入整个科学史的历史结构之中。其次，科学家个人的活动都受到科学社团或者科学共同体的制约，任何科学发现都不是独立于科学社团进行的。因此，科学发现都有其社会学背景。
显然，波普尔和逻辑经验主义对科学发现的理解仅限于心理学意义上的科学发现，科学发现的历史学背景和社会学背景在其视野之外。事实上，科学发现和科学证明并不像波普尔和逻辑经验主义想象的那样存在截然区别。科学发现并不是孤立的发现，它必然伴随着科学证明。未经证明、未经论证的发现根本称不上发现。因而，对科学证明的研究必然伴随着对科学发现的研究。把有关科学发现的问题留给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家、置科学发现于科学哲学之外的科学哲学必然歪曲科学史，得不出科学的结论。
历史主义者库恩（T.Kuhn）指出，波普尔和逻辑经验主义者都低估了科学发现的长期性和创新牲。他认为科学发现是一个在时间上不断扩展的复杂过程。科学发现不是发生在某一特定时间（某一瞬间、某日）、某一地点和某一个人身上的单一事件。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科学家们要反复设想，反复讨论和思考，因而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有其历史。科学发现的长期性决定了科学发现和科学证明决不是两个可以区分开来的独立事件，决定了科学哲学家不可能撇开科学发现问题单独考察科学证明问题。库恩还指出，科学发现与科学革命密切相关。每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都要求科学家们对原有的规范做理论上的和观点上的修改和调整，这些重大发现内部的每一小的调整都要求相应的系列调整。调整的结果是引起了科学革命。库恩认为正是因为这些调整，科学发现的过程必然表现为结构的，因而在时间上是扩展的。科学发现引起的调整最终会导致范式的转换。而范式又是由基本范畴、理论体系、研究规则、方法和哲学信念等构成的，所以范式的转换必然会引起科学理论体系的变革、科学认识论的变革和方法论的变革。
科学发现贯穿于科学的始终，因而会引起整个科学发展图景的变化。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尔撇开科学发现，通过对科学证明的研究，建构的自认为普遍适用、客观公正的科学规则和标准必定不符合科学实践和科学史实。特别是科学发现会引起科学革命，而科学革命又导致科学范式的变化，因而革命前后的科学家不可能持有相同的理论选择和评价标准。后起的历史学派恰恰是从被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尔所忽略的科学发现这一问题入手，着重研究科学理论的动态进化过程，分析科学活动中的实际行为及影响科学家作出判断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因而他们的科学哲学更符合科学发展的实际。
但波普尔并不像逻辑经验主义那样完全排斥科学发现和对科学发现问题的研究。科学发现（波普尔所说的猜想）是他的不断革命的科学发展模式的重要环节，它为科学的不断进步提供动力支持。但波普尔看重的并不是发现本身，而是科学发现的最终结果，是作为猜想的理论及随后对这些理论的评价和选择。在波普尔看来，科学发现由于充满了心理的，特别是非理性的因素，因而不是可加以理性重建的对象，而脱离这一过程的科学的证明却是可以理性重建的对象。可以看到，同逻辑经验主义一样，波普尔脱离科学发现孤立地考察科学的证明问题，因而他建构的“证伪主义”理性模型不可避免地带有抽象、理想的逻辑主义性质。
波普尔把科学发现与科学革命联系起来，把科学发现纳入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中，启发了后来的历史学派从广阔的历史背景尤其是科学革命的背景中来研究科学发现问题，从而使科学发现的深刻本质显露出来。库恩明确肯定这一点：“我们……都强调新理论抛弃并取代了与之不相容的旧理论的革命过程，都特别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旧理论由于对付不了逻辑、实验、观察的挑战所起的作用。”[16]
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的逻辑主义性质明显体现在他关于“科学证明”的方法论观点上。
在“科学证明”问题上，波普尔断然否定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方法，并以“证伪法”作为评价理论的标准方法。但是，不管是“证实”，还是“证伪”，处理的都是普遍性的理论陈述与特殊性的经验陈述间的关系问题，都属于演绎逻辑的分析方法，他们的“证明”方法都是通过将观察陈述与从理论陈述中演绎出的单称陈述相比较而确定理论陈述的真假值。因而波普尔和逻辑经验主义在科学理论评价方法上的区别只是两种不同的逻辑方法的细节性区别。不同之处在于，逻辑经验主义重视经验陈述对理论陈述的支持程度，即理论的“确认程度”的高低，支持理论陈述的经验陈述的多少与该理论陈述的确认度成正比例关系；波普尔更看重经验陈述对理论命题的否证程度，即“确证程度”，理论的确证程度的高低取决于证伪度的高低，理论只有预言新的事实才会增加它的确证度。因此，逻辑经验主义与波普尔在理论评价与证明的规则上的对立，实质上是两种逻辑方法间的对立。
波普尔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方法的理由是，“证实方法”以归纳法为基础，但归纳法的前提和结论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对称性，即普遍陈述不能从单称陈述中推导出来，也不能由之证明（不管是完全证实，还是或然证实），因此，他认为：“理论要得到经验的证实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17]归纳法不是科学证明的方法。他认为只有演绎性证明才具有逻辑的必然性。他的演绎性证明方法的逻辑模式是：如果a，那么b；非a，所以非b（其中，a指普遍陈述，b指用以确证a的单称陈述）。他认为，这一模式具有绝对必然性，所以可以作为普遍性的理论评价规则。
波普尔把科学证明方法的合理性等同于逻辑上的必然性。他以归纳法并不具有逻辑必然性为理由否认了归纳证实的合理性。但是，他自以为具有逻辑必然性的演绎检验其实也不具有绝对的必然性。
首先，经验具有不可靠性，因而经验命题作为客观评价标准的力量大为削弱，“观察负载理论”这一命题揭示出不存在中立、绝对客观的可作为可靠的检验标准的经验命题。波普尔当然认识到这一点，并把它作为反对逻辑经验主义“证实原则”的武器，然而，这一点对他的证伪标准同样构成不可避免的困难。
其次，作为演绎推断结论的事实命题由初始条件陈述和被检验的理论陈述共同推导出来，如果推导出的单称命题与观察命题不一致，那么，根据演绎推导理论，不能必然认为接受检验的理论是错误的。可能性的结论是，错误之处可能在于初始条件，可能在于理论，更有可能是其他原因所致。
再次，通过演绎法对理论命题进行检验，面对检验的基本单位不是单一的理论陈述，而是具有复杂结构和一定韧性的理论系统。该系统内的理论紧密结合，共同面对经验事实的检验。根据演绎原理，经验事实证伪的只能是这些理论命题的总和，因而它并不具有证伪理论系统内部某一理论的合法性。而且，面对反常，理论系统可以通过内部调整以适应反常，并非一出现反常便必须抛弃理论。
最后，反常事实并不能直接证伪理论。事实的反驳力量源于解释它的理论，只有理论才能证伪理论。因而，即使反常事实是可靠的、无误的，若无另一解释这一事实的理论出现，就构不成对该理论的证伪。
因此，演绎证伪法与归纳证明法一样，并不具有绝对必然性。波普尔用一种并不具有特殊优势的逻辑证明方法去反驳另一种具有同样缺陷的逻辑证明方法是无力的。归纳方法和演绎方法的争论由来已久，波普尔和逻辑经验主义在科学证明方法上的分歧是归纳主义和演绎主义的争执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体现。作为两种被经常使用于科学实践的逻辑方法，归纳和演绎各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又各有其特定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因而在科学活动中，归纳法和演绎法各有其地位，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尔都试图在科学史和科学实践活动之外，寻找一种绝对可靠的普遍性证明方法，以有效解决一切理论的证明问题。但由于他们把“科学发现”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又撇去了科学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背景，因而显现在他们眼中的科学只是一种静态的、抽象的形式；所以他们建构的科学证明方法都过于简单化、理想化，当然无力指导科学的实践。
因而，在科学理论的评价和选择问题上，不管是波普尔还是逻辑经验主义者，都认为存在客观的、普遍的使用标准，他们都根据演绎模式建构了逻辑主义的证明方法。库恩等历史主义者则从科学史出发，通过对科学实践的考察，认为不存在“一种技术上绝对可靠的理论评价程序”[18]，科学说明并非如波普尔和逻辑经验主义想象的那样纯粹是一个逻辑检验过程。历史主义者指出，在科学的评价和理论选择中，除存在逻辑规则的因素外，还存在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的影响，另外，科学家的信念、价值观、权威的影响、社会接受程度等诸多因素也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因而不存在客观的、普遍的适用标准，理论选择往往是由具有共同范式的科学家专业集团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做出的。
在检验理论的具体程序上，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尔的证明方法具有同一演绎形式，即从已发现的科学理论和定律（科学哲学只与科学证明有关，科学发现是科学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任务）与初始条件的和演绎出经验性推断，然后通过实验和观察得到的事实检验这一经验推断。这一演绎形式可以模型表示为：（a+b）→c。其中，a代表尚待检验的科学定律和理论，b代表初始条件，c代表从a和b的和取中推导出的待说明者，c作为a与b的必然结论，它受经验观察支持的程度决定了a的证实或证伪。
在逻辑经验主义看来，支持c的经验事实的数量与a的确认度成正比，c获得越来越多的经验观察的支持时，a就越来越有更大的确认度。知道支持经验事实的数量，就可以根据归纳推理求出科学理论的确认度。按照这一演绎模型，科学理论受到了推导出的被说明者的支持，所以，这一模型是逻辑经验主义归纳证实法的基础。波普尔也同样以上述演绎模型作为科学证明的形式：由全称陈述科学理论（a）和单称陈述初始条件（b）的和取演绎推导出单称陈述（c），通过推导出的单称陈述（c）受观察命题的支持程度证明理论。不同之处在于，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从科学理论（猜想和假说）推导出的观察陈述得到证实，该理论就得到证实；波普尔则认为，不管有多少经验证据支持演绎出的观察陈述，理论都得不到证实，相反，只要出现与观察理论不一致的经验证据，理论就受到证伪。由此可见，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方法模型可表示为：c→（a+b），即如果c得到证实，则a与b的和便得到证实，波普尔的证伪方法模型可表示为：c/→（a+b）/，即c的证伪导致a与b的被反驳。可以看出，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模型和批判理性主义的证伪模型在逻辑上是等值的。在这一方面，波普尔的证伪模型并不比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模型更有优越性。
因此，这两种证明方法模型的区别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是侧重点上的：逻辑经验主义重视对理论的辩护，波普尔重视对理论的反驳；逻辑经验主义把逻辑模型应用于经验证据与理论一致的地方；波普尔则将其应用于经验证据与理论不一致的地方。
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学派在科学哲学上的最大区别在于，逻辑经验主义把科学理解为脱离一切社会和历史背景的抽象的逻辑构造，试图为科学探索确立合乎理性原则和逻辑规则的程序规则，他们的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理性的（和逻辑的）重建；在历史学派看来，对科学的评判应将个人的、社会的因素考虑在内，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历史学派否认普遍适用的方法论规则的可能性。因而历史学派实际是将对科学的哲学考察建立在历史变化的基础上，承认科学的内容和规范的变动性及历史的价值和意义。而逻辑经验主义则认为科学的逻辑构造和内容的真理性不受历史因素的影响，科学理性和方法具有永恒的力量，因而有可能为科学确立客观、标准、普遍适用的合理程序，如果科学能遵循这一程序，则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历史学派反对为科学设立不变的规范方法，他们认为这种超越历史的规则并不存在。按照历史主义的理解，历史是多种变化因素的组合，科学作为其中的一种占据了重要位置，但并不是唯一的位置。科学的理性内容和知识规范必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文化的产物，所以科学的存在和发展决不是绝对独立自主进行的，它不仅是人类理性的典范，还包含了社会历史、心理等因素。
因而，20世纪60年代，科学哲学发生重大转向，由逻辑主义形态转变为历史主义形态，由逻辑经验主义力图为科学的进步建构理性框架和逻辑规则转变为历史学派力图描述科学的实际发展和存在。在库恩看来：“解释归根到底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就是说，描述一个价值体系，一种意识形态和分析这个体系赖以传递、得到加强的那些体制”[19]。这样，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转变使科学哲学摆脱了与社会学和心理学无关的“元哲学”的状况，将科学哲学的领域扩展到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领域，并与人类的全部实践活动联系起来。
波普尔对科学的理解在许多方面与历史主义有相似之处，对此，库恩认为：“我们（库恩和波普尔——引者注）都关心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于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由此我们都强调只有科学实际发展的事实和精神才是合法材料，因而我们常到历史中去找材料。”[20]的确，在科学哲学的研究重心上，波普尔和历史主义者都反对逻辑经验主义者重视对科学成品的理性结构作静态分析的做法。逻辑经验主义只关心科学陈述、理论、定律的形式、逻辑结构和科学说明的逻辑模式、理论间的逻辑关系等因素，而波普尔则更着眼于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他认为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历来是而且现在仍是知识的增长问题。而研究知识的增长的最好的途径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通过对科学发展诸环节的分析，他建立了证伪主义方法论规则和“问题—猜想—批判—新的问题……”的科学发展模式。波普尔认为如果科学能排除种种外来的干扰，严格遵循这一“科学发现的逻辑”，就能实现人类知识的无限增长和进步。从历史的观点看，科学知识无疑处在一个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要求科学哲学家放弃逻辑经验主义仅仅“横向”研究科学的逻辑结构的方法，改之为对科学发展的“纵向”研究，并进一步以科学史为基础对科学理论作历史考察。因而，波普尔对知识增长问题的重视和对科学增长规律的研究对于科学哲学的转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历史学派认为波普尔关于科学发展过程的“理性重建”，特别是他关于普遍适用的方法论的观点是一种脱离科学史的逻辑抽象。库恩明确指出这一点：存在一种流行的印象，“裁决一种个人研究所用理论的准则，也可用以裁决全部理论。于是，找出这么一种万能的准则就成了许多人的迫切需要。很奇怪，卡尔爵士怎么也会置身于他们之中，同他早期在科学哲学中最有成果的进展完全背道而驰。……他也许一直在寻求一种技术上绝对可靠的理论评价程序，以鉴别算术、逻辑或测量中的错误。我只怕他是在追逐一种从常规科学同非常规科学的混合中冒出来的鬼火，它使检验简直成了科学最根本的标志”[21]。
事实上，波普尔完全否定科学史、社会学和心理学对于“科学的逻辑”的价值。他认为：“同物理学相比，社会学和心理学更是充满了时髦风尚和不受约束的教条，以为在这里能找到什么‘客观的、纯粹的描述’，显然错了。倒退到这种几乎完全是伪科学的地方，何益于我们对付这些特殊困难呢？”[22]波普尔相信社会和历史的芜杂表象掩盖了科学发展的真正规律，干扰了科学的自足发展，唯有将科学从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中抽象出来，才可能为科学的进步制定合理规范。因而他建构的科学进化的逻辑形态完全脱离科学发展的现实：科学由于猜想和批判的矛盾而通过试探和错误不断由一种理论向另一种理论过渡，大胆的猜测和严格的反驳是科学最主要的原则和方法；科学本身自有的目标、标准和方法不受，也不应受到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因素的影响。波普尔进而将知识的发展与生物进化相比较，认为科学批判与生物的生存竞争和自由选择间存在本质上的相似，认为“它（客观知识的方法和逻辑——引者注）虽然描述第三世界的发展，但也可以解释为生物进化的描述。动物甚至植物也是问题的解决者。它们也用竞争性的试验与解决和排除谬误的方法解决它们的问题”[23]。从而使他构筑的逻辑形式的科学发展模式更加抽象，更加缺少社会历史性和现实性。
不可否认，任何时代科学的发展都包括了猜想和批判的要素，体现出人类理性的批判精神和创造精神，因而，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和规范方法论脱离了一切具体的历史形态，因而是抽象的、逻辑的，同时也是深刻的、普遍的。经过波普尔这一环节，传统科学哲学关于科学通过累积而发展的观点被打破了，科学发展中的革命性和间断性被瞩目地提出了，科学不再是一个完成了的封闭的知识体系，它成了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讲，批判理性主义是西方科学哲学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事实上也只有经过这种纯粹逻辑形态的科学进化观，科学进化的历史性质和现实性才会逐渐凸显出来。因此可以说，批判理性主义既是对旧的科学哲学传统的批判，同时又启发了新的科学哲学传统的产生。
尽管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都是对科学的“理性建构”，都具有逻辑主义的形式，但这两种逻辑主义的“重建”也有区别。称逻辑经验主义的“理性重建”为“逻辑重建”更准确些，因为逻辑经验主义者试图“重建”的是科学的逻辑结构，特别是理论命题与经验命题间的逻辑结构和关系。波普尔试图“重建”的是科学的发展过程，是对科学的纵向考察。不管逻辑经验主义所说的科学的“逻辑特征”，还是波普尔所说的科学的“反驳”过程，都是科学的重要特征。但毫无疑问，这些并不能成为科学哲学的全部内容。当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将自然科学的这些方面从科学史中独立出来并当作科学最重要的内容时，他们的“逻辑重建”和“理性重建”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元科学”和“元哲学”的性质。虽然这两种哲学形式很精致、缜密，但由于它们都缺少历史的真实感，因而与科学发展的实际过程相差甚远，因而都受到崇尚“历史地再现”科学发展过程的历史学派的强烈批判。
对科学的理解仅限于逻辑的层面显然是不够的。科学是人类抽象的思维活动，科学理论具有一定的逻辑结构和形式，但科学并不仅仅是认识论和逻辑问题，它同时还是人类的一种社会行为和实践活动。人类的各种社会实践和行为必然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因而科学的逻辑也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文化背景中实现的。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宗教的、风俗习惯的……乃至科学家的心理因素（信念等）都会影响，甚至参与科学的实际进程。因而任何抽象的科学发展逻辑都会在这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发生改变或变形，从而使这一抽象模式带有强烈的社会性。作为一种方法论，对科学史进行一定的抽象并无可厚非，但如果将抽象出的逻辑结果夸大为科学发展的全部或以之替代，甚至约束科学的实际发展进程，则有“削足适履”的嫌疑了。科学不可能脱离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完全自足发展，更不可能严格按照逻辑经验主义或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的逻辑”来进行。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对科学的理性重建毫无价值，事实上，在“科学说明的范围”内，他们建构的逻辑规则和模式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但是，当科学哲学的视野扩大到“发现的前后关系”后，历史的因素出现在科学背景中，上述仅限于逻辑范围的规则的合理性就非常有限了。
离开科学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无法对科学作出科学的说明。科学根植于社会之中，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的状况以及哲学倾向都在影响和决定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水平及规律。不顾科学史的事实，单纯地研究科学语言的逻辑形式或对科学的发展作理性建构，都会得出片面、错误的结论。与逻辑主义者不同，历史学派的许多成员谙熟科学史和科学现状，因而他们的科学哲学更多地是建立在对科学史考察的基础之上。历史学派开创者库恩首先是科学史家，然后才是科学哲学家。他在长期的科学史研究中洞察到传统科学哲学存在的问题，才建立起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正如他所说，他的新科学观是“可以从科学研究的历史记载浮现出的科学观”。[24]这表明，历史主义者开始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和考察科学：从逻辑取向改为历史取向，从静止态度改为发展态度。在历史主义者看来，科学本质上是一种人文事业和社会事业，科学知识则是历史的结果，传统科学哲学与科学的实际发展和历史相去甚远。
波普尔显然不是一个逻辑经验主义者。他拒绝将科学看成一种完成品并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他在自传中写道：“决不要让你自己被驱使去认真考虑词及其意义问题，必须认真考虑的是事实的问题和关于事实的断言：理论和假说。”[25]他猛烈抨击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原则——证实原则。通过对归纳问题的分析，他得出作为经验论基础的归纳法并不成立的结论，从而动摇了实证主义的基础。虽然卡尔纳普声称这是维也纳学派的内部分歧，但波普尔从来就拒绝这一说明。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事实上是声势浩大的反实证主义的开始。几乎在此同时，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也对逻辑经验主义逻辑地分析语言并构造人工语言模型的方法进行了批判，认为离开语言的实际使用而静止、孤立地研究语言只会造成无意义的混乱和争论。来自逻辑经验主义的奎因则指出，逻辑经验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两个教条（经验证实原则、综合真理与分析真理存在绝对区分的原则）都是不可靠的，从根本上动摇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基础。20世纪50年代，这一反实证主义的潮流在科学哲学内部表现为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兴起并取代逻辑经验主义成为科学哲学的主流。与波普尔相比，以库恩、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是全面的、根本的和彻底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将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扩展为对逻辑主义的批判。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由于具有浓厚的逻辑主义性质，因而也成为历史学派的批判对象。而波普尔本人事实上非但未能完成对逻辑主义的批判，在方法论上还与逻辑经验主义具有共同的渊源。